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珍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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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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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珍品

保利藏珍（精品篇）青铜的光是金属中的“月光”，冷、清、尖锐，可以穿透夜空。

青铜艺术品看上去有流水般漠然的冷，这种冷穿透时光，流到时光之外去，自成一个时代。

喜欢青铜的光泽，喜欢青铜器清晰、纯粹、高贵的感觉。

徜徉在一片青冷的光中，心中有一种雍容和稳的沉静之感。

凤鸟尊（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尊通高50厘米，胎体厚重，质地精良，保存极佳。

通体表现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形象，头顶花蕾状高冠，勾喙前伸，长尾披垂。

凤鸟的背部设置圆拱形器盖，盖上挺立一只小凤鸟，一幅神情怡然的样子。

大小凤鸟通身均装饰鳞状羽纹等纹样，繁复而美观。

尊盖内侧有2行8字铭文：

“倗季乍（作）祖考宝尊彝”，明确标明其为商周时期有名的倗氏家族某位成员所作的青铜礼器。

这只诞生于3千年前的中华国宝是迄今发现中国最大的青铜凤，由保利集团于2004年斥巨资从海外购回。

据介绍，全球目前仅有3件立体凤鸟尊，其中两件流落美国，而这具凤鸟尊以胜其5倍的体积，尽显商周图腾圣物“凤”之浑大精美之气魄。

中国青铜器权威李学勤先生在看到这只青铜凤鸟时，大吃一惊。

在这巨凤现世前，最有名就是流落美国的西周凤鸟尊，然而，它们高不过10多厘米，实难与这只高近半米的凤上之凤相比！

当时古董店主不同意在付款前让保利带回内地验宝。

专家们花费大量时间，最终以保利举世公认的声誉和国宝终应返回祖国的诚意，说服店主，迎回内地鉴定。

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教授等中国青铜器监定和研究权威，背靠背独立做出鉴定，终定为真物。

更令专家们称奇的是，欲为青铜凤修补破损时，这件宝物居然一点残损都没有！

史学、青铜器权威的最终定论是：

“一致认为它形体巨大，气势不凡，且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是目前世上所见最为精彩的商周青铜鸟形尊，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

神面卣（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口径14厘米、通梁高33.8厘米、通盖高30.1厘米、器高16.4厘米。

这件制作于3000年前西周早期的青铜卣，为目前所见造型和装饰最怪异、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件。

器盖与器身的两面皆神面，神面头有双角，双睛圆鼓，直鼻小耳，大眼暴张，吡出两颗獠牙，威猛之中又略带笑意。

即使变换位置，它的双眼仍紧紧盯着你，给人以摄人魂魄之感。

器盖顶端站立一只枭，即猫头鹰—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凶猛的鸟。

提梁由共享一尾的两条龙组成，龙尾上翘。

提梁的两端各有一个由象鼻、牛头、羊角组合而成的怪兽。

器身中央部位伸出一个貘首，貘是一种食蚁兽，目前仅分布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热带地区。

卣的最下部圈足上则装饰有一头双身的龙，龙头居中前凸，龙身左右延展；恰与提梁上的双身龙相呼应。

专家们研究后认为，卣上四个神面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最高的神—天帝，而龙、枭、貘、蛇及怪兽等则是“天帝”属下掌管各方的神怪。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不论造型多么复杂，表面皆以刻划的花纹作装饰，只是花纹在深浅、层次上有所区别。

