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时期黏膜免疫系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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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时期黏膜免疫系统
小儿时期黏膜免疫系统、过敏性与抗生素间的关系
文章编号：
1005-2224（2009）11-0846-04小儿黏膜免疫系统与过敏性疾病及抗生素的应用三者间关系胡坚中图分类号：
Ｒ72文献标志码：
B胡坚，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天津市儿童医院内科副主任、风湿免疫科主任，同时受聘于南开大学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
现为天津市医学会风湿病协会委员和中华医学会儿科免疫学组组委，兼任《中华儿科杂志》、《临床儿科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和《中国循证儿科杂志》等核心杂志编委，并接受《中华儿科杂志》（包括英文版）的审稿工作。
主要从事风湿性疾病、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和感染相关的自身免疫与免疫障碍疾病的临床工作与研究，研究方向为儿童顽固性风湿性疾病的治疗和感染相关的自身免疫。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第一作者发表34篇；参编著作和大学本科生教材等5部。
主持或参加临床研究获得成果8项。
关键词：
黏膜免疫系统；过敏；口服免疫耐受；抗生素Keywords：
mucosalimmunesystem；allergy；oraltolerance；antibiotics言
健康的黏膜免疫系统（mucosalimmunesystem）使生活在日常环境中的人群在吸入空气中的微粒或食入膳食蛋白质类后，并不发生异常反应。
所谓黏膜免疫系统是由黏膜上皮或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MALT）构成庞大而复杂的内环境稳定和免疫应答系统。
另一维系因素是微生物群系（常驻益生菌群）。
在已知黏膜免疫结构中，与临床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呼吸道黏膜和肠道黏膜免疫机制。
相关的主要组织结构是肠相关黏膜系统（GAMS）或肠相关淋巴样组织（GALT）、鼻咽相关淋巴样组织（NALT，分别分布在上鼻腔30.1%、鼻窦2.9%、鼻中隔2.6%、上颚14.1%、旋后鼻甲10.4%、中鼻甲26.4%、下鼻甲13.5%）、喉相关淋巴组织（LALT）和支气管相关淋巴组织（BALT）[1-2]。
其他还有乳腺、唾液腺和泪腺、生殖道及内耳。
任何结构的破坏，包括微生物群系的失衡，都将导致过敏及过敏相关性症状的发生。
本文将就小儿呼吸道和肠道相关黏膜免疫组织与疾病的关联性予以简单的介绍。
2黏膜免疫系统的基本组成与功能黏膜免疫组织的分布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功能相关。
在呼吸道，黏膜防御机制依赖于黏膜表面纤毛的机械清除作用和黏膜上皮细胞抗原呈递、参与炎症性细胞趋化或活化的启动与维持。
在缺少黏膜纤毛的肺泡，其免疫反应则依赖于肺泡内巨噬细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病理状态下，广泛分布于支气管、血管周围和肺内间质形成的可诱导气管相关淋巴组织（inducibleBALT，iBALT）与免疫介导组织损伤的关系[3]。
一个特殊的黏膜结构区—喉黏膜区域，是下呼吸道IgG优势区与消化道IgA优势区的交汇域。
与下呼吸道不同的是，在CD1d-NKT细胞轴（CD1d-NKTcellaxis）的黏膜免疫应答中，此区域正常分布的独特菌群具有重要作用[4]。
相关机制涉及的临床实例是喉咽返流（LPR）。
在消化道，突出的组织结构是Peyer淋巴集合小结（PP），作为第一道防线，黏膜表面的免疫排除（immuneexclusion）能有效防止肠上皮细胞中和抗原的干；尤为重要的是在膜样细胞（membrone-likecells，M细胞）介导的抗原选择性过程中，抗原（呼肠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轮状病毒和沙门菌属等）粘附到PP的M细胞，通过胞转作用和抗原呈递等关联性免疫过程，最终形成分泌型IgA（sIgA）的应答。
