即将来临的中美环保战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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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的中美环保战争
即将来临的中美环保战争
“不远的未来，世界会面临一个不长不短地通货膨胀时期，世界热点冲突不断，中亚再一次成为大国的坟墓，‘人权、民主’不再是美国的武器，用来打压中国的，将是‘环保’这个新帽子。
”——乾坤，2009年4月15日写于网友天地论坛《有关石油的……》帖
序篇环保运动的起源
在开始环保话题之前，不能不首先回顾一下西方的环保运动的发展历史，尤其是环保思想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以及必需提及的欧洲绿党政治。
讲一句题外话，读者其实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欧洲绿党对达赖之流如此热情？
达赖等人正是借助佛教的自然主义思想获得绿党尤其是深绿派的支持的，从欧洲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文化基因来看，哪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打出环保牌，天然地在道德上将占据制高点，就如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牌一样。
一、西方环保运动的思想起源：
浪漫主义思潮
欧洲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也带来了废气、污水和大量的工业垃圾，首先对这些表示担忧和不满的，主要是艺术家、作家和诗人。
如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卢梭，就首先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在18-19世纪的欧洲、美国，浪漫主义成为一种潮流，出现了一大批浪漫主义诗人、作家、艺术家，如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德国的费希特、谢林、歌德、席勒，美国的爱默生等，他们写下了大批反映和描写“自然”的诗歌和其它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谋求一种隐喻以把好的纯朴的自然状态与（假设的）邪恶的人为行动和科学工业世界的败落及世界观相对比。
因此深入我们头脑的自然观念原本是浪漫主义话语的一部分以及对肆无忌惮的机器与工业系统对所有自然的东西的入侵和破坏的批判”。
（[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浪漫主义对自然的认识，虽然缺乏严密的科学的论证，但是基本上还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这些作品的传播，对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8世纪英国思想家怀特是近代西方系统表述生态思想的第一人。
其代表作、出版于1789年的《塞尔波恩的自然史》既是英美自然史学说的奠基之作，也为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怀特把塞尔波恩近郊作为他的观察点，发现他所看到的一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处于变换中的统一生态整体，而每一种存在都对那块天地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据此，怀特得出堪称给现代生态学奠基的重要结论：
“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师!
”怀特的生态学概念包含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是发现、享受自然间田园式的和谐，指出自然的经济体系神秘而完美，仿佛“嘲弄着人类欲知其详的自尊”。
生活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伟大浪漫主义生态思想家梭罗则被认为是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把浪漫主义自然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和怀特一样，梭罗坚持人类必须学会使自己去适应自然的秩序，而不是寻求推翻自然或者改变自然。
这位备受今人景仰的思想家提出值得每一个后来人深思的问题：
“是地球要由人的手来改善，还是人打算生活得自然一些，从而也安全一些。
”美国生态史学者唐纳德·沃思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一书中说：
“这些人热切地感到，失去了自然的富有活力的洪流的接触，就是邀请疾病进入他的体内，导致灵魂的衰亡。
因此，不与生态共同体联结在一起，就会有缺陷，就会生病，就会破碎，就会死去。
”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及其他作品中，梭罗留下大量赞颂自然和谐美妙、鞭笞人类虚妄无知的激情文字，提出了崇敬生命、保护荒野，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等主张，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些文字成为现代生态思想家以及绿色和平组织汲取思想养料的宝库之一。
唐纳德·沃思特得出如下深刻结论：
象梭罗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们“不可避免地要与人文主义的道德传统发生冲突。
人文主义者几乎可被称为反自然主义者”。
唐纳德·沃思特指出，“在浪漫主义的信仰中最能共同接受的主题，是把自然当作一种精神源泉，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后的缪尔和史怀泽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前者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后者主张“敬畏生命”，稍后的利奥波德则在《沙乡年鉴》中，用精美的描写自然的散文，提出“土地伦理”思想。
显而易见，自然主义的“绿色生态”与反自然主义的“以人为本”形同冰炭、水火不容。
二、美国的资源与荒野保护运动
美国环保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
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的出现,与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严重的生态破坏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是一个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美国能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商业、矿业、牧业和农业依次将美国的西部开发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自然资源遭到了惊人的浪费和破坏。
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贯穿了美国西部开发的始终,在移民西进的过程中,“他们清除了土地上的自然植被他们差一点砍光了从大西洋畔一直伸展到大平原区的一望无际的硬木森林;他们杀死了绝大多数为捕兽者所遗漏的野生动物;他们还使一度清澈的河流中填满了从被侵蚀的田地上冲刷下来的泥泞。
但更严重的是:
他们毁坏了土地本身。
”这场被标榜为征服大陆的美国西进运动,造成了自然的严重破坏。
有学者指出,“19世纪美国开发利用森林、草原、野生动物和水资源的经历,是有史以来最狂热和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
”
到19世纪末,在美国开拓大陆边疆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已经意识到自然和荒野的价值,并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890-1920年,美国兴起了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它是美国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高峰。
荒野保护的哲学基础是浪漫主义,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亨利·梭罗（1817-1862）,主要代表人物为约翰·缪尔（JohnMuir,1838-1914）。
梭罗是一个超验主义者,其代表作是《瓦尔登湖》。
梭罗相信,“人可以通过认识自然来认识自身”,“自然在人与上帝的沟通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自然是有生命的,它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
