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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推荐报告
文艺作品推荐报告
由新文学的巨匠、著名出版家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份全国性文艺刊物。
该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于香港编辑，继迁上海、重庆出版。
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
出至1942年11月七卷四期，被迫停刊。
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又出版《文阵新辑》三辑。
前后历时六年，共出版63期。
上海书店曾于1983年将全套《文艺阵地》合编为三册，影印出版。
时隔三十余载，原刊完整保存至今者较为罕见，文献价值珍贵，上海书店出版社现以1983年版影印本为底本，按16开精装，分装六册出版。
新版《文艺阵地》每期封面、彩图均按原刊彩印，以存其原貌，并重新编制总目和篇名、著者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利用。
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
中共党员，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抗战时期，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2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本文为《文艺阵地》的主编者之一楼适夷先生撰写，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季刊（1981年第3期），后作为上海书店1983年版《文艺阵地》代序言。
楼公以时代亲历者的感受，用生动、恳切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茅公创办《文艺阵地》的整个历史过程和时代的曲折激荡，使我们身临其境那个家国板荡，烽火硝烟的民族至暗时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书店的努力下，全国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们，无论是在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或者海外，他们都团结在《文艺阵地》这一抗战文化界的重要阵地上，使中国的新文化在战时延绵不绝，成为前线战士和后方民众重要的精神食粮；他们以笔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中国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鼓与呼。
▲茅盾（1896—1981）
茅公，——从抗战时期以来，出于尊敬与亲切的感情，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
他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六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勤奋、认真、刻苦地把他的才智、学养、时间、精力，乃至健康和生命都献给了文学的事业，对党和人民立下巨大的功勋。
他在文学上的劳作，遍及各个方面，从一九二一年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开始，便负起评论、介绍、研究、组织和培育队伍，以至创作的实践，写了大量在新文学、革命文学中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史写上光辉的篇页。
01
在这里，我专谈茅公在抗日战争时期主编的《文艺阵地》。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全国性文艺刊物之一。
当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溃退，暂时立足于武汉，为其本身的生存，不得不装出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姿态。
由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和前方战士的英勇作战，一时地使武汉形成了所谓抗战的中心。
同时散处各方的文化队伍，在这一形势下，也集中到武汉来，使它似乎成为文化的中心。
茅公于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携带全家从经过八一三战争炮火成为孤岛的上海，跋涉战争时期混乱艰难的道路,到了湖南的长沙，暂时把家属寄寓在长沙的郊外，只身来到了表面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武汉。
