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悲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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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悲剧
南阳理工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
学院（系）：
文法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
孙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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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2010年4月
南阳理工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
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悲剧
ThecommentontragedyoffemaladestinyinBaiLuYuan
总计：
毕业论文15页
南阳理工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悲剧
ThecommentontragedyoffemaladestinyinBaiLuYuan
学院（系）：
文法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
学号：
*********
指导教师（职称）：
熊延柳（讲师）
评阅教师：
尹建学
完成日期：
2010年4月
南阳理工学院
NanyangInstituteofTechnology
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悲剧
汉语言文学专业孙东霞
[摘要]《白鹿原》作为20世纪后期一部厚重的作品，其中塑造了众多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
本文以田小娥、白灵、吴仙草等几位典型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不但揭示了这众多生命在传统男权文化下人性被扭曲、生命遭到迫害的悲剧，而且还进一步揭露出了这些女性被当做男权社会“他者”的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继而揭示出中国传统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展示了女性主体性追求所具有的价值。
[关键词]女性；男权主义；悲剧；女性意识
ThecommentontragedyoffemaladestinyinBaiLuYuan
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MajorSUNDong－xia
Abstract:
"BaiLuYuan"asthelate20thcentury,amassivework,whichshapedthedestinyofmanywomenwiththeimageofthetragedy.Inthispaper,TianXiao’e,BaiLing,WuXian-caoseveralothertypicalfemaleimageasthestartingpointforanalysis,notonlyrevealsthemanylivesinthetraditionalpatriarchalculture,humannatureisdistortedunderthelifetragedyofpersecution,butalsofurtherexposeoutofthesewomenwereasmaledominatedsociety"other"reasonsforthetragicfate,andthenrevealthefateoftraditionalChinesewomentherootcausesofthetragedy,andonthisbasis,thesetoffemaleself-discoveryofthenecessityandurgency,andthenshowsthefemalesubjectofthepursuitofthevalue.
Keywords:
Female;Themale-dominated;Tragedy;Femaleconsciousness
目 录
论《白鹿原》中的女性命运悲剧
中国女性的命运悲剧由来已久，从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以后，女性就陷入了命运悲剧的包围之中。
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没有独立的人格。
她们就是男权社会中一个被物化的符号，就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她们注定有两个结局：
要么顺从地、软弱地苟活在男权社会中，要么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抗争，但抗争最终也一定会被男权社会强权压制，生命也终将遭到戕害。
我们可以看到，在《白鹿原》这个“史诗”[1]般的小说中，男权主义传统文化非常的浓厚，在这个男性权利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女性只能卑微屈辱地活着，她们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受到社会的歧视与迫害，她们无法得到真正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只能或者无声或者悲惨地离开人世。
1菲勒斯体系下的“他者”悲剧
“菲勒斯”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换一种说法，菲勒斯体系也就是男权主义体系。
