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风云激荡时上海方言变化的展望和对策钱乃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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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风云激荡时上海方言变化的展望和对策钱乃荣
又到风云激荡时
——上海方言变化的展望和对策
钱乃荣
全文刊于迟志刚主编《上海文化观察》（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
一、普通话与方言如何相处
自有人类至今，世界各地一直存在着方言。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有没有方言，这是一个假问题，问题只在各地方言如何分歧和有多大分歧。
旧的差异如果消失，新的差异又会产生。
因此所谓方言与共同语能不能并存，也是个假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使共同语和方言和谐共处。
所谓“语言统一”，或者说统一一个国家的语言或统一全世界的语言，都是没有可能做到的事。
各个地域的语言、方言及其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都各有特色，与自然、民俗紧密相连，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
如果失去了各有特色的地方语言和文化，也就失去了个性特征，从人类文化整体上说，也就失去了其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个性。
语言除了地域方言差异，还有年龄、性别、阶层、文化等社会方言的差异。
有些人老是搞不懂，为什么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个国家通用语普通话以后，汉语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要永久存在呢？
只有认识了方言在汉语使用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才会有自觉的意识和驱动力去珍爱我们的方言，也是本文探讨在21世纪如何保护传承上海方言对策的前提。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五四”一代前辈学者，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国语运动的创导者都圆满地留下了正确的解答。
1．所谓标准语即国家通用语也是从方言起源的
著名的我国第一代语言学家赵元任（1980）说过：
“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
”[1]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讨论确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
胡适（1925）也说过：
“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满足了。
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2]语言不只是为了彼此的日常简单交际，语言还积累知识，是各种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最高级优美的表现形式是文学，它需要用大量细致入微的词语去表达，而且各地产生的文化作品各有个性。
2．“方言”和“语言”的定义没有明确界线
五四时代的语言学家更深刻地阐述了方言和通用语之间的关系。
赵元任（1980）还说：
“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在地理上渐变出来的分支；分到什么程度算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
比方从前罗马用的拉丁语，到后来渐渐变，变到现在，有许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们觉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几个都是不同语言了……可是要把这些语言，……比较看起来么，有些地方也类似中国的几种方言，有如北京话跟广东话、跟福建话差别这么多，……，在中国，全国方言都是同源的语言的分支，虽然有时候分歧很利害，我们认为是一个语言的不同的方言。
”[3]所以说，从语言学出发来看世界上的语言，语言和方言的界线是不清楚的。
语言区都是划出来的，划分的界线是人为的，划分的时候往往使用着非语言的而是政治和民族的标准。
欧洲的不少国家的语言差异，还没有汉语一个方言区中的两块地方差异大。
在国际语言学界，“语言”与“方言”，在地位上几乎是同等的概念。
3．通用语的语汇并不一定是最丰富的或十全十美的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的交际大有好处。
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其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
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
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书面语和口语。
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主要汇聚在上海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那样的面貌。
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
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
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角落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用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当初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
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
我国的七大方言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
社会的人都聚合在某个社会中工作、生活，这个社会总是有大家认同的共同需要和遵循的东西，同时社会中的个人和小群体也必然会有自己特有的东西。
“主体性”和“多样性”本是人类社会里人类行为及其成果的基本特征。
那种主张方言是不规范的累赘，是错将普通话看成是十全十美的语言，认为祖国语言已经无限丰富优美，或者是把普通话看成是都已“规范化”好了的固定不变的“语言库”，人们只要从中选取词语使用就行。
他们缺乏动态的语言观，不知语言最本质的特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需要吐故纳新，再好的词语群众不用了也会过时死亡。
4．群众口语中不断产生的生动活泼的新词新语是通用语发展的活的源泉
我们看到的不少文艺作品中用的白话文没有特色，只会使用些公约数词语。
这不是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者的本意。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义”之一，就是“不避俗语俗字”。
他说：
“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又说：