当时我在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工作，接到了他的电话，立即到汉口交通路的一家小小的旅馆里去看望他。
我多么高兴，以为茅公也到武汉来工作了。
他却非常平静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不打算留在武汉，已决定在九龙安家，应生活书店的约请，编辑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刊物，刊物在广州印刷，因当时生活书店的总店已移到武汉，就在武汉作为向全国总发行的地点。
这次到武汉来，已与总店订约，并为刊物的事，与各方面取得联系。
他知道我是打算在武汉留到最后的，而且在报社工作，同各方面联系比较广泛。
就委托我在武汉为刊物作组稿和联系的工作，我当然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嘱托。
那就是《文艺阵地》的创始，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二月的初旬。
他住了几天就回长沙去，按预定计划，迁居九龙，而且很快地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把刊物的第一期，独力地编辑出来了。
当时香港印刷事业极为落后，而且在香港印行刊物，必须向港当局机关登记，不但需费很大的一笔押金，同时英国人的当局也决不会允许在他统治下出一个抗日的刊物。
所以在九龙编好了稿子，必须送到广州去付印，而广州当时的印刷业，事实也不过比起香港算高明一点。
如在第一期的《编后记》所说:
“这本小小的刊物，在排校时费尽了心力，差不多每个印出来总算没有错误的字粒，都是编者奋斗的结果……”茅公就是这样地把这个抗战文艺的重要刊物，输送到全国各地，各个战区，前线和敌后的。
▲《文艺阵地》原刊封面，钱君匋先生设计
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上，茅公提出：
“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须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是企图来适应这需要的。
”这一主旨，至少茅公亲自编辑的时期，是首先实践了的。
如创刊号第一篇周行的《一个紧急的动议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提出“文艺必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后起之秀的理论工作者，后来不幸就在抗战期内逝世的李南桌，发表了《广现实主义》，指出助长当前文艺界贫乏状态的论调，以为只要“抗战就‘万事亨通'，所以大家都朝向正号的一面，把负号的一切都秘而不宣，好象说出来就会‘扰乱后方'似的。
”他认为“错误的暴露（即暴露错误——引者）有时比正面的建设（即歌颂或表扬——引者）还要重要。
”在这一期的作品栏里，就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口头叫喊着抗战，不做实际工作，只忙着开会训话，一心只想领导别人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而引起了广泛的瞩目与议论。
▲张天翼《华威先生》，载《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一期
02
茅公独力主持，亲自动手，从遥远的南国，把《文艺阵地》一期一期的输送出来。
作为这刊物的在武汉的联系人，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及主观努力的不足，帮助茅公所做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有时几乎是等于零。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的成立，一时形成抗战文艺中心的地位，而《文艺阵》还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阵地，脚踏实地的送出好的作品与新的作家来，如《差半车麦秸》（第一卷第三期）写一个无知的受迫害的老实农民，怎样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是在当时被认为优秀的新人新作。
在理论上又强调提出大众化的问题，和“抗敌协会”所提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遥相呼应。
《文艺阵地》的编辑中心虽然僻处一隅，但和全国广大文艺队伍，还是息息相通的。
当大多数文艺战士处于战时分散状态的时候，它和前线，后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均能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及时发布战地的报告，以及在战争中岀现的新作。
