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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瑞典演讲全文:

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_演讲稿

中药青蒿。

又经过很多次失败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即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者冷却,然后再用解溶液去除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药品。

  在1971年10月的实验中,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以1克每公斤体重的剂量,通过连续三天对病人口服给药,实现对疟疾抑制率100%。

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在随后的临床研究中,对30例病人治疗全部显效。

  研究者们于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与上海科学研究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合作,最终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并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上发表。

随后,经过不断改进,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持续获得成功,并引发国际关注。

  “大家可能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药物发现的过程,但是当年在中国,从已有XX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屠呦呦在演讲中说,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疟研究项目”,屠呦呦被指定负责,并组建项目科研组,承担抗疟项目的研发,这个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

  接受任务以后,屠呦呦搜集整理中医药典籍,造访名老中医,并搜集他们用于治疗疟疾的方子和中药,同时调研了大量民间中药,在汇集包括植物、动物等两千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位方剂。

在面临研究困境时,中医古籍给了屠呦呦提取过程避免高温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差,缺乏设备,研究团队曾用水缸作为容器,一些科研人员甚至因为接触大量溶剂,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进行临床试验,屠呦呦和科研团队成员甚至亲自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安全。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项目’中医团队的全体成员,铭记他们的积极投入与特殊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家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

”在演讲中国,屠呦呦强调,没有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接着,屠呦呦重申,在今天,疟疾对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

统计数据表明,XX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98亿,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

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的复方药物治疗,但是得不到act治疗(即青蒿素联合疗法)的疟疾患儿仍然达到5600万到6900万之多。

  疟疾的另一挑战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对青蒿素抗疟的抗药性,这也是严重的警示。

屠呦呦表示,她诚挚希望全球医药工作者认真执行act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在演讲最后,屠呦呦表示,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这场演讲之后,按照惯例,屠呦呦还将参加12月9日的诺奖音乐会,12月10日的颁奖仪式和诺贝尔晚宴。

  附:

屠呦呦瑞典演讲全文:

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

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XX年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威廉姆•坎贝尔和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

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

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

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

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

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

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

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的结果。

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

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

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

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

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

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

这个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

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

经构效关系研究:

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

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

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

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

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

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

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

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

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

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古语说: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

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

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XX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

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

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

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

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

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

后续深入研究发现:

仅artemisiaannua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

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

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

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

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

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

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

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

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

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

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

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

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

统计数据表明,XX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9800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

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

70%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combinationtherapies,acts)。

但是,得不到acts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600万到6900万之多。

  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

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

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

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

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

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

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

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

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

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

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

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的演讲稿

【演讲稿】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

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XX年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c.campbell(威廉姆。

坎贝尔)和satoshi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

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

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

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

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

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

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

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的结果。

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

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

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

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

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

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

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

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

经构效关系研究:

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

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

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

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

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

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

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

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

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

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

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

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古语说: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

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

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

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XX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

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

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

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

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

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

后续深入研究发现:

仅artemisiaannual。

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

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

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

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

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

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

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

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

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

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

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

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

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

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

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

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

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

统计数据表明,XX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

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

70%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combinationtherapies,acts)。

但是,得不到acts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

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

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

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

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

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XX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

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

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

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

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

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

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

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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