在这种社会体系下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的权威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去评价女性，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作为一种客体、作为被物化的对象，限制并阻碍女性的创造力，避免女性参与社会性劳动，即使在家庭生活中女性与男性也处在不平等的地位，女性被贬为“他者”、“第二性”[2]，使她们陷入丧失自我的危机中。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处在菲勒斯体系下女性的命运才显得那么悲哀甚至悲惨，这种悲哀或悲惨的命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男权主义价值体系下的意识强迫悲剧
在几千年男权宗法社会传统意识下，女性生来就应该被禁锢在家庭当中，她们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照看孩子、做家务，她们从生下来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女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家，家就是她们的整个世界，而她们自己等于零。
她们的思想被麻痹、被禁锢，像是一群逆来顺受的羔羊，接受那个社会中男性的任意摆布。
她们从小就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笃信一切先辈们遗留下来的所谓的道德行为准则，自觉地建立起符合那个社会道德的个人价值观，并以此规范着自身的言行。
这类女人一生都是默默无闻的，她们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就犹如野草生了又枯的过程，一切都显得那么符合自然，那么符合规律。
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充当的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劳动工具、性工具、交换金钱权势的商品而已。
1．1．1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悲剧
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他的前六房媳妇都是新婚不久暴病而死，没有给他们白家留下任何子嗣。
他的父亲秉德老汉在临死前还惦记着这个事情，临死前的遗言就是告诉白嘉轩赶紧把刚说好的媳妇娶回家来，要不然白嘉轩就顶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了后才是大逆不道”[3]的罪名了。
为了完成为白家留后的任务，白嘉轩在父亲死后百天未到就娶回了第五房媳妇。
然而他们又白忙活一场，第五房媳妇因为惧怕白嘉轩的“命硬”，而且又因为父亲贪财而把她推进火坑，所以半年未过她就变得疯疯癫癫、神情恍惚，最后在洗衣服时病犯溺死在水池里，同样未给他生下一儿半女。
于是他又娶了第六房、第七房媳妇，直到他的第七房媳妇吴仙草来到白家后，他才得以延续白家的香火。
然而之前那六个女人就这样死去了，她们来的快去的也快，几乎没有给白嘉轩留下任何记忆，就从这个社会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从白嘉轩娶了死、死了娶这么多房女人的过程来看，这些女人根本没有被当作人看，她们只是一个被物化了的符号，只是被父辈当做了交换钱财的商品，只是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在她们死后，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姓名。
也正因为这样，白嘉轩才可以轻易地在死了一个女人之后又很快娶了另一个回来。
白嘉轩与这几任媳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感情，他娶回这么多房媳妇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也不是向这些女人寻求精神上的相随，这种社会体系下的男性只把女性当做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一个随时可以更换的物件，这些女人的生命低贱到如此地步。
处在这种社会体系下的女性就好比生活在鲁迅先生说的“铁屋子”里一样，“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4]这些女人正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她们生长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只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只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以及理想，她们知道“三纲五常”，知道“三从四德”，但是她们却不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渴望，她们内心的自我早就昏睡，直至最后的死亡。
白嘉轩的第七任妻子，也就是这些逆来顺受的“他者”的代表吴仙草在这个问题上是个典型：
她是白嘉轩在与自己的父亲喝酒时，被父亲的一句玩笑话决定了命运的。
就在那样的说笑间，一门亲事已经定下，一个女子的命运也被草率地决定了。
然而她自己却并没有认为父亲的做法有任何不妥，甚至心甘情愿地跟着一个陌生的男子生活。
吴仙草勤劳朴实、踏实能干，而且到白家后也连着为白家生了三个儿子。
按照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她这样的女子可以称得上“贤良淑德”了，她似乎也认为自己过上的是幸福的生活。
但情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说，她们这些女人是被关在“铁屋子”当中的，她们自己建构起来的价值意识只是符合这个社会本来就已经给她们设定好的道德标准，在她们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两情相悦的爱情，婚姻也更不是爱情的继续。
对于她们来说，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就是为了给丈夫的家族传宗接代，自己生儿育女所付出的艰辛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
作为一个丈夫，白嘉轩不曾理会妻子生育的痛苦，只有在妻子满足他传宗接代的愿望时，才吝啬地给予妻子“你给白家立功了”[5]这样的“赞许”。
而吴仙草对丈夫的语言和行为也并没有半点异议，她觉得自己为白嘉轩生儿育女是理所当然的。
面对分娩的痛苦，她冷静并泰然处之，在她看来，生小孩就不过比拉屎尿尿稍微麻烦一点罢了，这是何等的令人心酸。
令人更心酸的是在生白灵时，只有她一人在家，她只得低下头用自己的嘴巴咬断孩子血腥的脐带，整个分娩过程在吴仙草看来像是操持家务一样简单。
