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docx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docx（4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女性主体意识发展进程解析
社会性别文化，是制约男女两性平等化进程的动力系统。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
主体意识是能动性、自主性的基础，也是创造性的来源，只有确立了主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激发主体的内在潜能。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女性承担着繁衍人类、传承文明的历史重任，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社会地位，中国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话语之外。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女人永远在最底层。
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不少女性卑躬屈膝、妄自菲薄，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自我萎缩的性格，以致无法形成主体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
“惟女子和小人难养”，并非只是中国的“古训”。
翻开西方古典思想史，男性始终笼罩着理性的光环，而女性只不过是“感性的尤物”。
《圣经》里夏娃就是被欲望驱使偷吃禁果使人类背上“原罪”的象征。
而众多著名的男性思想大师们，在女性问题上也都存在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偏见，即便是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尼采和弗洛伊德，其观点也没有跳出积淀已久的成见，在女性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是卑微的，男性是让女性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处于从属的和客体的地位，唤醒妇女作为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历史上解放女性的运动，首先由女性作为主体拉开了序幕并掀起了波澜，西方女权主义首当其冲地扛起了解放运动的大旗。
纵观其发展史，西方女权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理论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与社会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一起，以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第三阶段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力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
从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进程来看，女性每一次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与突破，都和人性解放的思潮联系在一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近代妇女解放思潮的激荡，我国妇女开始追求自主和独立，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和觉醒，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物化的附属品，而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
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与觉醒，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近代社会女性发展的特征。
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的发现是伴随着封建王权秩序的松动逐渐冒出来，从而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一样，20世纪初的女性意识的萌芽也恰好发生在中国的男权统治被动摇和被置疑的特定的历史时期。
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真正觉醒于辛亥革命时期，其显著标志是以秋瑾、何香凝、张竹君、林守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先进知识女性群体，她们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价值、意义己有了相当的自觉意识。
她们己经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并且在社会实践上，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契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在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掀起了高潮，随着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多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了一个新知识女性群体，伴随西方女性解放思潮的大量涌入，女性主体意识开始在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增强，已接受现代教育的她们开始对女性的现实地位和文化处境进行审视，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明确认识到女性不应该是男权文化的附庸，而是有着自我意识和精神需求的独立个体。
五四启蒙思潮不仅为女性接受现代教育拓展视野开辟了道路，而且为她们自由地表达自我需求提供了历史机遇，至此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发展追随着西方女性解放出现了第一个高峰。
一、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突破点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浪潮的逐步推动下，女性在政治、经济及家庭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在第二次浪潮期间，提出的“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更是成为女权运动得以立足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旨在消除社会性别压迫的社会运动，运动的宗旨是从社会的各个层面（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的、社会/文化的）改善女性的地位。
女权主义运动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
1791年9月，法国知识妇女奥林拍·德·古热（OlympedeGouges）在献给法国王后的题名为《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的文件中，以著名的《人权宣言》为蓝本，系统阐述了妇女权益，共十七款，被称为《女权宣言》。
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stonecraft）所著的《女权辩护》一书，为争取妇女的教育权与社会地位平等呼吁，被称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鼻祖”。
不过，当代的妇女运动主要指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三次大的运动浪潮。
“第一次浪潮”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运动。
这一时期的妇女把“男女生来平等”当作自己的口号，从要求改善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位置和机会出发，逐渐过渡到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盛行起一种新的妇女观，认为贤妻良母是女性的理想追求，家庭是妇女最好的归宿，妇女是家庭中快乐的“天使”这种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占据上峰，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也就渐渐地消退。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创造的政治气候，又酝酿了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诞生。
“第二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它规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妇女协会，美国、加拿大也有许多妇女组织。
受大量的女性问题如性别歧视、就业机会的相对缺失、生育自由的约束、家庭暴力、性骚扰以及女性的无薪劳动等的驱动，第二次浪潮的基调就是要消除性别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
1949年，法国女作家西蒙那·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ior）的《第二性》（ThesecondSex）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波伏瓦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及文学等角度出发详细考察了女性心理的成长历程，认为女性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不是在于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指出了男性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self），而将女性定义为他者（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
她犀利地指出，这个世界是一个由男性把持的世界。
波伏瓦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提出质疑，阐明了妇女树立独立人格、改变“他者”地位、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波伏瓦的《第二性》极具煽动性，刺激了大量的关于“女性观”及“两性关系”的讨论，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而1963年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snineMystique）一书，通过对弗洛伊德“生理即命运”观点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进一步思考，贝蒂·弗里丹认为在“女性的奥秘”的包围中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的责任是实现女人的本性，她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这种观点对女性身心的迫害，她认为“女性的奥秘”就是一条无形的精神锁链，她号召女性“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
《女性的奥秘》极大了唤醒了麻木和困惑中的美国妇女，贝蒂·弗里丹也由此被称为“美国妇女的马丁·路德·金”。
1966年成立的“全美妇女组织”（NOW）以妇女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和职责为宗旨，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在妇女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领导角色。
她们提出“个人即政治”（personalispolitical），不仅力图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认识妇女的处境，也看到妇女作为被压迫群体所伴随的心理压迫，并且懂得从社会中而不是男女两性生来的心理差异中寻求被压迫的根源。
