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的研究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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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的研究现状

《大同書》的研究現狀

1.劉海鷗《康有為《大同書》中的婚姻家庭倫理思想初探》，《船山學刊》2005年第1期

2.詹志和《康有為《大同書》的“美學”伏流》，《求索》2005年第1期

3.王秀國《試析康有為《大同書》對《回顧》的吸納及改造》，《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4.王秀國《康有為《大同書》研究綜述》，《濱州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5.張立功《近代教育的烏托邦——從《大同書》看康有為的大同教育思想》，《新疆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6.湯志鈞《再論《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評價》，《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7.朱林《論康有為《大同書》中之男女平等觀》，《伊犁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8.馬洪林《關於康有為著《大同書》“倒填年月”的商榷》，《韶關學院學報》2004年第10期

9.呂祖蔭《《大同書》、親民、廁所》，《前線》2003年第9期

10.王英《康有為的《大同書》及其“大同”思想》，《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11.馮名臣《簡論康有為《大同書》中的公農制度》，《天中學刊》2003年第4期

12.竹內弘行《儒學與文明對話——淺談康有為《大同書》和現實性問題》，《紀念孔子誕生25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三）》2004年

13.趙會可《康有為《大同書》中教育思想的階級屬性辨》，《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14.杜恩龍《康有為《大同書》手稿發現及出版經過》，《文史精華》2002年第5期

15.鄧莉《康有為《大同書》思想實質論析》，《郴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5期

16.崔波，尚新麗《論康有為《大同書》的社會構想》，《南都學壇》2000年第1期

17.車冬梅《《大同書》成書時間考》，《江海學刊》1999年第5期

18.朱仲嶽《康有為《大同書》成書年代的新發現》，《文物》1999年第3期

19.閻丹紅《康有為《大同書》人文精神的內部結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20.徐繼東《從康有為的《大同書》看其婚姻家庭觀》，《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1998年第2期

21.何金彝《傅立葉《新世界》與康有為《大同書》之比較》，《東方論壇》1997年第1期

22.盛一平《略論《大同書》的基本精神及其原則》，《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23.徐繼東《從康有為的《大同書》看他的婦女解放思想》，《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1997年第3期

24.胡綏蘇，姬可平《康有為《大同書》中有關胎教論述的探討》，《中國優生與遺傳雜誌》1997年第2期

25.廖慧貞《康有為《大同書》初探》，《上海海運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

26.柳蘊琪《略論康有為的《大同書》》，《戊戌維新運動與貴州——紀念戊戌維新運動100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1999年

27.陳秀湄《康有為的國外遊歷與《大同書》》，《史學月刊》1996年第1期

28.何金彝《傅立葉《新世界》與康有為《大同書》之比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29.房德鄰《《大同書》起稿時間考——兼論康有為早期大同思想》，《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0.王豔玲《從《大同書》看康有為的婦女解放思想》，《天中學刊》1995年第2期

31.鄭祖鋌《《大同書》──中國空想社會主義誕生的標誌》，《求索》1994年第5期

32.宋德華《犬養毅題記與《大同書》手稿寫作年代辨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

33.房德鄰《儒家色彩的烏托邦和孔教的啟示錄——《大同書》新論》，《孔子研究》1992年第4期

34.柴田幹夫《康有為《大同書》研究述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

35.楊念群《佛教神秘主義:

《大同書》的邏輯起點》，《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36.蔣瑋《試評康有為《大同書》中的婦女解放思想》，《東嶽論叢》1988年第2期

37.徐允明《《大同書》的深意》，《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

38.陳慧道《康有為《大同書》對歐美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嶺南文史》1987年第1期

39.朱永新，袁振國《《大同書》的教育平等思想》，《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40.朱仲嶽《《大同書》手稿南北合璧及著書年代》，《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

41.陳正夫《評康有為《大同書》的人道主義思想》，《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

42.沈生杜，喻立森《淺談《大同書》中的教育思想》，《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

43.林克光《《大同書》的寫作過程初探——《<大同書>手稿及其成書年代》質疑》，《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4期

44.何哲《《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思想實質》，《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45.張家驤《略論康有為《大同書》的經濟思想》，《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46.李澤厚《論康有為的“大同書”》，《文史哲》1955年第2期

