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载沣军事集权论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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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载沣军事集权论略

简析载沣军事集权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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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亲王载沣是清朝最后三年的实际统治者。

载沣虽然在其摄政期间努力加强对中央及地方军权的控制，形成了形式上的军事集权，但是并没有真正掌控军权。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对军权控制不力的载沣无法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不得以向袁世凯妥协，交出清廷的全部权力，军事集权最终失败。

本文通过分析载沣军事集权的动因及晚清时局,论述其军事集权失败的原因。

　　一、载沣军事集权的动因

　　1.巩固皇权，挽救大清

　　1908年末，光绪皇帝和实际掌控大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

鉴于新皇帝年幼,实际掌权的是其父亲醇亲王载沣。

摄政后的载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一是皇权被削弱，二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

　　咸同以来长期形成的外重内轻的局面到了载沣摄政之前达到了顶峰，皇权被严重削弱。

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袁世凯，甚至可以左右大清的朝政。

新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深为忧虑，尤其是对袁世凯与奕劻的相互勾结非常担心。

载沣的弟弟载涛回忆说，他对袁世凯的担心有三点：

一是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位;二是袁世凯通过向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行贿，并结成同盟;三是京城附近的陆军将领和几个省的督抚都是袁世凯提拔的，可能与袁有秘密勾结。

以上三点让载沣非常担心，有一种“大权旁落,徒拥虚名”的危机感。

这种局面是载沣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加强军事集权，将地方军权收归中央，掌握在以自已为首的满清贵族手中成为载沣摄政后的首要目标。

　　2.使德之行，迷信军权

　　在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期间，德国要求载沣作为专使代表清政府到德国谢罪。

德国之行让年轻的载沣大开眼界，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德国皇室的威势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向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取经。

亨利认为德国的策略是皇室一定要掌控军队，且“皇族子弟要当军官”。

据曾经做过清朝禁卫军秘书处长的恽宝惠回忆，载沣看到德国皇族成员很小的时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促进了国家的强大，他很想效法德国做法。

德国之行让载沣领悟到军权的重要性，坚定了他军事集权的决心，甚至对军权过分迷信。

当时张之洞对载沣设立军谘处进行军事集权、在军中安插满洲亲贵的做法提出异议，提醒载沣军事集权可能激化各方面矛盾，造成严重后果。

但迷信武力的载沣不为所动，认为只要“有兵在”就不怕。

　　3.晚清中央军事集权的延续

　　清廷的中央军事集权在载沣摄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甲午战争失败前的十几年，清廷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及北洋水师来维护京师安全。

甲午之战中，淮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廷需要新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京师的安全，同时也给确立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创造了机会，清廷以此为契机，着手增强中央军事实力。

　　1894年11月，清廷在中央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督办军务处，由荣禄来主持，目的是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以取代地方勇营，力图削减地方督抚的军事大权，增强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实力，逐步改变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外重内轻的格局。

后来将中央直接控制下的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其中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

但是，武卫军却在庚子之役与八国联军作战中损失惨重,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为在山东没有参战得以幸存,其他四军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几乎损失殆尽。

　　庚子之役后，清廷盯上了驻防江苏的自强军。

自强军仿照德国营制，采用近代化的装备，是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之一，由曾经任过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编练，后来张之洞虽调往他处，这支军队还驻防在江苏。

1901年，清廷将江南自强军调往山东交由山东巡抚袁世凯训练。

这样，清廷不动声色地夺取张之洞经营多年自强军。

后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当时中国最强的两支军队自强军与武卫右军承担了拱卫京师的重任。

　　自从清廷命袁世凯编练新军后,袁氏的军事实力迅速得到增强,尤其是北洋六镇练成后，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都远远强于其他各省新军，更何况从数量上看，其他省份最多也就是一镇一协，而北洋则是六镇，是其他各省无法以比拟的。

袁世凯军事实力的增强，引起了满洲亲贵们的不满和担心，他们对袁植私党于新军非常担心,怀疑袁有异志。

可以说,清廷非常重视中央军事集权，袁世凯军事集团的崛起对清廷的统治已经构成威胁，这在部分满洲亲贵中已经形成共识。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并练兵处于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划北洋之一、三、五、六镇归陆军部，以凤山为督练大臣”。

袁世凯的军权被严重削弱。

　　二、载沣军事集权的措施

　　1.排除异己，削减地方督抚军权

　　载沣监国摄政后，影响其军事集权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袁世凯。

以载沣、载涛、毓朗为首的亲贵集团对袁世凯非常担心和害怕，因为驻扎在北京附近的北洋各镇陆军除第一镇外，其他各镇都是由袁世凯训练的。

亲贵们认为，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已经没有人能够钳制住袁世凯了，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北京，则对大清王朝后患无穷，所以他们迫不及待“首谋去袁”，但又不敢直接杀掉袁世凯，只能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其去职赶出京城。

　　袁世凯被去职赶出京城后，载沣又将亲贵中任陆军部尚书的铁良排挤出京城，到南京任江宁将军。

铁良在满洲亲贵中能力较强，对于练兵“既有经验，亦有办法”，因为受到奕劻的提拔和信赖，为新贵们所不容。

众所周知，奕劻早为袁世凯所收买，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执掌兵权的就是奕劻信赖的陆军部尚书铁良了。

