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pt;margin-right:
0cm;
margin-bottom:
3.75pt;margin-left:
0cm;text-align:
center;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mso-outline-level:
4;background:
#ECECEC">好奇者的经济学
来源:
广州日报作者:
（美）罗伯特·索洛詹尼斯·默里著
内容简介
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经济学是对人们维持生计的日常事务的研究，任何有好奇心的人都应该乐于了解。
《好奇者的经济学》便是12位诺贝尔奖权威经济学家写给好奇者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这部由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合著的书，旨在吸引大家学习经济学，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养老保障
（1）
作者简介：
威廉·夏普（美国人，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虽然近年来金融市场名声不太好，但它们肩负着对各生产领域资源进行再分配的重任，同时使企业得以对办公楼、员工和设备进行投资，因此在经济的运行中作用重大。
金融市场还能反映企业的前景和风险，向投资者提供影响其投资决策的线索。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和威廉·夏普三人共同获得，以此表彰他们“在金融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虽然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警语，但也只是长期停留在警语的层面。
直到20世纪50年代，哈里·马科维茨提炼了这条箴言的精华，并将其应用到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一个通过“差额投注”来降低投资者风险的体系。
十年后，威廉·夏普成为一批独立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他们以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金融资产定价通论，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此对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市场分析。
夏普1964年发表的论文《资本资产价格：
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体现了其作出的开拓性贡献。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个投资组合的结构取决于该投资者对各类证券的前景评估，而非他对于风险的态度。
当投资者在包含风险投资及无风险投资的投资组合与借贷之间进行选择时，就体现了这一理论。
在没有获得特殊信息的情况下，投资者很有可能会得到一份标准的股票市场投资组合。
虽然差额投注减少了整体的投资风险，但投资组合中的每份特定投资仍给整个投资组合带来了风险。
我们所知道的股票“β值”其职能就是指出股票的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显示，风险可以被转移到资本市场之中，并在此进行买卖和评估，这使得投资组合决策更具连贯性。
CAPM被视为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模型，同时它是很多不同领域的重要决策基础。
除了马科维茨投资组合模型之外，它也构成了全世界金融经济学课本的框架。
威廉·夏普于1934年6月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
夏普的双亲都是学者，但由于当时战争一触即发，1940年他父亲所在的国民警卫队分队转移到了德克萨斯州，后又迁至加利福尼亚州的河滨市。
夏普在那里长大并接受了“极好的”公共教育。
1951年，他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科学和医学，一年后转至洛杉矶分校学习工商管理。
然而，比起会计学夏普更喜欢经济学，于是他很快又换了专业。
他对两位影响他职业生涯的导师——阿尔蒙·阿尔奇安和弗雷德·威斯通尤为称赞。
前者“教导学生要万事存疑”，后者首次向夏普介绍了哈里·马科维茨的著作。
1995年夏普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次年获得了文科硕士学位。
在短期服役之后，他于1956年成为了兰德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
在那里，夏普得以和马科维茨本人共事，后者为他的论文《基于证券间关系的简化模型的证券组合分析》提供了帮助。
夏普于196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迁至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金融课程。
在那里，他开始将其早期成果整理、提炼成一篇新的作品，并于1964年9月将其发表在《金融杂志》上，而这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发展的基础所在。
1968年，夏普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但不久他就接受了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聘用。
1973年，夏普获得了斯坦福大学丁肯财务学教授的称号。
他曾任美国金融协会主席，并获得过多个奖项。
1989年，夏普从学校退休，开始在包括美林公司、富国投资咨询公司和瑞士联合银行在内的多家企业担任顾问。
夏普已婚，育有两个子女。
】
退休
我们在尚未开启职业生涯之前就应该关注退休财务问题。
为什么？
两个原因。
其一，当我们退休时，肯定会有某项社会政策向我们提供一定的退休收入，以此保障我们的最低生活标准。
无论作为这类项目的参与者还是普通公民，我们都应该对相关事宜有所了解。
其二，为了退休后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们需要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
