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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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
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
一、文化、吴文化
（一）“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及世俗对“文化”一词的误读
“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其涵义是各不相同。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
“他这个人真有文化”，是指某个人因为丰富的学识所透射出来的某种卓然不群的文化品味。
可见，“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当不确定的。
世俗对“文化”一词的误读
1、等同于学历。
如，我文化不高，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学历证书，约定俗成地称为“文凭”——文化程度高低的凭证
2、等同于素质。
如，这人随地吐痰，太没文化了。
3、等同于国家相关行政部门及业务部门所涉及的业务工作。
如认为文化就是文化部门（国家文化部、各省文化厅、各市文化局及基层文化馆等）所涉及相关工作（剧目创作、剧团演出以及群众文化演出等）。
（二）中国古代对“文化”一词的理解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化”，指的是“文治教化”，与没有教化的“野蛮”形成对照。
在“教化”的手段上，强调用诗书礼乐教化世人，而与以武力平服的“武功”相对。
西汉刘向《说苑?
指武》：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
（三）中国近代学者对“文化”的阐释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
（四）国外学者诸多的文化定义
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
（五）现今通行的理解及定义
文化指的是区域人群自古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
（六）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性的东西。
文化的消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刻意地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在强势文化的打压、侵蚀面前。
（七）“吴”的释义
1、大言，即大声说话
《说文解字》：
“吴,大言也。
”
《诗经?
周颂?
丝衣》“不吴不傲”句，毛亨《传》：
“吴，哗也。
”郑玄《笺》“不喧哗，不傲慢。
”
2、“吴”即是“鱼”
（1）卫聚贤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在《吴越释名》一文中指出：
“就字形言，吴字即鱼字。
”“就字音言，吴字即鱼字。
”“就字义言，吴字即鱼字。
”
（2）周国荣说
周国荣《吴姓源小考》认为:
“保存在今天的苏州一带的方言中，它读ng音＝鱼音＝吴音。
苏州有诸多说法。
其中的一种主要说法如（含吴江、昆山、太仓、吴县、无锡甚至松江、上海、南通等地）呼鱼不作yu音而作ng音，呼吴不作wu音而作ng音，比方吴县叫ng县，吴江县ng gang县。
”
（八）“吴”:
文化符号及其文化意义
吴文化符号的“吴”的释义，无论是“大言”抑或是“鱼”，都反映了吴地早期土著居民以狩猎、捕鱼作为对自然的依赖，从而使得这一同自然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在文化上有了具体的反映。
作为“鱼”的释文，又显现着吴文化与水密切有关的水文化特征。
“蘇”: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吴地始称为苏州，而就苏州的“苏”字来说，其繁体写作“蘇”，字形从草、从鱼、从禾，这既表明了吴地文化对农耕牧渔生产状况的反映，也表明了它与“吴”字在文化上的联系──苏州的“蘇”字当中，依然有着一条透逸着吴地精灵的鱼。
（九）“勾吴”及“句吴”的误读
1、“勾吴”一词的渊源
商朝末年，（距今约3100年前），泰伯、仲雍从黄河流域的陕西岐山南奔无锡梅里和苏州常熟，在长江流域的太湖流域（江南）建立了一个小国——“勾吴”国。
2、“勾吴”与“句吴”
司马迁《史记?