它用《文阵广播》这样一个栏目，总汇和传达分散各地的文艺活动，和作家们的生活与战斗的消息，在整个文艺队伍之间相互沟通声气。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的合影
03
我是在所谓“保卫大武汉”的呼声中，没有去成延安，改而转道南下，到了南方海口广州的。
当时广州已在大轰炸之中，但错误地估计了战局，以为武汉已朝不保夕，在广州可能还有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文艺方面的工作。
我和蒋锡金二人，准备在这儿办一个小小的文艺刊物《大地》。
广州人民在大轰炸中昂然不屈，掀起热烈的抗战献金运动的景象，也使我们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我们用身边最后两毛钱买纸烟抽，在轰炸后的瓦砾中悠然散步，心中还描绘着新刊物的蓝图。
其间，我一度跨海去港，到九龙拜访了茅公,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
他不大同意我们这种天真的幻想，劝我到九龙去帮助编辑《文艺阵地》。
那时《文艺阵地》早已不可能在轰炸中的广州印刷，而改为把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已成为所谓“孤岛”的上海去付印，请留在上海的孔另境同志帮助排校。
印成之后，当然不可能在上海发行，而是用走私的方法，装运到香港。
在香港，也是不能公开发行的，它只是作为一个转运站，通过各种渠道转运到内地去发行。
茅公只手空拳，主办和实干这样的一个刊物，其艰辛的情景是难于想象的。
但那时我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地》的幻想，一心想苦苦地留在战火漫天的祖国内地，与茅公匆匆一面之后，又回到了广州。
幻想毕竟是幻想，我们的新刊物办不起来，而广州竟然先武汉而沦陷。
当我们所居住的四周市民，跟着达官贵人的首先逃命而纷纷搬迁，直到四邻空空，夜静无声的时候，才觉悟到如果再不离开，就只能当日本侵略军的俘虏了。
那时我们仓惶地到西堤的江岸，去寻找撤退的交通工具。
雇了一只小划子，在珠江上游荡，不管是开往哪里去的，遇到能够挤上去的轮船，便拚命地挤了上去。
这是一条走西江开往广西梧州的船。
连船舷都差不多会膨胀起来，挤得简直没有伸一下腿的空隙。
回头怅惘地望见远远的从大鹏湾登陆的敌人，一路顺利无阻，连烧带杀，迫近广州郊区所燃起的烽烟，好容易才拜别了这个沦陷的广州。
我们四个人，蒋锡金，海南岛的诗人施征军，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天马书店的经理郭少卿和我，在人缝里挤着坐了下来，才记起这正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的日子。
于是大家闭目静神，以默哀来作我们纪念先生的仪式。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当晚粤海关大楼附近起火。
虽然我们中途在三水遇到了也从广州撤岀到桂林去的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但到达了梧州，我们仍不知今后应该往哪里走去。
在梧州落了脚，一面把沙田柚当饭吃，观光梧江上名为饷馆的开赌场与妓院的楼船，一面寻找交通工具。
终于在一辆装运军火的大卡车上，当了被夹带的“黄鱼”。
车上还乘着两个散兵，不时弄着手枪,好象在窥探我们的钱包。
锡金很调皮,拉我们一并排坐在一列装炸药箱的车板上，故意同他们说笑攀谈。
他估计这两个烂兵决不会对我们动手，因为他要是对我们开枪，座后的炸药便会爆炸，博得一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这样地我们只费了几支烟卷，他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把手枪收进到枪套里去，一路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林木森森，环境幽静的郁林。
在小旅馆里安顿下来，心宽体泰,决定了行道的方向,到九龙去找茅公。
从郁林到了湛江，那时还叫做广州湾，是被法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
又从那儿登上了海轮，经过风浪的颠波，终于到达了香港，原来港粤间的半天的旅程，整整地走了十三天。
▲从香港坐船至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市）的漫画。
广州湾因法国租借地的特殊地位，一度成为抗战时期的国际通道。
04
茅公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这批狼狈的难民，听我们诉述旅途上浪漫谛克的经历，哈哈地笑了起来。
因为诗人施征军一到香港，便有许多同乡来接待，蒋锡金老家在上海，决定回“孤岛”去继续活动。
郭少卿和他一同回沪，准备重振天马书店。
茅公把我留下，帮助他做《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
刊物已出了半年，内地各处的来稿和通讯，堆满在他的案头，他日夜忙碌着，已好久无法持续自己创作的工作。