“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4]他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
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
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5]在这里，胡适非常清楚地将语言分为三等，要写社会真实情状，要让人物自然流露，就要用方言土语。
陈独秀、胡适亲自为《红楼梦》、《水浒》作序，就是推崇这些中国北方话文学中用了大量方言俗语的优秀白话小说。
当刘半农兴高采烈地发现和重印上海话小说《何典》时，他和鲁迅纷纷作序。
鲁迅（1926）称赞书中大量运用的生动的上海话四字格熟语说：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
”[6]刘半农（1926）也说：
“此书中善用俚语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
”[7]刘半农（1925）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
“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
”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
[8]以上三个人一致的说法，是方言有“神”。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1925）中说过：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
……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
……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
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为什么提倡国语的旗手如此赞扬方言文学和方言文化呢？
因为方言首先是母语，是人生下来的第一语言，只要跟着母亲说就会，也是最容易说的活语，不必经脑中翻译的话，是人的语言行为的最自由状态。
方言中又积累了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最丰富细致的语词，而那些不从生活中来的，不思进取的大路货语言、瘫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却是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气息的非生活语言。
接触多了，时间长了，就会侵蚀、败坏通用语普通话。
刘半农（1925）曾经说过北京人会对北京人的口白一旦改用普通白话写感到很不满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被习惯迷混了。
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
”[9]这种在脑子中已经过翻译一遍的白话文章不由自主地写出来，失却了神味还不自知，就会麻木了自己又麻木了读者的神经，如果不注意汲取群众中的新的活语，失去了“地域的神味”，进而就会造成“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文章泛滥。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写自己头脑里的母语，情形又会怎样呢？
就明清留下来的吴地人写的不少吴语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语的神韵。
阿英（钱杏邨1937）在他的《晚清文学史》中引用了李伯元长篇吴语小说《海天鸿雪记》一段文字后写道：
“方言的应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而性格，由于语言的关系也更突出，几个人的性格，虽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有极清晰的印象。
这是方言的力量。
”后面又写到李伯元描写女性在书中“好几个女性，在他笔下，都是极生动、最成功的。
……更是在行动之中，表现出极强的性格来。
轻描淡写，神韵极佳。
”[10]当代学者章培恒（2007）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吴语写的《海上花列传》中一段后说：
“如果是吴语区域的人，读了这一段就会觉得好像听到了她的倾诉，不仅充分感受到了她的语气及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而且其说话时的神态也恍在目前，如此真切、生动。
这一切是无法用普通话来表现的。
”“虽然才气如张爱玲也办不到”。
张爱玲的翻译“意思不错，但神理全失”。
“这不是张爱玲翻译得不好，而是根本无法译。
”[11]张爱玲（1983）在把《海上花列传》改写成国语后自己也说：
“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成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失去语气的神韵。
”[12]
我们再来看共同语与戏剧南昆语言的矛盾。
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可看到在收集着大量清乾隆时代昆曲剧本的《缀白裘》中，那些剧本的语言是以官话为基础的，然而，最为生动的丑角等语言，却都自然地留下了大量的苏州方言。
[13]
看了前辈学者上面的这些文字，我们就十分容易理解叶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在90年代用上海话播出时为什么会产生万人空巷的场面了。
语言学家钱玄同在《<吴歌甲集·序四>》中有一段小结性的话：
“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重要原料。
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
”“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
他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
他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他们做原料而保存。
它们自己发达，他们永远存在。
”[14]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一》中说：
“我在七年前曾说：
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
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
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
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
”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密切，这是专家的远大目光，研究语言文化的前辈泰斗，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刚开始和国语刚刚推行的时候，他们彷佛知道80年后还会有更严重的争议发生，早就给我们做好了文章放在那里，留下了宝贵的诤言。
5．保护方言，就是保护多样性文化的基因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博伽丘用方言写了《十日谈》。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必须是拉丁文的文学。
