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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欧洲俄罗斯有几道难过的关
“回归欧洲”:
俄罗斯有几道难过的关
汪宁
2012-08-2117:
00:
39 来源:
《国际观察》(沪)2004年06期
作者简介:
汪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上海200083)
内容提要:
普京上台以来一直把回归欧洲作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美国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似乎拉近了俄罗斯与欧洲的距离。
然而俄罗斯最终能否达到自己的目的?
本文认为俄罗斯面临着三道难关,也许“回归欧洲”永远只是一个梦。
关键词:
回归欧洲战略目标俄罗斯欧洲文明
一、普京为俄罗斯定位
四年前普京刚刚上任不久,一次在回答记者提问“我们要不要为俄罗斯重新寻找一条特殊的道路”时,普京坚定地回答说:
“什么都不需要寻找,一切都已经找到。
……俄罗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但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价值。
无论我们的人在哪里生活,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南方,我们都是欧洲人。
”普京特别强调:
“我们将积极保持在我们的地理和精神存在的地方,如果有人要把我们从那里排挤出来,我们将寻找盟友来强化自己。
否则怎么办?
这是必需的。
”(注:
ОтПервогоЛица-РазговорысВладимиромПутиным,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2000,С.155—156.)
后来普京又多次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始终是欧洲人”,“我们的理念是欧洲的”,“从地理、文化和经济统一的观点来说,俄罗斯与以往一样是欧洲的一员。
”尤其是在2002年1月出访之前,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明确表示,就地理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个欧亚国家,“但从文明角度而言,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
他就此认为,界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属性,文明是首要因素。
“尽管俄罗斯东西部之间物质生活水平不尽相同,但俄罗斯人民是同一文化下的人民。
从这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特征,这是毫无疑问的。
”(注:
夏亮:
“普京和西方说理”,载《环球时报》2002年1月21日。
)200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
“我们的重点绝对是欧洲。
”年底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2%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最终应该加入欧盟。
俄罗斯这种加速“回归欧洲”,形成统一“大欧洲”的愿望在“9•11”之后,随着2003年4月波兰、匈牙利、捷克等10个中东欧国家签约,并于2004年5月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后而日趋强烈。
二、伊拉克战争为俄罗斯提供机遇
“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推动了这一进程。
这一进程显示了以下几个特点:
1.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俄罗斯在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同时,把扩大发展与欧洲的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与德、法、英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与意大利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面对北约和欧盟的快速东扩,俄罗斯一反激烈对抗的态度,采取了积极合作的姿态,从而在许多场合占据了主动。
在俄罗斯的积极倡导下,2003年5月底,欧盟和俄罗斯首脑在圣彼得堡首次聚会,讨论了建立欧洲共同经济区和创建所谓“无裂痕”的大欧洲问题。
在这次会上,双方还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提出为了提高双边合作的有效性,决定将现有的双边“合作委员会”改建为俄欧“常设伙伴关系委员会”。
另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2003年11月份普京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了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和关于在科技领域如何促进欧洲刑警组织与俄罗斯警方合作的重要协议,决定致力于实现在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内的“全球战略”。
普京在会晤后表示,欧盟与俄罗斯将加强“战略性伙伴关系”,以实现欧洲大陆的稳定、安全和繁荣。
普京特别强调,欧盟与俄罗斯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实质性的、灵活性的、有效的对话”,以解决一些妨碍双边合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继续加强合作。
(注:
《解放日报》2003年11月8日。
)
显而易见,俄罗斯对目前回归欧洲的速度和现状是不满意的。
但这并没有妨碍俄欧之间进一步加强发展经济往来,扩大合作领域。
近年来双边的贸易额逐步扩大,欧盟对俄的投资不断增加,俄对欧的能源出口也日愈增多。
除此以外,俄罗斯与欧洲合作还表现在军事层面:
高层互访频繁,联合军事演习大幅度增加,军事技术合作加强。
(注:
2002年9月25日,俄与北约军队在莫斯科以东的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为期3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俄、北约及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的3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军人和观察员参加了演习;2003年6月,俄罗斯首次派军舰参加了北约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2003”的海军联合演习;7月,俄还第一次派兵参加了北约在乌克兰境内举行的“和平盾牌—2003”多国军事演习;8月,俄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海域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据报道,2004年,俄罗斯和北约军队还将举行21次战术联合演习,其中在俄罗斯境内8次,在北约国家境内13次。
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自苏联解体以来还是第一次。
)
2.“20国机制”逐步完善
“20国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2年5月的罗马峰会取代了1997年成立的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该机制的建立使俄罗斯和北约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处理地区危机、海上救护以及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等9个领域均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合作。
伊拉克战争刚刚开打不久,普京就任命了经验丰富、威望较高的大将衔高层专家康•托茨基为常驻北约代表,足见俄罗斯对加强与北约关系的重视程度。
俄罗斯的目的是,通过改善与北约的关系,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尤其是在欧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力图首先通过靠近北约来达到吸引欧洲国家对俄的经济援助,早日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
3.欧盟态度积极、主动