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妇女运动不仅要求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参与，而且要求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和支配权，并将这种权利诉诸法律。
1973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堕胎是孕妇的私事，怀孕三个月内的妇女可以不受政府和医生的控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堕胎，同年春天，“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通过。
这两项成果代表着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
当代女性主义从男女同工同酬到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全方位努力，不仅导致妇女参与机会的增多、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直接触及了父权制文化的根本。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进程而在后现代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妇女运动。
在后现代思潮与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幅度更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在《福柯论权力》一书中就认为，女权运动应扩大社会性别的内涵，把社会性别与种族、国家、阶级等问题结合起来。
可见，“第一次浪潮”所追求的主要是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这时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女性在天性、生理、德性、知识能力方面与男性并无二致，因此没有理由不在社会中给她们以同男性一样的地位与权利。
“第二次浪潮”则对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试图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重构西方文化，因此，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改造传统的学术道路，消除在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等思想观念。
而在第三次浪潮中产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对女性、女性经验等等概念进行解构与颠覆，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
在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父权制（patriarchy）文化始终是其面临的最大障碍。
父权制通常是指“父权的统治”，而父权制文化则是一种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性别化（gendering）的文化。
男性中心主义是父权制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指贬低女性经验与地位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
它将男性当作模式，而把女性视为异端和社会规范的边缘。
男性是主要的，而女人是次要的，一切都以男人为中心，女人虽然对生育来说是必要的，但仅仅是延续人类的工具，在其他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父权制文化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阳性中心主义都是一回事，意指将对于男性权威的关注、意义统一性以及确凿性的本源三者都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解释、有关这个世界的意义，最终都是男性说了算。
从西语中的女性female和女人woman这两个词的来源也清楚明了地反映出了文化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
这两个词直接系于男性male和男人man的构成，都是派生词.如同《圣经》所描绘的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female和woman直接以male和man作词根，表达了父权文化对女性持有根本性的偏见—女人是男人的一个旁枝末节，是男人的派生物，没有男人则没有女人，女人从根本上是依附于男人的。
可见，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是准则，居主导地位，女性被看作“他者”，处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被边缘化了的群体。
这种社会性别关系（genderrelations）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男性与男性价值居于统治地位，女性与女性价值处于屈从地位。
女性主义者贝纳特（Bennett）认为，虽然“父权制”一词源于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其义现在己扩展到泛指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因此，它既指形成男女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体制，也指产生种族主义以及其它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所在。
父权制文化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
它渗透在所有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之中，成为构成西方文明和知识大厦的一个基点。
女性主义者米利特（K·Miliett）也认为，两性之间的关系就如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那样，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己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
而女性主义正是对父权制文化反叛的产物，女性主义将父权制文化作为其核心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描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分配，猛烈抨击千百年来盘根错节的父权制社会和男性中心权力文化，试图颠覆男性中心秩序。
英国人类学家秀莉·阿登那和埃德汉·阿登形象地比喻道，在男权文化体系中女人构成了一个失声的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后者所包容。
这两个集团是两个相交的圆，失声集团的圆大部分都在主宰集团的圆的范围内，同时还有一个月牙形的边缘则处于主宰域之外，被称作“野地”。
与之相对应，在主宰域内也有一片女子不可企及的地域。
按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哪怕女人从来没有见过男人的那片月牙地，也知道它的情形，因为它已成为传奇的主题了，而男人却不了解“野地”。
在这里两位人类学家，将女性那片从未被正统文化正视过的生活和文化圈比喻为“野地”。
二元论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
按照西方形而上学的比喻与策略，男女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建构出了两组相互对立的品格。
这一图式包括理性与情感、勇敢与被动、强壮与柔弱、公共与私人等一系列划分。
这些策略性的对立，将男性置于等级制中的优等地位，而置女性于卑贱地位，并视女性为从属性别。
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提供了借口，把女性们捆绑于家庭劳役之中，排除于公共生活、理性与客观性声音之外。
这种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传统的性别角色特征来自于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期望与控制，是传统男权的价值标准尺度在文化中的折射。
米利特指出：
“性的政治是能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来获得认同，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
……我们有理由感叹‘社会化’的巨大功能：
它居然能够‘仅仅借诸信仰’或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而将一种普遍的状况持续下来。
”社会化成了维护父权制权力结构的有力工具，它的中心任务是维护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合法化。
父权制文化的普遍性，使得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渗透于社会的、观念的各种缝隙之间，像一个巨大的网络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及至大脑。
以至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宣称，正是因为父权制文化的影响、男性权力的性质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征，使得一切已知社会中的男性都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
（二）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推动力：
女性主义的积极主张与要求
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运动向学术界、文化界的扩张，它致力于对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及解放途径的理论解说。
它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基于女性价值的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新方式。
与女权主义相比，女性主义涵盖领域更宽泛，内涵也更丰富，它已经超越了“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本身，而指向了造成这些问题的父权制度和男性中心文化，成为反主流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一。
不过，西方女性主义并不是一整套闭合的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其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观点与视角，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但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则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集中的目标。
1．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将男性的权利扩展到女性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自由主义哲学和政治理论为基础，强调男女的个人权力和平等机会，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继承了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理性和进步的信念，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
它倡导更多的妇女进入现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以消除现有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
80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以及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都是自由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对现代女权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批判了卢梭的女性观。
