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面对面》中王志的主持风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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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面对面》中王志的主持风格
面对面的质疑——王志在《面对面》中的提问
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接触新闻，甚至经常在向别人讲述新闻。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新闻呢？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陆定一）[1]
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
（李良荣）[2]
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甘惜分）[3]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
（布莱尔）[4]
新闻是值得社会重视的新的事实。
（科尔尼洛夫）[5]
近百年来，国内外的新闻学者关于新闻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畴内认识新闻，自然会对新闻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
然而，不管人们关于新闻的定义存在多少差异，有一点是被共同认可的：
新闻必须具备真实性。
从上述五项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词是被一再重复的，那就是“事实”。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无论是资产阶级新闻事业，还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新闻必须真实，这是共同的要求。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曾对《新闻战线》的记者感叹道：
“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
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
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
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6]美国报纸编辑学会于1923年制定的《新闻工作准则》也规定，“诚实、真实、准确——忠诚于读者是一切新闻工作的名副其实的基础。
”[7]由此可见，真实性永远都是新闻的题中应有之义。
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真实性”是新闻和历史的共同性质。
新闻报道的是当前的事实，历史记载的是过去的事实。
因此，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该具备求真求实的态度。
既然新闻要有真实性，那么，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质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事实有时往往被种种表象所掩盖，所遮蔽。
只有带着质疑的意识不断地探寻，才有可能获得事件的真相。
“接近真相，从质疑开始。
”央视《新闻调查》的这句广告语把这两者的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在中外新闻史上，凡是优秀的新闻记者都带有强烈的质疑意识。
他们在新闻工作领域中的出色表现与这种强烈的质疑意识是密不可分的。
意大利的法拉奇、央视的白岩松等等莫不如此。
一如王志自己所言，“质疑是揭示事实真相的捷径”。
[8]带着质疑的意识来揭开事实的真相是王志在采访提问中的自觉追求。
他还说过：
“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
”[9]这里的“挑剔”一词无疑是“质疑”的同义语。
和他合作过多年的同事也曾称他的采访为“外科大夫式的采访”。
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在《面对面》中，王志用他手中的手术刀，解剖事件的表面现象，揭示隐藏着的事实真相，探寻正在发生的历史。
王志的质疑意识是《面对面》的灵魂，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一新闻节目的基本面貌，自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提问。
那么，王志的提问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一.提问环环相扣，紧追不舍
如果从类型之角度来观察王志的提问，我们可以说他的提问环环相扣，紧追不舍。
在新闻采访中,提问的基本方式有发问和追问两种：
发问是指记者向采访对象主动提出已经预备好的问题。
发问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记者的出境访谈具有阶段性，在不同主题的谈话段落中，记者的第一个或头几个问题属于发问。
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原创性的，并不因为采访对象的回答而出现。
追问是指记者在提问访谈过程中，根据采访对象的现场回答做出的即兴提问。
追问依靠于采访对象的回答而存在，在逻辑上有递进关系，后一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的逻辑环环相扣，步步逼近事实，呈现出“追”的势态。
显然，王志非常偏爱追问这一提问类型。
在采访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的记者的追问只不过三、四个问题，而王志的追问却用得非常多，有时一追就是十几个问题，一问追一问，一环扣一环，直逼事实真相，极具杀伤力。
