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消费行为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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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消费行为理论
一、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假说（消费函数理论）
自凯恩斯１９３６年首先提出消费函数概念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收入决定消费这一基础命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提出了许多新的消费函数假说和理论，消费函数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１．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其主要理论观点是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是由其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决定的。
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其中用于消费的数额也会增加，但是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随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是上升的。
２．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
１９４９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Ｊ．Ｓ．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从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和假定入手，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
该假说的核心内容是论证并揭示了了消费所存在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规律。
杜森贝里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还要受到他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消费是有“示范效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的。
基于这样的假定：
与绝对消费水平相比，人们更关心自己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消费水平。
同时，杜森贝利把消费行为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结合起来，认为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受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受过去“高峰”时期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
因此，消费支出的变化往往落后于收入的变化。
这种由于消费习惯的惯性所导致的现象被称为消费的“棘轮效应”（ＲａｔｃｈｅｔＥｆｆｅｃｔ）。
３．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
莫迪利阿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是生命周期假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经验表明，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并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
人们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
一般而言，一个人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在中年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为实现一生消费的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在其一生消费的现值不超过他一生收入的现值的条件下，会尽可能使他在一生中的消费保持恒定。
这样，一个人在生命的早期或晚期会是一个借款者或称负储蓄者，而在中年时则是一个正储蓄者。
因此，从总体上说，在一生中，虽然收入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相对稳定。
三、消费理论的新发展
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消费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向前探索，对上述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和修改完善。
霍尔（Hall，1978）根据卢卡斯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hypothesis），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
霍尔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Ct+1—Ct）不可预见。
由此随机游走假说催生了新的消费理论。
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
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
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
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
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４．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是持久收入假说的提出者。
他在１９５７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是持久收入假说的代表作。
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出发点与莫迪利阿尼是相同的，即认为尽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是稳定的。
假定消费者行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
在弗氏持久收入理论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持久收入的概念包含有预期的收入，因此没有任何直接的方式来估算它。
持久收入假定认为，消费者是从其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来安排现期消费的。
一般而言，持久收入会提高消费支出水平。
从理论上讲，就是当前收入的边际消费值低于长期平均消费值。
基于该假说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变动大的人对长期收入估计偏低，收入稳定的人对长期收入预期看好。
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是在假定消费者完全理性的前提下来分析这一问题的。
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以消费者根据长期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行为为基础的，它们被合称为前瞻的消费理论。
后来，经济学家把这两个理论合起来称之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简称为ＬＣ－ＰＩＨ。
与凯恩斯和杜森贝利的收入假说模型中的消费者不同，前瞻的消费理论中的消费者被假定为理性“前瞻”的主体，追求消费在不受当期收入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
5随机游走假说。
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前沿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是霍尔（ｈａｌｌ，ｒｏｂｅｒｔ ）。