因此对于退休财务问题，我们了解得越多越好。
纵观历史，退休是个相对新兴的事物。
在1900年时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还不超过五十岁。
当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1889年制定首个强制性的政府退休金规定时，只有极少数人有望活到能领取退休金的规定年龄。
但时代已经变了。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世界较发达地区出生的孩子有半数活不过66岁。
但在2000年，在同样地区出生的孩子至少有一半人有望庆祝自己的77岁生日。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得益于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得到了大幅增长。
养老保障
（2）
经济生命周期
虽然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尽相同，但所有人一生的收入和开支的大致走势大致上都遵循着同一个周期。
我们在工作生涯的早期通常会用掉几乎所有收入，但之后为了能过上期望中的晚年生活，我们开始在消费之外有所结余。
当我们离开了固定岗位或事业后，我们的收入将下降，甚至完全失去收入来源。
但我们想在晚年仍拥有一定的收入。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工作时期就将消费控制在低于税前收入的水平。
一般来说，各国政府会减少公民应缴的工资税并向雇主收取额外款项，再在公民退休后向其支付一定的养老金，通过这样的社会政策来为退休者服务。
我们的工作单位也可能减除一些额外费用并为我们提供退休津贴。
但是我们多半还会想存储结余的可支配收入并进行投资，以此来进一步平衡我们的长期消费模式。
这么做需要我们把工作时期的收入转移到退休时期。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应该作出明智的储蓄和投资决定，这一点正变得日益重要。
通货膨胀
虽然许多商品的价格时常下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
维持某种固定生活水平的总成本往往会逐年增加。
这种物价膨胀削弱了货币的购买力，长此以往，相同数额的收入将只能提供比过去更低质量的生活。
假设你今天打算往银行里存入100欧元。
作为回报，银行承诺从现在开始的一年后返还你110欧元。
通常我们会说你在这项投资中的收益率为10%。
名义上来说的确如此。
但假设这一年平均物价上涨了8%。
那么一年之后你的购买力只增加了大约2%。
也就是说，你的实际收益率只有2%。
1980年到2011年下半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通胀率约为每年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1年。
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很健康，但即使通胀率处于这种相对较低的水平，同一笔金额的购买力在这将近22年的时间内仍下降了一半。
要想避免损失，我们存款的收益率必须高于通胀率。
大部分时候，购买信用评级较高的政府所发行的一年期或更短期债券给我们带来的收益要高于我们因购买债券而放弃的其他收益。
这类短期债券或票据所承诺的名义利率往往要高于购买后的通胀率。
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通货膨胀，我们最终也能获得实际回报。
然而，如果在失业率走高（部分归因于央行举措）的时期，名义利率可能会低至极限，以致即便是品质最优的短期政府债券，其实际收益率也会为零甚至负值。
就名义收益而言，投资短期政府债券的战略或许风险较小甚至没有风险，但由于通货膨胀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变量，这使得实际收益充满了不确定性。
为了让投资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获取实际收益，大多数政府都发行通胀保值债券。
这类债券通常期限更长，其兑换数额会随着生活成本指数的增加而进行相应调整。
按实值计算，由信用较好的政府发行的此类债券是我们所能购买的在实际收益方面风险最小的储蓄工具。
遗憾的是，当名义利率极低时，即使是高质量的通胀保值债券其实际收益率也可能为负值。
2012年初，美国五年期通货膨胀保值国债曾一度连续数天年实际收益率为-1%！
要想获得正实际收益，人们往往不得不购买期限为20年或30年的证券。
在经济更为正常的时期，高质量的通胀保值债券可以带来正实际收益。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收益一定也很小。
这给那些不愿冒险进行民间投资，但又想为未来的消费积累财富的投资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社会保障退休计划
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社会保障退休计划。
雇员和雇主双方需缴纳强制性的资金，该计划会在雇员达到指定年龄时向其支付津贴。
一旦社会保障退休计划开始支付津贴，其每年支付的金额就会随着通货膨胀而整体上升。
通胀情况是根据政府生活成本指数计算得出的。
虽然这些规定无法完整反映出每个人个性化消费的成本和品质变化，但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使退休者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
判断一个社会养老计划慷慨与否，标准做法是计算其“替代率”，即受益者第一年的退休津贴与其前一年所得收入的数额之比。
如果一个公民单纯依靠社会养老体系发放的津贴来维持退休生活，通常他或她的收入水平在退休后会下降一半以上。
此外，各国的高收入人群的养老津贴替换率要低得多。
这是政府有意为之的。
此类计划的设计目的就在于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再分配给相对贫穷的群体。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计划的意图并不在于充分地为每个人提供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而是为那些处于收入水平底层、希望能获得额外退休收入来源的人们提供一张“安全网”。
养老保障（3）
社会保障退休计划
