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学分论.docx
《中国文物学分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文物学分论.docx（10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文物学分论
第二章中国文物学分论
第一节 青铜器
用铜或铜的合金制造的工具、武器、器皿以及乐器和装饰品等称为铜器。
铜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
人类开始以天然铜锻制小件工具或饰物，继而发明冶铜技术。
天然铜和早期冶炼的铜没有掺入其他金属，称为红铜。
后来在铜中加适量的锡，以降低熔点并改善硬度，即为锡青铜；加入适量铅的称为铅青铜，通称青铜。
此外，还有含一定比例锌的黄铜，含一定比例镍的白铜。
中国古代的青铜主要指锡青铜和铅青铜两种。
一、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
（一）青铜器的起源（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世界范围内，铜器的起源很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天然铜饰物，年代约为公元前第8千年，有人认为最早的冶铜技术是前第4千年前后在土耳其、伊朗境内出现的。
中国商周青铜艺术是非常辉煌的，但中国青铜器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古发掘资料足以说明问题。
截至目前发现的有关早期铜器的资料有：
1956年在西安半坡、1973年在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各发现一个铜片，两个遗址依碳一14测定分别距今为6000多年和5000多年。
经有关方面测定，半坡的铜片为含镍20％的白铜；姜寨的铜片为含锌25％的黄铜。
学者们对两件铜片持有不同看法。
1977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和1975年在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遗址各出土了一件铜刀，前者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后者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两者都是锡青铜，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
五十年代以来，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常常出土以手工工具和装饰品为主的红铜和青铜制品，有刀、斧、凿、匕、锥、钻头、指环等。
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的尕马台还出土了铜镜。
经测定，齐家文化铜器中，红铜、锡青铜和铅青铜皆有。
两面铜镜皆为锡青铜所制。
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它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末期向青铜文化过渡时期，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现有红铜与青铜制品。
如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有青铜炼渣；特别是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H617中，出土了一块残铜片，被认为是铜鬶腹底的残片。
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铜锌合金的铜锥等。
以上这些发现，在器物形状上多为小型工具或饰物，极少有青铜容器的发现。
在成分上包括红铜、青铜及黄铜，成分组成很不稳定。
这正是铜器起源时期的特征，我们称之为早期铜器。
早期铜器时期即铜石并用时期，在时间上包括从距今6000年到4000年之间。
（二）青铜器的初步发展期（夏代）
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标帜性成就，是在夏代出现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青铜烹煮器、酒器、兵器和乐器，还有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的牌饰等等。
目前的考古发现为夏代晚期的青铜器，早于此的器物还不大清楚，但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已采用块范铸造技术，器壁匀称，有数种多寡不同的青铜礼器发现，其中铸作较精的器物表明，夏代晚期的青铜器已不是原始的青铜铸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和进步。
夏代青铜器的种类虽然还不很多，但已出现了爵、斝（温酒器）、盉（酒器或水器）、鼎（饪食器）等器类。
由此可以看出，以酒器为主的商代青铜礼器的特点在夏代的遗存中已经有了初步的体现。
也就是说夏代的青铜器，已为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体制提供了雏形。