吴太伯世家》记作“句吴”。
“句”，此处不读ju，而读为gou（勾），《广韵》作“古侯切”。
3、“句吴”之“句”的文字学意义
“句吴”之“句”，无实际意义，司马贞《司记索隐》说：
“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
”
4、“句吴”：
当代的误读
苏州石路南浩街前的泰伯像基座上，分别镌刻着的中英文介绍，英译却将泰伯建立的“句吴”，依音译作为“JuWu”。
（十）吴文化的概念
吴文化就是吴地的区域文化。
它泛指吴地区域人群自古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
吴文化的得名，除前述“吴”与“鱼”的关系外，还与从黄河流域而来的泰伯南奔，并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建“勾吴”国有关。
二、与外来区域文化的“融和”：
吴文化的产生契机及发展动力
（一）江南本土文化与中原周文化的“融和”导致吴文化的诞生
前述，距今约3100年前的商朝末年，泰伯、仲雍兄弟离开黄河流域的周族部落,来到了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地区。
随着“文身断发”式的文化体认和文化交融，泰伯在江南建立了一个小国──“勾吴”国。
在这一后世称之为“吴”地的地理平台上，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原有的土著文化与中原周文化进行了最初的“融和”。
对江南原先就存在的本土文化来说，这一整合的结果是使它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并产生一个质的变化，同时，也拥有了一个文化的符号──“吴”，后世人们所说的吴文化即由此诞生。
因此，吴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两个母本系统，即具有两个文化的源头：
其一是隶属于长江文明的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原生的本土文化──江南土著文化；其二是从黄河流域传入且隶属于黄河文明的中原周文化。
吴文化是本土文化（江南土著文化）与外来区域文化（中原周族文化）整合的产物。
从一开始，它就属于一种杂交型的文化。
同时，它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已经显现并在其后逐渐形成传统。
这对后世的吴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先秦时期，吴文化与外来区域文化的三次“融和”
商周时期的吴国，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与外来区域文化的融汇和整合。
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给吴国及其文化带来新的思想、观念，从而对当时及其后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文化融汇和整合的情况如下：
1、商朝末年泰伯、仲雍的南下
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泰伯、仲雍在长江流域与江南的本土文化遭遇。
在这一有史记载的中国古代不同区域文化的的交汇中，他们将黄河流域的周族文化与江南地区的土著文化进行了最初的融合。
在吴文化的发展史上，这一次文化融汇、整合的意义是产生吴国这一政治实体以及由此产生以国家形态包涵着的吴文化。
吴文化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此时亦已初步形成。
2、十九世吴王寿梦时期
寿梦及其子季札的出访、考察，广泛地接触了中原文化。
其后，逃晋的楚臣申公巫臣南下帮助吴国，晋、楚文化随着申公巫臣带来的三十辆战车一同而来。
（在此以前，吴国军事技术落后，连战车尚不会使用）中原军事技、战术的渗入，终引起吴文化与外来区域文化的第二次交融。
这一次中原文化与吴文化间的交融，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晋、楚对抗的政治格局。
晋国“联吴制楚”的战略及吴国与楚国的分道扬镳，吴国作为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登上了春秋政治舞台，并由此开始崛起。
所有这些，为其后吴王阖闾、夫差时代吴国的强盛和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吴文化在春秋后期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
3、二十四世吴王阖闾时期
这一时期是吴国历史上第三次较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的时期。
楚人伍子胥、伯嚭和齐人孙武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将楚文化和齐文化都带到了吴国。
它既显示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融合，也反映了长江文化内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
而这一时期的吴文化，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受外来区域文化的融入。
从伍子胥和孙武等来到吴国都受到重用来看且建立功勋来看，吴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特点使得吴国不但形成吸收外来人才的传统，且也形成了使用外来人才的机制。
这一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是诞生了阖闾城（即今苏州城）；二是把吴王阖闾送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三、从“好剑轻死”到“崇文重教”：
吴地文化精神的转变
先秦时，吴地民风尚武，吴地的文化更被视为“蛮夷”文化。
《汉书?
地理志》记载：
“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宋范成大《吴郡志?
风俗》中引“《郡国志》云：
‘吴俗好用剑轻死……’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
”
先秦时期“好剑轻死”的吴俗，一方面使得吴国铸剑业异常发达，而铸剑工艺亦异常精湛。
《太平寰宇记》说：
“吴俗好用剑轻死，盖湛卢、属镂、干将、要离之遗风。
”现今出土留存于世的春秋名剑，大多出自吴、越地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吴国所出的人才，也多为武将与“轻死”的刺客。
班固《汉书?
地理志》记载说：
“自寿梦称王六世，阖闾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霸）名于诸侯。
”
而《战国策?
魏策四》里记载唐且列举春秋以来的三大刺客中，竟有二人出自吴地。
这两人分别是《左传》中记载的刺杀吴王僚的鱄设诸（《战国策》和《吴越春秋》等记为“专诸”），《战国策》记载的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的要离。
熊月之先生《上海通史?
导论》中论及“先秦时期”，“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吴地文化只是“处于边缘地带”时，对此总结说：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名、阴阳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鲁国最多，46人，其次是齐、楚、魏、卫，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今上海地区所属的吴国排在等十位，也是倒数第二位，仅有2人，占总数的1.61％。
”
其后的秦汉时期，吴地文化精神中“好剑轻死”的流风依然。
秦末项羽起兵于吴中，“举吴中兵……得精兵八千人。
”这出于吴地一郡的八千精兵，就是楚汉相争时，项羽极为倚重的核心军团——著名的“八千江东子弟”。
西汉初，吴地民风轻悍。
“刘邦在分封诸王时，考虑到江南吴越民风轻悍，恐幼子到那 里难以控制局面，乃封侄刘濞为吴王。
没想到刘濞到了轻悍之地以后也悍了起来，竟然自立为帝，造起反来。
”
西汉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江南文化也随之发展，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仍在黄河流域。
《上海通史?