普罗迪在与普京会晤时明确表示,欧盟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加强合作愈显重要。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逐步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
因此普罗迪在解释欧盟2002年底提交的题为《塑造一个新欧洲》的工作报告时表示:
“一体化是新领域,是司法和内政、共同物价和安全政策、防务合作和基本政治价值等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需要比80年代、90年代更高的政治协调。
”(注:
参阅邵进:
“从中东看欧盟东扩的前途”,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10月15日。
)
欧盟要与美国竞争和抗衡,强化司法、安全等领域,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终究是难圆的梦。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仅中东欧国家,而且西欧国家也都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欧盟要顺利实现东扩,绕不开俄罗斯的利益。
因此只有在同俄进行战略合作,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
欧洲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俄罗斯。
4.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改善
法国与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一直龃龉不断。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里,很长时间没能理顺同希拉克的关系,因车臣问题两国争吵得相当激烈。
直到后来普京在日本与希拉克会见过后,两国关系才有所改善。
但在2002年初普京和希拉克又发生了一场面对面的“论战”,使两国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机遇,战争初期,法、德、俄三国并没有联合意向,直到法国威胁要使用否决权。
先是三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然后三国元首又聚会彼得堡,进一步协调了立场。
虽然三国投了对美国的赞成票,但发出的信号才是更加重要的,即今后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仍将共同磋商,协调立场。
从此,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一个巨大的进展,有学者乐观地把它概括为“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法国将起核心作用。
(注:
参阅郭京花:
“独立务实的法国外交”,载《世界形势研究》2003年7月9日。
)
三、俄罗斯回归欧洲的几道难关
欧盟和俄罗斯的积极合作绝不表明俄罗斯已经得到欧洲的认同,而是恰恰相反,有几道难关:
1.难关之一:
难以屈人之下
首先,“回归欧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除了涵盖西方化的内容外,还包括在国际行为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以西方集团的利益为重点,与欧洲国家保持统一,至少是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如果在这一意义上用“回归欧洲”的概念来衡量,俄罗斯不仅现在没有回归欧洲或者西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到“回归”。
俄罗斯所追求的“回归”,主要是指地缘政治以及文明、文化的欧洲定位。
自从出现国家的那一天起,俄罗斯大致经过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历史阶段。
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
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锲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
可以说“西化”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注:
冯玉军:
“西方威吓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
从俄罗斯独立后十几年来所经历的变化看,俄罗斯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转轨的基本取向上是一直以西化为目标的,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这种关系标志的俄美关系却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甚至在科索沃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僵化的状态。
因此,决定俄罗斯是否能够成为西方的一员,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否西方化,也不是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差异。
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根本就不愿意放弃在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大国的自我定位,不愿意屈人之下。
其次要解决的是俄罗斯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安全观。
俄罗斯民族国家在长期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地带或对该国友好的国家群。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思想的来源时曾经认为:
“既然莫斯科国没有防御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安全,既然莫斯科国同它的邻国有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那么,它在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少数选择中,就选定了在它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尽量大的距离。
”为了寻求安全,“莫斯科国向南扩张,伸张到捷斯纳河和上顿涅茨新月形一带,结果在伊凡三世统治结束时,莫斯科国的版图伸展到具有战略意义的草原,使它比较容易地防御来自克里米亚的攻击。
”(注:
[美]亨利•赫坦巴哈等:
《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232页。
)从那时起,寻找天然疆界以抵御外部进袭的安全理念,就成为历代沙皇疯狂对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机之一。
这种安全理念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国家疆界基本固定的条件下,进一步衍化为在邻国扶植对本国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带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苏俄政权面临的安全形势“最主要特征是孤立无援”,指望唤起和推动世界革命以确保本国安全。
斯大林执政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趁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迅速出兵波兰,然后又相继出兵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建立了围绕整个西部边界的安全带。
根据这一安全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先后在东欧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和华沙条约组织以对抗西方。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维护中东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使该地区成为屏障和缓冲带。
因而,在2002年5月14日建立俄罗斯—北约“20国机制”的会议上,俄外长仍然表示反对北约东扩。
俄罗斯仍将北约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也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此外,在对等裁军和核安全观念上,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差别也很大。
