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改革试验区涌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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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改革试验区涌现
地方改革试验区涌现
如果说，30年前的深圳特区、20年前的浦东新区、10年前的西部大开发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那么近年来，当大量的国家区域规划涌现时，“国家区域战略”这块“金字招牌”如何从数量转化为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内文导读：
长株潭：
“两型社会”愁什么？
寻找后劲的“长三角”
“黄三角”的建港大业
关中—天水：
陕甘合作的“核”效应
“苏北洼地”大开发：
700多万亩滩涂成江苏本钱
珠三角：
贫富两极的突围
“特区”涌现
2008年2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由此开启了新的“特区”时代。
北部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又涌现了10个国家级区域规划。
它们分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国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在近三年时间，国家也在继续增设综改试验区，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加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
另外，还出台了若干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何在“十一五”时期密集出台如此多的区域战略规划？
这是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形势所逼。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中，工业的无序、无度开发表现严重。
2002年，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兴起，为追求发展速度，不管有没有条件的地方都在搞。
结果是，全国各地的重工业比都超标，沿海地区达到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80%，产业结构急需调整；而在华北，有些严重缺水的地方却在搞高耗水、高耗能的重工业，造成当地水资源枯竭；在南方地区，一些环境容量很小的地方却布局了一些资源性工业，超越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导致当地环境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
“这促使国家必须对区域进行规划，明确地方的定位、目标、工业和生态布局，以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
相对于规划，综改试验区是以“改革”为内容，目标是解决问题、探索实践，鼓励地方“先行先试”。
由于国家给予“综改试验区”与“区域规划”同样力度的政策支持，它们已经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引擎。
目前，我国的综改区分别有为“开发、开放”而设的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有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成都和重庆；探索“新型工业化”的辽宁沈阳；探索“资源性经济”的山西。
除了“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之外，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也是支持区域发展的重要文件。
相对于“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来讲，指导意见更偏重指导性，政策层级更高，主要针对特殊区域和有被关注问题地区的发展。
例如，2009年5月，国务院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除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备受关注的指导意见外，国家针对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长三角的发展都出台过指导意见。
另外，还有不少指导意见未被公众广泛关注。
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所设立的“特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比，如今，国家给予的区域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覆盖范围从较小范围的工业园区和城市个体扩展到更多的省区、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和跨省区域。
“与东部政策相比，中西部的政策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具体措施不同。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至此，中国的发展区域已成百花齐放之势。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20年，是东部一极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后，中国区域在多极化发展。
这好比动车组，不再是一个火车头带动，而每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就加快了发展的速度。
”陈耀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地方的渴望
纵观各地，在我国31个省（市、区）中，只有浙江、黑龙江、贵州等少数省份没有国家规划，其余都已进入国家战略之中。
未来，新的国家区域战略还将陆续出炉。
各地依然在激烈的角力之中。
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中原经济区”被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