１９７８年霍尔把理性预期的方法应用到消费者行为理论，融合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理性预期，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理性预期生命周期模型，即随机游走假说（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此后经济学家们在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中却发现，消费与劳动收入的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进而提出了有关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以及实际消费变化小于理论估计值（基于消费与劳动收入变化正相关性模型计算的估计值）即所谓的消费“过度平滑性”。
上述两个实证检验结果对随机游走假说提出挑战，说明了该假说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
1、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
从本质上讲，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模型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合理解释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冲击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为此霍尔（Hall,1978）用随机过程方法对其加以修正：
在实际利率为常数，且等于时间偏好主观利率假定下，他得出如下结论：
根据理性预期，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寻找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RandomWaiking）过程，可见霍尔的结论只是持久收入假说在理性预期下的发展；如果持久收入假说的逻辑正确，则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也正确。
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朱国林，2003）。
然而，在随后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出现了三类与随机游走假说不一致的难题。
其一，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对不可预期的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被称为迪顿悖论。
其二，消费在时间上的预期增长，这与实际情况不吻合。
其三，老年人的储蓄行为差别很大，特别是那些退休时仅有少量财产的人和拥有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在退休时非常富有的人之间差异更加巨大。
为了解释经验研究与消费理论间的不一致，西方一些学者对霍尔的模型作了各种改进，成为消费函数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
由于随机游走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了弥补消费理论的缺陷，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流动性约束假说（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ＬＣ）、预防性储蓄假说（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ａｖｉｎｇｓ，ＰＳ）和λ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都是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基础上，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的修正。
与这两种假说不同，坎贝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ｊｏｈｎ・ｙ）和曼丘（Ｍａｎｋｉｗ，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从总和消费入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λ模型”，被称之为“λ假说”。
λ假说也可以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
流动性约束假说
扎得斯（Zeldes,1989a）将流动性限制定义为某一较低的资产水平（相当于两个月的收入），如果个人财产低于两个月的收入，消费者就是受流动性约束的。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流动性约束指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消费者无法无成本地借贷，即消费者在任何时候不能有负资产。
该理论认为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动机是防止流动性约束；流动性限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储蓄，其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如果消费者在某些时期持有零资产，那么在这些时期其行为将遵循拇指法则，不过如果消费者只受到流动性约束，而不选择使用拇指法则，消费增长对预期的收入增长的反应就存在着非对称性。
第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行为可能与不受流动性限制但有明显预防性动机的消费者行为相同。
在流动性约束模型中，增加不确定性的影响和较强的流动性限制的影响是等价的。
第三，在一个没有流动性限制的模型中，消费者所选择的现期消费使现期的边际效用和下一期支出远期支出的预期边际效用都均等化；对于受流动性限制的消费者来讲，他们仅仅在短期内熨平消费。
显而易见，如果典型消费者受到流动性约束，其一生的消费路径将会改变。
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saving）
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Leland，1968）。
例如，人们为了应付意料之外的未来开支，会进行更多的储蓄，这就刺激了家庭储蓄的增长。
经济学家把这成为预防性储蓄。
预防性储蓄理论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消费者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并引用不确定性理论以及消费者跨时期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来平均分配财富,还为了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
3、预防性储蓄假说
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
卡贝里罗认为（Caballero,1990），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
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而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
但如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表现出过度平滑性。
根据跨期预算约束，过度敏感性也成立。
扎德斯（Zeldes,1989b）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
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敏，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
然而，布郎宁和卢萨迪（BrowningandLusardi,1996）指出，就象许多人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不那么重要。
凯恩斯的不朽贡献。
模型
Zeldes的预防性储蓄模型
条件是：
Wt+1=（Wt−Ct）（1+R）+Yt+1，Ct≥0，WT−CT≥0
Wt是t期的金融财富（已经收到收入并且还没有消费），R代表t期与t+1期之间的真实利率，Yt是t期的劳动收入，Ct是t期的消费，Et是基于t期信息条件下的期望，U是一期效用方程，T是非随机的死亡日期。