因此，夏代应该是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初步发展时期。
（三）青铜器的高度发展期（商代和西周时期）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铸造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大型器物开始出现，郑州张寨杜岭出土的两件方鼎重量已达86.4公斤和64.25公斤，而且造型准确。
很多爵和鼎、鬲的口缘往往有一圈加厚层，显然是为了防止过薄产生破裂。
早期青铜器铸作水准较高的另一方面是纹饰的线条边缘极其清晰峻深，有的甚至相当劲利。
这反映了制范技术甚为成熟，有着很好的镂刻控制能力。
同时，这一点也和早期青铜器的铜锡合金成分中含铅量较高有着一定关系。
此时青铜器含铅量高的器物外观效果很好，但是对于实际使用是不利的，这一点当时的人们未必了解。
早期青铜器特别是二里岗上层的某些器物，已经出现分铸的技术，壶和盉的提梁，能够提系摆动。
从浑然一体的合范铸造，到能掌握分铸技术，从而生产比较复杂的器形，无疑是一显著的进步。
其次，商代早期的器形种类已经比较为多，尤其是礼器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系统，其中食器有鼎、鬲、甗、簋等，酒器有爵、觚、斝、壶、盉、尊等，水器有盘等。
此外，还有兵器戈、戟和工具镂、斧等。
商代晚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
特别是以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器形种类更加丰富，在装饰上出现了“三层花”式的装饰构图，花纹繁缛。
铭文逐渐加长，由一、二字（族氏徽记）发展到三四十字（记事形式）。
西周时代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青铜器铸造业较商代更为兴旺发达，不但青铜器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铸造方面达到了更高水平。
从青铜器本身特点上看，西周初年多因袭商代晚期特征，庄严、厚重是其主要风格，大量的长篇铭文已经出现。
中期则形成了本时代的特征，铭文已有了规范的格式。
晚期青铜器的形制、种类没有明显增加，纹饰开始走向简化，长篇巨著性的铭文较多。
比较重要的西周青铜器资料：
（包括墓地、窖藏、传世品以及零散出土物）
贵族墓葬：
1、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1983－1986年共发掘390座西周墓，包括四座带墓道的井叔墓。
时间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而且每期都有青铜器出土。
2、长安普渡村西周墓：
1954年发掘，著名的长囟盉就出土于此墓。
时代约为穆王时期或稍晚。
3、长安花园村西周墓：
1981年发掘，共12座西周墓，其中M15和M17出土青铜器最多。
时代大约为昭王时期。
4、扶风庄白村西周墓：
1975年发掘，出土青铜礼器10余件，年代为穆王时期。
5、陕西宝鸡弓鱼国墓地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宝鸡市博物馆在宝鸡市郊的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三地，先后发掘西周早中期的27座弓鱼国墓葬，出土较多青铜礼器。
6、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
1973—1978年共发掘61座西周墓，出土青铜礼器的10座墓均属早期，被判定为成康之世。
伯矩鬲、堇鼎、圉方鼎、圉簋、克盉等名器皆出土于此墓地。
7、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
1992—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发掘。
先后发掘8组17座大墓，经发掘者排比分析，认为它们是世次相接的八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墓，年代大体相当于穆王前后至两周之际。
出土大量青铜器。
8、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1956—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此发掘虢太子等234座墓，其中38座出土青铜礼器，年代属西周末至春秋初。
9、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1967年和1972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先后发掘9座，其中MI、M2两墓出土青铜礼器共计30余件，年代属西周早期。
青铜器窖藏：
1、扶风庄白村1号窖藏
1976年周原考古队发掘，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有铭文，最重要的史墙盘长篇铭文，前段颂扬文、武、成、康、昭、穆和时王（恭王）共七代周王的功德，后段记述本族六代事迹，加上史墙的儿子，共七代。
综合起来便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重要的标尺。
2、扶风齐家村窖藏
齐家村曾发现多起青铜器窖藏。