她真正在履行着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义务，可是她得到的回报只是那句“立功”的话，仅此而已。
1．1．2作为男性强权帮凶的悲剧
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中，因为男性长期对女性进行权利统治和压迫，致使有部分女性从开始被强迫接受男权意识到完全被男权意识异化，继而扭曲了性格和心灵，她们一方面是男权意识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接受男权意识对她们的异化，并把渗入自己灵魂深处男权意识强加给别的女性，自觉地成为男性统治社会的帮凶。
如果说吴仙草这类深受封建男权毒害的女人是可怜的，值得我们同情的，那么这类成为封建男性强权走卒的女人却是可恨的。
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就是帮凶的代表，她不但自己严格遵循着先辈的生活规则、道德规范，而且还帮着男性迫使其他女性落入这种生活，甘心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当白嘉轩的第五个媳妇死后，白赵氏对他说：
“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再给你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了心甘。
”[6]如此残酷的话语竟是从同样作为女性的白赵氏口中说出来，这不仅让人心疼，更让人觉得心寒。
此时的白赵氏早已没有了女人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意义，她的思想已经严重地被同化、被毒害，在她的意识中只有“三从四德”，只有“三纲五常”，没有半点对人格的尊重、对人性的宽容与谅解。
我们不怕被奴役，因为被奴役的人可能有一天会起来反抗压迫，我们怕的是自我奴化，自觉按照男权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男性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不但将自己囚困于男权势力的统治之下，更使得其他可怜的女性也遭受非人的待遇、成为“他者”中的一员。
1．2男权主义桎梏下无法追求生命意识的悲剧
在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男性一直都是社会的唯一，文化和思想价值中都充斥着男性的强权意识。
在这个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中，在父权和夫权的包围下，女性很难有自我意识，这个话语中心权犹如一座大山压迫着女性，即使有人有萌动的自我意识，那她也只能徒劳地挣扎，生命主体在觉醒和幻灭之间逐渐被玩弄、被戕害。
1．2．1在理与欲之间挣扎的悲剧
《白鹿原》中有一个女人的遭遇尤其悲惨，她在矛盾的挣扎中死亡、毁灭。
鹿兆鹏的媳妇冷大小姐是深受封建男权传统思想影响的大家闺秀，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鹿兆鹏，但鹿兆鹏却是个受过新式教育、接受过新思想的革命者，他不甘心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不甘于接受这样的安排。
他是在父亲鹿子霖的三个大耳光的逼迫下与冷大小姐结婚的。
结婚以后，鹿兆鹏就坚决地远离家门，可怜的冷大小姐从此就过上了有名无实的弃妇式生活，一个可怜的深受封建男权传统思想影响的女人开始任由不幸的婚姻侵吞她的青春和灵魂。
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却饱尝了婚姻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是那么的难以忍受，她虽然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传统的思想观念：
女人要贞节、要正派，但她也毕竟是个有血有肉、青春正盛的女人，尽管她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产生过真正的感情，但她仍然有着对性的渴望，也正是由于她深受封建男权思想的毒害，所以她只能在理念与欲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以致于在看见田小娥时心中升起一种矛盾的想法，她看不起“淫荡”的田小娥，但从情欲感情上来说，却又非常羡慕田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悲的是她只能在这冰与火的矛盾下挣扎，只能在想像和睡梦中渴望两性的结合。
她并没有站起来去反抗命运不公，只是默默地忍受，在沉默中扭曲自己的思想。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7]，抵不住理与欲争斗的她终于爆发了，但她也最终走入了疯境——得了淫疯病。
在男权父权社会中，她的淫疯病可以说是对男权主义极大地侮辱，所以为了阻止她的胡言乱语，她的父亲冷先生亲手配制了汤药把她灌哑了，最后她只能带着生命的遗憾屈辱地死去，这个凶手就是封建社会的男权。
冷大小姐自幼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教育，又在笼罩着浓郁封建礼教的宗法之地生活，她根本不可能用反抗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幸福。
她也想拥有美好的生活和属于自己的爱情与家庭，但是她却没有反抗的勇气，只能逆来顺受，最终在沉重的精神压抑与人的本能的尖锐冲突中从精神变态走向精神分裂，最后悲惨地死去。
像她这样女人在男权社会中就如同一群沉默的羔羊，她们追求的价值操守和人格信念都是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强权主义，这种强权控制着她们的精神和生命，她们无力改变这种状态也不曾想过去改变这种状态，她们只能在默默无闻中被遗忘着、被伤害着，她们无论怎样努力地去践行妇女之德，也逃脱不了生存本质上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他者”悲剧，她们无法摆脱作为男性附庸的命运，无法脱离将自身幸福寄托于男性的幻想宿命。
面对这些柔弱的女性生命，男权主义的主导者则充分暴露了他们强权、霸权的本质，他们束缚着女性的精神，毒害着女性的思想。
传统礼教将欲望视为最邪恶的东西，他们无法容忍女性违背礼教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他们宁可将鲜活的生命逼至疯狂，这也是男权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显现。