导论》对此论述说：
“东汉时各州共有儒生、文士66人，排在前五位的是兖州、司隶、豫州、青州、益州，吴郡、会稽所在的扬州，与荆州并立第六，有6名儒生、文士，占总数的9.09％，名次虽然靠后，但比重较先秦时已有增加。
”
西汉时，苏州留下了最早的读书台——朱买臣读书台的故事。
朱买臣读书台，位于藏书镇的穹窿山茅蓬坞山道旁。
一块大石上，明正德间都穆的题刻“汉会稽太守朱翁子读书台”尚存。
石的侧面刻写着的“朱买臣读书台”几个大字。
其时，朱买臣在山上砍柴，歇息时便在大石上读书。
读书后，带上一捆竹简自是不便，于是便把这竹简卷好藏在路边草丛中。
朱买臣后来作了朝中大官，这未成名时奋发读书的种种情节，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人们的景仰和纪念。
后人在他曾经藏书的地方建了一座独特的“藏书庙”。
时至今日，这同词而异实的“藏书”──对书并非是收藏，而只是掩藏──作为地名，却留了下来。
昔为乡，今为镇，两千年来散发着掺和乡间野气的书香。
吴地文化精神转型时期，当是西晋以后、宋代以前的六朝（曹魏、晋、宋、齐、梁、陈）时。
这一时期，随着江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北方士族南迁从而引起中国南北政治势力的消长，对吴地文化精神的转型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转型期内，吴地文化精神一方面继续着历史遗留的“尚武”遗风，如西晋时，左思《吴都赋》里还在说着吴人“骄材悍壮，捷若庆忌，勇若专诸。
危冠而出，竦剑而趋”，以至“士有陷坚之锐。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富足安逸所导致的民风变化，尚文之风以及“吴人不习战”的状况已现端倪。
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吴文化悄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东晋以后，随着南士‘朝隐’心态的萌发定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阶层所摒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士新的价值取向。
东晋末年，‘吴人不习战’（《宋书》卷１《武帝纪》）已为人们所注意。
迨至南朝，‘南人怯懦’（《宋书》卷81《顾觊之传》）竟成为北人羞辱之口实。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永嘉渡江之寒族北人之孙”也变得“肤脆柔骨”起来，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南朝吴人不习战”称之为“通则”。
熊月之先生的《上海通史?
导论》论述“东晋、南朝时，东南文化发展迅速，江浙学风大盛”时说：
“六朝时，江南风气已与西汉时大不一样，儒生往往宽衣博带，尚文尚雅，甚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
梁代时，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
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为后世的江南留下了两座读书台。
一为镇江南山招隐寺内的昭明太子读书台；另一为常熟虞山书台公园内的昭明太子读书台。
两座读书台流传至今，反映了吴地两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而来的尊崇知识的观念和意识。
这一时期，吴地所出的著名人物也从先秦时“战胜攻取”的武士，渐渐转变为文士。
这些入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内的著名文士为：
顾雍，江南名门望族顾氏之后，三国时吴国一代名相、政治家。
陆绩，自幼孝顺。
“陆绩怀橘”故事，被收入《二十四孝》中。
《三国志?