BALT和GALT的组织区别在于前者缺乏M细胞，但在抗原量增加的病理状态时，BALT及肺泡内可诱导上皮分化产生M细胞。
在生命早期，特别生后第1年，是包括黏膜免疫在内的适应性免疫从幼稚到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婴幼儿变应性紊乱的易发生阶段。
有关呼吸道黏膜下淋巴细胞和GALT（BALT、NALT和GALT）分别或共同构成黏膜IgA应答感应和效应部位的深层机制的阐明，既有助于对某些疾病的理解，如食物不耐受、炎性肠病、呼吸道慢性炎症性或过敏性疾病、类风湿等自身免疫性疾病，还将影响治疗新理念的形成。
3黏膜免疫系统与过敏性在健康个体呼吸道黏膜捕获抗原后，气道黏膜树突细胞（AMDC）和其他抗原呈递细胞（APCs）通过T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完成对致病原和非致病原处理，使呼吸道黏膜处于原状稳定（homeostasis）。
在实验性变应性气道疾病（EAAD）模型鼠的抗原捕获试验中证实，这种稳定一旦被破坏将导致呼吸道变应性异常。
如哮喘病，以辅助性T淋巴细胞亚群（Th2）偏移的潜在性损伤为主，但对非致病性变应原的处理则由CD4+T细胞介导形成炎症应答[5]。
对变应原的易感性受环境和遗传因素两个重要条件制约。
消化道内共生微生物与过敏存在特殊关系。
GALT中，因肠腔内细菌的抗原性刺激而呈现Th2调节细胞优势，防御肠内炎症形成。
在TLR4依赖性信号和非侵袭性共生菌群抗原刺激下，GALT形成复杂的淋巴细胞应答和Th1偏移性记忆效应细胞，从而抑制对食物抗原的变应性应答。
一旦缺失这种效应，将不能形成口服免疫耐受（oraltolerance）诱导，Th2细胞介导的高反应性即可发生[6-7]。
口服免疫耐受是黏膜免疫生理学的基本特征，涉及纷繁的免疫学机制（表1）。
其完整性与变应性紊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者具有异质性表现和相互关联的临床疾病谱。
事实上，肠黏膜相关的免疫反应并非仅局限于局部或很少引起全身性免疫应答。
儿科医生常会听到这样典型的主诉：
我的孩子食入某种食物后，哮喘病突发加重。
这是典型的消化道与呼吸道症状关联的现象。
还有饮食与皮肤变应性疾病等。
在儿科另一个普遍的临床表现是呼吸道病毒感染后慢性咳嗽和耳鼻喉科问题（变应性鼻炎、鼻窦炎和腺样体增殖等）。
此所谓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变应性炎症源自一个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的基本认识，也是抗变应性治疗的免疫学基本点。
而呼吸道-消化道黏膜免疫系统间的关联所构成的黏膜局部免疫效应与系统免疫应答的内在关系已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图1）。
由图1可见，肺固有树突细胞（抗原呈递细胞）捕获变应原（吸入的花粉）。
变应原刺激树突细胞（DC）成熟，促进次级淋巴样器官变应原特异性T细胞增生。
之后，这些变应原特异性T细胞进入到肺内与负载丰富变应原的抗原呈递细胞一起形成对变应原变应性应答初级病理生理阶段。
正常情况下，调节性T细胞（Treg）网络可以防止过度的气道变应性T细胞应答的形成。
由于窦和上呼吸道黏膜层固有解剖结构可滞留环境细微微粒，吸入的花粉也可被吞咽入消化道。
健康状态时，摄入的变应原由胃肠道抗原呈递细胞处理，胃肠道抗炎症的环境使这些抗原呈递细胞转化成调节性抗原呈递细胞（DCr），并促进变应原应答特异性Treg细胞的增生。
在这种抗炎症的环境和正常平衡紊乱的维系与形成过程中，微生物丛具有重要的作用，包括增加酵母菌落和阻止Treg对变应原的应答增强。
在胃肠道，通过宿主和微生物作用产生的一种潜在的信号分子构成是氧化脂类（oxylipins）。
虽然宿主遗传学可能通过改变固有识别应答来调整特定的应答，但抗生素和饮食却可改变微生物丛的平衡而产生紊乱性应答。
表1黏膜免疫应答相关免疫活性细胞与分子诱导位点相关（含细胞因子）抗原暴露M细胞激活并摄取抗原、转运和呈递树突细胞成熟（CSF、TNF-α、IL-4↑、IL-10↓）T细胞活化：
（1）TCR+CD4+、MHCclassII；
（2）TCR+CD8+、MHC-IB细胞活化同型转型（TGF-β、IL-5、IL-6）整联蛋白表达：