王志的采访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剥开，逐渐达到核心。
如前所述，真相往往被种种表象所掩盖，这些表象极易蒙蔽人们的眼睛。
只有带着质疑意识不断地追问，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揭开隐藏着的事实真相。
比如，在《姜素椿：
生死试验》那期节目中，王志追问的功力可谓尽显无余。
王志：
你把自己当作实验品吗？
姜素椿：
做做实验。
王志：
有风险吗？
姜素椿：
有一定风险。
王志：
成功的机率有多少？
姜素椿：
百分之七八十。
王志：
凭什么这么说？
姜素椿：
一个，它是一个单一血清，不是混合血清。
第二个，经过检查，这一点我很感动，因为把这个血清拿过来，五个医院都做检查，一致说这个血没有问题，才拿来实验。
所以我不怎么害怕。
王志：
但是再检查，也可能有漏检。
姜素椿：
那是，甚至还有新病毒不知道。
可是我不试一试，你还等人家去试吗？
王志：
你害不害怕？
姜素椿：
不害怕，做好了准备。
这个风险应该冒，我不冒谁冒，我是传染科医生，万一出了事比病人好一点。
王志：
如果成了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姜素椿：
当然是。
王志：
如果不成怎么办？
姜素椿：
不成，如果在我身上发现问题，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也可以得到教训，为了这个传染病的事医生应该做点贡献。
王志：
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注射？
姜素椿：
15号。
据我了解，香港和新加坡也做了一例，都在我后面。
王志：
注射后你的反应呢？
姜素椿：
很好，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王志：
什么时候有好的作用呢？
姜素椿：
马上就有好的作用，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异性的，是带号的。
王志：
你自己的症状呢？
姜素椿：
我本来症状就不多，现在感觉更轻快了。
王志：
有别的辅助的治疗吗？
姜素椿：
照样，一切不变。
王志：
用什么方法治呢？
姜素椿：
激素，维生素，都会产生抵抗别的疾病入侵的药物。
王志：
这个治疗手段能推广吗？
姜素椿：
在少数的情况下可以用。
在这段对话中，王志的问题拆开来看，都是再简单平常不过的问题，但是放到采访现场的特殊语境，与采访对象的反应结合在一起就变得极具穿透力。
他紧紧地抓住“生死试验”这个令人动容的事件进行深入地采访，他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不断地追问，他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能如此勇敢地面对这场生死实验。
因为质疑，所以他偏爱追问，他常常会问“为什么”、“凭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证据吗”……当姜素椿说到实验成功的机率有百分之七八十时，王志立刻提出了质疑：
“凭什么这么说？
”，正是这样紧追不舍且又不断深入的提问，才能很好地调动被采访者的情绪，也只有被采访者打开了话匣子，敞开了心扉，观众才能从他那里获取更真实的信息。
又如2003年4月19日，在《非典报告》一期节目中，王志采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时问道：
非典到底是会进一步恶化呢，还是会逐步消失？
李立明没有明确回答，只是泛泛地说，历史证明人类总是能够战胜这些灾害的。
于是王志追问道：
可能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
但是对于生命来说，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等待，只有一次的机会。
面对这个问题，也许李立明本身就想表明态度，王志的追问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也许李立明本身就想回避，但面对王志的一激，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李立明只好表示，压力很大，正在努力寻找治疗办法。
有时候这种“质疑”也并不能得出明确答案，但是被访者无法回答本身就是一种答案，它的价值在于引起观众做深层的思考。
接着，王志在询问治疗情况时问了六个问题：
用什么药治疗、是否可以治愈、治愈标准、药费、出院后怎样恢复、是否会有后遗症？
每个问题都很具体实际，环环相扣，李立明也回答得明确干脆。
这样一来一往，对话节奏明快，让观众也了解到了更多真实的情况。
从以上两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志的质疑与他偏爱追问这一提问类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为他不相信，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地去求证，所以才会不断地追问。
二.提问尖锐犀利，发人深省
如果从风格之角度来观察王志的提问，我们可以说他的提问尖锐犀利，发人深省。
质疑实际上是给对方提供了一个平台，用平等的心态，用一种方法刺激对方，有意制造一点冲突，跟对方“拧着来”。
面对采访对象的回答，观众已经相信了，而王志还是不相信，他还要进一步去求证，有时甚至忽略了对方的承受力。
对王志而言，探求真相是他的最高任务，被访者的尴尬并不是他的考虑重点，他的底线是不要把嘉宾气走了。
许多观众觉得王志的问题有时显得有些“刁”，有些“狠”，采访对象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回避、搪塞，或只说有利于自己的一面，王志会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提出质疑，直到采访对象给出比较明确或全面的回答，从而让观众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例如，在《王海：
“刁民”立法》这期节目中的一段对话：
王志：
危险更大，你愿意做，是不是面对更大的利益，危险可以忽略?