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一处，出土青铜礼器39件，其中28件有铭文。
属西周中晚期。
1963年考古研究所清理一处，出土有铭铜器5件，属西周晚期。
3、扶风召陈村窖藏
1960年出土铜器，1971年上交陕西省博物馆，共计19件，其中14件有铭文。
4、扶风强家村窖藏
1974年发现，共有青铜礼器7件。
5、岐山董家村窖藏
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出土青铜礼器37件，其中30件有铭文。
五年和九年卫鼎、廿七年卫簋、三年卫盉等器物就出土于此窖藏。
6、长安张家坡窖藏
1961年考古研究所清理，出土青铜礼器32件，其中25件有铭文，属西周不同时期。
7、眉县李家村、杨家村窖藏
李家村窖藏1955年发现，1957年上交陕西省博物馆，共计有铭铜器5件，年代属西周中期。
杨家村窖藏2003年发现，共出土青铜器27件，每件都有铭文，时代为西周晚期，大部分是宣王时铸造。
8、蓝田寺坡村窖藏
1959年蓝田县文化馆收集，共计青铜礼器11件，其中有铭铜器7件。
时代为西周中期。
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
1、梁山七器
清代晚期山东梁山出土，年代均属西周早期。
2、马坡铜器
传1929年洛阳东北郊的马坡出土大批西周早期铜器，总数约50-100件。
其中一组为夨令家族之器，如令簋、令方尊、令方彝和乍册大方鼎等；一组为臣辰之器，如臣辰父乙簋、士上卣和士上盉等。
3、辛村铜器
传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出土一批西周早期铜器。
如康侯簋及早年出土地点不明的康侯方鼎等。
4、克组铜器
传1890年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
见于著录的有大克鼎、小克鼎、克盨、克镈、克钟，年代属西周晚期。
5、颂组铜器
出土时间和地点不详。
见于著录的有颂鼎2件、器盖俱全和两相分离的颂簋各3件、颂壶2件，铭文内容相同，年代属西周晚期。
6、史颂组铜器
出土时间和地点不详。
见于著录的有史颂鼎2件、器盖俱全的史颂簋1件及两相分离者各3件，铭文内容大体相同，年代属西周晚期。
7、梁其组铜器
传1940年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
见于著录的有梁其鼎、壶各2件，铭文内容大体相同；又有梁其钟6件，善夫梁其簋和伯梁其盨各一件，铭文各不相同。
年代属西周晚期。
零星出土的标准器：
武王时期的利簋、天亡簋；
成王时期的何尊、大祝禽方鼎、献侯鼎、德鼎和德方鼎；
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成王方鼎、鲁侯熙鬲、宜侯夨簋；
穆王时期的鲜簋；
厉王时期的害夫簋、害夫钟；
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吴虎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
（四）青铜器的繁荣期（春秋、战国时期）
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
铸造技术长足进步。
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
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矿井遗址体现了东周时代青铜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西周晚期的基础上，只有少量变化。
春秋中期，随着诸侯国政治势力的扩展和大国之间的争霸，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重要，青铜器无论是礼仪的和生活实用的，逐渐产生了许多适应新需求的器形。
春秋晚期是铁器时代的初期，但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并没有立即导致青铜工业的衰退，相反，由于战国时代生产技术的普遍提高，使得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亦有新的发展，铸造青铜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
如失蜡法、花纹模印法等先进工艺的出现，分铸法以及错嵌工艺的进一步使用，使这一时期能够铸造出一些结构复杂的青铜器。
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其上细致精美的镂孔花纹就是失蜡法的运用；再如河南新郑出土的一对莲鹤方壶，器底与器身上的卧兽、爬兽，盖顶上展翅欲飞、引吭高鸣的仙鹤都采用了分铸法，因此，产生了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战国晚期，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而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转向规格化和朴素的风格，器表多为素面，只有铜镜的造型、花纹在不断发展。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尽兼并六国诸侯统一天下，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
