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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经济圈阅读
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
与中部地区发展问题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
2003-11-10
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与中部地区发展问题研究
目录
一、中部地区的边缘化4
1.就业紧缩4
2.制造业份额下降5
3.劳动力与生产要素外流6
4.中部地区呈现问题区域特征7
二、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8
1.均衡增长时期的中部地区及武汉的发展机遇8
2.改革开放与沿海发展9
3.西部大开发9
4.振兴东北新战略9
5.中部地区面临空前的失落与挑战10
三、中部地区边缘化解析10
1.全球化——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丧失10
2.市场化——中部地区经济主体竞争力丧失10
3.信息化——中部地区传统工业受到强烈冲击11
四、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11
1.区位优势11
2.比较优势12
3.规模经济13
4.集聚经济13
5.创新机制13
五、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14
1.经济梯度理论14
2. 倒U假说14
3.趋同理论14
六、中部地区的发展机遇15
1.经济形势变化15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5
3.新发展观16
七、城市发展与观念变革16
1.机遇存在，中部地区特别是武汉的优势必将得到体现16
2.政策因素最后将逊位于“看不见的手”16
3.立足根本，再造工业中心辉煌17
4.练好内功，理顺机制，打好基础，培育优势17
5.深化观念变革、加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培育民间经济主体17
6.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17
7.提高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管理的认识18
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原则18
1.武汉城市经济圈概述18
2.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中应遵循的原则19
九、武汉城市经济圈发展战略20
1.大市场战略20
2.大网络战略21
3.大制造业战略21
十、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阶段22
第一阶段：
项目合作与政策协调阶段22
第二阶段：
复合型网络建设阶段22
第三阶段：
统一大市场建设阶段23
第四阶段：
长江中游经济区建设阶段23
第五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建设阶段24
十一、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若干对策建议24
1.加强领导，形成建设经济圈合力24
2.统一规划，合作分工，错位发展24
3.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城市网络快速对接25
4.调整区划，理顺关系，做大块头，做强核心26
5.拆除门槛，统一政策，形成共同市场体系27
6.整合旅游资源，统一招商引资政策，共同做好项目推介27
7.打造武汉“总部基地”，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8
8.注重武汉远城区发展，消除“灯下黑”现象28
结论29
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与中部地区发展问题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任务，发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伟大号召。
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北省、武汉市，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我国地区经济关系方面出现的两大新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是各地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实行经济的横向联合，建设城市经济圈，取得明显的进展；二是东北在振兴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旗帜下，提出建设以沈阳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蓝图。
继沿海大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后，我国地区经济战略中一个新格局呼之欲出。
在这种格局下，与东北地区有着相似困境，但又不具备东北地区丰富资源条件、雄厚工业基础和对外开放的良好区位条件的中部地区，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事实上，这种经济发展格局并非偶然，它是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整体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形势下，中部地区被逐步“边缘化”的结果。
因此，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格局的宏观调整，就变得十分急需和紧迫了；同时，中部地区也应积极调整思路，通过培育城市经济圈、打造经济增长极等措施，来努力减轻和消除“边缘化”的趋势，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以武汉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曾经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封闭发展的条件下，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的显现，其在地区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逐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地区发展战略上实行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沿海地区面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超越了中部地区面向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特别是在近年来，中部地区受经济全球化加深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双重因素的影响，开始呈现“边缘化”特征，其突出表现为：
经济地位下降，市场覆盖面缩小，城市影响力减小，制造业衰退，就业萎缩，劳动力外流，生产要素外流，在宏观政策中的地位被“边缘化”。
从各种因素看，中部地区已呈现明显的“问题区域（problemregion）”特征。
1.就业紧缩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全国总就业的增长相对缓慢，仅为3.36%。
但分地区看，情况相当不同。
我们可以按就业增长的高低将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就业高增长地区、就业低增长地区、就业紧缩地区。
其中，高增长地区包括广东、新疆、宁夏、西藏、云南、福建、内蒙古、河北、海南、北京，这些地区中既有东部地区、也有西部地区，但没有中部地区省份，这些地区就业扩张的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广东省达到年均2.82%的增长率，新疆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66%；低增长地区包括青海、山西、山东、甘肃、浙江、河南、贵州、广西、吉林、陕西、上海、江苏，这些地区的空间分布比较分散，东、中、西部地区都有；就业紧缩地区包括辽宁、黑龙江、安徽、湖南、天津、江西、湖北、重庆/四川-0.98等，这些地区构成的区域特征比较明显，主要是东北和中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就业紧缩趋势极其突出，如湖北省总就业增长率为-0.95%，与快速扩展的广东、新疆等省区形成鲜明的反差。
根据三类就业变化地区的空间分布，我们可以总结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就业扩张，二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就业紧缩。
我们将这种在经济持续增长、总人口增加情况下就业总规模减少的现象称之为“就业紧缩”。
就业紧缩，反映的是负就业弹性这一比较特殊的现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了连片的大范围就业紧缩地区。