α4β7、L-选择素B细胞和T细胞选择性迁移到效应部位效应位点相关（含细胞因子）整联蛋白介导抗原反应性淋巴细胞归巢至初次免疫位点其他远效应部位的选择性撒播（selectiveseeding）在IFN-γ参与下，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pIgR）形成在IL-4、5、6的参与下，抗原反应性IgA-B细胞活化、增殖和终末分化形成浆细胞黏膜免疫相关疾病谱临床研究较集中的是食物不耐受相关湿疹、慢性呼吸道疾病和IgA缺陷相关性疾病和慢性炎症性肠病。
因此，调整异常的口服免疫耐受也是未来治疗的积极方向[8]。
动物实验研究发现，肠道内抗原特异性S-IgA抗体水平可影响实验鼠的食物过敏性，而Peyer集合淋巴小结中抗原特异性CD3+细胞通过释放IL-10和TGF-β，使分泌抗原特异性IgA细胞数量增加，促进IgA的产生。
提示S-IgA在食物耐受机制中发挥作用[9]。
4肠道微生物群区系—黏膜免疫生理性调节的重要因子众所周知，肠道黏膜的免疫生理性调节有赖于其健康微生物群的建立，即微生物群落假说（microflorahypothesis）[10]。
尽管对异质性表现（heterogeneousmanifestations）很强的过敏性疾病复杂的本质还需要深刻地去认识，但已知完整的黏膜屏障可使宿主免除或减少环境中过敏性因素导致的变应性紊乱（allergicdisorders）。
因此，维系健康菌群即成为靶向治疗的生理基础（图2）[11]。
一些疾病已经通过改变病理状态下的菌群而得到治疗的裨益。
这些益生菌群的抗变应性紊乱的潜能具有菌株特异性、菌株产物特异性和宿主专一特性（host-specific），正确地选择年龄相关人群可获得有益的效果。
如乳酸分支菌或芽胞菌乳剂对婴儿期特应性湿疹和牛奶诱发的变态反应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但对哮喘的发作无效[12]。
相关要点：
首先是宿主的年龄[13-14]。
在低龄儿童，通过TLR依赖性过程，可以发生成人没有的鼻黏膜对微生物刺激所产生的迅即感应性应答。
体外实验发现，经过细菌脂多糖和变应原处理的鼻黏膜，由于脂多糖通过局部免疫应答由Th2向Th1的转化和增强了抗炎性反应的IL-10表达强度，从而阻碍了鼻黏膜过敏性炎症。
此现象却未在成人发生。
作为益生菌假说，针对哮喘病的治疗尚未得到证实，或许对伴随明显消化道问题的哮喘患者群有益。
其次，针对变态反应性紊乱的益生菌治疗靶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这主要取决于菌株的特异性和宿主变应性紊乱疾病的类型。
第三，益生菌转运抗原的潜能与食物中蛋白水解度相关。
适度水解的蛋白不仅刺激肠道内的体液免疫，还可诱导口服免疫耐受，因为抗原的分解是黏膜耐受形成必不可少的内容。
最后，菌株特异性已在早些的干预性研究中得到证实。
例如，两种不同的L.rhamnosus菌株在轮状病毒腹泻中的作用完全不同[15-16]。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强调黏膜免疫生物学在变应性紊乱中的作用时，不能忽视菌株和食入蛋白水解度作用，同时，年龄因素是婴幼儿期影响变应性紊乱产生的重要条件。
5抗生素—微生物群—黏膜免疫—过敏性疾病在这四个关系链中，抗生素与过敏性疾病的关系曾经被简化为药物过敏，从而忽视了中间环节庞大而复杂的已知与未知性。
从常见的婴幼儿湿疹、哮喘病及哮喘样症状中（asthma-likesymptoms），虽然还不能清楚地得到明确的结论，但一些研究结果已在提示：
在生命的早期，抗生素使用的频率与随后的儿童期过敏性疾病或状态（湿疹、哮喘病和哮喘样症状）不仅存在风险关系，还与抗生素的种类存在联系[17-22]。
一项涉及出生后第1年至7岁13116例儿童的队列研究表明，给非呼吸道感染的儿童使用抗生素，其哮喘发生率明显高于呼吸道感染人群（OR1.86，95%CI1.02-3.37），特别是超过4个疗程（OR1.46，95%CI1.14-1.88），乡村儿童更突出。
这些易感儿童的广谱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使用频度高和时间长的问题更为普遍。
然而，减少广谱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之后，过敏性疾病的风险指数是否会减低还有待观察。