历史条件的改变，社会生活的不同需求，使青铜艺术失去了滋长的养料，从而转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用器。
汉帝所封的诸侯王仍拥有奢侈的青铜器，但那也多是生活用具，且数量少。
二、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基本特点
（一）夏代青铜器的特点
器形种类：
青铜礼器有爵、斝、盉、鼎；青铜兵器有镞、戈、戚。
此外还有工具类（锛、凿、锥、刀、鱼钩）、铜铃以及镶嵌绿松石的牌饰。
造型特点：
夏代青铜器的形体都比较小，粗糙、单薄，而且在造型上往往与同时期的陶器比较相似。
说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尚处于初期阶段。
装饰特点：
青铜礼器除了圆点、圆饼状凸起和几何纹以外，还没有发现兽面纹等其他纹样，但是传世和出土的多件由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的牌饰，似乎已经形成了兽面纹的基本模式。
牌上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其它部分是抽象而不写实的。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戈的内部也出现了变形的动物纹样。
这些简单的动物纹样是商代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
（二）商代青铜器的特点
按照商代青铜器发展的状况，可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
1、商代早期青铜器的特点
商代早期主要指商代二里冈文化期，典型遗址有：
河南辉县琉璃阁墓葬、郑州二里冈、白家庄、铭功路、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二七路等地的遗址或墓葬。
另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也发现有商代早期的青铜器。
主要特点如下：
器形种类：
与夏代晚期相比，新出现的青铜礼器有：
食器类有鬲、甗、簋；组合：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组合。
。
完整的组合是：
鼎、斝、酒器类有觚、罍、尊、卣；水器类有盘。
组合:
爵、觚、罍、盘（有的无盘）。
最基本的组合是斝、爵与觚。
这种简单的组合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一定的礼制意义。
造型特点：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
容器类普遍腹部较深；鼎、鬲等食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另一耳处于两足之间，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
觚、尊、罍、盘等圈足器皆有十形大孔，前期偏晚时，十字形多成为大方孔。
鼎、斝等柱状足或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
装饰特点：
商代早期青铜器普遍施有纹饰，不施纹饰的器物少。
纹饰的布局以宽带状为主，多出现在器物的颈部、腹部或圈足。
装饰简单质朴。
主题纹饰是单层没有底纹的兽面纹，所谓兽面纹是指纹饰所表现的都是各种兽头的正视图像，这类纹饰旧称饕餮纹。
常见的饕餮纹是两夔纹上卷而成，线条粗疏流散。
另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乳钉纹、直行弦纹和人字形弦纹、鱼纹、龟纹、虎纹、蛇纹等等。
总之这时的花纹线条简单粗疏，圆转流散。
以平雕装饰为主，个别出现了浮雕，为商代中期青铜器物装饰的继续创新奠定了基础。
铭文：
商代早期是青铜器铭文的萌芽时期，所见青铜器的铭文极少，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传世铜鬲上，有一“亘”字，这是目前比较罕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铭文。
2、商代中期青铜器的特点
商代中期青铜器是指处于商代早期与殷墟文化期之间的青铜器。
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青铜器早期的特点，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
比较典型的是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也有少量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小屯331、333号墓等墓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器形种类及组合：
器形种类仍以酒器为主，在商代早期的基础上增加了瓿、壶、斗等器。
器物组合由早期的爵、斝为主，再配以觚，发展为觚、爵、斝处于同等地位。
造型特点：
这一时期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孔和方形孔比早期缩小，鼎、鬲类器物耳的位置既保留有早期的一耳与一足对立，也有三足与两耳对称，即三足分布在两耳之间，成为以后鼎的定式。
纹饰特点：