我感到我有责任为他分劳，同时又不大愿意回到四周被敌人包围的上海的租界地去，就在香港留下来了。
这已经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初了。
那时在香港，我们所熟悉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真是寥若晨星，而且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
戴望舒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叶君健主要做外事活动，许地山先生任港大文学院长，另有围绕香港《大公报》的几个作家，我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
但在这儿仍有一些便利的条件。
香港的生活书店分店，通过各种渠道，与内地主要城市与各个战区，包括解放区，取得经常密切的联系，另一面又经过海道与上海联系，也沟通了华东的敌后地区。
我们刊物的稿源还是很丰富的，由于茅公的勤奋，与各处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也保持得相当密切。
▲抗战时期的生活书店，通过遍布全国的分店网络，把进步的文化读物输送到祖国各地。
我得以在茅公面对面的指导下，愉快地工作，亲眼接触着茅公对待工作的态度。
那时他在九龙太子道的寓楼，后窗正对着一座被劈开的小山,这半面小山赤露露地露出红色的岩壁，香港是亚热带，十一月的午后阳光还相当骄烈，它照在崖壁反映到室内来，热度就相当的高。
茅公一家把这座小山叫做火焰山，而茅公的书桌正面对着这座火焰山，他总是整天地伏案工作，阅读来稿，答复来信，以及作必要写作，浑身流着热汗，还不肯多费一点休息的时间。
▲1938年茅盾夫妇与子女在香港寓所。
右一为时年四十三岁的茅盾先生。
05
在这样的共事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茅公告诉我，他已准备接受新疆学院的聘请，到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去担任文学院长，如果确定下来，这《文艺阵地》就由我负责办下去。
我听了大吃一惊，估量自己担不起这样的重任，但以为他的计划还在遥远，也就漫然地答应下来。
不料过了几天，他的行止就决定了。
他把整理得整整齐齐地一包一包来稿、来信，已阅未阅，已复未复，一一点交给我。
他说：
此去情况如何，还未可知，也许很快就会回来。
在此期间，尽可能把刊物继续保持下去，编辑方针、体制，已经稳定，暂时毋需变动，各方面的关系也都建立起来了，大概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把任务接受下来，问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
他说因为编辑与作者队伍间的分散，讨论问题之类，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不能因此放弃这个任务。
同时重要的是加强与各战区前线与后方的联络，通过文艺作品迅速反映战争时期各方面的生活与斗争的现实，特别是重视新人的发掘，和大众化的倡导。
我得到了这样的指示之后，便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当时他又提出，既然今后实际上由我编辑，封面上主编的名字，应该改为“茅盾•适夷主编”。
这一点，则由我坚决拒绝了。
我答应担任代编的任务，尽可能维持到茅公回来，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决不使它中途夭折。
这是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在编完了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二卷六号之后。
照那时候的交通状况，茅公是取道越南，进入昆明，再到兰州去迪化的。
我和生活书店的甘蘧园（伯林）同志、李南桌夫人和其他几位同志，把茅公一家，送上了去海防的一艘叫“小广东号”的法国轮船，依依惜别以后，就打开了他交给我的存稿与信件的包裹。
06
我担任这代编的任务，实际上只要勤恳一些，困难是不算大的。
茅公已经把一切基础都奠定好了，我就是萧规曹随，坐享其成，很顺利地就动手工作起来。
由我开始独力编辑，预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正如该期《编后记》所说:
“本期之稿，除一二新到以外，皆茅盾先生校阅选定，我只是作了一道编排的手续。
”这新到中的一篇，便是丁玲同志从千里迢迢的陕北，特地接受我的约请,首先作为我的第一支援者寄来一篇报告:
《冀村之夜》。
▲丁玲《冀村之夜》，
载《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七期
当时我们在全国几个战区，都已有经常连续寄稿的许多作家，在东战场，亲身作为战斗员参加了别动队的作家骆宾基，寄来了连续登载的长篇，茅公给起了一个总题为《东战场别动队》。
司马文森在第四战区的粤北战地，连续寄来了《粤北散记》。
萧红在武汉最后仓皇撤出，刚刚在重庆安顿下来之后，就寄来了她的新作短篇《黄河》。