Zeldes对谨慎储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是，在个人拥有的财富是200美元时，谨慎储蓄是最优消费的20％。
就是说，如果没有收入不确定性，消费将比在不确定性下的消费高出20％多，在财产的较低水平上，确定性等价水准点戏剧化地高估了消费的最优水平。
在财富达到500美元时，谨慎储蓄是最优消费水平的7％。
这就表明在美国财富积聚的一个显著的部分可以归因于谨慎储蓄。
这样，失业和其他保险的上升可能有助于解释美国储蓄率的稳定下降。
此外，Zeldes还证明，那些相对于预期的将来收入（不确定的）拥有较低的当前财产（确定的）的人，其收入的暂时性变化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于其他人。
注意这并不是“穷”对“富”的反应，因为这并不是当前财富的绝对数量，而是相对未来劳动收入的比例。
Zeldes的结果还表明具有CRRA效用的理性人对暂时收入过度敏感，储蓄“太多”，并有较高的消费的预期增长率。
这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考虑确定性等价模型是否是恰当的假定，特别是在较低水平的金融财富上。
Zeldes的结果隐含地解释了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三个困惑：
消费对暂时收入的过度敏感、消费的高增长率、老年人的过低支出。
Dynan的预防性储蓄模型
在众多的研究预防性储蓄的文献中，也有一些文献对预防性储蓄的显著性提出质疑，认为预防性储蓄在家庭的总储蓄中只占有一个很小的比例。
Dynan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观点。
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Dynan的研究有两点独特之处：
第一，它使用消费变化的方差而不是收入波动作为对不确定性的度量，因为一个追求最优化行为的家庭的消费变化仅是对收入中未预期到的变化的反应，它代表了真正的风险。
第二，Dynan的研究给出了对相对谨慎系数的明确估价。
与许多研究结论相异，此文的结果表明预防性储蓄不是消费者行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结果还表明不仅消费者的谨慎度小于多数研究的结论，并且小到与广泛接受的风险厌恶观点不一致的程度。
同往常一样，消费者在时期t面对
条件是：
Ai,t+j+1=（1+ri）Ai,t+j+Ai,t+j−Ci,t+j
Ai,t是给定的，Ai,T+1=0
Et是t期信息条件下的期望，T是死亡时间，Cit是消费，Yit是劳动收入，Ait是时期t的非人力财富，δ表示时间偏好率，它被假定在时间上和不同家庭之间都是恒定的，ri表示税后真实利率，它随家庭而变动。
效用在时间上可加并且是凹的，劳动收入是不确定的。
对上述最优化问题处理的结果表明，较大的不确定性与较高的储蓄相联系。
当效用的三阶导数为正时，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高预期的消费变动，它意味着t期的消费将下降而储蓄上升。
Dynan利用1985年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EX：
consumerexpendituresurvey）中包含的几个反映不确定性的变量，包括男女户主的职业、行业、受教育程度、挣钱的人数、调查前12个月的利息或红利收入，使用两阶段最小平方法对其假设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有较大风险的家庭储蓄的较多，这正是预防性储蓄理论所预言的；但是暗含的相对谨慎系数（Kimball，1990）非常小．标准误差也非常小。
因此无法拒绝相对谨慎是零的假设，估计的结果低于许多研究强调的预防性储蓄的潜在显著性。
这样，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消费者行为中表现为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在一个有合理参数的CRRA效用方程范围内可以拒绝相对谨慎的假说。
Dynan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可能源于家庭自己对风险环境的选择，厌恶风险的家庭比那些对风险无所谓的家庭更可能选择收入可预测的职业。
如果选择效应比谨慎效应更强，那么将看到面临较少风险的家庭储蓄更多。
这就是说，一个导致Dynan模型中相对谨慎系数较小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家庭之间不同的谨慎系数所致，而这与估计结果所用的工具有关。
但是，即使考虑到流动约束和自我选择，Dynan的相对谨慎系数仍旧接近0，即预防性储蓄在家庭的总财富中仍然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Dynan的研究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对谨慎动机的研究结果与普遍接受的风险厌恶相悖这一点，说明对这一结果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缓冲存货储蓄模型
缓冲存货储蓄模型是由Carroll等人（1996）提出的。
假定消费者是有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消费者，并且如果未来收入具有确定性，同时消费者又是不耐心的，他们倾向于选择大于当前收入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就会表现出Carroll所称的缓冲存货储蓄行为。
这种理论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消费者持有资产（储蓄）以便在境况艰难时维持消费而在境况如意时增加消费。
缓冲存货储蓄者一般有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率，如果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从而加大储蓄。
在相反的情况下，不耐心就会占上风从而使消费者选择负储蓄。
假定消费者将面对下面的跨时最优化：
Wt+1=R[Wt+Yt−Ct]
Yt=PtVt
PT=GtPt−1Nt
Y是现期劳动收入，P是面临多种冲击的持久劳动收入，V是持久收入在每期的分配比率，N是对数形式分布的对永久性收入形成冲击的噪声。
G=（1+g）是持久收入的增长因素，W是净财富存货，R=（1+r）是名义利率，β=1/1+σ是贴现因素，σ是贴现率。
效用方程采用常相对风险厌恶形式：
任一期的最优消费将依赖于总的当前资源（总财富）、当前总资产和当期收入：
Xt=Wt+Yt,Wt+1=R（Xt−Ct）+Yt+1
对Carroll的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的结果表明，缓冲存货模型适合于大多数人45岁或50岁以前的行为。
如果消费者依此模型行动并面临收入冲击，他的目标财富的对数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大致是线性的，并且显著正向相关。
这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83年所做的对消费者的金融调查中，有43％的消费者认为为意外情况的准备是储蓄的主要原因是一致的。
缓冲存货储蓄为研究宏观、微观消费和储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但受模型条件所限，它不能解释所有消费者的行为，并且对理解家庭投资毫无帮助。
因此它并不是一个一般化的消费模型，对这一模型的完善还有许多工作有待继续。
Guiso等的预防性储蓄模型
Guiso等遵循了Caballero（1990）和Weil（1990）所提出的一个储蓄模型，假定家庭在一个无限期界中最大化其在时间上可分的效用函数，并H有常绝对谨慎（CAP：
constantabsoluteprudence），税后收入Y遵循随机行走过程，α度量收入变动的持续性程度，εt是随机项，yρ是预期收入。
消费者选择一系列消费值以最大化共预期效用（假定利率R是常数）：
s.t.Wt=RWt−1+yt−Ct
yt=αyt−1+（1−α）yρ+εt这一最优化问题的解有两部分，一是消费的确定性等价水平；二是预防性储蓄。
在利率等于贴现率（\betaR=1）的情况下：
上面第一个式子的第一项是当收入确定并等于E（yt）时的最优消费水平，是储蓄的预防性部分，当收入冲击（incomeshock）是正态分布时，降低为它随收入冲击的方差以及收入持续度和谨慎度的上升而上升。
上述方程的含义是如果谨慎度是正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当前消费的最优水平。
为检验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性，Guiso等提出了下述消费方程：
i表示家庭户；上式右边第一部分是一生资源L的确定性等价的一个部分，L是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之和；第二部分是预防性成分，在一般假定下，它与收入冲击的方差成比例。