吴书》载，
他“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今存者有《陆氏易解》、《周易述》、《京房易传》等。
后任三国时吴国郁林太守，为政清廉。
任满归故里时，以大石压舱的“廉石”故事，历代传颂。
该石至今尚存。
顾荣，其祖为三国时东吴名相顾雍，其父顾穆曾担任过三国时吴国宜都太守。
顾荣二十岁左右的“弱冠”之年就出仕吴国，担任黄门侍郎等官职。
西晋平吴后，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同入洛阳，时人号为“三俊”。
其后，历任尚书郎等职。
西晋八王之乱中，其在政治夹缝中生存。
八王之乱后，回到了家乡苏州。
西晋王朝终结，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史称东晋。
司马睿称帝后，派王导亲自登门拜顾荣，请顾荣出任军司，加散骑常侍，咨询军国大计。
张翰，字季鹰。
西晋八王之乱时，张翰到了洛阳，被掌握朝廷实权的齐王司马冏任命为“东曹掾”。
做官后，张翰因想念家乡的菰菜（即茭白）、莼羹和鲈鱼膾而挂冠归去。
后世，以张翰故事凝炼成的成语“莼鲈之思”，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思念故乡的代名词。
陆机、陆云兄弟，出身于三国时期东吴的显赫贵族。
祖父陆逊，为三国时东吴名将，曾担任吴国丞相之职。
父陆抗，为三国时吴国的大司马。
陆机、陆云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以文学见名于时，并称“二陆”。
陆机所作《文赋》论及创作过程、经验及各种文体特征，为文学批评史重要著作。
陆云为文，词藻丽密，旨意深雅。
有《陆士龙集》传世。
西晋“八王之乱”时，陆机、陆云于司马颖任职，因兵败，被司马颖处死。
顾野王，梁、陈时期的文字训诂学家。
在梁、陈两朝为官期间，顾野王著作宏瞻，其中传世学术名著以我国文字训诂学的重要著作《玉篇》三十卷为最。
陆元朗，陈至隋、唐时期的经学家、训诂学家。
其青少年时代，为南朝陈代。
是时，陆元朗受业于梁、陈两朝的名儒周弘正。
陈时，陆元朗撰写学术著作《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包括儒家所有经典和道家老、庄的音义释训，共三十卷，历时二十馀年，于唐初问世。
这部语言学著作继东汉《说文解字》以后，集汉魏以来音训研究之成果，考述经学传授源流，采集二百三十余家学者所注五经文字的音切和训诂，使“五经”的文字每字都有音切和训义，作为音训的标准。
隋灭陈后，陆元朗回到吴郡，潜心撰著。
隋炀帝杨广即位，征召各地的大儒到京师，陆德明亦被征召至京师洛阳，被任命为秘书学士。
唐灭隋，唐高祖李渊遣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李世民开辟文学馆，陆元朗成为了文学馆学士。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即位为唐太宗。
其时，陆元朗成为太子李承乾的经学老师，并被补为太学博士。
皇侃，南朝齐、梁时经学家。
年轻时受业于梁天监年间的儒学宗师贺玚。
后担任了皇家国子助教，讲说儒家学说。
皇侃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经学著作为《礼记义疏》和《论语义疏》。
这两部著作在经学史上都有着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
顾觊之，东晋至南朝宋时人，生于江南的名门望族顾家。
祖父、父亲均担任官职。
顾觊之踏入仕途之初，担任郡主簿，其后，则成为南朝刘宋大臣谢晦的参军及扬州主簿。
文帝时，东迁到山阴（今浙江绍兴）担任县令。
任职后，他将一些繁琐的政务规定进行清理，理繁以约，从而一下子改变了昔日政务繁忙但效率不高的景象。
因杰出的地方行政管理才能，顾觊之后来又担任了扬州治中从事史的官职。
宋孝武帝时，为奖掖顾觊之的行政管理才能，又给他加封了左军将军的官职，并担任吴郡太守。
罗列上述从三国东吴、历两晋及南朝宋、齐、梁、陈而至隋、唐间的苏州人才状况，只是从微观的角度印证“吴文化悄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时，吴地文化精神从“尚武”到“崇文”的脱胎换骨式的嬗变。
四、吴地文化精神的转变对苏州的积极影响
从“尚武”到“弃武”，再从“弃武”进而到“崇文”，接而下，“崇文”并“重教”已是水到渠成。
北宋元丰七年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已专列“学校”章节，记写“景祐中，范文正公（即范仲淹）以内阁典藩，而叹庠序之未列”于是“请于朝，奏可，迺（乃的异体字，同乃）割南园之一隅以创焉。
”
其后南宋范成大撰《吴郡志》时，更在卷六、卷七记写“官宇”之前，在卷四单列“学校”专章，专门记写苏州的“府学，在南园之隅。
景祐元年，范仲淹守乡郡。
二年，奏清立学，但南园之巽隅，以定其址。
”故此“吴学始於范文正公。
”
作为区域文明程度提高的象征，“崇文重教”之风给吴地社会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人才的培养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了。
我们以封建时代考察各地人才所出的量化标准科考人才的统计数字作为观察点，那就会看到吴地文化在封建时代后期（即明、清两朝）民风转变为“崇文重教”后的辉煌结果。
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与科举
汉代实行征辟和察举制。
征是由皇帝征召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职。
辟是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举荐。
即由地方官吏听取当地名士的评议并加以考察，此所谓乡举里选。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
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
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
等第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即九品。
九品中正制后蜕化为门阀士族维护其特权的工具 。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
到明代形成了完备的科举考试制度。
共分四级：
院试，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即省级考试，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秋季举行，由皇帝派主考官主持，及格者为举人。
