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宴饮之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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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宴饮之礼

中国宴饮之礼.txt你站在那不要动！

等我飞奔过去！

　　雨停了天晴了女人你慢慢扫屋我为你去扫天下了　　你是我的听说现在结婚很便宜，民政局9块钱搞定，我请你吧你个笨蛋啊遇到这种事要站在我后面！

　　跟我走总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

　　中国宴饮之礼

有主有宾的宴饮是一种社会活动。

为使这种社会活动有秩序有条理的进行，达到预定的目的，必须有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指导和约束。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礼仪，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一般的程序是，主要折柬相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互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

席中座次，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

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

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下地至辞别。

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

　　现代的标准规程是：

斟酒由宾客历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

酒斟八分，不得过满。

上菜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主位。

　　这类宴礼的形成，有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清末民初，就已有现代所具备的这些程式了。

清代时西餐已传入，西餐食礼也随着传入，这对我们固有的饮食礼俗带来了一些冲击。

东西方文化有异也有同，饮食文化亦不例外。

西餐传入后，它的合理卫生的食法已被引入到中餐宴会中。

例如分食共餐制，在中餐较高等级的宴会上已广为采用。

虽然这种饮食礼制在中国古代就很盛行，但我们现在的做法确实是受到了西餐的启发，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于此得到最好的体现。

　　在古代正式】的延宴中，座次的排定及宴饮仪礼是非常认真的，有时显得相当严肃，有时朝代皇帝还曾下诏整肃，不容许随便行事。

汉代初年的一次礼制改革，主要便是围绕宴礼进行的。

我们现在的盛大国宴，则是在请柬上注明应邀者的姓名和席位号码，简单明了。

与宴者只要按照席号入位，一般是不会发生差错的。

　　历史上，中国曾被视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然而，当今中国还没有国人大致认同的现代礼仪。

　　公民社会不是一群没有尊严、没有教养的乌合之众能够建立的

　　5月4日，北京天安门举行了“首都中学生18岁成人宣誓仪式暨青春奥运行动风采展示活动”，不管其具体情形如何，这次活动至少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表达文明的欲求--成人宣誓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冠礼与笄礼，即成年礼。

　　古今中外，各个时代盛行于世的礼仪都表达了人们追求文明的理想。

现代礼仪也不例外，它在传达公民社会应有的文明方面最具表现力，然而当今中国还没有国人大致认同的现代礼仪。

　　历史上，中国曾被视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只要读一点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祖先在3000年前所达到的高度文明：

　　父母给长到20岁的男孩子举行冠礼，给15岁的女孩子举行笄礼，取表字，告诉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开始担当成人的职责；用六道仪节完成婚礼；士人之间有专门的士相见礼，以此表达友情的高洁非功利；为表达尊贤敬老，举行乡饮酒礼；置聘礼以教诸侯相接敬让；国际交往时列国使节吟诵诗经表达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礼节这在《左传》中连篇累牍；我们的祖先在歌舞之中进行射箭比赛，即乡射礼和大射礼，孔子说：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指的就是从射礼的竞技表象中挖掘礼让虔敬之义；如此等等。

　　《礼记.曲礼》中记载大量古代礼仪，以饮食的仪容为例，食礼告诫人们吃饭时不要把饭窝成一团搁在碗里，喝汤的时候别让汤倾流不止，咀嚼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盘，不要当众剔牙等等。

类似的礼仪内容也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一些礼貌教本之类的书籍中，但只要想一想伟大的莎士比亚和达·芬奇每天吃的都是手抓饭，就可以知道西方文明的后起，16世纪的思想巨人蒙田曾经自我批评说：

“有时候，一赶忙，我会把自己的手指咬住。

”作为餐具的叉子直到18世纪以后才在欧洲流行开来。

正是这种差距，我们的祖先之国被称作礼仪之邦！

　　毫无疑问，在前现代世界上，中国是最讲究礼仪的国家，东亚诸国也深受中国传统礼仪的熏染，例如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今日日本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然而，传统礼仪在中国本土却因种种因缘沦亡草泽。

　　如今，面对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必须考虑重建现代礼仪，这种重建不是食古不化地套用，也不是食洋不化地照抄。

从重建礼仪的思路上说，由于文明的标准往往随时代而变，作为其承载者的礼仪也就因此变迁。

我们要研究传统礼仪和外国合乎国情的礼仪如何创造性转化，还要细致地把握这些礼仪如何与民俗融合，不仅如此，许多具有普遍性的礼仪恰恰可能从民俗中再生才最具生命力。

　　从内容上说，现代礼仪至少应该包括四大类：

家庭生活类（一般日常生活、节日生活、家庭祭祀）；社会交往类；职业工作类；政治生活类。

具体而言，家庭生活礼仪应当包括一切与生老病死相关的礼仪，例如出生礼、成年礼，以及婚丧食节喜祭诸礼；社会交往礼仪应该包括往来迎送诸礼仪；职业工作礼仪包括求、辞职礼、与各类同事相处礼等；政治生活礼仪包括与开会、选举、谈判、外交、军队等相关的礼仪；另外还有一些杂礼。

　　有些礼仪需要一定的载体，包括礼具、礼所、礼人，例如在特定的场合要穿特定的服装，特定的礼仪必须在特定的地点举行，需特定的人来主持等等。

　　但这些具体的规范并不是现代礼仪的目的所在，最核心的在于礼仪背后所表达的精神元素，现代礼仪应该包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应该涵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勇敢、谦逊、理性、稳重、慷慨、真情、和平非暴力……礼应当是一切美德的承载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接榫者。