王海：
现在我想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一个利益，而是现在我们做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理想来追求。
王志：
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海：
我的理想就是从根源上解决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王志：
王海不会做没有利益的事情，你的利益是什么？
王海：
我想我们大家对利益还是不要用狭隘的眼光来理解，我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
王志：
你不担心你对商业利益的考虑影响大家对你的信任？
王海：
不担心，我们只是提供一方面的意见，其他的人可能会有其他的立场，我想对我们的怀疑，对我们的质疑没有必要。
王志：
如果说这件事情做到最后，没有出现你所期望的商机，没有你个人的利益，你会停止吗？
王海：
不会停止。
王志：
二者如果只能选其一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样？
在这段对话中，王志始终围绕着“利益”二字不断地提出质疑，通过正问、反问、设问等多种方式紧追对方的回答，针针见血，让对方无法回避。
当他问道：
“王海是不会做没有利益的事情，你的利益是什么？
”这句话是为了挑起王海的反驳，但王海最终还是委婉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王志从正面提出的尖锐问题没有得到对方明确的回答时，他会暂时把话题引入另一个方面，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再找到一个适当的切入点把问题重新抛出来，直到对方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比如，在这段对话的末尾，王志还在继续质疑，他让王海在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两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这个问题同样尖锐，不管王海最终会选择哪一方面，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利益取向。
质疑贯穿于王志采访的始终，尤其是当人物面对选择、冲突和矛盾时，他总是很直白、很明确地和盘托出自己的疑虑。
我们还可以来看一段“非典”时期王志采访北京市长王岐山的对话：
王志：
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一个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王岐山：
这个传染病它有一个规律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谁去预测这个数字？
在当前这个条件下，谁都近乎于是一种赌博，是危险的。
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也在分析，并不是完全没底数的。
王志：
什么底数？
王岐山：
就是说增长总有一个头，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逐渐回落的。
我相信我们这些措施、人为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
王志：
预期是多少？
王岐山：
我现在不想说做这种赌博式的预期回答，不想回答。
因为什么？
确实我不想预期，现在起码向市民做这种预期，是要严肃而负责任的。
我没有相当把握的时候，我不会讲这种话。
王志：
您的表态，您的言行都很容易让我想到在海南说的一段话：
我来海南常常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急，不要急。
如果急就比较出大错，现在你是不是有点急啊？
王岐山：
所谓说不急，在这种事情面前是不可能的。
但是，最终是在决策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在最后那一拍的时候。
恐怕要再三提醒自己，不要急，在办事的过程中非急不可。
这是什么事啊？
王志还问到：
“你上任时，发病数字是不到300人，昨天是2290人，这似乎与你的措施不成正比？
”
在王志的这段采访对话中，不仅提问尖锐，步步紧逼，而且潜台词意蕴深远，发人深省，使对方不能不回答。
王志从一个平民的视角出发，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不断地提出质疑。
他曾问道：
“我们眼中看到了一个镇定的市长，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人数在不断增加？
”这个问题很尖锐，而且具有潜在意思：
既然你那么镇定，那么面对北京感染人数的增加，你还能镇定吗？
他还问道：
“你上任时，发病数字是不到300人，昨天是2290人，这似乎与你的措施不成正比？
”这样的问话，有些咄咄逼人，潜台词意味很深：
你既然已经采取了严厉措施，为什么事实与你的严厉措施不成正比？
这让对方不得不回答。
通过质疑问难，充分展示出了人物的个性，从采访对象的回答中传达出真相。
正是因为带着疑问进入，才使得节目的内容更真实、更客观。
正是他的质疑，才使很多问题在看似已经获得了答案之后，又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往往正是这一点，使得事件有了超越自身的意义，使得采访对象很多内心的感受得以表白。
从以上两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志的质疑与他尖锐犀利的提问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不是为了尖锐而尖锐，为了犀利而犀利。
尖锐犀利的提问是探求真相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王志尖锐的质疑下，被激活的采访对象真情流露，个性尽显，人物和事件被一层层打开，真相一步步呈现出来。
三.提问抓住细节，简而不空
