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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
文化企业应创新使用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是中国精神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中国元素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论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展现的中国诗歌、书法、太极拳，还是成功走入国际市场的女子十二乐坊、中国京剧，以及国外美剧电影和动漫中出现的中国功夫、熊猫、龙等符号，都成为中国元素国际化之路的重要体现。
而对于国外文化企业来说，中国元素是素材，是手段，是打入中国市场的有效筹码，是显而易见的财富。
对于中国文化企业来说，中国元素不仅是走入国际市场的助推器，更是传播中国精神文化，打造中国品牌的重要途径。
然而，反观中国文化企业对中国元素的改造使用，大多数仍停留在对中国元素的简单拼贴，或者局限于对国外文化产品的复制模仿阶段，从而缺失了最重要的文化原创能力，使企业陷入踟蹰不前的怪圈。
中国元素要想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关键是要加强对中国元素的创新能力。
这种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中国元素的核心定位和包装手法上。
中国元素的核心定位主要通过国际市场调研、产品特性分析及正确筛选使用中国元素而达到的。
好莱坞电影在制作中十分重视对海外元素的收集利用，然而这些元素在影片中只是作为单一符号出现而无任何附加意义，电影最终传递的仍然是美国的精神价值观。
中国文化企业对文化产品定位时首先要对目标国外市场和消费习惯进行调研分析，然后根据产品特性选择合适的中国元素来传播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明确文化定位的产品才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同时，为了让国外消费者认可中国文化、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还要注重中国元素的包装手法，方法就是用世界通行的现代化标准模式来阐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如中国文化企业在进行产品创造时应该了解当下国际市场此类产品的通用阐述模式，女子十二乐坊无疑是这方面成功探索的典型案例。
乐坊致力于打造流行的“视觉民乐”，通过创新表演形式、融合现代性与世界性的编曲、多媒体手段下绚丽舞台效果等，成功打开国际市场。
其中现代化的包装是手段，是商业策略，核心仍然是乐坊表演中传递的中国乐曲文化和精神。
总之，中国元素的国际化之路才刚刚开始，中国元素的使用可以彰显企业的个性，也能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
如何创新使用中国元素，对其进行世界性定位、合理性筛选以及独创性的改造利用成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
谈“本土化”与“国际化”
最近发生了三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一件是国际机构发布的两份关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数据报告所引起的争论；另一件是国家文物局颁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第二批）》，对2001年颁发的标准进行了补充，引起广泛争论；第三件是佳士得宣布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拍卖执照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
通过这三件事可以看到，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如何面对世界艺术品市场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实际隐含着“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分野。
在探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时，当下可能更多地在考虑中国艺术品市场如何“国际化”，但在国际化过程中如何审视自己、认知自己，仍是发展中的新问题。
“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立场取向与权力的结构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会形成艺术品市场理论与实践上的话语掌控、资源支配的差异化格局。
从艺术品市场研究与实践的角度来看，在世界艺术品市场发达的国家，“本土化”实践与探讨其实就是“国际化”的实践与探讨，这是由认知强势所带来的话语建构的强势格局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走向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发达国家对于市场实践与学术惯性的强势引导。
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伪本土化”与“伪国际化”。
所谓“伪本土化”，即夸大中国艺术品市场这一系统对象的本土性特质与特殊性，过分强调市场共性规律与西方艺术品市场理论，并以此拒绝中国艺术品市场走“国际化”道路。
而“伪国际化”，主要是指一味地强调西方艺术品市场实践及理论的普适性及案例示范意义。
“伪国际化”有两种表现最为突出：
一是生搬硬套西方的艺术品市场理论，不求甚解乱用名词、不顾条件乱用模式；二是超越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与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艺术品市场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虽然最为缺乏的是“国际化”，但危害最深的却是“伪国际化”。
中国艺术品市场本土化的本质是什么？
笔者认为，最为核心的是使外来的艺术品市场理论和实践中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的艺术品市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不断推动对本土艺术品市场内在规律的认识。
未来10年至20年，可能是中国收藏国际艺术品的黄金时期，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国际地位。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艺术品市场迫切需要寻找理性规则的落脚点。