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廷建介绍，这是国家第一次将中原经济区写入国家文件，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此次被列入重点开发区域的除了“中原经济区”，还有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圈等17个区域。
一位专家对记者表示，主体功能区颁布以后，河南的记者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采访“中原经济区”的问题，这让他很为难，规划内容中只是提到“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部分地区”。
他认为被列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中原经济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是有区别的，“中原经济区”规划尚未被国家批准。
在此之前，“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则已经提了好多年，2010年，河南省政府起草“中原经济区”规划，并上报国务院。
一年过去，国家批复了3个区域规划——皖江城市带区域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同时还有沈阳、山西两个“综改试验区”，“中原经济区规划”还没有动静，但地方对于国家战略区域规划的渴望依然强烈。
“在中部，中原经济区没有批，去年年底让山西拿到了综改试验区，中原经济区以后能否批复，依然是一个问号。
”一位业内人士如此描述。
现实中，国家战略规划依然是稀缺资源也是带动地方发展的一个跳板，因此一个主题的规划甚至被几个地区争抢。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十二五”开年的第一个国家区域规划，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规划，但人们看到的是，在其获批的背后，浙江和广东都在打“海洋牌”。
“到如今，很多地方都将争取进入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工作之一，这种思路已经被普遍接受，在争抢中很多地方难免有了这种心态——如果其他地区有了，我这个地区也得有，有总比没有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对记者说。
另外，国家区域战略本身的利好也是巨大的诱因。
“在博弈的过程中，一旦争取到国家支持就会对地方发展有利。
一方面，区域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它的影响力最广；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不去争取，就会错失良机，在今后的发展中就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就可能被政策边缘化，对未来的招商引资会影响很大。
”陈耀说。
“因而，无论有没有国家战略规划的必要，争取国家政策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必修课’。
”一位专家如此调侃。
但也有人认为，地方大可不必如此。
与20年前沿海城市开放开发相比，如今的区域发展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那时候政策效益大是基于国家战略的稀缺性，而且，当时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总体上是由国家控制着整个资源，谁的政策松动一下谁就有了市场。
而如今，在中西部的很多地区都具备了自身发展的工业基础，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提高。
陈秀山认为，地方发展也不一定非要获得巨大的外部资源或政策上的优惠。
各地发展的现实成效证明，对于国家战略规划的申请还是要回归到自身发展的需求，切实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仅仅去争一顶“帽子”。
既要竞争也要融合
对于有些区域，“帽子”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倒是更加迫切。
长三角是东部最先发展的区域。
近年来，上海的工业已经开始往江苏、浙江两省转移，此时，作为中央直辖市，上海与江浙之间的协作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当上海的企业将工厂转移到了浙江嘉兴，而研发中心和管理中心留在上海，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工厂所创造的GDP是属于浙江还是上海？
大规模的转移后，是否会造成上海GDP的下降？
这些因行政体制而产生的问题成了产业转移的障碍。
在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提了20年。
虽然只囊括三个城市，但三城之间存在相互竞争，而且各自管辖，三城融合仅仅局限于通信和交通领域，真正的经济一体化尚未开始。
一个省区内部的经济融合尚很困难，那么跨省区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就更不容易了。
在“十一五”期间，国务院曾有一个部署，计划编制几个跨省区域规划，重点是长三角、京津冀、东北和成渝四大区域。
在具体实施中，东北规划编制得最快，并在2007年获得国务院同意；长三角的区域规划则是孕育了10年，2010年5月24日才被国务院正式批复。
而京津冀和成渝经济区则一直在国务院审批之中，至今尚未出台。
其实，京津冀和成渝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远远大于合作，这很难让几大城市变成吃一锅粥的自家人。
2010年9月，重庆与成都对于全球第二大笔记本代工厂台湾仁宝落户的争夺让两个城市之间竞争升级。
一直试图吸引仁宝落户的重庆发现，仁宝携几十家配套企业在考察了重庆同时，也考察了四川成都、绵阳等地，还在相应市、县召开“仁宝集团笔记本电脑配套产业对接会”，这让重庆市政府倍感压力。
而对此事，成渝还打起了口水战，有媒体报道，重庆官员指责对方采用“抄袭”、“散布谣言”等方式赢得竞争，另一方的网民则据理力争，群起攻之。
一时间，成渝之间旧怨未了，又添新恨。
近几年，围绕英特尔、富士康在内的一大批项目，重庆与成都之间的竞争早已白热化，成渝双方比经济条件、比优惠政策，几乎在每一个项目上都展开争夺。
如此之下，让成渝握手言好谈何容易。
除了竞争关系之外，重庆与成都发展程度的差异也是导致不易融合的直接原因。
作为中央的直辖市，近年来，重庆抢到了很多优先的政策，拿到了陆港建设、两江新区等政策，发展势头很猛。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愿意为自己着想，不愿下嫁。
对此，关中—天水经济区有了新的探索。
关中—天水经济区横跨陕西、甘肃两省，由于处于同一个产能区，两省经济往来密切，企业经常同时面对两省的管辖，有的企业甚至设立了两套班子分别处理陕西和甘肃的事务。