尽管各地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有较大差异，但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均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在取得明显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在这么大范围内出现就业总规模持续下降的现象，原因是复杂的，需要从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等多层面加以深入分析；同时，这一现象所蕴涵的政策意义则更需要引起宏观决策部门的高度注意。
从20世纪90年代各地区第一产业就业规模的变动来看，尽管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但若干省份第一产业产业人员却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这些省份包括：
西藏、新疆、青海、云南、吉林、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甘肃、河南、海南、辽宁、河北、贵州，这些地区绝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华北等传统农业开发地区，其中增长比较明显的如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年均增幅基本上在1%以上。
分析其增长的可能原因，一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这些地区的支持，二是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这些地区发展农业的比较优势得到体现。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较快的省份有安徽，湖南、重庆/四川、湖北、广东、江苏、江西、福建、北京、浙江等，他们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快速工业化的地区，其中如浙江，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3.55%的速度减少，速度之高，令人注目；另一种则是中部农村劳动力密集的省份，这些地区劳动力非农化的模式，则与前一种不同，以异地转移为主。
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既有劳动力密集地区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非农化”过程，也有农业资源优势地区树立、发挥比较优势，创造第一产业就业机会的过程，这种资源培植还伴随着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中部地区劳动力在向沿海地区非农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向西部地区农业转移。
第二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吸收就业的主要产业。
我国第二产业90年代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但发展很不平衡。
就业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有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河北、宁夏、云南、江苏、广西等，其中前三位的发展速度惊人，广东的年均增长率达8.54%，福建和浙江分别为6.18%、5.66%，加上其他工业就业增长较快的地区，基本上以工业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
尽管我国工业化水平并不高，工业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但不少地区已经出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明显减少的现象。
包括陕西、重庆/四川、内蒙古、湖南、甘肃、北京、湖北、上海、天津、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其中东北老工业基地、湖北、陕西及北京、上海、天津等传统工业地区的变化引人注目，工业就业人数下降加幅度较大。
北京、天津、上海等三大直辖市工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可能与其城市功能升级有关，其他传统工业地区的就业下降，则是比较异常的情况。
综合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变动的情况，一个特点是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这些地区是我国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过去长期向中西部地区进行着产业扩散与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显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业化时期，进行着反梯度的要素集聚过程，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型模式。
另外一个特点是中部地区及东北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出现工业就业的大幅度萎缩。
2.制造业份额下降
中部地区出现工业就业的大幅度萎缩的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份额下降。
其中FDI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种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匀是造成中部地区制造业份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FDI在我国的产业选择推动了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劳动就业比重的提高。
图1．各省市自治区1990－2000年总就业与工业就业对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制造业的增长相当突出。
这种变化趋势背后的原因，既表明沿海地区的再工业化趋势，又反映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变化的新趋势。
从外商投资的产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占比极低。
1979-2000年FDI合计值三大产业分布比依次为1.83%，63.25%，34.92%。
非农产业合计占比高达98.17%。
FDI的这种区域分布不均衡与其产业分布的不均衡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传统的地区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中，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得到显著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对中部地区相应制造业的替代。
由于各地就业结构的变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就业增量在空间上的分配一般是不均衡的；影响地区关系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就业存量之间的替代关系，沿海地区再工业化的过程与中部地区的就业紧缩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从结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部地区就业紧缩的主要部门来自于制造业的下降。
正因为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导致中部传统工业城市出现了比较突出的下岗问题。
也就是说，沿海地区的再工业化，在存量方面，替代了中部地区的就业。
而沿海地区再工业化，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进行再分工的结果。
3.劳动力与生产要素外流
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劳动力市场动态的反映，它是对区域经济关系变化与失衡所产生的一个动态调整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已经明显向沿海地区集聚。
从1985-1990年间的情况来看，人口净迁入的省份主要是沿海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以及辽宁、江苏、福建、山东、海南等；中部地区仅有山西、湖北为净迁入；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区为净迁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继续向沿海地区流动，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在1990-1995年间，沿海地区原有的9个人口净迁入省份继续是人口净迁入的，此外还增加了河北，达到10个；中部的湖北变为净迁出省份；西部地区仅有新疆保持净人口迁入的趋势。
其显著特征是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农业省份全部成为净迁出省份，形成连片迁出地区，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而向沿海地区迁移的集中程度则更加明显。
在1995-2000年间，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继续成为净迁入区，仅广西等省份是净迁出，而中部地区除山西外基本上全部是净迁出，西部地区省份如云南、西藏、宁夏、新疆等也是净迁入，形成东、西部迁入和中部迁出的新格局（见表1、图2），这是我国发展梯度和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1.1995-2000年省、市、自治区迁移状况