2.难关之二:
欧洲不认同俄罗斯
俄罗斯人始终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戈尔巴乔夫主动拉开“铁幕”以来,至今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为什么欧洲的大门不但没有朝乌拉尔的方向打开,反而偏向了安卡拉。
对于普京总统提出的俄罗斯加入欧盟的问题,欧委会主席普罗迪的回答常常是含含糊糊的,要么说“对于我们来说你们太庞大了”,或者是直接了当地加以拒绝。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毫不客气地说:
“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人很多,如亚美尼亚或者新西兰,但这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进欧盟的理由。
”(注:
А.Грачев,БалДебютантов,俄罗斯《新时代》杂志2002年12月29日,第16页。
)由此可见,俄罗斯国家的大小并非是被排斥在欧盟之外的正当理由。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欧洲人不但根本就没有把俄罗斯划入西方文明之列(尽管俄罗斯主动结束了冷战并不断加快西化的速度),而且还认为俄罗斯的所谓回归根本是不可能的。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新作《国家战略:
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就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
她认为:
“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又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决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注:
转引自冯玉军:
《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这位铁娘子的话反映了欧洲人的心理。
俄罗斯不为西方所认同的主要原因应该从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上寻找,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排斥俄罗斯的情结。
对不同文明的认同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文明的界定。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虽然同意“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的说法,然而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定位却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
“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
由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它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
”(注: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塞缪尔•亨廷顿则是毫不客气地把俄罗斯排斥在西方文明的门槛之外。
他认为,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他据此断定:
“俄罗斯文明是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本土的根,加上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及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
”(注: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3月,第184页。
)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注:
[美]亨利•赫坦巴哈等:
《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8月,第4页。
)
可见,西方人不仅仅对俄罗斯文化持否定态度,从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而且从古至今在骨子里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
显然,地理因素和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是西方排斥俄罗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欧洲在文化上有超过俄罗斯的优越感。
在18世纪以前,欧洲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俄罗斯先进得多,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也远比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
因而欧洲人在俄罗斯人面前一直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俄罗斯的所谓“西化”也被欧洲人视为是一个“怪胎”。
在西方人看来,彼得一世的改革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巩固了专制体制、强化了俄罗斯的“亚洲特性”。
不仅如此,西方人还认为,无论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是亚历山大二世,乃至苏联的历代领导人遵循的都是彼得一世的模式:
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加强自己的独裁权力。
《欧洲的没落》一书的作者霍洛伯恩•哈杰甚至认为“西方与俄国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因‘俄国的西化’而消除。
”(注:
参阅冯玉军:
“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
这种差异随着俄罗斯向西方的不断靠近能否最终消除,现在还是未知数。
从苏联解体十几年以来俄罗斯发展的情况来看,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消除。
第三,欧洲人对俄罗斯在心理上存有恐惧感。
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于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不折不扣地就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这种心理偏向源于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恐惧。
的确,且不谈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历史老账,仅仅翻开20世纪的世界史,俄罗斯几乎与周边所有的近邻都打过仗,尽管有几次是被动的。
从俄罗斯的邻国由西向东算起:
俄罗斯与芬兰发生过2次战争;1940年苏联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托维亚;和波兰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20年,但那时苏联红军并没有占领波兰。
20年过后,苏联和第三帝国一起瓜分了它的领土;后来德国重复了1914年的历史,成为苏联的近邻,然后又转变成敌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和当时的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都打过仗;和捷克之间虽然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在1968年苏联却派兵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更换了它的党政领导人;1941年斯洛伐克加入了纳粹联盟并向苏联宣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都打过仗,尽管苏联和保加利亚对阵时没有放过一枪。