从第五战区，碧野、黑丁、曾克都不断地寄来他们的战地新作，周而复给寄来了《延安的文艺》的通迅，后来又寄来新作《播种篇》。
不久以前，从纳粹德国回国，在成都的s.y.（刘盛亚），连续寄来报告《在卍字旗下》。
这些都成为《文艺阵地》在报告文学上所显示的特色。
而同时，从武汉沦陷以后，各地交通混乱，敌军封锁加紧，《文艺阵地》也逐渐增加了运转的困难。
我们通过港沪海轮上的工友，送到上海去付印的第二卷第九期的原稿，竟一下子被敌军扣留而全部损失了，这里面包括潘梓年同志特地给我们从重庆写来的《作品中的语言问题》,刘白羽从延安寄来的《一个从札萨克来的人》和骆宾基从东战场寄来的《东战场别动队》的第八段等，使我们不得不一面急忙把准备在第十期用的稿子，提前改为第九期，一面向作者告急，希望有底稿的把底稿寄来，没有底稿的尽可能地补写和重写。
▲骆宾基《东战场的别动队》，
载《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五期
07
使我有成为孤儿似的感觉的，却是茅公一别之后，很难得到他的音讯。
约摸经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收到他于一月二十三日从兰州的来信：
……兄或以为我早在迪化，其实明日始有希望起飞。
此因天气不佳，第一次迪化来机，途中去了十天，而到此后又有苏联人要回国，弟等大队，似难同走，故请杜先生杜夫人等先走，而弟则候二次之专机……在此住了那么多日，本又可以写点东西，然而斗室中挤了四人，实在非工作之场所，加以电灯不明，入晚阅书尚不可能，遑论写作，只好到迪化后再谈矣。
兄以后来信请寄兰州生活书店薛迪畅转，因兰迪间无空航，然薛君或可托便人带迪。
否则，试从欧洲转，亦速于由国内转也。
这是茅公离港后的第一次来信，当时还听到传闻“他们的一行，已完成了三万余里的长征，平安到达迪化。
”后来知道，其实这个传闻是不确的。
以后一直到五月间，我们才得到茅公从新疆写于四月三十日的来信：
忆在兰州时曾托港友转上一函，想早收到。
弟于二月二十日由兰飞至哈密，三月八日由哈密乘汽车经鄯善、吐鲁番，到了迪化，现在已逾一月又半矣。
乃因诸事丛杂，不克早奉片言，至以为歉。
此次万里远行，经过昆明、成都、西安、兰州。
在昆明住了十多天，兰州住了四十五天。
生平未尝至西北，此次乃饱览塞外风物，尤以乘汽车自哈密至迪化一段，横渡大漠，见百数骆驼之大队商，委蛇去来，可谓壮观。
尤有可记者，则自港动身后，凡现代水陆空交通工具，几无不用之。
自港至海防乘船；海防至昆明走滇越路，盘山而过，计穿过山洞一百五十余个；自昆明至哈密，坐飞机；哈密至此，汽车。
而在兰时，又曾坐羊皮筏子渡黄河，履冰而过黄河（皆在兰垣外），盖可谓一试矣。
沿途皆有所记，惜尚无时间整理之也。
此间新气象，可记者甚多，亦因事冗，未能命笔，暑假时或可为之。
尚拟利用假期，游历外区，北疆，如伊犁塔城，或者不乏机会先往也……
这是茅公到迪化后的最初的来信，同时也是我在香港接到的他最后的一信，作为一个代编的人，我真正感到自己是成为一个孤儿了。
▲1939年2月，茅盾（前排左一）
与张仲实（前排右一）结伴去新疆。
08
在这盼望不到茅公音讯的时候，我在香港的滞留，突然成了问题。
我受已迁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老舍先生的委托，请在港大的许地山先生出面发动，成立了“抗敌文协”的香港分会，一时展开了抗战文艺的活动，造成了相当的声势。
这一活动是香港当局所不愿意的，他们非常害怕日本人对他们的压力。
政治部的探员们，嗅出我是在幕后策动的一人，便设法来寻找我。
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中的一天，生活书店香港分店的甘伯林同志，悄悄给我送来了紧急的情报，要我迅速离开香港。
我只身一人，当然什么时候要走就可以走的。
但是《文艺阵地》怎么办呢？
我是答应过茅公:
“不管处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一定把刊物编下去，直到您重新回来的日子!
”伯林同志叫我不必顾虑，他豪爽地说:
“没有关系,反正我们是在上海印的，你就在上海编吧。
后方的稿子，我们会及时给你送去。
”
这样地，我就回到了“孤岛”的上海，从第三卷第五期开始，《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就转移到上海了。
这一期，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是六月十六日，其实编出来已经在七月里了，因此还来得及编入上海在六月十八日所举行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晚会的报导。
我们刊物在政治方面，在香港就通过与廖承志同志的联系，争取到党的领导，一到上海，首先是巴人同志，后来是梅益同志，都及时向我传达党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跟随着抗战的形势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前进。
巴人同志、蒋天佐同志都在上海给我以直接具体的文艺理论方面的支持，甚至远在浙东乡间的冯雪峰同志，也在当前的文艺问题与理论建设工作，给予详细的宝贵的意见。