近来，一项来自加拿大的涉及1997—2003年出生的251817例从新生儿期到儿童早期的队列分析，在比较围生期因素和出生体质、环境因素，以及中耳炎、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之间的相对危险因素之后，对生后第1年抗生素暴露人群后期（2～9岁）哮喘病患病情况的分析（危害比，HR）结果也得出了同样的提示（修正HR1.12，95%CI1.08-1.16），当抗生素使用时间＞4个疗程时，暴露风险突出（修正HR：
1.30，95%CI1.20-1.41）；在抗生素种类的对比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暴露风险尤为突出（修正HR：
1.11，95%CI1.06-1.17）。
肠黏膜结构性破坏修复到功能恢复正常需要12周的时间，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程。
在婴幼儿（生命的早期），不仅此期间可能会出现变应性紊乱症状（湿疹、多汗、长时间的卡他样症状等），而且抗生素导致肠道微生物群（intestinalflora）破坏，进而影响黏膜免疫生理学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口服免疫耐受的影响[23-24]。
这就不难理解，婴幼儿早期阶段抗生素使用频度与此后的变应性紊乱趋升的现象：
口服免疫耐受的结构性破坏与功能性缺失的结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6结语1942年，纽黑文（NewHaven）的1名33岁妇女，因链球菌性脓毒症而危在旦夕……然而，她活到了99岁，是青霉素救了她。
66年后，三藩市（SanFrancisco）的1名70岁的老者，感染了耐万古霉素的屎肠球菌，虽经医生尽力，不幸辞世。
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使人类不得不面对细菌耐药疯狂的超级挑战[25]。
伴随感染性疾病的相对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相对增加。
重视并深入研究黏膜免疫系统在过敏性疾病形成中的作用，减少影响黏膜免疫系统的不利因素，包括合使用抗生素，是所有临床儿科医生的责任。
粘膜免疫在粘膜保护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随着各种广谱、高效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得从肠粘膜表面来源的条件菌感染显得较为突出；其次，许多传染病如艾兹病、伤寒、霍乱的感染亦首先来自粘膜表面。
因此，保护粘膜表面以抵抗环境病原体是感染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
目前迫切需要一种能在粘膜表面使用的高效的非抗生素防治手段，而粘膜免疫的研究不断深化，使人们认识到提高粘膜免疫屏障在粘膜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粘膜免疫系统的构成各自功能
早在1963年，Thomas等就提出IgA是位于粘膜表面主要的免疫成份，此后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证明粘膜免疫系统是相对独立于全身免疫系统之外、又与全身免疫系统密不可分的系统。
粘膜免疫往往由二大功能区构成：
免疫诱导部位及免疫效应部位。
淋巴细胞在全身免疫系统及粘膜免疫系统内二大功能区之间不断的迁移，同时伴随着淋巴细胞本身的分化成熟［1］。
粘膜免疫诱导部位往往是特异化的粘膜淋巴滤泡，存在于扁桃体、气管及肠道等处，例如舌、腭扁桃体，口腔及鼻咽部的咽扁桃体，小肠的潘氏结（Peyer’spatchs，PP）以及阑尾。
典型肠道的淋巴滤泡分为生发中心及富含B细胞的边缘带；诱导部位通过冠状层与肠上皮隔离开来，冠状层主要由B细胞、CD+4T细胞以树突状细胞及巨噬细胞构成［2］。
大量证据表明：
诱导部位在局部免疫中起着主要作用，包括抗原的提呈及信号传导，淋巴细胞的产生及致敏，主要包括特异IgA效应的B细胞，记忆B细胞以及T细胞［3］。
免疫效应部位是指淋巴细胞在此分化为终末细胞并发挥作用的场所，主要为粘膜中的固有层，通过免疫组化显示固有层含有大量的IgA型浆细胞。
粘膜免疫系统具有其独特的性质，例如抗原的提呈主要依靠M细胞、淋巴细胞分化过程中的迁移以及局部调控因子以Th2样因子为主；更为引人注意之处在于，粘膜免疫产生的抗体主要为IgA型以及肠固有层中T细胞中rδT细胞占多数。
这些特点与其屏障作用密切相关。
2 粘膜免疫中抗原摄取（Antigensampling）
在粘膜免疫组织中，M细胞、树突状细胞及肠上皮细胞均具有抗原摄取功能。