省、市、自治区
净迁移
占总人口之比%
省、市、自治区
净迁移
占总人口之比%
北京市
167250
12.33
河南省
-185871
-2.04
天津市
39330
3.99
湖北省
-155415
-2.61
河北省
-9436
-0.14
湖南省
-285500
-4.51
山西省
6437
0.2
广东省
1083001
12.71
内蒙古自治区
-9839
-0.4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55224
-3.54
辽宁省
39161
0.94
海南省
10451
1.38
吉林省
-26830
-1
重庆市
-101459
-3.33
黑龙江省
-62626
-1.73
四川省
-347688
-4.22
上海市
198100
12.07
贵州省
-98221
-2.79
江苏省
74210
1.02
云南省
36459
0.86
浙江省
176298
3.84
西藏自治区
3855
1.47
安徽省
-260124
-4.41
陕西省
-28383
-0.8
福建省
73258
2.15
甘肃省
-35625
-1.42
江西省
-242120
-5.99
青海省
-4155
-0.86
山东省
2802
0.03
宁夏回族自治区
4719
0.8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5025
5.15
图2.1995-2000年净迁移图
4.中部地区呈现问题区域特征
中部地区的“边缘化”表明，该地区已经呈现出问题区域的特征。
所谓问题区域一般指那些因区域经济结构失调或区域竞争能力衰退而产生的慢性病。
在当前的区域发展态势下，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甚至某些指标相对于西部地区均表现出问题区域的特点。
除了上述的劳动力外流、就业萎缩以外，还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低、产业发展水平低、资本等生产要素外流严重、体制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
（1）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看。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并且这一差距在继续扩大。
2001年中部地区GDP的比重为26.9%，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96%；而1999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7.4%和46.5%，其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2001年中部地区人均GDP是6400.9元，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GDP16507.5元的38.9%；而1999年的这一比值为53.6%。
（2）从产业结构看。
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
总体上看，中部地区一、二、三次产业的发展与东部地区都存在较大差距。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表现为，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较高，而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表22001年三大地带各产业占GDP的相对值
项目
地区
产业结构相对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东部地区
0.11
0.48
0.41
中部地区
0.19
0.46
0.35
西部地区
0.20
0.42
0.38
全国
0.16
0.47
0.39
（3）从资金流向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
到“八五”时期，东部地区所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2.15%，而中部地区仅为21.6%。
中部地区资金外流的现象十分严重。
盛仕斌（1998）认为，每年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资金的净值在几百亿元以上；厉无畏（1998）估计，1993～1994年国家为扶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向这一地区增拨的150亿元贷款，约有40%通过资本市场流到了东部地区。
（4）从所有制改革看。
当前，中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仍然偏高。
对全国国有及非国有以上国有工业进行统计，中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然偏高，为68.22%，为东部地区39.75%的1.72倍，而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同东部地区差距较大。
这表明，中部地区体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尚未得到释放。
（5）从人口结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看。
2001年，中部五省（前面所谈的这本地区是指内蒙、吉林、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九省）农村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8.2%，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
五省农业劳均耕地仅为4.2亩，明显低于东部、西部、东北三省和全国。
这使中部五省成为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的地区。
要达到起码的经济规模劳均8亩，就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4756万，占五省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占全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59%。
作为老农业基地，中部五省在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广大农民群众也承受了巨大牺牲，五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水平。
与西部相比，虽然收入水平略高，但中部五省农民的税费负担明显高于西部。
2001年，五省农业劳动力人均负担涉农税比西部高出21%，耕地亩均税负更高出西部、东部和东北三省11元、1.1元、14元。
加上老粮棉基地财政挂帐的巨大包袱，中部五省农民苦、农村穷、财政弱的问题十分普遍（梁亚莉，2003）。
应该说，中部地区解决就业的压力最大、加速工业化最为迫切，但实际情况却是就业紧缩、制造业衰退。
从区域角度看，先有东部后加西部形成的对中部的就业替代，将可能产生新的区域间不平衡和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使中部地区呈现明显的问题区域特征。
这些问题包括：
中部农村劳动力特别是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产生的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的中部农业发展阻滞；由于沿海地区对内地的产业替代，内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严峻挑战，内地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形成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就业替代，同时造成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供给增加，就业矛盾加剧（杨云彦，2002）；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大量的生产要素往东部沿海“聚集”和“集中”，一方面造成中部经济的“外围化”、内地发展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将给聚集地区带来新的不可避免的“城市病”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不应等它激化到届时需要采取一次“中部大开发”战略来加以解决，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站在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和防范，以真正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均衡发展。
二、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开发战略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空间经济格局起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来说，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建国以来，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对中部地区及武汉有着深刻的影响。
1.