当下，我们应站在全球化视野下，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广泛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共识，利用市场机制整合全球性资源，架构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市场规律、体系及发展模式，探寻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路径，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注入灵魂。
这一过程也可看作是艺术品市场国际化中的本土化过程。
为此，我们更应做好世界艺术品市场与中国本土艺术品市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有效结合，而不是简单粗糙地嫁接与移植。
我国的跨国品牌拓展海外市场毫无疑问需要更多的基于全球视野、战略考量以及文化自觉的科学而系统的创新，对于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消费者意识形态的关注和研究无疑是品牌成功的关键，换言之，品牌恰如其分的文化表述是联系我国品牌与目标市场消费者的纽带。
从“蓝海战略”到“文化战略”的市场创新
我国的跨国品牌拓展海外市场毫无疑问需要更多的基于全球视野、战略考量以及文化自觉的科学而系统的创新，对于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消费者意识形态的关注和研究无疑是品牌成功的关键，换言之，品牌恰如其分的文化表述是联系我国品牌与目标市场消费者的纽带。
时至今日，“蓝海战略”的基本理念已然深入人心，几乎所有的品牌管理者和设计者皆在其内心深处吟唱着同一首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他们渴望在那无垠的蓝海上直挂孤帆，乘风破浪，然而事实却是，原本一望无际的“蓝海”，弹指间化作虽无硝烟但却厮杀震天的“红海”。
技术改进后的最新产品一旦问世，迅即就会被其他品牌模仿克隆甚至超越，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同类产品，往往无所适从，越来越难以区分它们的功能特征。
除非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支配绝大多数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仍然是他们的消费习惯和经验。
于是，品牌在创新—被超越—再创新—再被超越的循环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始终在惨烈的“红海”中苦苦挣扎，而品牌战略专家们悉心描绘的那片“蓝海”恰似那缥缈的海市蜃楼，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事实上，营销和管理专家们数年来对创新模式所进行的殚精竭智的探索从未止息，然而无论进行何种模式的研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功能创新才是决定消费品牌市场表现的唯一因素。
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市场参与者们始终围绕着产品的功能改进展开创新，但绝大多数品牌却无法跳出“红海”跃入“蓝海”。
由此可以推断，主流的创新模式一定存在着某些难以自我调适与完善的缺陷，因而无法引导品牌实现真正的市场创新。
文化创新弥补了“蓝海战略”的缺陷
笔者以为，存在着一种可以纳入国际文化战略视野中进行观察、思考以及研究的文化现象：
诸多世界知名品牌产品的良好销售业绩，往往得益于其所属国通过影视、文学等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流行而在目标市场和消费者中形成的文化吸引力与文化认同感。
品牌产品不仅具有某种实用性的功能，而且代表着某种文化和社会身份，消费者时常在品牌产品中获取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审美上的愉悦，当然也每每附带着心理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些品牌产品里深植的文化密码、蕴涵的价值观念等，在无形之中熏陶、渗透且影响着它们的消费者。
同时也在客观上塑造了这些品牌产品所属国的国际形象。
明乎此，笔者一直关注可以在文化战略与战术的层面上寻求突破的产品创新模式，并始终相信这种文化创新模式将会为我国的品牌管理者和创业者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带来更多弥足珍贵的创新机遇。
令人欣喜的是，世界著名品牌战略专家道格拉斯·霍尔特与道格拉斯·卡梅隆针对“蓝海战略”的致命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战略”的创新模式，他们的品牌创新著作——《文化战略——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独特的文化品牌》（简称《文化战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
该书的作者系统地阐述了品牌与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出了文化创新的基本理念。
他们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工程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创性地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积极地从事品牌创新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作者在8年多的时间里，对星巴克、耐克、万宝路、苹果等数百个成功或失败的消费品牌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还与多个品牌的管理者和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以“蓝海战略”为代表的主流创新模式的某些致命缺陷，确立了品牌创新的“文化战略”模式。
作者认为导致“蓝海战略”模式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考虑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对于消费者需求所产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忽略了创新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细节，还可以在文化层面上全面而深入地展开。