有人可能以为雇主和雇员向社会保障退休计划缴纳的资金会用于投资，而投资所得收益则会用于支付退休津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大多数政府会将本年度劳动人口缴纳的部分甚至全部资金支付给如今已经退休的上一代劳动者。
如果资金有结余的话也多半会直接或间接用到其他政府开支上。
大体而言，这种体系遵循的是一种“随收随付”的方式。
由于缺乏大量的实质存款及投资，社会保障退休计划面临资金不足问题的严峻考验。
对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等宏观经济学变量的不准确假设容易给政府造成压力，迫使其削减对此类养老计划的资金支持，由此损害计划受益人的利益。
例如在2011年，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过去及当时的参与者欠下了高达18.8万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更糟的是，为了减轻2007年爆发的经济衰退带来的部分影响，政府在维持退休津贴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缴费率。
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关于改进社会养老体系的政治讨论仍在继续。
在2010至2011年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有些国家降低了养老津贴的发放金额，有的国家则提高了领取养老津贴的年龄标准。
然而，社会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影响重大。
人们越来越长寿，而且这一趋势有望继续保持下去。
当然，没人能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出这些变化。
医学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延长人们的寿命。
另一方面，人类的习惯变更又可能会放缓发展的脚步，并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但我们极有可能比我们的父辈更加长寿，正如现代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长寿一样。
预期寿命的增长显然会增加已有的各类社会养老计划的成本。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各国社会养老计划的财政状况。
新生儿的数量正在减少。
人口统计学家关注一种叫作生育率的数据——大体上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了几个孩子。
20世纪50年代初期，欠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为6.07，发达国家为2.81。
在2005到2010年期间，欠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已经降至了2.68，发达国家则降至1.66。
要想避免一国人口下降，该国生育率必须稍高于2.0（主要是因为婴儿死亡率问题）。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
发达国家人口正面临衰退。
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人口对此有所帮助，但即使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大不如前。
事实上，多个国家人均寿命的实际及预期增长以及生育率都在下降。
由年龄在20~64岁间的人口除以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人口而得出的，表示一个实际或预测的老年抚养比值。
前者被视为“劳动年龄”，后者则被视为“退休年龄”，然而这种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尤其是就未来而言。
无论如何，各国的养老比例都将会急剧下降。
请注意，到那时的老年群体和年轻劳动群体都是由如今的世界人口构成的。
如果既未出现生育热潮或人均寿命下滑的悲剧，又没有出现年轻劳动人口大规模迁移的突发情况，那么在未来数十年内这些国家的大量公民会逐渐老去，不断给本国的社会养老体系施加压力。
在未来，许多人可能迫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从其增加的寿命中至少拿出一部分时间用于工作挣钱。
雇主出资的养老金计划
许多雇主为其雇员提供一份独立或额外的养老计划，以此来增补或替代社会养老体系的效用。
20世纪后半叶这类养老计划大量涌现，它们像社会养老体系一样承诺发给雇员退休津贴，并提前按名义价值或实值定好数额。
在一些国家，这类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和大部分社会养老计划一样并未设立基金，退休津贴直接从雇主的一般收入中支付。
然而很多时候企业会设立一个用于支付当下及未来雇员退休津贴的基金，由雇主向该基金中存入资金。
一般来说基金中的资本会用于投资风险债券，有时也包括一些低风险政府债券。
这种投资和债务之间的不对等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投资基金的价值有可能不足以支付约定的退休津贴，这要么导致退休雇员的津贴减少，要么导致雇主的支出增加。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雇主放弃了这种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转而将雇员的退休津贴投资到独立的基金之中。
雇员可以在雇主给出的若干投资工具中自由分配其基金。
及至退休时，该雇员通常可以通过兑换基金来随心所欲地享受退休生活。
这种体系被称为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因为这一计划的条款明确规定了需要缴纳至基金里的款额，却没有明确雇员最终获得的退休津贴数额。
你十有八九也将通过这个计划获得自己的部分或全部退休资金。
而要想在后半生过上满意的退休生活的话，你大概需要对储蓄额度、投资方式以及退休后如何使用基金等问题作出关键决策。
养老保障（4）
政府规定的福利计划
虽然许多私营企业的雇主都转而采用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但大多数政府雇员仍处于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覆盖之下。