梭罗的思想中有自然中心论的成分,其主张成为日后荒野保护运动的思想基础。
约翰·缪尔是继梭罗之后美国最著名的荒野保护主义者。
他以笔为号角,呼唤公众注意自然的美学和精神价值,从而影响并敦促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区。
他还领导创立了美国第一个自然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
荒野保护实践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创建的一些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大多是一些自然奇观,但国会批准建立国家公园的初衷并“不在于自然保护和荒野保护”,只是因为“它被看成一件值得放到博物馆的古玩,可以供人们观赏”。
1872年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此后建立的还有:
阿迪朗达克国家公园（1885）、约塞米蒂国家公园（1890）、红杉国家公园（1890）、雷尼尔山国家公园（1899）、火山口湖国家公园（1902）等。
如果说荒野保护运动主要强调自然的审美与精神价值,那么资源保护运动的哲学基础则是理性主义,它从经济的、功利的角度来说明合理规划及使用自然资源的必要性。
吉福特·平肖（GiffordPinchot,1865-1946）是资源保护运动的主要代表,他的许多主张引起了政府当局的重视并被采纳。
20世纪初,资源保护运动在美国兴起,保护自然资源开始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期间,建立林业局和农垦局,推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其政绩主要包括:
在干旱地区兴修水利,增加国有林地保护面积约1.5亿英亩,创立野生动物保护区51个。
1933-1943年迎来了美国环境保护的第二个高峰。
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自然灾害不断。
为摆脱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资源保护立法,以工代赈,植树种草,兴修水利。
其中,成效最为卓著的是对田纳西河流域的综合整治、对美国大平原尘暴重灾区的治理,及在西部兴修的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
20世纪早期的资源保护运动虽然和现代环保运动存在联系,但就其本身而言,局限性还相当明显:
当时的环境立法,“主要是有关单个问题的以利用为导向的部门性协议和立法”,“其目标主要是对它们的开发进行管理,并维持其经济上的有用性,而不是保护它们本身”。
就被纳入保护范围的自然资源而言,生态系统中的物种被人为地进行道德区分,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甚至将一些食肉动物作为害兽,加以消灭,这就说明在当时人们对物种间相互依赖的生态学规律缺乏基本的认识。
从主导的思想观念来看,自然资源仍然被公众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为的自然破坏司空见惯;资源破坏往往被归咎于技术,而没有将其与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
从主要的资源保护组织的性质来看,它们基本上是有钱人的户外休闲俱乐部,资源保护运动缺乏社会基础和大众参与。
在这一时期,生态学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克莱门茨（FredericClements,1874-1945）的顶级演替学说,同时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7-1948）提出了“大地伦理学”,从伦理学的角度论证自然保护的必要性,他的《沙乡年鉴》后来成为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圣经。
三、罗马俱乐部与《增长的极限》
20世纪中叶以来，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所谓“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其中，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
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是一个由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团体，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同时激励那些能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思想库。
作为全球最权威的智囊团，以灵活的结构来囊括世界最优秀的精英人才，超脱于任何国家、政党、团体之外的组织形式，使罗马俱乐部的决策分析拥有真正的公证与权威，罗马俱乐部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趋势预测一贯保有惊人的准确性，很多已变成了当今世界的政策准则，挽救着危机边缘的人类社会。
它的经济战略决策，诊治了无数濒于崩溃的政府机构和经济团体。
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它的成员没有一个担任公职，他们不囿于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的或国家的观点，但他们认为人类正面临着复杂而相互联系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能应付的，甚至也不能把握它们的基本内容，他们重在讨论研究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类困境中的问题，促进对全球系统的多样但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全世界制定政策的人和公众都来注意这种新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具有首创精神的新政策和行动。
比如：
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退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混乱等这些给人类和所有国家造成不安的复杂问题，都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计划。
罗马俱乐部把这些问题称为“世界性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在一切社会里都出现了，具有共性；这些问题包含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它们相互作用着。
197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
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
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
其主导思想从该书的副书名“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上一目了然。
全书分为“指数增长的本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均衡状态”五章，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这项耗资25万美元的研究最后得出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的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结论。
该书向当时对财富增长抱着无限憧憬的人们敲响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警钟。
作者告诉人们：
“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
”同时警告说“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费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
这个行星上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
”书中以各种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将会继续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