“意识形态机遇”和“文化密码”构成文化创新的基本要素
作者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必须在发现由社会和历史变迁引起的“意识形态机遇”的基础上进行。
在确切地把握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机遇”之后，需要在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亚文化中寻找足以体现和表达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密码”，然后再以讲故事的方式，也就是神话化的文化表述方式将品牌的意识形态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从而回应消费者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心理需求。
然而，创新品牌所要讲述的这些故事不可能由品牌设计者进行别出心裁地编写或者穿凿附会地杜撰，而必须在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文学、电影等领域中寻找相应的素材，进行整理归类并加以创造性的改编，引导消费者因文化认同而产生共鸣，并最终成为品牌忠诚的追随者。
作者认为，要发现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意识形态机遇”，必须在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去寻找，也就是要摆脱主流品牌推广模式的束缚，通过对诸如波西米亚、素食主义者等亚文化群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文化的基本取向，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外化的审美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从而准确地捕捉被主流品牌的意识形态所忽略的目标消费群体的意识形态诉求。
作者列举了多个由成功到失败的品牌推广实例来证明：
如果没有真正认识到“意识形态机遇”之所在，即便无意中触摸到了“文化密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的消费者意识形态诉求的变化，品牌也会很快就被消费者无情抛弃。
譬如星巴克，它因为无意中用对了“文化密码”，满足了文化资本群体对于精致品味的意识形态需求而在198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然而，由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之前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抓住了“意识形态机遇”，星巴克在1990年代展开迅速扩张，希望与麦当劳等大众品牌争夺市场，因而失去了对文化资本群体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大众消费者又觉得它远不如麦当劳实惠而敬而远之。
“文化战略”模式使文化创新具有可操作性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文化创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意”是难以模式化的，因此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为了确保“文化战略”模式的成功率和可行性，作者将这一模式反复运用于各种品牌产品在各国市场的实践，诸如对宝马、可口可乐、万事达等这类跨国公司进行品牌重塑的实验，也对创业企业和社会创新企业在短时间内从其年销售额几十万美元发展到数亿美元的品牌进行推广实验。
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作者创立了寻求文化创新的详细操作步骤，使品牌推广中的“创意”环节有了可以参照的“公式”和具体的执行方法。
这是本书至关重要的，也是最难能可贵的贡献所在。
笔者相信，不仅我国消费品牌的管理者和设计者们将会从本书中获取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的创新思路，而且图书、影视、动漫等领域文化品牌的管理者和设计者也同样能够从中汲取意外的灵感。
如今，全球经济尚在复苏阶段，各国各地区贸易壁垒有增无减，而国际地缘政治又正处于复杂的变动中，与之相应的国际文化版图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纪变迁。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跨国品牌拓展海外市场毫无疑问需要更多的基于全球视野、战略考量以及文化自觉的科学而系统的创新，对于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消费者意识形态的关注和研究无疑是品牌成功的关键，换言之，品牌恰如其分的文化表述是联系我国品牌与目标市场消费者的精神纽带。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于美国品牌在全球市场，尤其是消费者普遍持有反美主义情绪的市场取得成功原因的细致解析，对我国的品牌管理者如何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贸易保护严重的市场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创新
传统媒体要在新媒体领域建立公信力
3月25日，中国新闻社一则题为《深圳90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感动路人》的报道引发关注，但这一新闻后经核查是事先策划出来的假新闻;
3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报道《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踏上“最后一公里”》，称“我国天然气价格将进行大幅度上涨”，这则颇让民众不安的消息很快被有关部门公开辟谣;
4月7日，江西《信息日报》刊发报道《流浪9年回家瞬间变“富翁”》，然而这则“流浪汉因拆迁变富翁”的奇闻轶事之后被证实与事实严重不符。
尽管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对上述3家媒体虚假失实报道查处情况进行了通报，但这类事件的发生对于媒体自身公信力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伤害。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让传媒业不得不面临公信力的考验，尤其在微博、微信等新传播形式的强力冲击下，这份考验似乎来得更为猛烈。
那么，如何进一步在全社会提升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公信力?