为打破这一局面，两省在政府领导班子中抽调人员组成“关中—天水经济区管委会”，管委会如同一个两地一体化的行政机构，负责两地事务的沟通和协调。
陈耀认为，必须要建立一个大区域级别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统一决策和执行，否则难以完全破解体制壁垒。
东北三省也曾做过相关探索，建立了类似的“省长联盟”。
由于新机构会对现有省区域行政体制造成冲击，对于成渝、京津冀这样跨省大区域来讲，目前可能性还不大。
“在某种程度上，壁垒的阻隔力和市场力会产生博弈，市场力量大就会有突破，比如北京、天津和河北，行政阻隔力很大，但市场力也很大，所以突破了障碍，致使河北的城市与北京、天津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
”肖金成说。
首钢的搬迁就是市场的力量突破了行政的障碍，最终形成北京和腹地河北之间的产业转移，协同发展。
GDP与环境的共同选择
国家层面的规划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讲，肖金成认为，这反而是对地方的一种约束。
就拿湖南来说，长株潭三个城市都在一条湘江上，如果有污染，这三个城市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有些有污染的企业为了躲避环保部门的审查，干脆就不往上报，如此隐报、瞒报现象非常普遍。
对于各个省区来说，大量关停地方企业也会对当地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小企业存在隐报、瞒报，大企业同样存在监管漏洞，激发民怨。
2011年1月30日，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里的紫金矿业因去年7月紫金山金铜矿污水渗漏事故收到一张30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
而事情还远远没完，2月15日，记者从紫金矿业公告了解到，近日广东信宜市852名村民起诉信宜紫金矿业公司及其控股方紫金矿业等企业，要求赔偿约1.7亿元人民币。
有媒体统计发现，紫金矿业在13年内已发生至少11次跟环保有关的事故或记录。
为何紫金矿业屡屡发生污染事故，而依然能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政府强烈的发展经济冲动和财政依赖性赋予了紫金矿业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
”深圳《晶报》的一位评论员如此表示。
2009年，紫金矿业对于所在地区——福建省上杭县的财政收入贡献率占到了60%，该县的财政收入增长绝大多数取决于紫金矿业的收入增长。
有知情人士认为，这也是上杭县政府对于紫金矿业的污染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要原因。
同样，国家其他区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经济区和综改试验区囊括了省区的重点城市，并在全省GDP中占有绝对份额，而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对省区来讲有着更重要作用。
对此，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
“虽然完全禁止污染是不可能的，但国家在思路和政策上是明确的，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监管层面的问题。
”
在长株潭综改试验区，记者了解到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的成效已经不以GDP进行衡量，而是从环境、资源等来综合考察。
即使如此，综改试验区的GDP在全省仍占有重要份额，仍然是衡量湖南省发展成效的最重要指标。
而且，对于地方来讲，GDP越高，拥有排污量的指标越大。
“当前环境恶化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不将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明确赋予各级政府，不建立追究政府部门及主要负责人的环境法律责任制的话，地方还将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那么环境破坏的悲剧还将在我国发生。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许建海说。
是追求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还是短时间GDP的增长，这是各省区对环境和经济这对矛盾之间的权衡和选择。
错失的机遇
虽然获得了国家战略支持，但也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会欢欣鼓舞并落实规划。
现实中，被浪费或是被废弃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文件不止一例，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耐人寻味。
中关村就是一例。
如果说，当年上海浦东为取得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加速前进，并取得耀眼的成就，那么，北京的中关村获取“试验区”比浦东还早，但后来却被浦东抛在了身后，对中关村来说，这是难言的痛。
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结束了“经济开发区”的身份，开始了“综合试验区”的探索，被媒体广为关注。
而一年前，已经获批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中关村仍然处于沉寂。
中关村被获批的是以“自主创新”为主题的“试验区”，没有人知道这个文件的分量。
陈耀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
”当浦东正轰轰烈烈以“综合试验区”为名做宣传、搞规划、引投资时，这份文件依然被锁在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室的抽屉。
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地方政府没有重视，甚至中关村的人都不知道。
”
2007年中关村邀请专家团队来做战略研究，专家提议，中关村应该向国家申请作为自主创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结果查到三年前国务院的批复，众人惊讶。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中关村的麻木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国家批了，他们竟然没有反应。
”
在给中关村做研究的专家组中，肖金成就是其中一位。