47.張豈之《“大同書”的思想實質——兼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種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人文雜誌》1957年第2期

48.陳穀嘉《關於《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兼與湯志多鈞同志商榷》，《江漢論壇》1963年第3期

49.方志欽《關於《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問題——與湯志鈞同志商榷》，《學術研究》1963年第6期

50.汪建華《《大同書》對儒家傳統文化的揚棄》，《船山學刊》2001年第2期

51.汪丹《從《大同書》看文化衝突與“士”的幽靈》，《南京師大學報》2001年第2期

關於《大同書》的研究觀點摘錄

一、有關《大同書》成書年代的討論

康有為自稱《大同書》撰於1884年,是不可信的。

過去,我曾多次撰文,指出《大同書》撰於1901—1902年避居印度時。

《大同書》手稿發現後,更為此書不可能撰於1884年提供了依據。

又有人看到手稿前犬養毅的題句,說它是康有為早年所寫。

康有為將《大同書》“出示”犬養毅是在1911年至1912年間,也就是說,是在“辛醜、壬寅”後的十年,是他“避居印度乃著為成書”後的十年。

梁啟超“收拾叢殘,發願手寫”《南海先生詩集》,第一篇即為《〈大同書〉成題辭》。

“梁啟超謹按”中特意注明它是“辛醜、壬寅間避居印度,乃著為成書”,康有為“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九日”為此書作序,隨後在日本將《南海先生詩集》影行,梁啟超手寫的詩和“謹按”,康也沒有表示不同意,因為《大同書》確撰於“辛醜、壬寅”間。

——湯志鈞《再論《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評價》，《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梁啟超1891年始知“大同書”和聽聞《大同書》的部分內容,而康有為當時還要“擇其可語者相互商榷”,這說明《大同書》那時雖已有雛形,但還未成書;並且,書中所舉的許多實例,均是康有為遊歷東南亞、印度、歐美等地所見,顯然是一邊遊歷、一邊寫作的結果。

所以,《大同書》於1884年可能已有部分稿件,而其初稿則基本上是在1902年完成的,後來又經康有為的不斷修改,才成為今日所看到的《大同書》。

——車冬梅《《大同書》成書時間考》，《江海學刊》1999年第5期

新發現的犬養毅題記不能證明《大同書》寫於1884年，而是表明：

康有為於1901－1902年在印度寫成《大同書》初稿之後，約於1911年6月－1913年11月在日本基本定稿；在此期間曾向犬養毅出示部分定稿本，並稱此稿撰於廿餘年前，1913年定稿本的甲乙兩部在《不忍》雜誌上公開發表。

這就是《大同書》從開始寫作到正式刊布的大致過程。

——宋德華《犬養毅題記與《大同書》手稿寫作年代辨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

1891至1892年他在《萬國公報》上讀到貝拉米描寫空想社會主義的小說《回頭看記略》，受其影響，便糅合《公羊》三世說，《禮運》大同說，著手寫作《大同書》。

1898年秋天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逃亡日本，曾把《大同書》的手稿出示給犬養毅看，其時只有“廿餘篇”。

1901至1902年避居印度大吉嶺時，他基本完成了這部著作，以後又陸續修改，1913年在《不忍》雜誌上發表了甲、乙兩部分。

但直到他去世，全書也未最後定稿。

今本《大同書》是根據他在1912至1913年的修改稿刊印的。

——房德鄰《《大同書》起稿時間考——兼論康有為早期大同思想》，《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對康有為《大同書》的歷史評價，首先涉及其成書年代問題。

鑒於康有為這個人自吹自擂，實在不大好信得過，所以最嚴格的方法，也是最科學大的方法，應該是按其世紀出版時間來確定。

《大同書》甲、乙兩部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十）刊於《不忍雜誌》，後來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印成單行本。

全書則是在著者死後八年，即一九三五年，始正式出版。

因此，可以斷定甲、乙兩部的寫定時間當在一九一三年以前，此後屢經著者及其弟子修訂而成。

——何哲《《大同書》的成書年代及其思想實質》，《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二、關於《大同書》大同社會基本思想的研究