该书还指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而且，“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零增长”是罗马俱乐部发展现的核心。
这篇报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达到了超过四百万本的销量。
尽管理论界对此仍有争议，有人甚至写过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来进行反驳，但这本书仍可以说是人类对今天的高生产。
高消耗房消费房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一起成为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从那时起，特别是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世界发展态势被罗马俱乐部不幸言中。
罗马俱乐部的危机警报终于得到了广泛认同。
严酷的现实开始促使人们开始正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步认识到自己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开始相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类借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会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在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捷足先登，我们的子孙也许将不再知道森林，不再能享受森林的美；开始明白世界已失去平衡，人类正面临着困境。
四、绿色政治运动
1、绿党
绿色政治运动起源于冷战时期，经历了从街头政治到组建政党，再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重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R·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
用了整整四年的功夫查阅了官方和民间有关杀虫剂使用和危害情况的报告,详细说明,滥用杀虫剂导致环境被严重污染、生态造破坏,危及人类身体健康、后代的繁衍和文明的发展。
它像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这所有的一切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
《报告》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在过去实际上被人们搁置一边的生死攸关问题的重大领域”。
1960年代末期，欧洲从狂热的共产主义，极端的民主意识，性解放等等的自由理念中，逐渐形成一支绿色政治运动队伍，以环境保护、反核、可持续能源等作为其政治诉求，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作抗争与改革的活动。
这样的绿色运动最先在斯堪地那维亚的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德国开始发展。
初期经常有相当激进的街头抗争与国际性的干预行动。
最初是部分民众不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巨大破坏，进行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1970年代，绿色团体组成政党掀起群众性环保运动。
1977年４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了盛大环保游行，在全国各地，人们高呼着保护环境的口号，在街头和校园，游行、集会、演讲和宣传。
随后影响日渐扩大并超出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最终形成为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环保活动。
1970年的地球日，被公认是在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拉开序幕之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走向高潮的一个标志。
60年代后期70年代，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造反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在此基础上，“自然之友”、“峰峦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卫士”、“布仑特兰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推动着作为国际社会一种市民运动的“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其影响日益深入，并渗透至社会的每一角落，形成所谓“绿色政治化”的局面。
国际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在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绿化”，促进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战略与生产生活方式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绿色运动更是与妇女运动、和平反核运动相响应，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安全的社会。
1980年代，各国绿党逐步进入各国议会政府，通过参政议政实施自己的绿色理念。
绿党成为欧洲社会的一支新兴力量。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退居次要地位，国际关系进一步缓和。
西方绿色政治运动在组织上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是绿党组织数量增加。
自从1973年欧洲第一个绿党“人民党”在英国诞生，绿党就开始在欧洲政坛异军突起。
1979年至1980年初，瑞士、比利时、西德等国绿党先后进入国会。
1990年，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绿党先后进入国家政府，大多数绿党进入地方性政府和议会，政党政治成为生态政治运动的主体。
1994年德国绿党成为德国第三大党，1998年起，绿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成为德国执政党,开辟欧洲绿党执政的新时代。
到2003年底，欧洲大约已有51个绿党。
尽管绿党从总体上看远比主流政党弱小，但它填补了主流政党留下的政治真空，从而使自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主流政党理想的执政伙伴。
二是绿党国际化程度提高。
冷战时期，各国绿党虽然有共同的理念，但是并不互相联合，大都局限于本国事务，仅仅是设立了西欧生态团体协调局。
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各国绿党希望以新的组织形式将其扩大到整个欧洲，加快了国际合作的步伐。
1993年，欧洲绿党联合会成立，宗旨是建设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欧洲，同其他大陆绿色政治组织联系，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即“绿党国际”。
由于绿色政策的国际性和符合现代环境问题迫切需要的共通性，由欧洲各国绿党所组成的欧洲议会次级团体“欧洲绿党联盟”成为欧盟议会中最有跨国联动性的欧洲政党。
2004年2月，来自欧洲29个国家的32个绿党组织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欧洲绿党（EGP）成立宣言，成立第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党。
2、政策主张变化
（1）、从“深绿”退到“浅绿”。
西方生态政治运动具有后现代特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产物。
“深绿”是绿党的原始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张有机整体论与生物权利论，强调生态先于一切，否定经济增长论。
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中央集权一元政治，目的是取代工业文明整体架构，建立无等级、无中心、泛道德的生态社会。
早在80年代初，一些国际环保NGO采取一些激进的做法，影响政府决策以进行保护动物的环保行动，而此后，社会各界都意识到，“深绿”的做法可能同时也会给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带来伤害。