本期《传媒周刊》就围绕“媒体公信力”这一话题说开去——
“在当前的中国尽管信息铺天盖地，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非常完善的信任体系，传媒公信力也受到比较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冲击。
”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播系主任田卉群关于媒体公信力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媒体人的共识。
而这个“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近日发布的《转型期的中国传媒公信力》调查报告中被一个个数据具象化——“在公信力上，传统渠道的电视、报纸还具有优势，但新媒体公信力上升明显。
”如此看来，各种媒体的公信力确实正在发生变化。
那么，具体是怎样的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媒体又该如何提升公信力?
社会信任体系VS媒体公信力
互为因果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唐润华此前进行了一项关于提升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中国的主流媒体或者说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确实是在下降的。
虽然电视、报纸的绝对公信力依然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但其相对公信力却下降得非常厉害。
所谓相对公信力，即同一个事件在不同媒介有不同说法时你最相信谁。
那么，造成传统主流媒体相对公信力下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主任张洪忠在分析时提到了田卉群所说的“信任体系”。
他认为，在当前我国传媒所处的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信任体系与媒介公信力之间相互影响。
比如，问题食品、问题牛奶会连带影响同属“国产品牌”的整个媒介机构。
因此，在这个体系之中，媒介公信力的重构应该是一种专业主义维度的重构，而不是政治维度的重构。
这一观点与《中国记者》值班主编陈国权的看法不谋而合。
陈国权也认为，应该把传媒公信力的研究放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构角度来考量，这样的研究才可能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广阔的空间。
在他看来，传媒公信力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下降引起的，“单纯的社会信任状况的糟糕程度大家都有目共睹，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国家之间都互相存在信任缺失，因此，媒体公信力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出的问题”。
但将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完全归咎于社会信任体系似乎有失公允。
对此，陈国权直言，社会信任状况的恶化有社会变迁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原因，也有部分原因是由媒体自身造成的，应该说，媒体的报道与社会信任状况的恶化这两者互为因果。
他举例指出，传媒的某些先入为主的报道思路、传播方式或者说恶意传播，损害了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也影响到传媒自身的公信力，而社会信任体系的恶化反过来又影响传媒公信力的建构。
“社会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重构社会信任体系是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媒体社会责任的要求，更是媒体自身重拾公信力的重要路径。
”陈国权说道。
不报道晚报道+不到位不深刻
难辞其咎
当然，要研究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必须做综合考量，不仅要分析社会信任体系、新媒体迅猛发展、外界条件变化等客观原因，还要从管理者和从业者的角度对媒体主观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究。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媒体主观方面的问题的确是导致自身公信力下降的一个原因。
对此，唐润华坦言“从媒体本身来讲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少”。
他指出，一些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热点话题或敏感问题上不是缺位就是失语，当境外媒体、网络媒体、民间舆论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一些主流媒体却没有报道或报道得很晚，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
“舆论监督不及时、不到位，对社会问题批评不深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
”唐润华在此前的调研中曾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学者提出“三个异化”的观点，即现在有的媒体把联系群众异化为联系领导、把自我批评异化为自我表扬、把舆论监督异化为监督舆论。
“这种异化已经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我们做过的一项受众调查显示，受众认为一些媒体存在最严重的问题就包括：
很少接触和报道社会现实问题，很少报道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事情，枯燥乏味、宣传味浓等。
”
此外，媒体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水平，以及媒体自身建设和从业者职业道德等方面的问题也影响着媒体的公信力。
唐润华表示，一些媒体没有落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报道的真实性、准确性方面存在问题;一些媒体和记者出于经营创收的需要，跟一些企业、利益集团存在着各种讲不清楚的纠葛关系，有的甚至用新闻来作为欺诈或者敲诈的手段。
这种专业能力、职业道德素养、社会责任意识的下降，是媒体公信力受损的主要因素。
更新管理理念+提高传播力
再上台阶
媒体的相对公信力是可以提升的，这一观点在业界已经形成共识。
那么，从操作层面来看，媒体的相对公信力到底该如何提升?