而这件神面卣则完全是一件立体的艺术品，雕饰极为复杂，也极具艺术感染力。

在目前全世界保存的数以万计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没有一件与之造型和装饰相同。

各方专家无不对其超凡的艺术价值叹为观止，认为它是千年难遇的艺术珍品，非天才而不能创作出来。

王作左守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高41、口径38厘米。

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

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

腹内壁铸铭文两行6字：

王乍（作）鼎彝左守，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周王自作祭祀鼎。

铭文清楚地交待了这是周王制作的祭祀用的宝器，属最高级别的礼器。

此鼎的时代研究者定为夷王时期，为西周中期偏晚。

王作姜氏簋（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口径20厘米、通高25厘米。

其器身两耳兽首伏贴，圈足下附3只兽首小足，造型和工艺较为精致。

器盖内和器底有相同的2行6字铭文：

“王乍（作）姜氏（阝尊）簋”。

它是某一周王为其姜氏后所作的铜器，年代属夷王、厉王之际。

现已发现的周王器不超过十件，故它的价值之高可想而知。

遂公盨（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

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耳圈内似原衔有圆环，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扩弧形缺，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

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沟纹。

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

这件青铜盨是距今约2900年的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

原本有盖，现已缺失。

虽其貌不扬，但它内底所铸98字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将极大推动中国古史研究。

整篇铭文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文辞、体例在两周金文中前所未见，却与现存《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正因如此，这篇铭文被学者们称誉为“两周金文之最”。

戎生编钟（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一组8件，保存完好，工艺精湛。

钟体上长达154字的连续铭文，字随器形，堪称金文榜书。

据统计，目前在海内外数万件青铜器中，上百字的铭文也不过100多件，因此这些铭文对研究周代历史和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史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蟠虺纹编鎛（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按实用乐器制作的礼器，一套4件，保存完好，通高45厘米—36厘米不等，个体如此之大的春秋时期鎛钟较为少见。

鎛腔体呈合瓦形，上置双兽对峙繁纽，造型优美。

胎体厚实，铸造工艺精良。

上饰蟠虺纹、蟠螭纹、蟠龙纹等细密的纹样，装饰十分精致。

马承源、李学勤、王子初等专家均给这套鎛钟以高度评价，认定它应为国家珍贵文物。

蟠螭纹鼓座（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为“建鼓”（座上立柱贯以大鼓，供人敲击）的鼓座，高46.5厘米、底径63厘米。

它形似膨起的圆盖，底部中空，上饰细密的蟠螭纹、綯纹及圆形对兽纹附饰等7层纹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李伯谦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先生认为，这件鼓座年代早，体形大，造型与纹饰端庄严饬，保存又极为完好，实属难得。

李伯谦教授明确指出它应是春秋晚期晋国公室的遗物，在中国青铜文物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鼓座的接口、座身、铺首衔环等为先分铸再接铸而成，其中接口等处以失蜡法工艺制作，工艺十分繁杂，为春秋时期青铜技艺的代表作品之一。

眉鼎（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阳文族名“眉”字完全用线条构成，宛转流动，自由抒展，似乎是用国画的线描手法绘出的眉毛和眼睛，准确地传达了毛笔的书写性特征，揭开了金文书法的辉煌篇章。

兽面纹三牛首尊（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口径17.8、通高23.8厘米。

这是一件商代前后期之际用于盛酒的容器。

它的肩部装饰3个浮雕牛首，腹部和圈足上则分别装饰3组兽面纹。

这样的商代铜尊，存世数量不多。

兽面纹平底爵（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通长13.5、通高16.2厘米。

爵为酒器,用来饮酒式向其他容器注酒。

这件爵为商代前期制品，器身瘦高，前有窄流，后设尖尾，口上耸立两个钉状小柱，平底。

其腰际间仅装饰一周兽面纹，与当时铜器普遍流行的简朴风格一致。

兽面纹觚（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右边这件兽面纹觚距今约3100年，它的造型与常见的纤细修长的觚有较大差别，形体粗大，容量是同时期普通铜觚的三四倍，堪称目前所见体量最大的商代青铜觚之一，有的专家甚至称之为“觚王”。