亲贵们认为要扳倒奕劻先要扳倒铁良。

铁良被迫”托病”离开陆军部尚书位置，他们仍不放心，担心铁良在京城与陆军各镇军官暗中联络，“亦无异于亦劻潜势力存在”，载沣就让铁良到江宁任将军。

　　载沣一方面在中央排挤袁世凯、铁良，另一方面又着手削减地方督抚的兵权。

载沣摄政前，总督、巡抚都拥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权，可以调动部分军队，载沣摄政后削夺了他们的军权，如果地方督抚想调动指挥军队事先“须先电达军谘府”。

载沣的做法引起了地方督抚的不满，陈夔龙、瑞澂上奏想争回这个权力，但是载沣强硬地回绝了他们。

　　2.安插亲信，培植军事势力

　　载沣监国摄政后，加强军事集权的第二个措施就是安插亲信，培植军事实力。

首先，他先让一个兄弟载涛掌握禁卫军，另一兄弟载洵掌控海军;其次，把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后改为军谘府，地位得到提高，相当于“总参谋部”，任命载涛为军谘大臣，所有的军务由军谘府掌控。

　　袁世凯下野后，鉴于他在军中强大的潜力和影响力，载沣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削除袁世凯在北洋军的影响力。

载沣采取的措施是拉拢一些留学生“以代替袁势力”。

他让留德的荫昌为陆军部尚书，留日士官生良弼为禁卫军协统，并将留日的士官生吴禄贞安插在北洋军中，命他为第六镇镇统制。

另外，载沣加紧编练新军，以期早日实现三十六镇的目标“用以抑制袁世凯的潜势力”。

　　载沣的军事集权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出现“中央军权，握于亲贵”及“北洋将帅郁郁不得志”的局面。

三、载沣军事集权失败的原因正当载沣进行军事集权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很快控制了武汉三镇。

革命烽火迅速燎原，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面对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清廷调动军队镇压革命起义时却发现，精锐的北洋六镇根本不执行清廷的命令。

载沣在无奈之下不得已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据此不断向清廷索要权力。

面对如此困境,清廷只得满足袁世凯的要求，向他交出了全部军事大权，载沣军事集权彻底失败。

载沣军事集权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1.北洋军主力仍然掌控在袁世凯手里

　　1908年12月，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袁世凯似乎远离了政治中心，但是他在北洋军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旧部仍然布满各地,北洋各镇统制仍是他提拔之人。

相对于大清朝来说，这些人心目中只有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被迫去职，但是他们还是希望他早日东山再起。

袁自回到彰德，至再出督师，为时将近三载，他的潜势力依然存在。

他重执朝权,仍是得力于北洋六镇。

　　载沣虽然想在北洋军中插入自己的人，试图掌控北洋六镇，但留给他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完全掌握北洋军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为了镇压革命，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的两个镇前往湖北镇压起义。

荫昌与冯国璋途经河南时，到彰德看望袁世凯，向他征求意见。

袁暗示老部下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

冯国璋心领神会，遵命而行。

于是北洋军虽南下，却行动迟缓，徘徊不前。

而身为总司令的荫昌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镇压起义成了空谈。

此时的荫昌明白问题的症结，“知袁不出，则将士不用命”,只得“奏请以袁督师”。

为了镇压南方革命党起义，载沣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交出大清王朝的全部军权。

袁世凯执掌大清王朝的军权后，迅速将载沣排挤出大清王朝政权之外。

从此之后，载沣失去了对大清军权的掌控。

　　2.各省编练新军被革命党渗透，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

　　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0年庚子之役的惨败使清廷认识到八旗军、绿营兵及湘淮军无力维护其统治，下定决心仿照西方列强编练新军。

近代化的新式军队不同于以往的旧军队，它要求新军军官具备一定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军事常识。

晚清大批知识分子抱着救亡图强的志向，纷纷出国留学。

近邻日本成为许多留学生的首选地，许多人进入日本的军校，学习近代化的军事知识。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各省督抚的招募对象，许多人成为新军中的骨干，载沣摄政期间为削弱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也大量重用这些归国留学生。

　　但是这些留学生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他们在国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留学生成了同盟会中的一员，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第五、第六期的330名留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就不下百余人。

他们回国后参加新军，成为反清的骨干力量。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南方发动多次起义失败后也把工作重心向清政府编练的新军转移，许多同盟会员加入新军，如江苏在全国首先采取征兵制而组建新式军队，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投身其间。

有些革命党人成为新军中的高级军官，做到协统、统制（相当于旅长、师长）级别，如同盟会员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另一同盟会员张绍曾任二十镇统制。

这些人进入新军后，秘密策动新军起义，推翻大清王朝。

因此，清廷投入大量精力编练的新军却没能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依靠力量，反清起义的主力正是大清朝用来维护其统治的新军。

武昌起义后，除了北洋军和禁卫军外“,新军皆离中央而独立”。

　　3.任人唯亲导致清廷内部矛盾重重，各派之间离心离德

　　载沣执政后任人唯亲，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尤其是他的两个兄弟载洵、载涛都身居要职，这不仅导致了许多汉族大臣的不满，甚至许多满族亲贵也对载沣不满，出现了离心离德的局面。

朝中亲贵之间各有各的打算，互相争斗，亲贵之间“各引用私人，互争私利”，虽然朝中也有精明能干之人，但“为所牵率,亦不免逢君之恶”。

　　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后也想力图挽救危机、振兴大清王朝，本人也很勤政，在监国摄政期间“日至乾清宫听政”，“颇自励，章奏皆亲批阅”。

然而其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实施军事集权，导致地方督抚大权被严重削弱，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出现了“疆吏不复负责，内重外轻，时争意见，国事不可为矣”的局面。

军事集权操之过急，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这是载沣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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