1.均衡增长时期的中部地区及武汉的发展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采取的均衡发展战略模式，解决东部和中西部畸形发展问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中西部及后来的三线地区。
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它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大转移，空前规模的大调整。
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畸重沿海，工业布局与资源布局严重脱节的状况；对于建立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防止侵略战争；对于改变西部地区愚昧落后的面貌，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武汉，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首先，在封闭条件下，中部地位的区位优势凸显。
中部地区涵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河南等省，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工农业具有相当基础。
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发达地带与西部待开发地带，这种区位优势可转化为动力、运费、投资的节约和流通时间的缩短。
“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值就越大”。
其次，在中部地区经济圈和城市群中，武汉的地位举足轻重：
第一，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各项经济指标远强于其他城市，具有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
第二，武汉在历史上曾是内地经贸中心，从1865年到1931年的67年间，汉口对外贸易额有42年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
同时，武汉一直是内地金融中心。
第三，武汉位居长江、汉江和京广铁路复线三大轴线的交汇处，具备明显的区位和市场优势。
武汉处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以武汉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画个圆圈，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大城市都在其中。
在半径400公里范围内，涵盖45个中等以上城市、1.83亿人，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21.3%，运输半径小，成本低，影响大，辐射力强；武汉历来是中国的商贸重镇，有“货到武汉活”的美誉；武汉物流硬件比较完备，市场辐射广。
由于其“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战略位置重要，使其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得以不断强化，服务网络逐步建立，极大地改善了其自身投资环境。
武汉也一直成为省内和国内的投资重点，在此期间由国家直接投资新建了武钢、武重、武汉石化、武锅、武船等多个大中型企业，使其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武汉市的吸引力、辐射力、综合服务能力直接影响着湖北、中部地区乃至全国。
2.改革开放与沿海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新的变化，面向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实行改革开放已取得共识。
在开放条件下，区位优势也转向了沿海地区。
我国自70年代末期开始，区域经济政策向沿海倾斜，发展战略也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战略转换，按东、中、西三大地带顺序实行比较明显的梯度推移战略。
面临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在区域分工调整中，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面向国际市场，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一些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国内市场让渡给内地。
中部地带担负“承东启西”的重任，继续发展能源、原材料产业，承接东部让渡的国内市场份额和相应的生产能力，实现资源型产业和加工工业相结合的综合发展。
西部地区以资源开发为主，开发国家急需而又为本地富有的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好承接中部地带转移产业的准备。
与此同时，国家政策的开放、资金的投入、建设项目、工作重点和力度向东部地区大力倾斜。
但这种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相反，由于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东部的发展从市场要素最活跃的领域开始，如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经济特区等。
这样，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其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产业和就业的刚性替代。
同时，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造成我国在中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佳，亏损面大，就业严重不足，工人下岗问题突出，而非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例又小，发育缓慢。
广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差距日益明显。
3.西部大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沿海开放型发展战略，对东部地区实行资金和政策扶持。
随着外部注入资金的倾斜以及国内生产要素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导致各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较明显的不平衡，使得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东西部经济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区差距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央已经明显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
“西部大开发”作为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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