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生思共想及中四代领导人的民生贡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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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生思共想及中四代领导人的民生贡献
论中国的民本思想
刘慧娟
[KEYWORD]中国传统民生思共想及中四代领导人的民生贡献
1引言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时期，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
但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统治阶级从本身利益出发，因而成为其剥削，统治，压迫百姓的巧妙手段和工具。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深刻把握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抛弃糟粕，吸其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造，实现了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2中国民本思想的古代演变
2.1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
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
早在殷周时期，由于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
《尚书·皋陶谟》说：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尚书·泰誓》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
《尚书·五子之歌》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尚书·泰誓》）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
”
2.2孔子的仁爱学说
到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
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将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整理为一套学说，这套学说以“仁”为核心，意在通过“正名”恢复周“礼”。
孔子讲“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而“仁”又是“礼”的内在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
他认为：
“人而不仁如礼何。
”（《论语·八佾》）“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圣之学。
他认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他提出实现仁的简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以其弟子曾参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孔子还说，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
（《论语·子张》）孔子的“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
其特点是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
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
“正名”是实现“礼”的重要途径，他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而“正名”的依据是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恢复社会的和谐有序的状态。
2.3孟子仁政王道思想
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由于时代不同及学术发展的原因，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从而超越了孔子。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离娄上》）他对梁惠王，齐宣王，滕国公都说过仁者无敌的道理：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下》）同时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的要求。
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这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
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
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
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
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
他对齐宣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
生活于王道既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对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悲天悯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怀和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及孔子的仁爱学说，下启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创了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学说体系，从而将儒家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4贾谊的礼治思想
贾谊主张以民为本，重视民心。
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大政上》）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因为他高度重视民心向背的问题，非常珍惜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局面。
民本观念在贾谊看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民之为本便体现为这里所说的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用礼义来教化百姓，而不是用法律来约束百姓。
民本观念的必然结论就是将政治理解为如何教化百姓，使其生活达到完美。
既然为政的实质在于教化，那么，为政者个人的品质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为政者实际以他个人的品质展现了理想生活的典范，使百姓有所依循，因此，贾谊说道：
“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
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
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
（《大政》）因而，儒家理解的无为而治实质上乃德治，为政者必须有德者居之，必须当其位，百姓才能如众星拱之，榜样的力量实在是无穷的。
最后，贾谊说道：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大政》）为政者又要尊重民意，“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因此，要以百姓之意见来选贤任能，贾谊说道，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
故十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大政》）在贾谊看来，以德教民强调人的自觉性，包含了对人的起码的尊重，对士人要以礼敬，对百姓要以恩爱，方能得到士民的亲近，士民方能尽心竭力报效国家，国家方能得到长治久安。
儒家在中国历久不衰的地位特别是与它对民众的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也正由于此，铸造了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大一统盛运。
贾谊以民为本的主张是有所发展的。
比如，贾谊特别强调爱民和富民。
他认为，“德莫高于博爱人”（《修政语上》），“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
尤其是《谕诚》中“汤去掉网之三面”和《连语》中“纣为民众所痛恨”的内容，更是突出了行仁政，爱民众的重要性。
他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要施仁政，爱百姓，做到忧民之忧，乐民之乐。
只有像汤那样“网开三面”，才能深得人心。
相反，如果步纣后尘，背道弃义，与民为仇，结局就极其可悲。
贾谊非常重视富民的问题，曾引用周成王的话，强调圣王执政就是要保证民众生活富裕（《修政语下》）。
他在《大政上》里主张“与民以福”，“与民以财”，又在《论积贮疏》里指出，“管子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可以为富安天下”。
他还在《连语》里谈到“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
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他认为，以民为本，就是要使民众生活下去，摆脱贫困，富裕起来。
只有衣食有余，家给民足，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
相反，如果民众不富足，就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5隋唐时期的民本思想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
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
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
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
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
唐朝的开国元勋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又说：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贞观初太宗曾对大臣们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唉腹，腹饱而身毙。
”同时他还经常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戒激励自已和群臣。
贞观初年，唐太宗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国君与百姓之间存有唇亡齿寒的关系。
他还深倩古人所说：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辑舟，亦能覆舟。
”。
唐太宗的民本思想，正是反映在他对君民夫系的这种认识上，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天予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2.6宋元明及清初的民本思想
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们将民本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说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为臣的和为君的一样，都是为天下服务的。
他们严厉谴责专制政治的自私与暴虐，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张载在《西铭》中也说：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凡天下疲窿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唐甄的抨击更激烈：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还说道：
“封疆，民固之。
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
”尤为可贵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者一方面呼唤能够自觉尽“兴天下公利”之义务的明君，另一方面，强调用制度来扼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把诠释为“人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读通鉴论》卷十九）。
这就是说，民众即天，民众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就是天理。
“以民为本”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
黄宗羲认为，秦汉以来的法制都是为了保护君王的私利而设立的，它陷万民于严酷的法网，也束缚了贤能者施政，是“非法之法”。