这一时期的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代早期变形动物纹，这一时期有所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如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罍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
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这类兽面纹往往双目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
3、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特点：
以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主，主要考古资料有妇好墓、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04号大墓和1040号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此外，周围地区青铜器的数量也在增加。
如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
器形种类：
仍以酒器为主，新出现的器形有方彝、扁壶、扁体觯、觥、牺尊等。
器物的组成核心由觚、爵、斝向觚、爵过渡。
造型风格：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造型已经彻底摆脱了陶器的影响，形成了具有真正青铜器艺术的造型风格。
具体特点有：
①方器出现较多，如妇好墓出土的方器就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传世品还有方觚、方觯。
方器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其造型很有特色。
②象生形铜器是这一时期新的造型风格。
有整体都作鸟兽形，但恰当地结合了器物的实际用途。
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美国佛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的兽鸟合体觥。
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尊、醴陵出土的象尊等以动物形状作为器形的。
也有一类以容器的造型为主，在某些部位作鸟兽形的装饰，如四羊方尊、双羊尊，中间是尊形，或两侧四周为羊头。
③三足器的足多为柱状足，如鼎、鬲、甗等。
④带盖器增多。
纹饰方面的特点：
出现了器物全身布满花纹的装饰。
纹饰布局普遍繁缛，而且细致缜密，极其精丽。
在主题纹饰周围多用云雷纹衬托，而且常在主题纹饰上再刻以细腻的阴线，形成了所谓的“三层花”。
方鼎、方彝、爵、觚的棱角和中线处，常用扉棱作装饰，不但掩盖了铸缝的痕迹，还增强了器物的庄严感。
纹饰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神话性动物纹，主要有兽面纹、夔纹、龙纹、凤纹等。
第二类是写实性动物纹，如蝉纹、蚕纹、鸟纹、鱼纹、人首纹等。
第三类是几何形图案，如火纹、三角纹、云雷纹、蕉叶纹、乳钉纹等。
兽面纹中过去那种作流散式的纹饰已减少，两夔纹上卷或下卷组成的兽面纹仍存在。
此外，又出现了大的兽面形式。
器物上所饰兽面纹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动物的双目极其夸张，有的内侧眼角甚至扩展延长到极限，相当突出的圆睛，平整长条形很阔的眼角和精细的雷纹强烈对比，形成了极其怪异神秘的风格。
此一时期兽面纹两侧配置的动物沿用中期的鸟纹和龙纹，还出现了鸟纹和龙纹成组配置的纹样。
这种商代主体物像两侧配置鸟纹的同类图像在较大的青铜器上常可见到。
这种作法与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与鸟纹相配是一致的。
鸟纹在商代晚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形状有长羽冠的、短羽冠的；有长尾、也有短尾。
比较商代中期以鸟头代表鸟的形象，的确有了很大的进展。
殷墟有以鸟形作为器物的重要部位，如斝柱之凤形装饰，鸟形为扁足鼎之足等。
殷墟晚期也有以鸟纹为装饰母题者，如鸟纹方尊。
铭文情况：
殷商后期铜器铭文字数一般是一个字，二三字，十几字，几十字不等。
一个字的多为族氏名，即族徽，如“友”、“举”、“鹿”、“宁”等。
有的有较短的铭文，如“司母辛”、母戊”，标明被祭祀的对象。
除族徽外，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还包括：
反映祭祀与战争、上级赏赐下级、宴享、狩猎方面的内容。
如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0字，记载了商王对铸器者的赏赐。
藏于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铜卣，有铭文47字，是目前铭文字数最多的商代青铜器。
铭文字体略呈长方，笔道雄劲遒美，行气疏密有致。
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风格：
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其代表作品是司母戊鼎铭和小臣艅（yu）犀尊铭；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劲，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书体显得遒美挺拔，代表作品有戍嗣子鼎铭。