提到对策，唐润华首先从更新新闻管理理念“开刀”。
他建议，一是要更加开放包容，既要唱响主流旋律，还要容忍不同的观点，实现从不能报到怎么报的转变。
因为所有新闻、所有热点不存在能不能报的问题，只存在怎么报的问题，换个角度去报道就没有问题了。
二是要尊重新闻规律，做到依法管理。
三是要调整重点、统筹管理，在加强信息发布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同时，让主流媒体有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
“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是互相依赖、互相交叉的。
因此，对传媒来说，具体能做的就是怎么提高传播力。
”在媒体本身自我发展方面，唐润华建议，最重要的是要回归新闻的本质，提高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尊重传播规律。
“传统媒体只要把新闻最本质的东西做好就不怕新媒体来抢地盘，同时要提高反应速度，要跑在各种谣言、传言的前面，跑在境外新闻的前面。
”
陈国权也从媒体本身自我发展的角度给出建议。
他认为，媒体要在社会信任的修复中有所作为、有效作为，最应该做的就是避免先入为主的报道思路。
“这种报道思路会导致选择性失明，继而导致选择性报道，导致媒体做出与事实不符的报道。
先入为主的报道理念普遍存在于媒体报道中，可以说是媒体公信力的大敌，如果媒体能够避免这种报道思路，那么媒体的公信力一定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
着力新媒体+提升影响力
缓冲下降
如今，人们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怎样使用媒体、会选择哪种媒体?
很多事件已经证明，微博作为最快的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中国公众获知突发性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
“网络使用能够增进社会信任。
老百姓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首先会到微博上获取相关信息，这种对于微博的依赖性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感受到目前社交媒体相对传统媒体来讲，可能公信力稍微好一点。
”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韦路说道。
面对新媒体公信力的上升，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溆提出的建议颇为实际——“如果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领域有充足互动的话，信任就会上升。
”
杨伯溆这一着力新媒体领域的观点得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认同。
比如，唐润华就以某中央级党报为例指出，该报相对公信力是下降了，但其法人微博对这种下降起到了缓冲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抵销了其相对公信力下降的事实。
着力新媒体说起来容易，要做起来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媒体如何通过与新媒体的融合去提高自身公信力?
在媒体的转型期，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全媒体发展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对于这一课题，唐润华建议传统媒体在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要加强对新媒体领域的开发和拓展。
但从实际情况看，除了个别媒体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还没有办法在新媒体领域扩大自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些媒体依然存在等、靠、要的心理，等就是等上面的政策和指令，靠就是靠财政拨款，要就是要政策扶持。
其实，主管部门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管理是不平衡的，新媒体的环境比较宽松。
如果传统媒体能够尽快、主动地在新媒体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一定会带动整个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上升。
”唐润华说道。
文化创新
文化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全面增强、提升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而推动文化科学发展、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势必会对“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发展产生强大、实质的促动和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民众文明素质、产生精神动力，而且也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新兴产业和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文化事业产业的特征是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具有优结构、扩内需、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等的独特优势，文化产业自身还具有经济回报高、易与其他产业融合对接等特点。
这些优势和特点，决定着文化事业产业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成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随着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消费将出现结构性变化，精神文化消费也将渐成主流。
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均十分巨大。
实现当下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市场需求的有效拉动和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而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过程中，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能力的不断扩大和增强，将起到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促动新兴产业崛起以及触发、带动其他消费需求与能力的重要作用。
文化事业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越来越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一，促进可持续发展。
文化产业在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方面有着特殊意义，它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由基本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基本依靠科技、人才、管理创新等方面的转变。
文化产业既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在推动着其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高端化发展。
如文化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文化产业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相融合，文化与信息产业相对接等等，一方面创造经济效益放大倍增的共振效应，一方面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显著增强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优化经济结构。
经济增长要从过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依靠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应不断增加第三产业在其中的所占比重。
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立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就等于找到了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着文化理念特别是创新创造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中去，可以有效地改变传统产业的价值产生链条；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增加和提升其他产业的文化含量与经济价值，使文化成为产业之间相互竞争的核心点，从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文化产业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主动地融入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逐步推动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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