M细胞是高度专业化的肠上皮细胞，拥有区别于其它肠上皮的超微结构及组织学标志［4］。
M细胞在近肠腔的顶端处吞噬肠腔内的可溶性及固化物质，包括肠腔内的微生物，胞内加工后以吞噬小泡形式转送至侧面胞膜处，并以胞吐方式分泌入细胞间隙。
在M细胞侧面聚集有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从而迅速识别M细胞提供的抗原。
通过这种方式，位于肠上皮下的粘膜免疫诱导部位迅速识别肠腔内抗原并产生免疫应答。
目前研究表明，肠上皮细胞同样具有抗原摄取功能。
许多实验证实［5］，肠上皮细胞吞噬肠腔内抗原并将抗原提呈给已致敏的T细胞。
其次，肠上皮细胞接受抗原刺激后会应激分泌细胞因子，如IL-6等，亦分泌血管活性肽分子；这些因子均可提高局部分泌型抗体IgA的合成水平。
因此，肠上皮细胞在粘膜免疫中的作用逐渐引起重视。
肠固有层中的rδT细胞在抗原早期识别亦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
肠粘膜免疫组织能迅速对肠腔内抗原做出反应，与rδT细胞的功能有很大关系。
rδT细胞在肠粘膜免疫组织中数量多，全身约1/3的rδT细胞位于肠上皮组织中。
这类T细胞表面TCR受体类型为rδ，具备CDR3抗体结构。
rδT细胞在局部的作用主要为：
进行非限制的细胞毒反应，提供早期杀菌机制；充当免疫调节细胞，分泌IFN-r、IL-5等，在rδ-knockout的小鼠体内，IgA浆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说明rδT细胞参与了IgA合成的调控。
3 参与分泌型IgA合成的相关机制
分泌型IgA是在肠腔内抗原诱导下，由局部粘膜免疫组织合成，并经上皮细胞分泌入粘膜表面。
SIgA在保护机体免受粘膜表面的微生物侵袭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合成与抗原提呈、淋巴细胞归巢迁移（Trafficking）、以及周围环境中的细胞因子均有很大关系［6］。
在粘膜免疫诱导部位，抗原加工、提呈后，形成抗原致敏特异的IgA型B细胞。
在此过程中，B细胞的分化、增殖有赖T细胞的帮助［7］。
其中多种Th2样因子参与了诱导部位B细胞增殖、分化，相关因子包括TGF-β［8］、VIP［9］、IL-4［10］等。
前体B细胞在诱导部位内进行同种型转换（Isotypeswitch），形成膜表面抗体IgA阳性的B细胞，同种型转换是形成IgA型浆细胞的关键之一。
体外研究发现TGF-β作用下，B细胞基因表达重排，Cα基因替代CH基因［8］，从而使B细胞转型为IgA型B细胞。
但有研究证实IL-4的作用远高于TGF-β。
在体内实验中，证实IL-4是调控B细胞在PP（潘氏结）内分化的主要因子，IL-4—/—小鼠失去合成IgA的功能［9］，因此IL-4对于IgA的合成十分重要。
转型的B细胞被抗原致敏后离开诱导部位，沿血流进入局部或远处的粘膜组织及分泌组织。
在这些效应部位，致敏B细胞分化为合成IgA的浆细胞［10］，或者成为长效记忆细胞［11］。
已致敏B细胞主要在IL-6、IL-5等细胞因子调控下分化为IgA型浆细胞。
粘膜免疫组织B细胞分化成熟的过程中存在细胞的不断迁移，称之为淋巴细胞归巢。
淋巴细胞膜上α4β7整合素是引导淋巴细胞归巢的主要成份。
体外研究证实，α4β7与粘膜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MadCAM-1结合，介导淋巴细胞进入粘膜组织［12］。
致敏的淋巴细胞膜表面α4β7表达增高，但是其中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4 提高局部粘膜免疫的研究进展
局部分泌型IgA是保护粘膜、抑制肠内菌的主要成份。
经研究证实，分泌型抗体对病毒［13］、肠腔内致病菌［14］及条件致病菌［15］均有抑制作用。
因此，如何提高局部分泌IgA水平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4.1 主动免疫
开发出高效且安全的疫苗及寻找合理的免疫途径是进行粘膜主动免疫的关键。
基因工程重组疫苗的研制与使用是近来提高粘膜免疫水平的主要方向之一。
例如在对Norwalk病毒的防治研究中［15］：
将Norwalk病毒的致病基因剔除后，重组基因并在昆虫细胞表达为rNVVLPs，具有病毒的免疫原性，但无致病性；经口将rNVVLPs送入消化道。
检测证实，rNVVLPs可刺激CD1小鼠及BALB/C小鼠产生高水平的粘膜免疫应答。
另一种重组措施是将抗原与CT（Choleratoxin）相连［16］从而提高免疫效力。