1．2．2在“道德”之外反抗的悲剧
中国封建男权社会中从来不乏为了自身的幸福而挣扎、反抗的女人，但这些女人反抗之后的结局一定很惨，不是被改造成为男性社会所谓的“标准女性”，就是连被改造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遭到迫害了。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描写最生动、最具有震撼力、也最具有争议性的女性形象，她一生的反抗与挣扎也展示了她命运悲剧的震撼力。
田小娥的父亲是个秀才，而她本来也是个符合男权社会道德的温柔贤淑的小家碧玉，她同其他女人一样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家庭，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了已经快七十岁的郭举人做妾，她的命运从此就处在了屈辱的境地。
封建男权社会不把女子当人看是抹杀不了的事实，田小娥嫁到郭家只是被郭举人当做了一个养生的工具，她的主要功能就是给郭举人“泡枣”，她在郭家的地位甚至连猪狗都不如。
但是作为田小娥屈辱命运的制造者却丝毫不同情她的命运，不但没有内疚或者自责，而且认为她应该顺从地接受这个现实并且不应该有半点怨言。
但是田小娥的生命却充满了活力，她不甘心接受封建男权礼教给她设立的既定命运，所以她就用反抗和报复来否定这样的安排，但这种反抗在面对强大的封建男权的时候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
田小娥的意识中有些许的自我在萌动，在人格和尊严都被践踏掉的压抑下，看见黑娃这个“光明”的时候，她心中腾升起了对真正爱情的渴望，并不顾一切地奔了过去。
但是她和黑娃的结合在封建男权社会中是大逆不道的事，“存天理，灭人欲”是封建男权社会一贯遵循的准则，他们认同田小娥嫁给郭举人做妾，却不能容忍她与黑娃寻求精神与肉体双相结合的行为，所以田小娥与黑娃的私奔自然也以失败告终，她虽然逃离了给郭举人做泄欲与延年益寿工具的火坑，却又走进了遭人唾弃的境地。
在男性强权社会中，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价值的工具和符号，她们不能有自己的欲望，所以田小娥的做法算是完全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她成了一个不守妇道的“破鞋”，犹如“庭院里的一泡狗屎”遭到家人和周围人的唾骂，在大多数人眼中她是一个“淫乱者”，一个“婊子”，她不但无法随着黑娃进到祖宗祠堂拜祭，而且在白鹿村中也无法有立足之地。
在鄙视田小娥的那些人之中，很多是与她一样有着悲惨命运的女性，面对同样的遭遇，这些女人给予田小娥的不是同情与理解，而是咒骂与鄙夷，这种情况在思想被同化的女人身上多少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由此可见封建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毒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因为不容许田小娥的行为，封建男权当然会去惩罚她。
短短的生命中，田小娥不但遭到了家人的遗弃，承受了别人对她的批斗，还受到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在命运的沉浮中，田小娥吃尽了苦头、历尽了辛酸。
但是她受的苦还不止这些，男权社会的部分掌权者还趁着田小娥孤立无援的时候乘机占尽她的便宜，再一次将女性玩弄于股掌，将她们当做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
但是田小娥是一个有一定自我意识的女性，她不同于冷大小姐的默默忍受，当她“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形态”[8]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她就在冰冷绝望的体验中，冷酷地报复起那些伤害过她的人。
田小娥名义上的公公鹿三由于忍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在一个月黑风清的夜晚，用一把梭镖结束了她的生命。
她的对头是沉淀了数千年的封建男权宗法制度，她的死在那个社会中是不被怜惜的，她的行为使这个制度下的人尤其是受其思想毒害极深的人比如鹿三等除之而后快。
而她的生命是那么微不足道，她死了一个多月，除了凶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田小娥是在极其冤屈的情况下死去的，她有着对封建男权满腔的愤恨，所以她就还魂寄身于杀死她的鹿三身上，从一个人人都唾弃的“荡妇”变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女鬼，她在白鹿原上发起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她的报复令原上的人死去了大半。
至此，田小娥与封建男权的斗争达到了极致，生前她在男权社会里的生存权利遭到剥夺，死后她就要夺取那些始作俑者的生命，并且对男权社会展开了血泪般的控诉，她控诉自己正常的追求不被理解、不被认同，她控诉自己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而封建男权却不容许她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但是田小娥的这些争斗只是徒劳，封建宗法势力的掌权者用一座白塔将她的灵魂镇压地底，这也预示着女性面对强大的男权斗争的无用性，也又一次证明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对田小娥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下，几乎白鹿村里的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他们都自以为是地扮演着高尚的角色，他们信奉顺从传统礼教就得接受处于屈辱的非人的境地的信条；要反抗非人的屈辱的命运就要接受得罪传统礼教，被传统礼教视为罪不可赎的人，并最终被传统礼教吃掉的命运。
田小娥以肉体的堕落扯下了虚伪男权主义文明的面纱，以她自己的反抗方式冲击着男权社会的传统礼教，挑战着至高无上的男权家长地位。
我们知道田小娥与黑娃的交往是双向的、自愿的，但在白鹿原这个传统的封建礼教社会中，认为田小娥的行为是下流无耻的传统礼教家长的代表白嘉轩不能容忍田小娥与黑娃的自由结合却与白赵氏联手上演了“借种”的闹剧：
