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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活》生下来就要活下去
《大生活》：
生下来就要活下去
他们觉得，当楼群的灯光都亮起来，同时天还没有完全黑的那一刹那，是成都最美的时刻。
《大生活》在成都播出以后，黄力加听说，很多成都的观众都会顺着剧情发展去找故事发生的场所。
他觉得很高兴，很安慰。
今年5月份是“5.12”大地震一周年的日子，社会各界怀着沉痛的心情，用各种方式纪念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同胞们。
一年以来，灾区发生的积极变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地震摧不垮我们的生命信念。
从地震中幸存的人们，不论再痛再难，也一定会重建自己的生活。
5月，一部名为《大生活》的电视剧在各电视台悄然热播。
虽然不是以地震为题材，但这部以成都为背景的电视剧，通过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笑中带泪的人生遭遇，真切表达了巴蜀百姓达观、坚韧的生活态度，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他们顽强的生命精神，正如剧中台词所说：
“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
弃用“川普”
《大生活》是已故成都作家乔瑜10年前的小说，问世之初便引起轰动，其中浓郁的成都地方气息和对市井百态入木三分的刻画，令人叫绝。
3年前，导演黄力加经人推荐读到这本小说，虽然手头正拍着戏，但还是连续熬了几个通宵一气读完。
之后便下定决心，要把它拍成电视剧。
他连夜写出自己的改编想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要在电视剧中保持原著中那种原汁原味的四川特色。
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故事走向和结局设置稍作修改。
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台词的艺术，要有四川特色，四川话不能回避。
风格样式确立以后，黄力加一下子想到张国立，觉得这部戏的男主角柳东非他莫属。
他们之前刚刚合作过《亲兄热弟》，黄力加了解，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其实演平头百姓也是拿手好戏。
更何况张国立曾经在成都生活过很长时间，能说一口很地道的成都话。
由他来演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柳东，真是再合适不过。
黄力加联系张国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两人一拍即合。
张国立的到来，不仅使电视剧《大生活》有了灵魂人物，而且他和黄力加一起，确定了《大生活》最终的语言风格。
《大生活》一定要用四川话，这是共识，但是怎么用、用多少，大家并不清楚。
以前的通常做法是，让剧中人说一口“四川普通话”（川普），这样既不影响全国放映，同时能清楚标明“四川制造”。
这一次，黄力加和张国立觉得，这种既非普通话又非四川话的“川普”，实在有点不伦不类，还不如用标准的普通话，只有在必须要用四川话才能传达出独特韵味的地方，才用标准的四川话。
像“摆龙门阵”“安逸”“火巴耳朵”这类台词，那种语言中的诙谐和对事物的形象表达，黄力加形容“不用四川话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这样的语言风格，剧组启用了很多四川本地人作为《大生活》的阶段性的演员。
黄小蕾也是沾了台词的光，来剧组客串了三天戏。
她和张国立曾在《铁齿铜牙纪晓岚3》中合作过，得知《大生活》剧组在成都拍戏，便主动请缨，理由相当“充分”：
“作为四川人竟然从来没在成都拍过戏！
”
黄小蕾的角色本来是一个胖胖的卖水果的姑娘，年龄也偏大，为了适合她来演，稍微做了些调整，结果成了“水果西施”。
虽然只有3天戏，但几乎全是和张国立的对手戏，而且台词量极大。
黄小蕾说：
“跟相声的贯口似的，和《报菜名》特别像。
里面的台词挺经典的。
”“水果西施”的台词，要在四川话和普通话之间不停地换来换去。
拍完一看，如果不是黄小蕾，别人恐怕还真拿不下来。
《大生活》率先在成都播出以后，只有几集戏份的“水果西施”很受大家欢迎。
黄小蕾乐滋滋地跟着大家到处做宣传，相当乐此不疲，她笑着说：
“搞得好像自己有多少戏似的。
”
不要放大人生中的不快乐
和黄小蕾一样，张紫云的扮演者韩雨芹也是通过毛遂自荐，才得到这个角色的。