所以事后博伽丘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几次想焚稿，所幸彼德拉克慧眼识宝几番抢救，才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
而正是这本从民间来的所谓“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开风气之先，打破了文学禁锢，使欧洲文学得以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的《十日谈》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从民间而来，它用的是活在民间的活语。
如按我们那些“语言规范化”者的“语言纯洁”眼光，当然书中不是他们“规范”出来的语言，要像清朝皇帝禁《金瓶梅》一样禁掉，如一定要出，或许要出“洁本”删节几分之一，否则就是精神污染了。
但是恰恰从《十日谈》的民间立场和凡俗性起始，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欧洲的大变化。
语言是最主要的人类行为，方言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是最自然、本质地表达各地多元文化的根基。
语言和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层次多方位的。
比如文学文艺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尤其要使用本土有别于它地的、描写该习俗的独特词汇，比如北京小孩有“打挺儿”、“屁帘儿”。
为什么读王朔的小说感觉到语言通俗优美，就是因为他使用了北京方言口语。
文艺作品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映是深入、细致和传神，应该使用富有个性特色的语言。
一个根深博大的民族，才有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这是他的优势，在现代的条件下，尤其不能让多样性的文化在“标准化”思路下改造划一或自生自灭。
方言本是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语言。
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层的文化底蕴；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各有差异的文化的事物行为和人情风貌，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
中华文化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试想如果消灭了各种方言，实现了语言文化的“大一统”，我们的语言文化就不可能会像历史上和现在那样五彩斑斓。
因此，只强调主体性而忽视社会语言文化的多样化及其互相争荣和杂交优势是十分有害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植根于地方的方言和文化都成为中华文化繁荣的深层土壤、创作源泉。
像王洛宾就是躬耕于民间的音乐家，50年代曾出现戏剧曲艺的辉煌期，如苏昆、越剧在全国的流行，当然这是方言载体的文化。
至于普通话载体的的大量电影、小说等文化，实际上许多优秀作品也扎根于地方文化的水土中。
比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怒潮》、《江姐》、《红色娘子军》、《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影响深远、到现在都站得住的作品，无不都渗透着深层的地方文化的底蕴？
《白毛女》如果没有河北《小白菜》为基础，会有那么动人吗？
《小白菜》就是地地道道产生于河北的方言民谣。
《洪》、《怒》的动听的歌来自两湖楚地民俗文化。
《江姐》的歌曲融入了川北号子激越，并吸收了吴侬软语基础上的越剧的唱腔，才如此婉转优美，我国顶级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吸收了吴越文化越剧的唱腔写成。
《刘三姐》里的歌曲是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腔调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民歌也来自他们的语言及其方言。
上述的那些剧目传出的是中华民族各地特别的风情，因此强大，为群众喜闻乐见。
它们就组成了“中华文化”。
现今也有得奖的，如《英雄》，《十面埋伏》，那来自港台文化。
现在一些地方民歌、戏剧、文化衰落了，这首先是语言流通的衰弱，没有什么好处。
中华文化也许就会不那么丰富了。
人们常常看不到方言的丰富内涵，但是如果有一部普通话的电视剧或电影，一改为方言剧，即使是改配用方言表达，往往会生动入情、有趣传神得多，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没有一种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
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
因此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
方言背后，蕴含着文化多样性的精髓。
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本土文化不但是个千差万别的“万花筒”，我们还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越是植根于本地沃土的文化，越能在世界上走得远。
那是因为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就越是贴近本真，其语言和文化形态中便蕴含着世界文化的普世精神和永恒价值，深藏着人类人性中共同部分的精髓。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颇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
他在华东师大报告（2005）中说：
“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
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
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
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
”[15]
有的人欠缺动态的语言观。
他们总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已经积累了那么丰富的词汇，《汉语大词典》有那么厚，难道还不够你用吗？
他们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为什么还要去民间方言和国外语言中去吸收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词语呢？
但是，如果他们去认真翻一翻这些词典的话，就会知道，《汉语大词典》中的词语一半以上都已死去，并不活在我们当代人的言语中。
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
即使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语，看看也确实丰富，然而其中不少词语都是书面语词汇，或者是出现频率很低的词语，并不在人们口中使用着，不是普通话口语中的常用词语。
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
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
通用话应该是越口语化越有活力，这也是普通话保持活力，避免步“雅言”、“文言”后尘的正确途径。