CT由CTB及CTA二部分构成，而CTB属无毒性部分。
将抗原与CTB相连，复合蛋白与M细胞及肠上皮细胞表面的GMI分子作用而激发起局部免疫应答。
例如将SREHP抗原，一种阿米巴原虫的保护性抗原，与CTAB等基因嵌合并在大肠杆菌内表达出嵌合蛋白SREHP-H。
经实验证实，SREHP-H经口免疫机体，可使肠粘膜免疫组织产生针对阿米巴的IgA抗体，并可在血浆中产生IgG抗阿米巴抗体。
4.2 局部应用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在IgA合成中的关键作用，使人联想到使用适当的细胞因子来选择性地提高IgA水平。
而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使得细胞因子在粘膜免疫组织局部的应用更为合理、高效。
选择适当的载体，将IL-4、IL-6等细胞因子基因插入载体中，通过载体将细胞因子的基因选送至粘膜局部。
载体往往是一种侵袭性病原体的减毒变异体，如灭毒的沙门氏菌［17］以及减毒病毒［18］，通过载体对粘膜组织的感染从而将细胞因子基因植入局部免疫组织中表达。
此外，微包装技术的发展使得直接局部应用细胞因子成为可能，例如用脂质体包装细胞因子并在粘膜局部应用，可提高粘膜免疫组织的合成IgA的能力。
4.3 IgA抗体直接在粘膜表面的应用
在预防肠腔条件致病菌的机会感染方面，国外有人将分泌型IgA应用到粘膜局部，结果表明，IgA能有效地抑制细菌移位的发生［19］。
此外，通过制备抗致病菌的IgA型单抗，然后将IgA型抗体用于粘膜局部，可较好地预防肠道致病菌［14］感染。
目前这方面工作尚有待深入，但是对于粘膜免疫机制存在障碍的患者，被动粘膜免疫是一种迅速、有效的粘膜保护措施。
总之，粘膜免疫屏障是保证机体免受粘膜表面来源的病原体感染的机制之一。
粘膜免疫组织对抗原的识别及产生免疫应答方式均有其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助于人们将这一内源防御机制运用于对一些传染病如艾兹病、肝炎及其它粘膜来源的病原体感染的防治。
粘膜免疫与人体健康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李宁
2003年
最近，大家都很关注非典，我们也是每天都在与这些病人打交道，北京的发病率也比较高，可能大家对这个也比较关注。
下面要讲到粘膜免疫系统以及和非典之间的一些关系，我们怎么样通过增强粘膜免疫系统的功能来提高我们人体的抗病能力，特别是抗感染的能力。
第一个内容，介绍人体的粘膜免疫防御系统，
第二个内容，如何增强粘膜免疫系统
第三个内容，感染性疾病和粘膜免疫系统功能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什么是人体的粘膜免疫系统，其功能是什么
在过去很多年医学方面的研究，我们了解到，人体自身有一个免疫系统，所谓的免疫系统是抗外来的一些病原体。
人体要想健康的正常生存、生长、甚至延年益寿，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免疫系统。
过去我们讲免疫系统有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所谓细胞免疫就是我们可能要得病了，到医院里去化验白血球，白血球其中有一个叫T细胞和B细胞，也就是淋巴细胞，这种淋巴细胞在接受外来的感染源，或者是微生物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就会把这些细菌消灭掉，另外这些淋巴细胞还可以把这些病原体吃掉，吞噬掉。
体液免疫是通过有一些淋巴细胞产生一些抗体，在血液循环里面就象一个警察一样，哪里来了一个敌人，或哪里违反交通规则了，入侵的一些病源体，它就体现为抗原抗体反应，抗体和病原体相中和，这样把病原体消来灭掉。
这就是我们过去研究比较多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到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文章报道比较多，我们又发现新的一个免疫系统，这个新的免疫系统，叫粘膜免疫系统。
最大的粘膜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其次还有呼吸道----肺，再有就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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