他对记者坦言，“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文件很重要，因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就是自主创新，而且，胡锦涛总书记在重要场合提出，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在自主创新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带头应非中关村莫属。
”
既然国务院已经做过类似的批复，所以中关村不能再批，而以前的批复又无法重新启用。
所以，中关村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申报陷入了尴尬。
后来，由于考虑到这一示范区的重要性，中关村重新递请国务院签字，2009年获批。
此时，国家综改试验区在全国已有数个。
重新被批复后，中关村示范区的影响力有限。
因为后续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在社会激起太大波澜，在国家众多改革试验区中，中关村很难鹤立鸡群，媒体对此兴趣也不大。
“中关村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陈耀对此不无惋惜，“至少可以向国家要很多政策，甚至是创新的资源，但它没有抓住。
”
无独有偶，大连也有着同样的际遇。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现有港口条件和优势，把大连建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但当时，地方政府并未引起重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一事就此被忽略了。
2004年，天津滨海新区做研究时，就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但考虑到这顶“帽子”已经给大连戴了，2006年，参与天津滨海新区战略研究的专家建议，为了避免重复，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改成“中国北方地区的国际航运中心”。
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申报过程，肖金成作为战略研究的主要专家，如数家珍。
“过了几年，大连就提交了一个关于把大连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报告，经过多轮修改最后批了，但结果是，之后也就没了动静，‘国家发展战略’也就这样被地方再次打发了。
”肖金成说。
陈耀说：
“其实，单单靠审批一个文件，其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区域发展要保持持续的影响力，就必须有具体的做法，实实在在做出一些成绩。
”
“要大胆去做！
”
国家对区域规划审批设有审核机制，一旦区域规划批复下去了，又如何保证落实呢？
“现在有一些规划做得很好，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陈耀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地区域规划和综改试验区在落实中表现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寂寂无声。
一位专家指出，“在一些区域，比如中部的‘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大的动作，相对进展比较缓慢。
”
区域战略推行缓慢的背后，原因是复杂的。
一位长期进行战略研究的专家指出，有些地方为了获取国家政策，在申报时迎合国家区域战略中现有的主题，从而导致地区发展的实际走向与战略规划并不吻合，因而规划只剩下一个“噱头”，在实际发展改革中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且，体制、人才客观因素也会阻碍区域规划的落实。
据了解，辽宁沿海经济区的规划本身是为了促进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6个城市统一规划、协同发展，但规划出台以后，各个城市各行其是、独立运作，这样与本来的目标就相违背。
另外，“有些地方只是在等，等中央给批示、给政策、给补贴，而不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用心谋划、积极务实地去推进。
”陈耀说，“先行先试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有一些官员担心会影响自己的位置，不敢去做，就会耽误时机。
”
“当前，政策是否落实，区域规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操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规划执行的责任谁来承担，现在没有一个追踪机制，更谈不上问责了。
”陈秀山坦言。
而这导致的结果是，各地更多的精力投到了审批环节，而对规划本身缺乏正确认识，最后不了了之。
陈耀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机制，对于国务院批复的文件，国家发改委应该负有监督规划实施的责任。
”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
肖金成告诉记者，在当前国家区域规划中，并没有量化的目标，更多的是开放而富有弹性的指导性政策，因此，没有办法进行实际考核，而且也没有必要设立这一环节，因为规划更多的在于方向性的指导。
“虽然，我国的区域战略规划没有设具体的考核问责机制，但在执行中，地方如果违背区域规划中的用地指标、环境保护等大的原则，也会被追究；另外，涉及到国家资金投入的项目在一定期限内也会有一个审查考核的环节。
”肖金成告诉记者。
从现在看，区域规划在落实中的表现越来越重要。
“虽然感觉还不明显，但未来随着区域战略的增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
他认为，既然国家在战略层面规划了这些区域经济，就应该监督规划的实施，明确责任主体。
而且，“改革必然存在风险，地方政府还是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既然国家给了你先行先试的权限，你就要大胆去做！
”
长株潭：
“两型社会”愁什么？
理想化的分工构想，与极为现实的“分成”问题，令“一体化”中的城市联盟成员心态复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I湖南报道
小魏是株洲人，原来在株洲一家化工厂工作，住在工厂的宿舍里。
他说，当时自己所在的工业区污染很严重，“过去，株洲人晒衣服喜欢将衣服的里层翻出来晒，但这个习惯已经被改变。
因为晒在外面的衣服总会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灰尘带有腐蚀性，会腐蚀皮肤。
每天洗衣服，都要将阳台上的洗衣台狠狠地清洗一遍，因为上面也全是这种带有腐蚀性的灰尘。
”
虽然当地环境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所好转，2009年他还是辞职来到了长沙开出租车。