大同思想在《大同書》中有全面體現。

《大同書》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十部。

甲部為全書總論，指出並分析了人類的九界之苦：

國界之苦；級界之苦；種界之苦；形界之苦；家界之苦；產界之苦；亂界之苦；類界之苦；苦界之苦。

其餘九部分別描寫克服了九界之苦的大同世界。

《大同書》是康有為“三世說”政治理論的集中體現，全書從各個角度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幅人類社會由據亂世、升平世向太平世進化的生動畫面。

（一）“去國界合大地”，建立地球一統的民主公政府。

公民選舉產生，一切法律和重大事情都由民主討論決定。

（二）“去產界公生業”，全世界統一實行公有制。

康有為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解決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等社會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

大同社會各級政府設有各級管理機構管理相應的產業機構。

（三）“去家界為天民”，消除家庭，人人獨立平等。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特別強調家庭產生的危害，如導致“風俗不齊，教化不一⋯⋯傳種多惡而人性不能善”；“人格不齊，人格不具”。

（四）去級界、形界、種界，普天下人人平等。

“天賦人權、獨立平等”思想在大同思想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康有為堅決反對據亂世、升平世中人類的種種不平等。

大同社會“全世界人類盡為平等”，無等級高下、種族優劣、男女之差別，人人都是大同社會平等的一員，大同公民人人享有高度民主自由。

——王英《康有為的《大同書》及其“大同”思想》，《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戊戌變法後,遊歷歐美的經歷,使康有為思想發生了變化。

《大同書》正是這一時期所撰的著作。

康有為嚮往美國、瑞士式的聯邦制,但由於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他沒有勇氣和能力說明怎樣才能走到“大同”世界。

他的現實目標,還是小康即君主立憲制。

革命形勢不斷發展,但康有為仍然堅持改良主義,甚至發表“公開信”,稱“只可立憲,不可革命”。

因此,《大同書》的思想實質仍是立憲保皇,反對革命。

——鄧莉《康有為《大同書》思想實質論析》，《郴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5期

康有為的《大同書》繼承了儒家傳統政治思想中的“仁愛”思想、“公羊三世”說和“大同小康”思想，並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發展和改造，形成了獨具特色“博愛”哲學、“三世”進化論和“大同”社會理想。

同時，又對儒家傳統政治思想中的“聖王”政治和君主專制理論、等級觀念、宗法觀念進行了否定和批判。

這種對於儒家傳統政治思想的揚棄與康有為的學術淵源、《大同書》複雜的理論來源，以及康有為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現實的認識有著密切的聯繫。

——汪建華《《大同書》對儒家傳統文化的揚棄》，《船山學刊》2001年第2期

在《大同書》中之所以能找到美國作家貝拉米的新社會的影子,根本原因在於康有為向西方學習,拿到了社會進化發展、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武器。

《回顧》一書所貫穿的歷史觀理論是,社會進化論和天賦的人人自由平等權。

貝拉米在後記中寫到,作者是“根據進化論的原則,對人類、特別是對這個國家中的生產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做出預測”。

他說,舊的社會制度受到了現代人道主義的長期譴責,被經濟學批判得體無完膚,正以預示本身死亡的強烈震動搖撼著世界。

社會發生變革的條件和徵兆已經顯現,時代潮流正在導向某種社會形式的最終實現。

因此,“黃金時代不是已經過去,而是在我們的前頭,並且也不遙遠了。

”

康有為早就接觸並吸取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從據亂世始,“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

進化的根本原則,康有為認為不是什麼相互競爭,適者生存,而是“其樂之益進無量,其苦之益覺亦無量,二者交覺而日益思為求樂免苦之計,是為進化。

”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推動下,未來社會必將是器愈精、智愈明、仁愈厚,人人思創新,“其進化之速,一日千里”。

——王秀國《試析康有為《大同書》對《回顧》的吸納及改造》，《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康有為的《大同書》集中反映了19世紀末期形成的大同思想。

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廣泛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種先進思想的洋粉，糅進了他的政治構想，描繪了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美好遠景。

康有為《大同書》仲的社會構想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從事資本主義改革、推動社會進步的最高政治綱領，它給資產階級維新派指明了前進的道路和方向，對於維新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崔波，尚新麗《論康有為《大同書》的社會構想》，《南都學壇》2000年第1期