圈足内壁上铸有一似“辛”字的阳文，字形用圆、方、角块面形体，几乎不用任何线条，修饰颇为繁缛。

此虽无关书法，但却对金文用笔发生了一定影响。

这件觚的装饰也很有特色，它的腹部和圈足都装饰有兽面纹，圈足与腹部间相间分布有四个镂孔，两个为十字形，两个为长条形，两者形状不一，颇为少见。

云雷垂叶纹簋（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

口径31.4、通高19厘米。

这件簋是商代盛放饭食的器皿，个体较大，保存完好，肩部、圈足上皆分别装饰云雷纹，肩部云雷纹下再装饰一周垂叶状倒三角形纹。

像这样的大型商代铜簋存世数量很少，而器表为蓝色锈所覆盖，几乎通体蓝色，更为少见。

这种蓝色锈的成分为硫化铜，是青铜器在埋藏过程中与周围含硫的物质发生反应后生成的，其生成条件特殊，较常见的成分为氧化铜的绿色锈要少得多，因此早年北京古董行里称之为“宝石蓝”，以形容其珍贵。

错铜蟠螭纹錍：

为战国时期三晋（韩、赵、魏三国）地区用以盛酒的铜礼器。

通高32．6厘米，其直口、直颈、腹扁平、正视呈椭圆形，长方形束腰式矮圈足，两肩部饰铺首衔环耳一对。

壶口沿用红铜包镶，口沿下颈部错嵌一周三角形红铜饰。

腹部设五层嵌红铜装饰的方格栏，格内填细密规整的羽状蟠螭纹。

这种古代被称作“錍”的扁壶，腹部扁平，很像是行军用的水壶。

它们是骑马民族最先发明和使用的，便于携带。

因其造型奇特，铸造工艺难度很大，所以存世数量稀少，备受各方珍视。

此錍通体错嵌大面积红铜纹饰，制作工艺精湛，充分利用青铜和红铜的色彩、光泽反差，极为典雅美观，应采用了二次浇注技法。

其图案繁复，为难得的艺术佳品。

如此造型的错铜作品迄今出土极少，故马承源、陈佩芬等铜器研究专家将此錍定为国家珍贵文物。

错铜鸟兽纹壶：

为战国早期三晋（韩、赵、魏三国）地区的遗物。

通高46.6厘米，保存相当完好。

通体错嵌红铜纹饰，以对三角纹组成格栏，由上至下分为7层，分饰夔龙纹、凤鸟纹、龙纹、几何形凤鸟纹、龙纹、鹿纹和凤鸟纹、垂叶纹；器盖亦错嵌四分式云纹。

在青铜器上错嵌红铜纹饰，是春秋中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新工艺，它利用青铜与红铜的色彩、光泽的反差，形成极佳的装饰效果。

如此装饰繁复、精美的错铜作品，十分罕见。

棡伯卣（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酒器。

这件卣盖及内底上各有一亚字框，框内有2行14字铭文。

据此可知，它为距今3000年前商末周初棡国国君所作。

这件卣的器盖好像是一个圆顶的小帐篷，盖顶正中的钮由六个倒置的蝉构成。

器身颈部两侧设有环纽，内套龙首提梁。

提梁上的龙首极为奇特，吻部前突，头上插两个手掌状的大角，手掌中心还各有一只眼睛，应该具有千里眼的意味。

卣的盖面与器腹部上都装饰有大型的兽面纹，花纹凸起很高，下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上下花纹可达三层之多。

所有纹样虽然繁密无隙，但皆线条清晰逼真，层次分明，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技巧。

在已知商周青铜卣中，这件棡伯卣为个体最大、工艺最精者之一。

凤首扁盉（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水器:

商周贵族行“沃盥之礼”，也就是洗手，需要用盉从上向下浇水洗手，洗手水落入盘中；盉与盘相配构成一整套行“沃盥之礼”所必需的重要器皿。

这件西周晚期铜盉为极少见的扁盉，通高44.5厘米，为目前所见形体最大的古代青铜盉之一，而且工艺复杂，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它的装饰十分复杂而精彩，盖纽为一只大型凤鸟，双翅上翘。

凤鸟身上又有一只勾喙的小鸟，被一只回首卷尾的虎抓住，虎前后腿回环成为穿孔，通过穿钉使器盖与下方的把手相连接，上下扭运灵活，设计十分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