“一方面出于健康的考虑，另一方面，同城化之后，长沙与株洲距离很近，广告语上说半小时可到，实际时间一小时也足够。
而且，在长沙往家里打电话还不要长途费。
”
“长株潭”的老百姓都跟小魏一样，欢喜一体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但也苦恼于一个中等工业化城市因粗放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这是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阶段的欢喜与烦恼。
第一个“自觉一体化”案例
2010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对长株潭一体化战略的同城效应给予了积极评价：
这一年，长沙、株洲的排名均获得大幅提升，湘潭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2004年，一篇媒体报道将其评价为：
中国第一个自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试验的案例。
然而在此之前，长株潭一体化更像是一个长期停留于纸面的设想。
于是，每当湖南人说起“我们湖南长株潭经济区构想的提出，比开发上海浦东的提议整整早了8年”时，有得意、有自豪但也不无遗憾。
这当然有现实的困难——在过去的20多年里，湖南的基本省情是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在这样一个底子上来推行同城化战略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决策者的犹疑，也使得该战略始终徘徊于湖南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外。
直至2007年末，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一起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为“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饥渴和政策边缘化之后，这个中部地区省份终于在国家新一轮的政策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
长株潭以一个整体的概念在崛起的中部板块上担当重任。
“但与武汉城市圈的9个城市一起进入综改试验区，湖南人顿时觉得自己亏了，仅是长株潭城市群的这三个城市获得了政策红利，而其他城市都没在内。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后来才有了以长株潭为核心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5市在内的“3+5”环长株潭城市群。
“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一个中部内陆省份，湖南一直处于中下游的位置，突然感觉一下到了排头兵的位置。
”当地的企业家伍继延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兴奋，“湖南人很久没有这样热情高涨了。
”
株洲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坦承，“效果是明显的，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以及对外影响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成效。
”
特别令湖南人感到高兴的是，短短的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起色却也是明显的：
湖南终于挤进了渴望已久的GDP“万亿俱乐部”，并且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十强；长期停留于纸面的长株潭一体化也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湖南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大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作用已经显现，三市ＧＤＰ占湖南省42.6%，对该省经济增长贡献达55%。
但高速增长背后也不全是喜悦。
根据2010年官方发布的数字，全国的外贸依存度大概是60%～70%，沿海省份的外贸依存度多数超过100%，湖南的外贸依存度不到8%，远低于沿海。
“经济危机之后，中西部的增长明显降下来了，沿海的增长上去了，一切又调整过来了。
”湖南省统计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虽然湖南在经济危机期间增长强于沿海，但这没有多少可比性，因为沿海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大，也不能就此说湖南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比沿海好。
我也不认为这几年我们有多大变化。
”他顿了顿，补充一句，“当然了，（湖南）也还不错。
”
“在招商引资方面，长株潭有没有更多的优势呢？
照我看也没有。
如果招商，国外的企业要进来，条件更理想的还是沿海，沿海的交通优势非常明显。
经济发展有它的规律。
”该统计局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坦言：
从总体上看，湖南农业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的基本省情和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仍未根本改变。
“但值得肯定的是，长株潭的发展动力确实比较强。
长株潭的同城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加快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
”肖金成说。
城市联盟的“分工”与“分成”
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当是三市经济的一体化。
当然，这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问题。
早在2002年，湖南省政府就制定了《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这一规划要求三地要“统一政策，避免恶性竞争，形成良好的产业一体化发展软环境”。
后来，在产业的布局和定位上，湖南省还制定了“省委组，省统筹，市场化”的九字方针。
但湖南当地的一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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