为此，有多少名人强调，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就是因为人民的方言口语中，有在生活中不断创造的新鲜的活语。
再看外面的世界如何善待和发展他们的方言俚语的。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说过：
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受欢迎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我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新的方言俚语。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高调。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社会功用，互补共生。
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
二、上海话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要展望上海话在新世纪里如何变化发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的从前。
20世纪里上海话的空前繁荣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当吴淞江开始淤浅，当华亭县城北青龙港的港口条件被上海浦上的上海小镇所替代时，上海很快成为苏松地区繁盛的棉花和布织品的新兴贸易港口。
到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松江府一些地域建置上海县时，黄浦江中段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就这样开始形成了。
上海方言原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
是上海港诞生了上海话，港口的生活环和通商的条件一开始就形成了上海人的思路开阔和语言活跃的特点。
但是，自开港以后的500多年中上海话变化缓慢，语言面貌大致与松江府地区的其他方言相似。
直到1843年11月17日对外开埠，上海也就此接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
上海很快成为一座移民客居的城市，80％以上的居民来自外地外国，在具有高度“现代性”的上海租界的管理制度下面，经济迅速繁荣、文化高度发达，上海人敞开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带来了上海平地而起的新城市建设，上海话随即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大变化。
上海话在移民方言的撞击下，取得了杂交优势。
音系迅速简化，语法更加包容，新词新语大规模地不断产生，上海方言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
160年的语音演变几乎成了其他地方数百年和上千年语音演变的一个“浓缩版”。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上海人在上海话中创造了无数新词语，上海话词语主要发生了以下几类变化：
原日常生活细节的吴语词语如“地方、汏、难为情”在上海取得公约数化，又迅速向周边城市扩散开去；近代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创造出来，达到上海人见一样新事物就迅速造一个新名词程度，如“电报、自来火、三轮车”；中西融合大量外来借词踊入上海话，如“色拉、白兰地、凡士林”；还有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语“嗲、老虎窗、混腔势、瘪的生丝”等都在上海灵动泛用；上海人在开放社会自由生活中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海派风味的词语，如造了“电车”，随即将额前皱纹称为“电车路”，又将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两脚车”，从计帐用的“算盘”很快衍申出“开盘、收盘、盘点”，进而“放盘、暗盘、客盘、洋盘”等一系列词语来。
从商业上的“打折扣”，用到“耳朵打八折”，称“不妙了”为“勿是生意经”；一种更高一个层次的新词组合形式，即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修辞方法，通过语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定型，涌现了大量习惯用语。
这类语词，富于表现力，如“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出风头、戳壁脚、敲竹杠、拆烂污、轧苗头、搭讪头、避风头、调枪花、隑牌头、软脚蟹、勒杀吊死、牵丝扳藤、吃空心汤团。
”
上海话成为现代时尚生活和先进文化词语的制造场，在搏击现代风云的洗礼中变得充满活力和富于代表性。
由于上海语言文化生活的新鲜活跃，众多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的新词如音译词如“沙发、马达、啤酒、课程、麦克风、加拿大”等，意译词如“汽车、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足球、体操、雪花膏”等，形译词如“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具体、话题、图书馆、博物院”等，在上海发源后，由那些作家、文化人、编辑通过上海出的报纸、书籍、小说、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
上海话中产生的口语、书面语词汇在上海实现了与当时的国语有效的对接和融合。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及其前后的一个半世纪间，上海话与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变化之处，俯拾皆是。
上海话从一个三级县城的小方言一跃而起快速发展成为汉语中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三大方言之一，其影响远播全国和世界。
上海方言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在江南水土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上海方言的全部发展历程，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关键作用。
上海语言文化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只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出眼光，积极吸收世界语言文化的长处，是完全可以协调好语言文化的独立性和包容性辩证关系，立于不败之地。
在21世纪，让我们放眼看世界，迎来一个语言和文化更融合又更独立多样的新上海。
三、21世纪我们面临的语言环境
如果说，20世纪初年，老上海话以昂首阔步的姿态无所畏惧地迈过一个充满变数、以少胜多的十字路口后，展现出来的是她的巨大的辉煌，那么，100年后时轮转入21世纪初，上海话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又面临着新的一轮风云际会。
她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去接受新的洗礼呢？
1852年，上海只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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