韩雨芹是国立常升公司的演员，看完原著，特别想演张紫云。
可是张国立觉得韩雨芹长的太现代，不适合，因为张紫云应该是一个长得有点土气的小地方出去的女孩。
韩雨芹不甘心，谈了很多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想法和感受，张国立觉得这个孩子很用心，便有意给她机会试试，“先造型看看”。
造型前，张国立建议韩雨芹找一些10年前的服装杂志看看。
看过杂志，韩雨芹很快找到人物的感觉：
“这是一个怀揣明星梦，愣头愣脑就来闯大都市的女孩。
我看10年前的服装杂志，用今天的眼光，那真是很土。
就像张紫云，爱打扮，却又打扮不明白、打扮不准确。
自以为很漂亮很前卫很花枝招展了，其实却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
通过造型，韩雨芹说服了大家，得到了张紫云这个角色。
张紫云是柳东的房客，两人从一开始的互相敌视，到后来产生忘年恋情。
小说安排的是两人最终走到一起，可是张国立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于是就对结尾做了些调整，柳东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单身生活。
韩雨芹和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同年，在公司里，张国立有时开玩笑，说就拿你当儿媳妇养。
在《大生活》里，两人演一对欢喜冤家，一般的戏还好，但有一场戏张紫云要扇柳东耳光，这让韩雨芹很为难。
真打吧，下不去手；假打吧，导演那儿肯定通不过。
实拍的时候，左右为难的韩雨芹只好拿手掌尖在张国立的脸上扫一下。
大家看了都说，你这样还不如整个巴掌扇过去呢，手掌尖前面打得更疼。
而且你打得太假了，对手演员的反应也很难真实。
张国立也给她打气，说：
“没事没事，就往这儿打。
一巴掌呼上去，一定要打到，起码手臂要抡起来。
”再拍的时候，韩雨芹横下一条心，一巴掌扇过去，心惊胆战地过了这一条。
韩雨芹是4年前拍电视剧《济公》时认识张国立的。
刚开始接触，还有点害怕，不敢接近，但时间一长，就什么都敢说了。
张国立对韩雨芹的评价是，撒得太开了，完全是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在韩雨芹眼里，张国立亦师亦友，“生活中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大家都愿意和他说，他就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该怎么做，有点柳东的意思。
”
有一次韩雨芹遇到一桩烦心事，和张国立聊起来，张国立劝她：
“不要放大人生中不快乐的事情，你放大了，就把自己陷进去、去钻那个牛角尖了。
要多想快乐的事情。
”拍摄《大生活》，韩雨芹觉得张国立在戏中融入了很多他自身的东西。
比如柳东就是遇到再困难的事，也是用一种很诙谐的方式去说出来，不像别人总是念念不忘其中的痛苦或者不如意。
那种豁达的心态和幽默的态度，就把困难化解了。
乍看上去是傻乐，但仔细想想，耐人寻味。
赵涛和“蒋一条”
《大生活》女主角洪雨的扮演者赵涛，是贾樟柯长期合作的女演员。
《大生活》是她首次涉猎电视剧，她直言是被剧本吸引。
赵涛和张国立曾在上海电影节上有过一面之缘。
回去以后，通过贾樟柯导演的一个朋友，张国立递话过来，问赵涛愿不愿意拍一个电视剧。
赵涛说，那我能不能先看一下剧本？
很快，她就收到厚厚一沓的全部剧本。
和黄力加一样，赵涛也是熬了几个通宵，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
赵涛说：
“里面有很多成都话，像喜剧一样，能让人笑到流眼泪。
可写到洪雨的时候，又能让人哭得流眼泪。
我看过很多剧本，但没有一个剧本是能让自己这么动情的。
所以我看完立刻就通过贾导说，我可以演这个角色。
”
接下这个戏以后，赵涛很激动，也很兴奋。
由于个人风格的原因，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很少强烈的戏剧冲突，对演员的要求常常是，要按住，不要演。
而洪雨是一个与两个男人都有情感纠葛的女人，情节特别复杂，赵涛觉得这次自己终于可以尽兴地演一次了。
实际拍摄时，赵涛感觉到演电影和演电视剧，两者有很多更微妙的不同：
“以前在片场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让自己不要去表演，更多的是心里的东西；这次拍《大生活》，不光要有心理上的支点，还要有表情上的夸张。
要用脸部的东西和肢体语言把角色的内心表现出来，这点和我之前拍电影特别不一样。
拍这个戏时，张国立常说，你要再放得开一点会更好。
”