如1983年，在一家环保NGO的影响下，欧洲议会立法禁止了幼海豹皮在欧洲出售。
然而，事后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尽管小海豹被保护下来了，但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圈的10万伊努特人，那些自祖先起就把海豹作为他们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来源的人们，却失去了重要的生活来源。
在禁售海豹皮后的数年，加拿大北极圈内经济衰败，一个小小的克莱德里弗村，就有近半数人不得不靠救济金过活。
这种“深绿”的环保观点和做法，随着理性思潮的抬头，变得温和和寻求多方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90年代以来，绿色环保的哲学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渐渐形成共识，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同意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主张环境保护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这标志着绿色环保理念从“深绿”走向“浅绿”。
90年代后，浅绿和红绿哲学居于生态政治运动的主导地位，出现了生态中心主义向人类中心主义的部分回归。
不走极端，反对藐视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不要人类利益的极端生态中心主义。
保护环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人类利益为尺度，浅绿的人类中心主义缓和了绿色运动对现实社会的冲击力，增强了生态政治运动的可接受性，为绿党进入议会政治并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红绿执政联盟提供了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绿党重新审视和调整了自身的策略走向，放弃了一些原来的政治特质。
比如，放弃了“小型化、社区化甚至家庭化的方式”和“小国寡民式的经济单位”，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各国的政治角逐，这极大地提高了在现实政治中的参与绩效。
绿党较好地处理政策与策略、政策的原则性与执行的灵活性、目标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力图为人类提供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2）、从环境到社会。
绿党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环境问题，对其他社会问题关注较少。
但是，仅仅作为环境党、生态党，作用范围有限，绿党要争取更多的社会影响，必须在内涵和外延上扩大，向多层次关注人类未来的非单向性政党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单纯强调和平、发展演进到主张建立多极世界，推行有序的全球化，实现世界和谐稳定，谋求国际影响。
其国际视野更加开阔，关注点也向传统政党靠近。
欧洲绿党反对单极世界，主张建立力量均衡的多极世界；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由于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缺乏对人权的尊重、世界范围的社会不公正和环境恶化造成的。
绿党认为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主张给予第三世界国家援助，促进他们的发展，减少他们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建立一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全球化导致自由市场在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掠夺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生态危机全球化趋势加剧。
绿党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负首要责任。
以私有制为基础并且以追逐利润为惟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必然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然造成生态危机。
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把一些有害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工业甚至垃圾转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把第三世界国家当作原料仓库和垃圾场。
这是生态殖民主义,是一种新的生态犯罪,是资本主义惟利是图、不计后果的本性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倡导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
3、斗争策略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党逐渐改变了对传统政党的看法，以求扩大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获得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同。
绿党曾经强调在思想上与传统政党彻底划清界限，想超脱于阶级之外,诚心诚意地创造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这势必对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政党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但是绿党无法摆脱西方政治文化的深刻烙印,因为绿党虽然将自己看作是超阶级的政党,但其政策主张明确提出反对核武器,反对传统工业,反对剥削等,这些必然与在这方面有自己利益的阶级集团发生冲突,因而并未真正超脱阶级、超越左右派别。
同时,绿党所提出的目标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巨大,有些甚至带有空想的成分,在实践中,绿党也面临着很大的障碍与困境。
因为大多数人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这意味着绿党所提出的价值观无法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决定了绿党缺乏传统政党所具有的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
绿党提倡基层民主制是有吸引力的,但在当前体制下,要传播实践绿党的价值观,必须借助于议会选举。
两极格局终结后，原苏联东欧国家垮台，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
一些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脱离原来的党，纷纷加入绿党，使绿党分化为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
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出现的中左政府联合执政浪潮及与之相伴的“红绿联盟”现象，使绿党的斗争主题从群众运动转向了传统绿党最先拒绝的政党政治。
由于要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权衡,绿党不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主张,它开始在其基本立场比如反战方面作出某些让步；也由于绿党重点放在谋求参政执政，损耗了绿党的政治资源，引起传统支持者反对。
尽管如此,绿党的支持者均表示,绿党只有执政,才有机会直接贯彻自己的理念,绿党也正是在一种妥协的温和执政中尽力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施政纲领。
第一章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
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是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的继续和发展,除了对早期的资源和荒野保护仍然给予关注之外,它以生态学为理论武器,强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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