如果从切入点之角度来观察王志的提问，我们可以说他的提问抓住细节，简而不空。
在人类学上有一个说法：
细节就是精华。
其实，新闻作品也是如此。
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从细节入手层层深入，以小见大、由浅入深是探求事实真相的渠道。
细节是最无法伪装，最能体现事物的真实性。
王志在采访中常常从细微之处开始发问，对于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一旦有哪个地方的回答出现新闻线索，他就会敏锐地问出来，非要弄个水落石出。
另一方面，简洁是智慧的表现，语言的简化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简洁睿智的表述，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志的问题短而具体，目的明确。
既不会让被访者无从下手，也不能只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
他常常问：
“结果呢？
”“接着你做了什么？
”或“你看到了什么？
”……他常常把大问题分成若干个具体而微小的问题,使采访对象对事情的回忆有情、有景、有细节。
如他在《亲历灾难》一期中采访地震中失去五位亲人的达吾提·阿西木，在问到地震时的情景时提了下面一些问题：
这个地震是怎么发生的？
你还记得吗？
多长时间你从水渠里出来？
你从水渠出来以后做了什么？
这五六十米你还记得跑了多长时间？
你当时喊了吗？
你在那儿扒土扒了多长时间？
用什么挖的？
我能看看你的手吗？
当时第一个挖出来的亲人是谁？
他的问题往往是一系列的，每个问题单独来看都是再细小不过的。
如他问道：
“你在那儿扒土扒了多长时间？
”然后又继续深入下去：
“用什么挖的？
”，大多数记者在问完第一个问题后一般都不会再细问“用什么挖的”，但王志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正是因为问得细，采访对象才答得细。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节的点滴积累，才能使整个采访的信息量更加丰富，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采访对象的内心感受。
虽然不能补拍到当时的情景，但通过采访对象的口述，观众一样能感受到灾难发生瞬间的情景，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
又如,王志对重庆市开县特大气矿井喷事故幸存者唐晓英的提问：
王志：
那天晚上有风吗？
唐晓英：
只是觉得很冷，下霜了，雾不大，也有风吹过来。
王志：
有星光吗？
唐晓英：
没有。
王志：
有月亮吗？
唐晓英：
没有，根本没有月亮。
大概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正睡觉，听见我的公公在外面叫他，重庆市开县发生特大气矿井喷事故，大家都快起来，那边的情况已经不好了。
王志：
你们准备去哪儿呢？
唐晓英：
到公路上。
王志：
那个时候能闻着有什么气味？
唐晓英：
对，钻井的气在不停地喷，密度越来越大，气味很大。
周围没有别的动静。
我看见有人倒下，大人、小孩儿都直叫，当时我想自己背上有一个孩子，没想到害怕两个字，就使劲地跑，想到孩子要冲出去。
王志：
你当时有感觉吗？
唐晓英：
感觉胸闷。
我们还没走多远，走了两、三米远就倒下了。
我自己苏醒的时候，当时眼睛睁不开，好像是睡觉，很困，睁不开，努力地睁开，但睁不开。
当我睁开的时候，我觉得眼前是模模糊糊的一片。
王志：
孩子那时还活着吗？
唐晓英：
我还以为她在睡觉，因为她脸上有泥土，她脸上这么多泥土，就把脸上的泥土轻轻摸掉。
王志：
孩子有反应吗？
唐晓英：
没有反应。
我就看到孩子嘴唇，嘴角就已经吐白沫了，孩子脸还是红的。
王志：
脸还是红的？
唐晓英：
嘴唇还是红的。
我就叫冰清，我使劲地叫，可是没有答应。
让一个劫后余生的人来回忆事发现场，可能会有一点困难，或者至少她的描述不够完整和缺乏现场感，于是王志便从“风”、“星光”、“月亮”这些自然景物的提示中入手，渐渐的打开了采访对象的回忆。
同样一个自然现象他却连续问了三次，足以见得他提问的细微之处。
简短的问答，没有打断被访者的思绪，而是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问下去，让观众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当唐晓英说到“孩子的脸还是红的”时，王志抓住这个细节提出了质疑：
“脸还是红的？
”因为孩子的嘴角已经吐白沫了，脸不可能还是红的。
正是王志的质疑，才使对方意识到自己表述的错误，最后我们知道了真相“嘴唇还是红的”。
由此可见，细节对于真相是多么的重要。
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拍到现场的情况，我们就只能尽可能的复原当时的情景，此时细节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从类型、风格、切入点这三方面入手，分析了王志的提问的特点，但是在具体的提问中这三点是密不可分的，是融入在一次次具体的采访提问之过程中的。
只是为了便于阐述，我们才将它们条分缕析。
质疑是解读王志的提问之关键，正是在质疑意识的统领下，王志的提问才会在类型、风格和切入点这三方面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俗话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与一些同类型的主持人相比，王志的提问有时还显得太硬，在质疑的同时常常忽略了一些问题。
尽管他在主观上希望面对强者时，把他压下去：
面对弱者时，把他扶一下。
但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他“质疑”的提问风格有时会给人一种审判者的形象。
笔者所理解的记者的职责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并帮助受众了解新闻事件的真相。
笔者不认为法律赋予了记者法官才有的权利。
在采访吕厚山的那期节目中，笔者感觉自己收看的好像不是访谈节目，而是一位法官或是一个上级的行政主管在就北大人民医院为什么会被隔离的问题对医院院长进行的调查询问。