近代以來,東西文化衝突帶來中國歷史上“千古未有之變局”,中國知識份子也經歷了由士而知識份子的社會角色轉換。

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局限,卻未能相應地進行和完成傳統世界觀的轉變,其靈魂深處依然蟄居著傳統士人的“幽靈”。

面對空前激烈的文化衝突,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應是文化的更新,而士的幽靈卻堅持文化的保守,這便構成了中國近代知識份子思想與靈魂脫節的二元特性。

康有為的《大同書》便是這二元特性的產物,且在不同程度上成為近代知識份子靈魂的“聖經”。

——汪丹《從《大同書》看文化衝突與“士”的幽靈》，《南京師大學報》2001年第2期

三、對於《大同書》中體現的教育思想的研究

康有為生活在半殖民地的晚清社會,親眼目睹種種衰相,出於“不忍之心”,欲圖振奮,他認為“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

”尖銳指出:

“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不修也。

”疾呼“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

”康有為把教育當作救國救民的重要手段,注意教育在培養人才、改造社會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在《大同書》中康有為把教育看成通向大同社會的重要手段,“太平世以開人智為主,最重學校。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大同書全書數十萬言,於人生苦樂之根源,善惡之標準,言之極詳辯,然後說明其立法之理由。

其最要關鍵,在毀滅家族。

”去家族在破九界至大同中佔有重要地位,康有為的教育主張在“去家界為天民”中體現最充分,他強調消滅家族後由政府設立“公養、公教、公恤”系統,實行0-20歲的義務教育。

另外,在“去種界同人類”中計畫用學校教育提高黑人素質以進行人種改良;在“去形界保獨立”中提倡設立女學以提高女子獨立的人格;在“去產界公生業”中主張設立農工商學校等都體現了他的教育主張。

——張立功《近代教育的烏托邦——從《大同書》看康有為的大同教育思想》，《新疆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從《大同書》對封建教育不平等現象的抨擊，對教育平等理想的憧憬以及對女子教育的重視，我們的確看到了中國人民反抗壓迫的情緒和追求幸福的願望，看到了這樣情緒和願望在當時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思想中的反映。

另一方面，這也正說明了康有為的教育平等理想是有著民主主義的客觀內容的，是有相當的人民性的。

同時，《大同書》不僅是一部政治思想著作，還是一部具有科學性的著作，提出了一些至今也不無參考價值的有益見解。

正如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中對傅立葉著作的評價一樣，剔除了其中“最荒唐的神秘主義色彩”以後，就可以看到“科學的探討，冷靜的、毫無偏見的系統的思考”。

——朱永新，袁振國《《大同書》的教育平等思想》，《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反映出來的教育思想的階級屬性，實質是屬於空想社會主義教育的性質。

那麼，為什麼眾多的學者都把康有為《大同書》中的教育思想定性為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呢？

依筆者看來，產生誤解的原因在於：

一、康有為思想觀點與實際行動的矛盾對人的誤導；二、資產階級教育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教育理論的同源性對人的誤導。

康有為一方面認為：

“當太平之世，既無帝王、君長，又無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一方面又極力鼓吹君主立憲制，以保皇會會長自居，並熱心參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醜劇。

他一方面以“全地球皆為自治，全地球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議”為理想，宣揚民權至上，視皇帝為“民賊屠伯”；一方面又盛讚光緒皇帝“心至仁如天，至公如地，其公天下而無少私，視天位如敝屣，此歐洲各國所未有，中國數千年所未聞也”，對其推崇備至，極盡恭維之能事。

此其原因一。

導致錯誤定性的原因之二是空想社會主義教育思想與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同源性和繼承性。

康有為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有古代的大同思想、樸素的農民平均主義思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以及太平天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和佛教道教中的天國仙境幻想等。

而這些寄託著美好理想的素材，在打擊封建統治，進行資產階級改良、維新和革命時，都曾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是資產階級變革舊制度的理論武器之一。

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同空想社會主義教育思想在鼓吹人本主義、智力平等、教育萬能、重視女教、普及教育、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以及批判封建舊教育等方面，有許多共同語言，且具有歷史繼承性。

這就很容易誘導人們把康有為《大同書》中的教育思想誤定為資產階級性質，而認為是“染上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

——趙會可《康有為《大同書》中教育思想的階級屬性辨》，《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大同書》中的教育思想是極為豐富的。