再往东看,苏联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开过战,但是与英国一起曾经在1914年占领过它;与下一个邻国阿富汗似乎并未打过仗,但在1979年到1988年期间苏联在其领土上采取过不少军事行动;中国在1901年“义和团”短暂的起义期间曾与沙皇俄国打过仗;1929年苏联和中国在远东铁路问题上又发生冲突。
40年之后的1969年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再次大动干戈;苏联和朝鲜之间倒是从未有过龃龉,仅仅是在1950—1953年间在它的领土上与美国人打过一仗;和日本之间则是冲突不断;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1938年在哈桑湖上再次交手,1939年在哈拉哈河开仗;1945年在满洲里又一次打仗;……。
总之,俄罗斯与邻国几乎都是不打不成交。
在20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俄苏共损失了950多万人。
(注:
资料来源:
[俄]《事实与论据报》2002年6月,第26期。
)
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一些西方人毫不掩饰地说:
“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惨败、占领者的胜利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人不会相信世界的政治秩序在本质上是大慈大悲的,而是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秩序是不稳定的。
”(注:
转引自冯玉军:
“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
西方对俄罗斯的恐惧在二战后达到顶点,乔治•凯南强调“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睿智的长期政策对苏联予以有效反击。
”(注:
转引自冯玉军:
“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所谓“杜鲁门主义”,乃至冷战的爆发,可以说,都是惧怕俄罗斯的产物。
由此西方得出的结论是:
对俄罗斯必须采取遏制的政策。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采取遏制政策来对待俄罗斯。
基辛格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感:
“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即使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忧也没有消失。
基辛格甚至建议美国要警惕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国家邻国重振权势雄风”的野心。
布热津斯基则大肆宣扬应当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对西方的“威胁”。
而其必要和公开的条件是:
第一,俄罗斯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第二,俄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无权把“想加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民主国家排除在外。
”(注:
转引自冯玉军:
“西方为何排斥俄罗斯”,载《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
既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对俄罗斯的这种担心仍然难以消除。
不久前丹麦一位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坦陈说:
“冷战时我们非常担心苏联人,因为他们有华约,丹麦与苏联只有一海之隔。
冷战结束了,我们还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军力全球第二。
今后俄罗斯走向何方,我们心中没底。
”一位前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让我们完全相信俄罗斯人恐怕还需要时间。
”(注:
南北:
“欧俄互相不满意”,载《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
)
3.难关之三:
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矛盾性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这种矛盾性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明显地表露出来。
彼得一世的改革既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分化最严重的时期。
开头只是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后来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并成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鲜明特点。
俄国作家弗罗洛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道:
“打从一个金属的骑士催马冲向涅瓦河边的芬兰花岗石上那个不寻常的时刻起,俄罗斯就分化成两半了,国家的命运也分化成两半。
俄罗斯一直充满了痛苦和悲伤。
俄罗斯就像这匹烈马,在黑暗中空提起两只前腿,两只后蹄却紧紧地抓住了花岗石的地基。
”(注:
А.Белый,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1978,с.89—90.)有一位学者把这种欲行又止的俄罗斯解读为矛盾的两难抉择。
因为它既想学习西方,同时更想征服西方,超越西方。
这种矛盾性通过它的双头鹰国徽也可以表现出来——顾左右不知所以。
如果说,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表示的是俄罗斯雄居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或者是表示俄罗斯同时兼顾东方和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的话,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把双头鹰解读为左顾右盼不知所以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因为“在俄罗斯的历史过程中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于西欧各国历史过程并使人想起伟大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特点”,(注:
[俄]德拉奇:
“俄国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
)所以,俄罗斯几百年来一直“仿佛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兼容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专制政治和自由性、残忍和善良、寻神和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这一“高度两极化的民族”(注:
[俄]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198页。
)特点,使世界历史的两大主流——东方和西方在俄国发生冲撞和互动,由此派生出来的俄罗斯文化产生出巨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而具有了既不是纯欧洲的,但也不是亚洲的,而是结合了两个世界的俄罗斯文化,是“巨大的东方—西方”。
(注:
[俄]德拉奇:
“俄国的文化学理论”,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
)十年前俄罗斯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失落,除了国家解体等其他原因以外,俄罗斯文化的这种矛盾性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欧亚主义其实也是俄罗斯文化矛盾性的一种反映。
综上所述,尽管回归西方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向往的夙愿,但俄罗斯文明的特质和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明的歧视只能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境地,东方和西方这两种因素在俄罗斯的精神中还将长久相互角力。
因此,回归欧洲对于俄罗斯而言,将是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