（三）西周青铜器的特点
关于西周青铜器的分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依早、中、晚三期说。
早期：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
中期：
穆王、恭王、懿王、孝王
晚期：
夷王、厉王、宣王、幽王
1、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特点：
器形组合：
西周王朝吸取商亡的教训，对于饮酒作了种种限制。
因此，青铜器的组合与商代晚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
西周早期建立了重食器的礼器体制。
也就是说在青铜礼器组合中，食器所占的比例大于酒器。
食器主要有鼎、簋、鬲、甗、豆、盂等，中心组合是鼎和簋。
酒器有尊、卣、爵、觚、觯、觥、斝、方彝等。
水器有盘、盂、盉、等。
造型特征：
鼎 基本上保持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
主要造型有方鼎、浅腹扁足鼎、分裆柱足鼎和圆腹鼎四种。
簋 有圈足簋、方座簋、四足簋、三足簋、高圈足簋几种造型。
其中最流行的是有方座的四耳或双耳簋，数量最少的是高圈足簋。
尊 流行于早期和中期前段，常与卣配合，有时二者的铭文相同，纹饰风格一致。
西周早期主要是觚形尊，尊腹下移，圈足变矮、微侈，多有折边。
卣 是西周早期数量最多的酒器，形制的演变很有规律，由高体向宽矮发展。
成王之后，两端有兽头的扁体提梁卣大量流行，盖钮为花苞状。
早期后段，器体趋于低矮，盖钮流行圈状，盖的两端出现“犄角”。
到早期的后段，鼎、尊、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
鬲 西周早期流行立耳、直颈、高裆鬲。
与商代鬲一脉相承，差别仅在于袋足下不作锥足而作柱足。
爵 西周早期的青铜爵，仍然用得很多，但是它的形体逐渐蜕化，杯体缩小，鋬部收小，或仅可容一指。
和爵相应的觚，在西周早期已逐渐被淘汰。
但是在西周早期稍晚，周人新造一种中段极细的觚，器壁极薄，造型简洁而优美。
盉 在西周早期颇为流行，盘、盉合为一组水器；有的迳称尊彝，也担当酒器的角色。
使用比商代普遍，这是西周青铜礼器体制方面的一个特征。
西周早流行罐形盉和鬲形盉，如克盉就是早期鬲形盉的代表。
商代最重要的温器斝，到周人建国之後不再流行，这是周人在礼器上一个重要的改革措举。
目前发现的西周的斝只是个别之器。
斝的使用与否，是商周礼器的分野。
因为在商器中斝是温器，在祭祀中必不可少，显然，周人的温酒器不沿用商代的斝。
周人的青铜温酒器，主要用兕觥。
觥这类器物，在西周中期以前相当流行，西周早期的觥，形体设计重视实用性，容酒的部分更像是器物，而商觥整体像一具动物的形象。
（2）纹饰方面的特点：
西周早期青铜器装饰也是商代模式的继续和发展，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
以雷纹为地的兽面纹作主题的动物纹样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主要变化在于：
①武王、成王时出现了新颖的蜗纹，利簋和大丰簋以及西周早期的一批双耳簋、尊、卣，都饰有这样的兽纹，但流行的时间并不长，现今所知康王时代的青铜器上即已少见。
②另一可注意之处是牛头、牛纹或有牛角的兽面纹在青铜器上出现相当频繁，有的簋上甚至布有二十四个牛头，甗的鬲上几乎是清一色的牛头纹。
周人是农耕部族，牛头应是所崇敬的标帜。
③西周早期鸟纹逐渐增多。
有作为辅助纹饰的小鸟纹，也有作为主题纹饰的大鸟纹。
华丽的凤鸟纹是成、康、昭时代最著称的纹饰。
周人在青铜器上酷爱饰凤纹，自然和周人开国有凤呜于岐山之上的祥瑞传说有关。
总之，本期铜器形制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3）铭文方面的特点：
①大段铭文出现，内容比商代丰富。
西周早期青铜器与商晚期一个显著不同之点是长篇铭文的盛行。
武王时代的利簋铭文记载甲子朝消灭商国的史实（32字）；大丰簋铭文记载武王克商後祭天，颂扬功烈（76字）；小臣单觯铭文记载成王和周公平灭武庚叛乱的事件（22字）；何尊铭文记载成王的诰词，云武王克商後营建成周以为统治天下的中心（122字）；宜侯夨簋铭文126字，记载了周康王封建诸侯事；大盂鼎铭文291字，记康王诰戒盂记取殷亡的历史教训，佑助王统治天下。
在周人的眼中，铭文的重要性大约超过它的艺术欣赏价值。
所以，有些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是不施纹饰的。
②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书体的特征：
总的特征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其结构严谨精列，行款章法自如。
西周早期的书体，如果细分，约有三种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是瑰异凝重，以成王之世的何尊和康王之世的大盂鼎铭文为代表。
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结体使用肥笔，起止不露锋芒，字的大小因体而施，显得非常得体。
第二种风格是雄奇恣放。
这种铭文是继承商代末期书体风格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