白孝义的媳妇在与孝义结婚后几年都没有怀孕，为了让孝义有后人，白嘉轩和母亲合谋，有意支开家里众人，让兔娃偷偷地陪孝义媳妇睡觉，以便使她怀上孩子，只要让孝义有后人，只要其他人不知道，平时最注重传统礼教的白嘉轩与白赵氏可以暗中怂恿孝义媳妇和兔娃私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和不安，但对于真心相爱的黑娃和小娥，他们却百般鄙视，认为他们的结合不符合道德规范。
可以这样说，结合的合法与否完全由男权社会的掌权者说了算，事情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得到了掌权者的默许，而不是事情本身的合理与否。
田小娥在处于屈辱的境地时，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来改变她的屈辱处境。
当她出于对爱情的渴望，出于生命本能进行反抗时，男权主义却永远将她钉在了十字架上，没有给她任何机会让她去过她自己想要的正常生活。
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9]之间的矛盾冲突，悲剧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结局往往是悲剧主人公的失败或死亡。
虽然小娥的遭遇是悲惨的，但她那种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却是相当令人振奋和赞叹的。
正如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
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当时的自己。
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
”而小娥一生的抗争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1．3男权政治压迫下新思想萌动遭毁灭的悲剧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就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在这个思想体系下，女人参与并干预政治不是意味着要成为男权政治的帮凶，就是意味着女性对男性政治权利的反叛，而后一种情况是男权社会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白灵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女性，她的一生都处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由于她出生在白鹿村的大户人家，又由于她生来就比较聪慧，所以她才得以从小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书，她才得以有机会接受革命新知识、新文化，成为一个具有新理念的共产党员。
白灵的身上蕴藏着许多美好的品行，她美丽、善良、坚强、勇敢、正义感极强。
因为接受了先进的文化、新的思想，所以她幸运地摆脱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成为了一个与其他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女人，她做事情有自己的主张和意愿，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
白嘉轩反对她继续到城里读书时，她用一把大剪刀支在自己的脖子上捍卫了自己继续求学、继续深造的权利；家里给她包办了婚姻，她不仅以失踪作为反抗的方式，而且在被关禁闭的屋子里高喊：
“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10]，走上了自主婚姻的道路。
后来一次执行任务时在与鹿兆鹏的接触中他们爱上了彼此，并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成为了一对真正的夫妻，她在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的同时又选择了自己爱情，在她身上充分地显示了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闪光点。
她在动荡社会的牵引下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把个人生活、私人感情以及自己的命运都融入到了革命的大潮中。
但是像她这样一个新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同样是无法被认同的，传统男权社会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的学习天赋、她的傲气、她的聪慧在别人眼中是不屑，她的姑父朱先生说：
“这种傲气对于统帅，对于武将，乃至对于一家之主的家长来说是宝贵的难得的，而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迹象了。
”[11]男权社会要求的理想女性是老老实实地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类型，而她自主婚姻、投身革命的行为严重触犯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她不但在挑战者男权社会的家长权威，更是在颠覆着男权社会的两性规则和社会秩序。
白灵的意识是觉醒的，她反抗封建男权的方式也是彻底的，但是她毕竟还生活在那个以男性为尊的男权主义社会中，她要面对的是强大的封建礼教，她无法脱离那个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她积极地参与了男性社会的政治活动，她蔑视她认为的比她渺小的男性，所以她无法摆脱身心受到戕害的命运。
白灵最后死在了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军队长官的手里，她的死亡比其他女性的死亡更令人深思。
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中国男权制度下的政治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不以女性的意志为转移，她的悲剧不但来自封建家庭，更是来自男权专制的绝对权威。
她开始的反抗与斗争就注定了她宗法道德“逆子”结局的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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