卢梭的女性观认为：
两性在特质与能力是不同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性成为公民，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激烈地批判了这种性别观念，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提倡男女两性应接受同等的理性教育，认为两性的价值平等必然会导致两性的权利平等。
约翰·穆勒则将启蒙主义应用于女性，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
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
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
自由女性主义突出强调了女性的权利，力争把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利扩展到女性，以法律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这是它的历史贡献，但是自由女性主义强调的男女平等仍旧是以男性为标准，忽视了男女差异的存在。
2．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
女性比男性更优越
如果说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主要以自由女性主义为表现形式，那么“第二次浪潮”则主要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社会关系是妇女压迫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种关系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的基础上。
激进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从政治上摧毁这种性别阶级系统。
他们认为，妇女的个人生活是与公共制度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到结束父权制统治不是个人面临的挑战，而是作为群体的妇女的斗争。
因此当代女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个人即政治”、“姐妹情谊是强有力的”。
她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联系起来，把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当作共同目标，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挑战。
《性别政治学》（1969）、《性别辩证法》（1970）、《妇女的状况》（1971）等都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作。
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作为一个性阶级而存在，而男性对性生活与生育的控制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
基于生物性别的差异，男女在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阶级起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也提供了基于生物特征的等级歧视制度范式”。
在她们看来，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压迫的基本形式，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妇女的解放应该寄希望于再生产技术的革命，如现代的人工受孕、试管受精，只有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使女性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
而再生产的生物现实一旦被战胜，生物上的特性在文化上将毫无意义，为维持生物家庭而强制的性别角色和性阶级也将消失，将人类分裂成二元对立的压迫的男性/被压迫的女性、资本家/工人、白人奴隶主/黑人奴隶等一切关系、结构、观念也将被战胜。
也有观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在于“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父权制是确保男性对女性能够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基础，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而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
女性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各种权利后就能立刻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而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把男性的好品质与女性的好品质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双性气质（androgyny）。
激进女性主义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issuperior）的口号，在她们强调的两性差异中，主张女性优越论。
20世纪6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将现行的社会体制看作是性阶级体制（SexClassSystem）。
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
因此，他们主张消除和减少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便消除性别歧视。
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性看作当作敌人。
在否定女性的本质之后，激进女性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
在她们看来，被动性可以避免人与人的暴力冲突；抚育性可以使人乐于照料儿童、穷人和受伤害的人；对男性理性的崇拜会毁掉这个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则可以避开对生命毫无意义的理性；领带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需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
所有这些特征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
激进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的“阳具羡慕”假说进行了最激烈的抨击。
弗洛伊德曾说：
“从许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早年曾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其兄弟们有一个阳具，并为自己缺少这一器官而沮丧，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了某种虐待才导致了这种残缺不全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这种‘阳具羡慕’看作是‘阉割情结’的一部分。
……在这种羡慕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雄性’的含义……”激进女性主义对此反驳道：
女性根本就不会去羡慕男性器官，因为她们不但有自己相对应的器官，而且她们的器官比男性的好，而且还更多。
她们还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完全可以把女性的乳房视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女孩因即将拥有乳房而自豪，男孩因为不会拥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羡慕，婴儿同乳房的接触毕竟要多于和阴茎的接触。
著名的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家霍妮曾专门研究过男性对子宫的忌妒心理。
由于激进女性主义产生于二20世纪60年代，当时反传统、反客观、反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颇为流行，因而其理论也颇为激进。
激进女性主义否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主张从女性的“经验”中总结出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文化”和“女性价值观”，这对男性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无疑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是激进女性主义强调推翻妇女压迫不能简单地通过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来完成，女性主义必须完全改变性别制度，如消除性别区分、建立阴阳同体的文化，采取性分离主义策略，拒绝异性恋，提倡女性同性恋，以及采取生物学技术使妇女摆脱生物因素的控制等。
显然，激进女性主义仅仅侧重于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忽视了对这一现象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对立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男女的同一性，以致于将这种差异先天化发展成为一种女性中心论。
3．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
女性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Feminism）是传统女性主义在几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后而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
由于后现代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传统女性主义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而被称为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后现代女性主义将发明与创造女性话语作为自己的抱负之一。
她们主张，女性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以争取自身的权益。
她们认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
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
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很痛快地表明：
“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
”“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权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
”“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
”
可是，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呢?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解是，女性话语与女性真实的生理和心理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
比如“某个女性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
它就是这个女性的肚子、阴道、乳房的快乐。
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他人完全不可想象的。
其真实感觉也只有用当事人自己的话语才可以清楚地表达（Kourany，1992）。
”
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开始对传统女性主义的“女人皆受压迫”这样一种大一统理论进行了批判。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