而在上海特别感到高兴的，在编辑第三卷第十期，即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我又接至茅公从新疆寄来的长信：
自来此后，内地音讯，忽然隔绝，邮递之慢，殊出意外，而寄出之信，能否收到，又因种种原因，据言实无把握。
加以初到时旅途劳顿，心绪纷乱，且未得兄来信，亦无要事相告，合此数因，遂以迁延。
四月下旬及五月上旬，始接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五日来信，当即作覆（按，此信迄今尚未收到——适）o……而兄于二月二日由欧洲转之信，则实未经由海外，仍从重庆辗转而来，而到达此间则反后于三月十五日之信一个多月也。
至于兄所寄《文阵》，弟仅收到二卷七、八两期，但此两期似像由昆明转寄，非由香港直接也。
前数日始接三之七——十二共六册并五月十一日信，大喜过望。
《文阵》事弟未有帮忙，累兄独力支撑，常抱不安，然亦有故，在此“打杂”之忙,甚于在港。
第二，与内地文艺家隔绝，即欲作文，恨无题目。
第三，此间本地风光,无可写寄。
至于由港动身后的沿途印象，亦因无暇，迄未写成。
总之出乎意外者太多，故寄稿之诺，遂不能践，且久久懒于握管矣……
……二卷七期至十二期各册弟略翻一过，尚未有时间卒读，然大体感得不坏，兄之努力支持已得报偿……《文艺战线》尚未见到，因内地刊物，此间十不见一，老刊物尚可于三个月后见到，新刊物则因不为此间所知，所以根本不知道世间有此物也。
至于弟在此间生活，约略可述如下，来后成立一文化协会，弟与张仲实，现即主持此会工作。
此会为半官办、半民众团体的性质，各民族文化会之负责人为此会会员，人数颇多，然日常事务则由三数人负之，弟与张仲实即为三数人中之二人。
然此间民族既十分复杂，而社会情形亦颇复杂，新来者茫无头绪，此等工作，实非弟等所宜，今惟在编书方面（小学教科书）略尽其力耳。
水土不服，身体日感衰弱，是个人方面的困难。
两儿常念及江南风物，又以此间无适当学校可进，闲居在家，亦甚无聊。
新疆学院弟担任功课每周十七小时，而大半功课与文艺无关。
盖此校主要教员仅弟与仲实二人，他差不多包办了政济系功课，弟则包办了教育系功课。
学生不多，约百二三十人，其中尚有五六十人为高中。
内地一般青年，不知实际情形，以为新疆学院如何如何，要求进去。
此辈青年，幻想太大，来亦无益也……弟饱经忧患，所见稍多，既未有幻想，自亦无所谓失望与否，个人生活从前享受已多，所谓从绚烂中过来，今在中年，已归平淡，故无所谓，唯独与世隔绝，深恐久居将成为文化上之愚蒙者耳。
此间虽与苏联接近，然苏联书报，亦殊少来，无现购之书店，唯有订阅，然在三月杪订购之书报，至今未见到来，此则殊出意外，深觉闷闷者也。
最后关于《文阵》，甚望兄支持下去，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短评则常有更妙——此间青年作者，寥寥无几，所作太公式主义的了,由于读者太少之故，且亦由于所读范围不广之故。
……
原来盛世才在新疆搞独立王国，伪装进步的姿态，标榜所谓亲苏、联共的政策，企图吸收一些进步文化人装点自己的门面，茅公和别的许多进步人士，乃至党的重要同志，以积极建设边疆的热情，应邀前去。
他们一到，才知道盛世才是一个心毒手狠的两面派。
表面装进步，内心里对革命恨之入骨，经常杀戮革命人士和进步群众。
对茅公等人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压迫，暗地里却戒备森严。
这一种紧张的情况，茅公在信中虽未公开透露，却已有了隐约的暗示。
幸而得到在新疆的地下党人毛泽民、徐梦秋同志等的负责安排，及杜重远先生的从中尽力，茅公一家与张仲实同志等，才得于一九四○年五月离开迪化，而且中途几乎在哈密被扣，幸而盛世才的密令落在我们地下党同志的手中，才得未遭毒手，安然脱出。
后来，在新疆的毛泽民、陈潭秋等同志和杜重远先生，都遭到盛的毒手而壮烈牺牲，杨之华、萨空了、赵丹同志等都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
从茅公这一封信中，想象他陷入了这样恶劣的处境，被完全与他不相称而他还是想尽量尽力的任务所困扰的情况下，仍在遥遥万里之外，心心念念地关心和怀念自己亲手哺育的《文艺阵地》。
可惜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方法取得联络了。
一直到一九四○年入冬时他经过延安回到重庆的时候。
09
作为一个代编的人，虽由于遭遇的颠沛，与形势的变动，但主观努力之不足，我实在是非常不称职的，未能很好完成茅公的嘱咐，把刊物办得更好一些，但它在大后方,在各战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仍被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重要的文艺刊物而受到重视。
按照茅公的临行的叮嘱，我尽量在无名的投搞者中间，探觅新人。
在评论方面，我找到了在港的黄绳、楼栖他们，给我以很大的帮助。
新的无名作家，我也忘不了在昆明中学教书的周正仪，香港生活书的一位职员寒波，在西北的乔穗青……在上海的田青，可惜前二人我以后没有见到他们的下落，乔穗青写了一些新作品，后来也不继续下去了，田青在解放后没有音问，也不见他的作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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