其中一些教育主張，雖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遐思；但在我們今天看來卻值得借鑒。

書中憧憬的某些理想，有的今天已經成為我們的顯示，有的還尚待將來作進一步的努力。

康有為作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淡然也帶有階級的局限和時代的印痕。

但是我們不應該求全責備而苛求前人。

他思想的前期，能夠看出人間的疾苦，同情封建繩索下廣大婦女的厄運，並力圖用教育的方法救世濟貧，去苦求樂。

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同時，《大同書》的教育思想中，有些已遠遠超出了他的同輩，還有的是發自別人而未發的創見，這也是值得人們敬佩的地方。

——沈生杜，喻立森《淺談《大同書》中的教育思想》，《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

四、對《大同書》中女性思想的研究

康有為綜觀歷史、橫觀世界,認為種種導致男女不平等的惡俗必須廢除,“力矯舊弊,大挽頹風”。

歐美國家,男女平等交往、並駕齊驅,而秩序井然,未有什麼不妥之處。

康有為認為歐美的教化尚不如中國之嚴也,但其女子的地位與中國女子有天壤之別,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歐美人修禮自持,他們的社會制度、禮儀習俗使然。

相比於歐美司空見慣的男女平等現象,我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倫理習俗卻造成了女子的悲慘世界。

如何解決此問題?

康有為首先從“物理”（即自然）角度說明事物都有陰陽之分,人當然也有男女之別。

男人與女人在智力、性情、道德、言行舉止等方面相同,只讓男子所從事的農工商賈之業女子同樣也能勝任,即便“著作文辭之事”,也有相當多的女子見諸經傳。

所以,無論是從天理還是從人道角度,男女都應一視同仁。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闡發了一系列關於男女平等的主張。

——朱林《論康有為《大同書》中之男女平等觀》，《伊犁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康有為的婦女解放思想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在《大同書》中，論述婦女問題的篇幅幾乎占全書的一半，更可貴的是，作為一個新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康有為雖借助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平等獨立”的思想來批判封建專治制度，把婦女解放同整個人類解放聯繫起來，強調婦女解放程度同人類文明程度相制約。

這種從社會解放的角度來探討婦女解放，標誌著康有為當時思想水準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丹他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最高理想，而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只不過是“升平之世”。

他以獨到的見解，為婦女解放事業規劃了藍圖，“據亂世，婦女依於其夫，為其夫之私屬，不得為平人；升平世，女子雖不依其夫之私屬而無獨立權，不得為公民，官吏，仍依於其夫；太平世，女子有獨立權，一切與男子無異。

”這種涉及並非無端空想，而是西方婦女解放思想的發展，是當時已經實踐著的歷史潮流。

在婦女問題還未被充分認識的中國專制社會，這無疑是一次思想上的啟蒙與革命，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

——王豔玲《從《大同書》看康有為的婦女解放思想》，《天中學刊》1995年第2期

康有為從一下八個方面論述了婦女之苦，深刻揭露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中國婦女受壓迫，受奴役的狀況，主張婦女徹底解放，男女平等。

第一，婦女不得仕宦。

第二，婦女不得科舉。

第三，婦女不得充議員。

第四，婦女不得為公民。

第五，婦女不得預公事。

第六，婦女不得為學者。

第七，婦女不得自立。

第八，婦女不得自由。

——徐繼東《從康有為的《大同書》看他的婦女解放思想》，《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1997年第3期

作為一位對女性充滿同情的人道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康有為對封建制度下廣大婦女的悲慘命運深表同情。

他揭露了封建社會一個非常令人不平和不解的現象：

在封建社會的顯示生活中，如果有一二個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收到“偏抑”，還會有人為之申訴鳴屈。

但是不可思議的是“經歷萬數千年”，男權社會中的男性們卻對堪稱是自己至親至愛的廣大女性百般摧殘。

面對如此種種不平等的現象，從古以來的所謂仁人義士卻是“熟視坐睹，以為當然”。

所以康有為大聲疾呼，要為“無量數女子呼彌天之冤”，要為“無量數女子拯沉溺之苦”。

——劉海鷗《康有為《大同書》中的婚姻家庭倫理思想初探》，《船山學刊》2005年第1期

（歷史學院劉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