使用根据意大利家户自我报告的主观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估算出的收入不确定性（收入方差）数据，Guiso等估计预防性储蓄大约等于永久性收入的0．1％，而财富中因预防性原因而持有的部分大约为1.8％，也就是说收入不确定性，即文献中最常研究的不确定性来源不能解释财富积累的大部分。
但是Guiso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并非肘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有任何怀疑，而仅说明除收入不确定性外，也许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风险类型，像健康和死亡风险等是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Guiso等人的研究方法是新颖而有创意的，为测度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但是这一模型也有明显的缺陷：
其一，Guiso等所用的调查方法中，家庭被询问关于他们下一年的预期收入的分布。
但是，他们模型中对不确定性的测度是一生收入的方差，而不是下一年收入的方差。
此外，显然被调查对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真正理解被询问的问题（例如，许多家庭要回答明显与不确定性有关的变量的点期望）。
其二，Guiso等人的估计方程都是从消费者有常绝对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模型中推出的：
但常绝对风险厌恶假设令人难以信服。
举例说，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推断一个每年消费上百万的消费者将和一个年均消费仪几千元的消费者在面对下一年将减少1000元消费时的反应是相同的。
而直觉告诉我们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绝对风险厌恶很可能是下降的，因为面对一给定的风险数时，较富有的消费者将倾向于付诸较少的预防性行为。
4、损失厌恶假说
希（Shea,1995）认为可根据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升降及其对消费的不同影响来检验流动性约束假说。
他的计量表明，实际数据与上述流动性的预言恰恰相反，消费在预期收入降低时更易违反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
为此他提出了“损失厌恶”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
他认为，消费者的效用曲线可分为两段：
当消费高于某一水平时是凹的，当低于某一水平时是凸的。
也就是说消费水平较低时，人们是风险喜好的；消费水平较高时，是风险厌恶的。
这种解释符合“无恒产者无恒心”，以及一无所有的人更易冒险的事实。
但这一理论目前仍在发展。
5、λ假说
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andMankiw,1991）认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消费函数必须既符合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逻辑，又能与现实数据吻合得很好。
前者要求该函数必须建立起消费与持久收入的联系，后者则要求消费与即期收入也有联系（以体现出过度敏感性）。
一个自然猜测则是这样一个宏观消费函数：
Ct=λYt+（1-λ）Ypt其中0<λ<1，这就是λ假说。
从宏观上看，可以理解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根据该公式决定消费，也可以认为有人按照持久收入决定消费，有人按照即期收入决定消费，但社会总体上按照上述宏观消费函数消费。
这一假说可以很好地既与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吻合，又与过度敏感性相融洽。
二、詹姆斯・摩尔根的“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定论”
詹姆斯・摩尔根（Ｊａｍｅｓ・Ｎ・Ｍｏｒｇａｎ）是美国最著名的消费经济学家之一，他通过对美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后，提出了“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定”。
根据这一假定，他认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入（包括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包含有不确定的成分，消费者在作出消费决策后，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使收入中的不确定的部分变为确定的部分，从而使收入增加，亦即消费决策影响收入。
詹姆斯．摩根认为，现代消费者之所以能够以消费决策来影响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给人们提供较多的赚取收入的机会。
此外，消费信贷的大力发展也为收入中的不确定部分转化为确定部分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这样的前提下，消费者完全可以根据消费支出的需要去寻求收入的增加，使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家庭的消费支出超过已有的现期收入。
因此，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定被现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有关收入和消费关系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
三、贺塔克和泰勒的“非流动资产假定”
英国经济学家霍塔克（Ｈ・Ｓ・Ｈｏｕｔｈａｋｋｅｒ）和泰勒（Ｌ・Ｄ・ｔａｙｌｏｙ）提出了非流动资产假定，即消费品存量调整假定。
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现期消费依存于现期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已有的消费品存量，其理论的要义是非耐用消费品购买对收入变动的依赖程度小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对收入变动的依赖程度。
根据这一假定，霍塔克和泰勒还将消费者过去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所留下的已经贬值（折旧）的余量或存量假定为“情况变量”，从而将消费品存量调整的假定提升至动态的高度，把生产领域内的固定资本折旧和更新的概念引入了消费领域，并将消费习惯对消费者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与消费品存量调整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的一整套学说。
这一研究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霍塔克和泰勒在消费行为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消费品存量调整假定对“绝对收入假定”是具有一定的补充与修正作用。
四、莱宾斯坦的外部消费效应问题的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
莱宾斯坦（Ｈａｒｖｅｙ・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全面分析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效应问题，从而，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消费行为理论，他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后来炫耀性消费理论的基础。
在《消费需求理论中的跟潮效应、逆潮效应和凡勃伦效应》（１９５０年）中，哈维・莱宾斯坦教授根据消费需求动机的不同，将消费需求分为功能性需求（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和非功能性需求（ｎ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两大类。
功能性需求是消费者对商品的内在品质需求，非功能性需求是由商品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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