赵涛把自己当作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演员，处处带着好奇的眼睛去观察，用时时准备吸纳的心情去学习。
“进组前我就在想，我这次是来学习的。
张国立老师和张嘉译老师有很多的表演经验，是他们这么多年在片场磨砺出来的。
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们会毫无保留的告诉我。
所以我只有抱着学习的心态去面对工作，我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
《大生活》剧组有赵涛这样的老革命新问题，也有蒋依依这样的小朋友老资历。
剧中，柳东收养了蒋依依扮演的流浪女童小鱼儿，俩人演绎了一段感人的父女情。
在戏外，他们也俨然是一对亲密无间的父女，蒋依依一口一个“柳东爸爸”，常常叫的张国立乐得合不拢嘴。
蒋依依年纪虽小，演艺经历却不少，她曾经和成龙合拍过广告。
在剧组，她的外号是“蒋一条”，意思是每次她的戏拍一条就能过。
也有人叫她“大马力”“马力大”，那是说她精神头儿足。
剧组赶戏的时候，个个人困马乏，唯有她一直精神抖擞。
她还发明了一个和“柳东爸爸”互相“充电”的游戏。
如果有谁精神不济，另一个人只要把两只手往他胳肢窝下面一插，这个人就必须像通了电似的，立刻打起精神。
晚了两个月后，《大生活》在成都开机
《大生活》剧组最初定在2008年5月18日开机，导演黄力加早就买好了5月14日飞成都的机票。
正当大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
成都正处震中。
此时此刻，大家无暇他顾，震区灾情成为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
那时，赵涛正和电影《二十四城》剧组一起在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她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愿意相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发短信，不停地问：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
两个月以后，灾情渐渐平稳。
剧组主创决定，还是去成都拍摄。
黄力加说：
“当时也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换地方，比如去昆明或者哪里。
但最后我还是坚持去成都，主要原因是成都的风貌、周围群众的语言特色、阶段性演员的特点，在其它地方不好解决。
”黄力加心里唯一没底的，是不知道地震到底给成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不知道当地人是否有接待一个剧组实际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通过和成都当地工作人员不间断的联络，那边传来的消息，让剧组很鼓舞。
黄力加说：
“那时成都人民的心态，已经恢复的很好了。
成都人爱打麻将，因为地震放假了，他们开玩笑说，就是换地方打麻将嘛。
以前在家里打，现在在帐篷里打。
问他们要是还有余震怎么办？
他们说，麻将立不住那就改打扑克嘛。
当然这是玩笑话，但正是这种心态，鼓舞和感染了我们。
”
7月20日，《大生活》终于在成都开机。
拍摄时，意想不到的各种困难接踵而至。
如果按照原来的时间表，这时候剧组应该已经杀青了。
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在成都一年最热的时间当中，顶着酷暑拍戏。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工作人员一直汗流浃背，他们的衣服几乎就没有干过。
成都宽巷是电视剧的主场景之一，宽巷夏天的蚊子几乎和宽巷一样有名，它们让剧组人吃尽了苦头。
还有恶劣的天气。
有一个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胆大的人看天上，能看见闪电一个叠着一个走，没完没了。
那种感觉，就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
事后有消息说，那天晚上是成都有记录以来，雷电闪烁次数最多的一个晚上，总共有两万多次！
当然，最让人心惊胆战的，还是余震。
剧组遇到了好几次余震，其中最强烈的一次，那时剧组在一栋别墅里拍戏，整座房子都在剧烈地摇晃。
赵涛正躺在床上打盹，突然感觉有人在身下拱她，醒来才发现，原来是床在摇晃。
那时剧组的主创都还在屋子里，大家没慌，没有谁大喊大叫，只是静静地看着灯晃来晃去。
余震平息以后，大家没事人似的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赵涛说：