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乡试的第二年春季举行，由礼部主持，及格者称贡士；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
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统称进士。
一甲三名，殿试第一名，称为“状元”。
第二、三名分别叫榜眼，探花。
连中三元：
即连中解元、会元、状元。
自唐至清1300年间，全国共出“三元”14名，清代只有2名，其中第一个就是苏州人钱棨。
钱棨是继明代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三元”商辂336年之后的第一位“三元”，也是清朝开国140年后的第一位“三元”。
因此轰动当时全国上下，乾隆皇帝亲自赋诗庆贺纪念。
苏州的地方官为了这位状元郎，在今人民路三元坊口竖立了高大的“三元坊”。
据统计，自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前后243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苏州共出状元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8.89 ％。
自清世祖顺治三年（公元1646）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前后２６０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114名，如果按省划分，依次为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广西4名，直隶、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名3名，湖南、贵州、满州各2名，顺天、河南、陕西、四川、蒙古各1名。
而吴地出状元26名。
”
自清世祖顺治三年（公元1646）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前后260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114名，如果按省划分，依次为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广西4名，直隶、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名3名，湖南、贵州、满州各2名，顺天、河南、陕西、四川、蒙古各1名。
而吴地出状元26名。
”
苏州一府所出状元数竟是浙江省（位列全国省级的第二名）和山东省（位列全国省级的第四名）两省之和，占有清一代全国状元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即22.81 ％，更占到江苏全省状元总数的半数以上，即53.06 ％。
这一数字所包含的意义是：
明、清之际，苏州的科考状元数在全国“府”一级的行政区划中，占有绝对的领先地位。
尤其是清代，几乎臻达极致。
清后期，朝廷开科考选状元竟不得不把苏州人限制在外了。
据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记载：
“光绪中，清廷始矫正此风，令廷臣选取状元必在苏州人外。
”封建时代，科考考得朝廷竟要加以限制乃至排除在外的地区，自开科举以来大概也只有苏州一地获此“殊荣”了。
“清廷始矫正”的潜台词，无非是说，你那儿的考生太厉害了！
帮帮忙，让点给别的地方吧！
因此，就封建时代的科考文化来讲，苏州已足以堪称文化大市，而江苏省也足以称得上是文化大省了。
上面说的是科考的第一名状元，如果再扩大到科考进士这一个层面，据统计：
苏州在明代的89科会试中，被录取进士1075人，占进士总数24866人的4.32 ％。
清代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开科，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废科举，正、恩科会试112科，苏州府考取13个会元，6个榜眼，12个探花，进士658人，为全国之冠。
状元等科考人才辈出，有其历史、地理、经济、人文的种种因素。
顾颉刚先生在《苏州史志笔记》里将之归结于“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的才能，其技术在全国为最高。
”
我们如果从文化精神和民风的角度来考察，就不能不看到，从春秋时三大刺客三占其二，到清代时全国的状元五占其一，枯燥的数字背后隐藏着的极其生动的吴地文化精神的发展和变化。
从“弃武”到“崇文重教”，既反映了吴地文化精神逐渐形成，同时也形成吴文化在吴地文化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这使得吴地文化彻底摆脱春秋时“蛮夷”文化的落后状况从而渐次融入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之中。
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中国的城市排名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和上海。
五、历史的继承与当代的发展——苏州城市精神：
崇文、融和、创新、致远
2006年11月，中共苏州市委根据各方意见，确立“崇文、融和、创新、致远”为苏州城市精神。
这一城市精神的确立，既反映了苏州历史的文化继承，又反映了苏州当代文化、经济的发展。
1、崇文
即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使一个地区人民的个人修养和整体素质从根本上提高。
2、融和
指的是指博采众长、协调发展。
它宣示的是开放与包容并存的理念以及和谐的发展追求。
同时，融和还体现了继承和创造，既把苏州人2500年儒学思想、人文特色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又体现了一种动态追求，借鉴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所创造的有益成果，并在继承和吸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发扬光大。
这两点应当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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