惟有真正的法（原法），是为谋求人民的福祉而设立的。
为此，他还设计了一个包括民选，议政，弹劾，罢免在内的新制度蓝图。
从他的制度设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把对君王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制衡，而且，这种权力制衡不仅仅是重相权一类的统治者内部权力分工关系，还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得“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非是”，其中包含着对作为权利之要素的力量与能力的倚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
近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原君》中提出执政者应当把自己看作民众的仆役，“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为天下之人主”。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不仅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也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
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
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首先，民本思想虽然期盼，仰望圣君贤相“为民”作主，但“仁政”只是幌子，而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
其次，民本思想要求执政者“爱民如子”，明君与清官只要关切民生，就被视为“君父”，“父母官”，骨子里流露的是官尊民卑的观念。
再次，在古人那里，亲民重民是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手段，人民被认为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因而贵民，重民就被统治者视为“驭民”，“治民”之术。
这些都与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消极一面。
3中国民本思想的近代发展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
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
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
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
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
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说·叙论》中说：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
”这些论述都旨在说明，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和基础，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
“以民为本”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体现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
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
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
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
“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
”“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谭嗣同在《仁学》中说：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
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
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
梁启超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
“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陈顾远从“政理”的角度评价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于洗涤政治污弊，造就中华政制类型的作用。
他说：
“中国的民主政制不过民国以来的事，倘追溯往古数千年的史实，也无非演变在神权与君主政制中，然而在其政制上，虽为神权而非永为巫觋政治，虽为君主而非即是独裁政治，这就是因为在政理上有一个民本思想巨流，冲洗了实际政治可能发生的弊害，便和他族的神权或君主政制有其分野。
”康有为说：
“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
”（《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
“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
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孙中山明确指出：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
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
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
“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
”（《代议然否论》）孙中山主张“民权革命”，在他看来，民权主要是人民的力量。
他说：
“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
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
……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
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76]他进一步解释说，“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
孙中山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力图对民众作民权启蒙，亲自做起民权学步的“保姆”。
[79]孙中山还对欧美的民权制度表示失望，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80]基于此，他对不同于代议制的俄国“人民独裁”政体颇感兴趣。
他不愿步欧美之后尘，立志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
”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
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独秀疾呼国人“最后之觉悟”，他十分强调民众作为主人的主动地位，认为，没有这个地位，一切权利都没有用。
[82]李大钊提出“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建成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由联合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社会。
[83]他还提出“立宪的民间”，号召青年到农村去，让农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
4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4.1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民本思想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决策。
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先行的思想资料予以融合，加工制作和升华为现实所用。
从“得民心者得天下”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从民以食为天”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君舟民水”到“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民观与中国历史上民本观有某种内在联系。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条原则从酝酿到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撷取了中国历史上有关先行思想资料，他不但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作为他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以他毕生精力付诸实践。
由民本思想派生的一个思想，就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孟子向梁惠王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荀子也提出“静兵息民，慈爱百姓”的思想，汉代晁错向汉文帝上疏，提出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我国历史上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
“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
他特别强调固本开源，并深化了墨翟“固本财足”的观点，在严厉批评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又尖锐批评那种不注意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只注意向人民索取钱财的错误作风。
他批判继承了《管子》的“取于民有度”的思想，主张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
建国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毛泽东就提出：
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这些都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思想养料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毛泽东多次强调：
“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还指出：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
倡导人民当家作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
他先是主张“工农共和国”，后来又提出“民主共和国”，指出：
“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
”[86]他还写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发挥宪政民主思想：
“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
……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
”[87]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把人民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了比较：
“除了作为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88]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张：
“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89]
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里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宽泛的概念，它指的是活生生的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而且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精神，张扬了民本思想里的权利要素。
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赋予底层民众以翻身求解放的巨大力量。
这种力量是自古以来从“天道”，“天法”里所得不到的，但又从传统的天道人性观念里获得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于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论证。
正是这样一种价值法则的支持，使得打土豪，分田地的贫苦农民“天王老子都不怕”，并衷心拥护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民主”引中国民本文化以为道统，采阶级斗争学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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