对于那些必须支持这类政府计划的公民而言，其关键问题在于这类计划已经承担的债务总额以及基金资产的现有价值是否足以偿还这些债务。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表示，判断这类养老金债务的最好方法是估算一套低风险政府债券组合的成本，这套债券组合要能在所有雇员都将于明天辞职的情况下向他们支付相应津贴。
不仅如此，这些经济学家还会说，估算这些财产的最好方法是计算出明天将其售出所能获得的资金数额。
遗憾的是，这些养老基金往往迫于政治压力而不得不遵守一些会抬高资产价值、压低债务价值的程序，从而导致人们对此类计划的实际资产估值虚高，同时对纳税人的养老金债务估值又低得离谱。
在经济衰退及金融危机时期，资产估算可能会以长期平均物价而非最新报价为标准。
债务估算可能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估值为标准，这种标准想当然地认为此类收益每年都能得到落实，相比之下以当时的低风险投资收益为标准更为合适。
虽然私营部门采用这种乐观假设的情况已经有所减少，但大部分政府部门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采用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政府雇员来带了惨重损失。
这些政府部门的真实基金状况导致雇员的退休津贴下降，退休津贴的领取年龄抬高，同时还有其他揪心的变革。
此外，一些政府机构部分或全部转换成了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而按照这种计划的设计，雇主不用承担大量短期债务，投资风险改由雇员承担。
向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转变
无论好坏，已经有大量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从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转向了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
后者允许雇员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决定其储蓄和投资。
雇员可以投资低风险政府债券，也可以为了获得更高收益以安享晚年而将部分或全部基金投资到风险更高的债券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虽然不同情况下转变的理由可能不尽相同，但人口在走向老龄化。
在采用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情况下，严峻的经济形势会造成企业产量下滑、大量人口失业，但对于有养老津贴保障的退休人员而言，他们的收入并未下降。
当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时，一切尚且风平浪静。
但当通过生产服务来供养这些退休人员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时，由老一辈人来至少分摊一部分经济总风险是合乎情理的。
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让这种风险分摊成为可能，同时又并未强加给每个雇员。
雇员可以在工作时期购买低风险债券，之后同提供终生担保支付的保险公司签订年金保险合同。
雇员也可以投资高风险资产并将其收益用于退休生活以及购买年金保险。
在养老金固定缴款体系中，劳动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为更高回报而承担更多风险。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在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时也会更加强韧。
退休储蓄及投资
在养老保障的美丽新世界里，你很有可能要对储蓄量、收入投资方法及退休后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作出决定。
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的雇主会在这方面给你提供培训、咨询、规划工具及专业管理，同时还包括一系列精心挑选的投资工具，例如基金、股票型基金、保险产品以及预先组合好的多资产策略。
尽管如此，你依然任重道远。
许多经济学家终生致力于了解投资市场的本质并为个人提供合适的投资战略。
以下是基于这项研究得出的一些简明经验。
资本市场竞争极为激烈。
你不大可能找到这样一种策略，能够保证其长期回报绝对高于低风险政府债券。
而其他大部分债券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上都存在风险。
你可能恰好想把一部分基金投资在其中几种债券上。
但你需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你最终的退休生活水平会落在一个相当大的区间之内，具体落在哪一点无法确定。
如果你选择了一种极为多样化的投资组合，那么这一区间的中轴线可能会高于投资低风险债券所能获得的退休生活水平。
但如果投资结果落在了区间的最底层位置，那你会恨不得从未冒过这个额外风险。
金融行业提供的投资工具有无限种可能。
在评估这些工具时，你需要牢记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则。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之中没有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理论认为，承担风险理应获得预期效益，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风险。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多样性来大大降低其他类型的风险。
也就是说，你应该广泛选择多种风险投资，这样一来你所承担的主要风险就是全球市场的大崩溃。
这种大崩溃往往由大规模衰退、金融危机及其他灾难或者人们对这些灾难的恐惧所引发。
交易成本经济学课题
（1）
政府规定的福利计划
作者简介：