在各种问题的逼问下，我看到的吕厚山几乎已无法用正常的语气来回答问题，一个近60岁的男人在镜头前落下泪来。
可即使是这样，接下来的采访中，王志的脸上依然只有怀疑的表情。
甚至有些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又被重新问起。
比如在吕厚山明确说明人民医院没有传染科，没有隔离病房，没有相关医生等情况后，还一再问起“你们有没有将病人安排在隔离病房？
”，“你们为什么想把病人转走？
往哪转？
”等问题。
好像在验证吕厚山的回答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又好像是为了答案在找问题，并且颇有些不找出符合我想象的答案决不罢休的架势。
笔者也渴望了解人民医院从被污染到被封再到被解禁的全部过程和真实的情况，可不愿以这种方式知道，难道平和的口气就问不到真相？
记者一定要以过于尖锐的问题来体现自己的提问水平吗？
在提出令人感到棘手的的问题方面，中外一些著名的记者如法拉奇和白岩松等都提供了许多优秀的范例。
在提问艺术上，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塔·法拉奇堪称典范。
在采访中她以提问尖锐泼辣、深刻精到著称于新闻界。
如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一个是睿智机敏、虚怀若谷的邓小平，一个是以提问刁钻刻薄、不好惹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他们的交锋的确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她的第一个问题就单刀直入：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
“要永远保留下去！
”他指出，毛主席的功过要“七三开”，“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
法拉奇仍紧追不放地问：
“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
邓小平一听，就明白法拉奇想问的是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回答，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并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犯“左”的错误。
邓小平明确表示，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
法拉奇又问：
“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
邓小平说：
“第一，毛主席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过。
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但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他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
“请你记下：
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
法拉奇的追问，既问得对方开动脑筋，又要让对方越谈越有兴趣。
即使是批评性报道，也要让对方感到追得合情合理。
她善于提出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出其不意的问题，让对方不知不觉的掉进圈套。
我们所举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尖锐，但法拉奇却运用了很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样的一把“软刀子”与王志的“硬刀子”相比，同样是质疑、同样是追求真相、同样尖锐锋利，但被访者和观众的感受却是不同的。
尖锐的提问必须尖锐到点子上，并且控制在适当的气氛中。
因此，记者态度、语气都要与谈话的气氛协调一致，不要把追问搞成“逼问”，更不要搞成变相的“审问”。
在这几年中，我们看到王志也在不断的努力，以前王志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总是很严肃、尖锐，而现在他充满质疑的提问中有时也融入了幽默的元素。
如王志采访王岐山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人很形象地比喻‘北京的春天是一个戴口罩的春天’，夏天就要来了，还会过一个戴口罩的夏天吗？
”王岐山的回答也是充满机趣：
“那就请听下回分解吧！
”这样的幽默，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它的作用就在于在笑声中深化了“非典”这个严肃的主题。
这样的幽默，避免了一个严肃话题的沉重结尾，使节目的节奏在结尾处明快了许多。
至此，一次智者与智者的面对面在轻松的气氛中结束。
在中国新闻的真实性还存在一定问题的今天，在大多数记者还缺少质疑意识的今天，王志带有强烈质疑意识的采访无疑是给新闻采访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王志这种质疑的精神是可贵的，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王志用他的智慧和激情，选取了最大众的问题、采用了最新的角度、最简洁的语言、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让观众走进了他采访的人物的世界。
王志用他的冷静沉着、饱经沧桑和睿智机敏带给我们极具质感的真实报道；他质疑的目光、锲而不舍的探索，带给我们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王志努力地吸收中外优秀记者在提问方面的经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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