　　梁实秋先生曾说过：

“礼，除非是太不合理，总是比没有礼好。

”极端压抑个性、践踏自由、摧残尊严的礼仪并不能代表礼仪的真精神--即使在古代也是政治生活不正常所致，必须摒弃。

　　现代礼仪通过规范人们的每一个行为举止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人与人之间建设性的互助合作，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强调职业伦理对职业行为的规范，强调人应该热爱而不是憎恨这个世界。

它让人远离邪恶、低俗，引导人的精神迈向高境界。

　　可以断言，公民社会不是一群没有尊严、没有教养的乌合之众能够建立的。

现代礼仪就是公民社会的教养，今日国人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可以让它开始。

一．概说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

从考古资料来看，在辽宁喀左发现的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大型的祭坛、神庙、积石冢等，是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场所；有裸体怀孕的妇女陶塑像，可能是受先民膜拜的生育女神。

更早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虫身图像，墓葬中死者头颅西向而卧，也都透露出远古时代礼仪制度的若干信息。

在古代文献方面，有“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的说法。

实际上，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真正比较完备、系统的是西周的礼制。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

中国古代的“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民俗界则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

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

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

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

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

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

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

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

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三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

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

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

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我国古代文人别号

五柳先生--晋·陶渊明

青莲居士--唐·李白

香山居士--唐·白居易

东坡居士--宋·苏轼

六一居士--宋·欧阳修

幽栖居士--宋·朱淑贞

九华山人--唐·杜荀鹤

半山老人--宋·王安石

山谷道人--宋·黄庭坚

淮海居士--宋·秦观

白石道人--宋·姜夔

石湖居士--宋·范成大

后山居士--宋·陈师道

芦山居士--宋·张元平

易安居士--宋·李清照

清真居士--宋·周邦彦

衡山居士--明·文征明

六如居士--明·唐寅

温陵居士--明·李贽

柳泉居士--清·蒲松龄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

如李白，人称谪仙人。

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

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

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

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

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姓氏是祖上遗下，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号则大都是个人行为。

“号”又称别号，起号之风始于魏晋，是指名字以外的自称，体现了个人意志而摆脱了长辈意愿，所以它与名字几乎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从字数上说，号有两个字的，如陆游自号放翁；有三个字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有四个字的，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等等。

也有好几个号的，如欧阳修就有醉翁、六一居士、欧九等号。

号在古代文人身上体现最为突出，文人皆以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为能事。

号代表着自己的个性、处世观、人生观等，起号便成为古代文人的雅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古人起号方式有多种。

以地望即出生地或居住地相称者不少，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自居易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等。

不过以地为号往往有一段典故，如苏轼，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到黄州后，因生活贫困，得到朋友帮助，申请到一块官府荒地，每日荷锄耕种，早出晚归，自得其乐。

一天，他忽然要给这块荒地命名，想起白居易《东坡种花二首》中诗句: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

”苏轼借用东坡二字起号东坡居士，自此，一块荒地的名称便成就了宋代大文人的雅号。

在以地名为号时，后又往往加居士、道人、山人、散人、布衣等称号，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文人的思想境界，既有大苦大难后的大彻大悟、想逃避现实回归自然又不能完全免俗忘却人间烟火的处世矛盾心态。

如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姜夔号白石道人，罗贯中号为湖海散人，吴承恩号是射阳山人等。

以自己一段经历或嗜好起号者，颇为后来人青睐，流传甚广。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据说“板桥”一号出自唐诗人刘禹锡的《杨柳枝》: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此诗说男女别情，与郑燮毫不搭界，原来郑幼时家贫，习画常受亲友邻里讥笑，成名后，这些人又来巴结，郑燮有感于此，留一方“二十年前旧板桥”印章，以讽世风，后来，他就干脆自号“板桥”了。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原名曹霑，“霑”出自《诗经》:

“即霑即足”意为“久旱逢甘霖”，父还为他取号“芹圃”。

但曹霑长大后并不喜欢“芹圃”，他要把这“禄蠹字”改为“高洁名”，以示他反封建的思想个性:

因爱东坡诗，就从《东坡八首》“‘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诗句中取新号“雪芹”。

有出淤泥而不染，宿根独存，洁白清苦，耐冷等意，又号“耐冷道人”与“雪芹”相通。

由于此号概其心志性情恰到好处，耐人寻味，意远响亮，原名倒给人遗忘了。

以趣事雅好起号者，欧阳修最为令人拍案叫绝。

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里自称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干卷，有琴一张，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岂不为‘六一’乎?

”如此这般洒脱，以号识记之，真乃号如其人也。

.青莲居士（李白李太白）

2.香山居士（白居易白乐天）

3.六一居士（欧阳修欧阳永叔）

4.易安居士（李清照）

5.东坡居士（苏轼苏东坡）

6.柳泉居士（蒲松龄蒲留仙）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

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

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欧阳修（1007-1072）: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

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

袁枚（公元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

他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

温庭筠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时号温八叉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

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

南宋爱国诗人。

杜甫号少陵野老、少陵杜甫生平[唐代]诗人。

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自号少陵野老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

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

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

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

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

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

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

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

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

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

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

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

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

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

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

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

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

屈原在《离骚》里自述：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

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

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

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

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

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

“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

“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

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

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

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

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

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

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

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

“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

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

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

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

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

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

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

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

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

《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

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

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

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

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

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

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

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

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

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

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

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

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

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

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