奥利弗·威廉姆森（美国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理论通常是围绕市场活动展开的，然而，只有在上至行业巨擘，下至普通家庭的经济组织内部协商制定出契约并加以执行的前提下，市场才能运作起来。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各自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作出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研究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发明了层次化管理的方式来控制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商业领域，并借此得到了扩张，同时另一些企业即使相互依存却仍然保持其独立性。
1991年的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坚持以下观点：
经济学中将交易成本假设为零的传统做法应该被经济组织研究所取代，后者通过经济学论证认定交易成本系统性地广泛存在。
正是这一观点激发了威廉姆森的研究。
在威廉姆森看来，如果大型私营企业遵守游戏规则，并能在信息量充足的情况下作出自制或外购决策，那么其成功就是令各方皆大欢喜。
只有当它们出现信用问题或管理者滥用职权时，其存在才会受到质疑。
威廉姆森于1932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市。
他就读于本地学校，按他的说法，“我对事物运作的原理永远很好奇，这让我开始区分出一时偏差和反常现象间的区别”。
1955年，威廉姆森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学士学位。
他先后就职于通用电气公司和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政府，后于1958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提供的奖学金，跟着诺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研习。
威廉姆森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
在那里，他说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小批研究师生团队中，四个老师在八九十年代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生中有四个也在2000年后获得此奖。
威廉姆森于1963年完成论文《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
企业理论的管理目标》。
他加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的教师团队，后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6到1967年间，威廉姆森担任了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的特别经济助理，努力与以下这种传统观念相抗争：
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市场限制都是“反竞争”的。
他发誓要重回这一课题一探究竟，并在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后于197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
1983年，威廉姆森接受了耶鲁大学三所不同学院的联合聘用，但又于1988年回到了伯克利。
1995~1996年间他当选为伯克利学术委员会委员，后于2004年退休。
威廉姆森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德加·凯泽”荣誉教授。
威廉姆森已婚，育有五个子女。
】
教育
我之所以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产生兴趣，从两个方面要归功于我工程师的工作经历。
首先，工程师使用的分析仪器大多数都可以运用在经济学里。
其次，工程师对摩擦极为敏感，会提前为其做好明确准备。
后者非常重要——因为交易成本就是摩擦的一种，多年来经济学家都不愿承认这种摩擦的存在，更别说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对此我还想提到我教育过程中的另外三个重要经历。
首先，我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两个老师比我自己更早发现了我在经济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
其中一个老师鼓励我去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系上课，我听从了其建议。
另一个老师推荐我关注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学研究生院的博士课程。
我同样听从了这位老师的建议，并发现GSIA是一个充满活力、人才济济的新院系，学院中有很多人都有着跨学科的兴趣爱好。
第三件事是我受邀成为了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的特别经济助理，这段学习经历不仅有趣，还开阔了我的眼界。
我将这三段学习经历并称为“卡内基三要素”：
接受训练，跨越学科，锻炼思维。
接受训练是指在你的核心领域里获得认可。
跨越学科是指如果你所感兴趣的现象跨越了多个学科，那么你也应该跨越学术边界。
锻炼思维是指保持好奇心——面对难题时多问“这是怎么回事”，而非直接断言“规则就是如此”。
根据我的经验，所有应用微观经济学家都赞成卡内基三要素中的第一条，大部分也赞成第三条。
然而，“跨越学科”的必要性却存在争议。
很多学生都对组织理论望而却步。
部分原因是因为组织理论本身是一门很难的学科，但同时也由于人们认为组织理论的大部分内容有悖于经济学。
对于那些刚打开组织理论教材的学生，我的建议是“入乡随俗”：
摘掉经济学帽子，再戴上组织理论的帽子。
当我们把许多乍一看属于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冲突的事物解读为复杂组织的跨期规律时，它们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内涵。
交易成本经济学课题
（2）
教学相长
我的第一份教师工作（1963~1965）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副教授，当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