“无论谁身处其中，都会不自觉地被这种精神所影响。
”
习惯了以后，他们也像当地人一样，开起了地震的玩笑。
张国立说：
“我要在床头摆上饼干和矿泉水。
”余人笑他：
“你还忘了样东西，就是剧本。
到时吃着饼干就着矿泉水，还能得空研究研究剧本，一点没耽误。
”
四川人像麻辣烫
在成都的拍戏经历，让导演黄力加更加坚信，自己当初决定用小说名《大生活》来作为剧名，是非常明智的。
改编剧本的时候，曾有人提议改名，比如叫《四川好人》什么的。
黄力加坚持用《大生活》，他的看法是：
一般没有人用大和小去形容生活，最多说“小日子”。
小说作者用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
它表明了主人公对生活的态度，尽管地位比较卑微，工作很不起眼，过的是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小日子，但在他的眼里，这就是“大生活”！
就像剧中柳东常说的：
“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的大生活！
”它渗透了剧中人物以及作者对于生活乐观、积极，勇于面对艰难困惑的积极精神，同时透着点自嘲。
当地有一种看法，成都的地质结构比较特殊，城市及周边有相对松软的地质层。
地震时，这层松软的地质层起到了减震的作用。
所以虽然它离汶川等地不远，但震后损失比起来却不是很大。
黄力加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成都人在心理上的‘减震带’，也许就和这种地质结构有关。
不管多大的事情在他们那里都可以得到化解。
我也琢磨过成都人心态的形成。
四川是巴山蜀水、天府之国。
老天爷很养人，在那个地方不用付出多少劳动，你就可以活得很好。
在这种优哉游哉的心态基础之上，他们有了豁达，有了隐忍。
剧中有句台词，‘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这条路走不通，还有千百条路供我走。
困难我弄不了，我干脆绕过去。
这是很鲜明的特点，也可能有负面作用。
张国立有个比喻形容四川人的生活和心态，挺形象，说像麻辣烫，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都是油；撇开以后，沸腾的东西都在下面。
”
《大生活》实景拍摄，剧组里本来也有不少本地人，所以大家就慢慢熟悉了成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
他们对剧组很好奇，但决不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围起来看个没完没了。
他们对张国立最热情，只要有他的戏，就会有人过来打招呼。
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
“张国立，你个龟儿子发了哦。
”张国立听了非但不生气，还会哈哈大笑。
他知道他们这是把他当作了一个很久没回来的老乡。
所谓“发了”，既有“发财、发达”的意思，也有“比以前有出息了”的意思。
于是他就会笑呵呵地用标准成都话回答：
“托大家的福，发了发了。
”
面对成都，黄力加常会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
为了拍出成都独特的美，他常常殚精竭虑。
“比如在宽巷的拍摄过程中，开始为了架灯，搭了俯瞰台。
即将拆迁的一个种满竹子的小院子，这是柳东的家，也是我们的主场景。
当拍俯瞰的空镜头的时候，我让摄影师把机器往上摇，摇到远处林立的高楼。
我很喜欢这个镜头，觉得有寓意。
一边是现代化的都市，一边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民。
”
黄力加和外联、摄影，还有执行导演，走遍了府南河两岸的制高点，只为选取最佳的拍摄角度。
他们会为一个镜头，等上半天的时间。
只因他们觉得，当楼群的灯光都亮起来，同时天还没有完全黑的那一刹那，是成都最美的时刻。
《大生活》在成都播出以后，黄力加听说，很多成都的观众都会顺着剧情发展去找故事发生的场所。
他觉得很高兴，很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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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辛加坡冯湄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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