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延安《解放》周刊运行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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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延安《解放》周刊运行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谈延安《解放》周刊运行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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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以党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
在这一报刊系统里，如果说，其后期是以《解放日报》为核心的话，那么，其前期则是以《解放》周刊为核心的。
《解放》周刊借助其特殊的运行机制，卓有成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当代报刊媒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媒体性质定位是
《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保证报刊强大的社会传播功能，使之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
“党的喉舌”是党给予报刊性质与功能的定位。
明确和坚持“党的喉舌”的媒体性质，是报刊媒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保证。
延安整风以前，报纸媒体一度出现诸多问题。
首先是未能以我为主，脱离边区实际。
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例，其创刊7个半月时间里所发表的社论中，国际占64.1%，国内占17.5%，解放区占%，中共占1.8%。
一份党报大量进行国际报道，而将党的重要活动和边区群众实际至于次要位置，且分量不足一半，其脱离实际和群众的程度可想而知。
其次，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性不强。
以整风运动为例，毛泽东为整风运动做思想准备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纸居然未作报道;标志着整风运动普遍开始的《整顿党的作风》，报纸仅在第二天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简讯。
党报是党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武器，本应充分发挥其舆论的战斗旗帜作用和导航性影响，但这些问题折射出报纸媒体办报方针和办报思路与“党的喉舌”性质定位之间的不适，其结果是，“党的喉舌”的功能和作用难以体现和实现。
后来《解放日报》整风工作，就是通过加强党性来确保其成为“党的喉舌”。
总体上讲，延安报刊明确成为“党的喉舌”，是在延安整风后。
《解放》周刊最早明确媒体性质与功能定位而成为党的喉舌。
一是，从时间上看，《解放》周刊早在整风以前就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党的喉舌”。
在1939年创刊两周年时，它就明确提出:
“本报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
”《解放》周刊所阐述的内容，“是我们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指南，是争取抗战胜利的灯塔，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与我们民族人民意志的真正阐明者、发挥者与代表者。
”
反观之，此时延安时期其它刊物大多刚刚创办。
《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1月15日创刊，《中国青年》1939年4月16日创刊，《中国妇女》1939年6月1日创刊，《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中国工人》1940年2月7日创刊，《中国文化》1940年2月15日创刊。
而且，如前所述，整风以前，报刊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或者不能充分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难以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
二是，从内容上看，《解放》周刊充分宣达中共政治诉求。
它密切配合党的工作，及时发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各部门各条战线负责人、地方负责人的创作，基层工作总结和经验介绍等，从而在全国政治场域宣达了中共的声音。
《解放》周刊在事实上成为《解放日报》出版前理论战线传播中共政治主张的主阵地。
“党的喉舌”的性质使延安《解放》周刊具有高度的党性，坚决地宣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明确与坚持“党的喉舌”的媒体性质，是《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保证。
二、多层次的传者体系是《解放》周刊推
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支撑延安《解放》周刊构建起由中共领导人为核心主体、党的理论工作者为基本骨干力量、文艺工作者为辅助力量的多层次传者体系，全方位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作为核心主体的中共第一代领导群体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逐渐形成。
抗战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等因素推动着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领导下，延安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奠定基础。
作为中共中央举办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及时刊发了当时诸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创作。
据统计，《解放》周刊刊登有毛泽东重要著作29篇，张闻天（洛甫）重要著作25篇;朱德重要著作12篇;博古重要著作11篇（含翻译5篇）;凯丰重要著作24篇;周恩来重要著作11篇;王稼祥（王稼蔷）重要著作5篇;王明（陈绍禹）重要著作13篇。
刘少奇、陈云、任弼时、林伯渠、谢觉哉、张国焘、张浩、董必武、吴玉章、彭德怀、左权、林彪、徐向前、项英、关向应、叶剑英、贺龙、聂荣臻、罗迈、高岗、李富春、邓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张鼎丞、王若飞、彭真、成仿吾等也多次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
此外，《解放》周刊还及时大量刊发中央文件、决议、宣言、通电、指示，而且将这些内容视为“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
”中央主要领导人创作在《解放》周刊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是《解放》周刊其核心和精髓所在。
这一点与《解放》周刊作为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的性质是一致的，也是《解放》周刊之所以成为中共理论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由此成为《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主体。
（二）作为基本骨干的党的理论工作者
作为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成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
党的理论工作者以《解放》周刊为阵地，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翻译。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著作。
主要有:
陈微明译的《伊凡诺夫的信及斯大林的回书》（第37期）、石巍译的《列宁论青年的学习问题》（第40期和41期连载）、艾思奇的《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第60-61期合刊）、柯柏年译的《列宁关于战斗唯物论的意义》（第62期）、戈宝权译的《关于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83-84期合刊）、何锡麟译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与国际工人阶级》（第83-84期合刊）、杨松和袁维合译的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第85期和第86期连载）、吴文焘译的《列宁为创立共产主义而奋斗》（第102期）、许之帧摘译的《卡尔·马克思传略》（第106-107期合刊）、王石巍翻译的拉发格的《马克思回忆录》（第106-107期合刊）、余光生译的《真正的审判—法共中央书记托列士》（第122期）、师哲翻译的耶鲁斯拉夫斯基的《斯大林是联共（布）底历史家》（第124期和第125期连载）、实甫译的米丁的《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哲学底伟大贡献》（第126期）、陈龙译的季米特洛夫的《巴黎公社七十周年》（第126期）、柯柏年译的列宁的《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讲提纲》（第126期）、宗彦根据《苏联国家年鉴》而翻译的《季米特洛夫传略》（第130期），等等。
二是，发表和介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主要有:
戈宝权的《革命的民粹派和自由主义的民粹派》（第91-92期合刊）、景林译的《美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问题的态度》（第113期）、师哲译的斯大林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底政党》（第115期）、柯柏年译的《捷克斯拉夫共产党人之态度》（第118期）、景林译的曼努伊尔斯的《列宁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第119期）、俞光生译的费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第119期和第120期连载）、萧林译的《马列主义论战争及其起源》（第120期）、师哲译的斯大林的《社会民主党怎样了解民族问题》（第121期），等等。
特别指出的是，吴文焘翻译的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各国共产党宣言系列，主要包括《印度共产党宣言》（第113期）、《意大利共产党宣言》（第115期）、《法国共产党宣言》（第116期）、《德国共产党宣言》和《英国共产党宣言》（第117期）等，系统地对各国共产党政治主张进行介绍。
三是，发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章。
主要有:
杨松翻译的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各资本主义国度里的工人阶级》（第97期、第98-99期合刊），关烽的《蒙古民族与抗日斗争》（第100期），允中和健之的《爱拉立比布人民的解放》（第113期）、吴文焘的《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113期）、黄越、吴文焘的《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第117期），等等。
党的理论工作者以《解放》周刊为阵地，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艾思奇的《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第82期）、《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第89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景仁的《略谈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第127期）、张如心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第127期）和《论创造性的学习》（第131-132期合刊）、张仲实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第123期），高度评价毛泽东及其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梳理和构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积极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党的理论工作者最早借助《解放》周刊初步地系统地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为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创造了理论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理论工作者以《解放》周刊为阵地，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宣传和普及。
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第52期），叶蠖生的《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第133期），师哲译的《怎样写历史》（第134期）都强调历史研究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解放》周刊刊发陈伯达的《中国古代哲学发端》（第62期）、《老子的哲学思想》（第63-64期合刊）、《孔子的哲学思想》（第69期）、《墨子哲学思想》（第82、102、104期）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运用所取得的成果。
党的理论工作者以《解放》周刊为阵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哲学中国化成果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理论工作者成为《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骨干力量。
（三）作为辅助力量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延安整风前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浓厚，整风后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完成了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角色转变，更加具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资质。
文化艺术领域是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场所，文艺作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传播自身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继承20世纪30年代左联的文艺大众化的优良传统，使得这些文艺作品能够在内容和主旨上围绕党的方针政策而展开。
党的文艺工作者成为《解放》周刊的撰稿人。
主要有:
丁玲的《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第1期）、《文艺在苏区》（第3期）、《东村事件》（第5-9期连载），成仿吾的《爱国犯（诗）》（第7期），莫休的《抢桥（长征记片段）》（第2期和第3期连载），奚如的《老革命碰着新问题》（第4期）和《土地在笑着》（第14期），等等。
从第5期开始增设木刻，主要有以下作家的作品:
坦克的《统一战线》（第5期）、《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第9期）、《血债是要偿还的》（第10期），文韬的《血债必须用同样代价来还》（第11期）和《在玛德里》（第10期），沃渣的《英勇的牺牲者》（第38期）和《前赴后继英勇抗战》（第39期），李力的《两个孽畜在咆哮》（第9期），刼夫的《在陕北哨岗上》（第11期），李力的《援助二十九军去》（第11期），涛的《华北的怒吼》（第13期）。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坦克还推出了中共领导人木刻像系列，主要有《朱德像》（第6期）、《毛泽东像》（第7期）、《林祖涵像》（第8期）等。
第9期还刊登过漫画《风萧萧兮铁窗寒（七君子事件）》。
党的文艺工作者把各种文艺形式作为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载体，以众多文艺作品为战斗武器，来描绘、写照和彰显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
党的文艺工作者成为《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辅助力量。
三、高效的产品生产传播体制是《解放》
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延安《解放》周刊从组织领导、产品生产和流通传播等环节，构建起高效的生产流通机制，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负责的编辑出版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凯丰、王明组成新一届中央党报委员会，其职责是统管新华社、《新中华报》和中央印刷厂，并负责筹办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
《解放》周刊总负责人为张闻天，编辑主任为吴亮平，最初机构简单，编委人数较少。
1941年3月，中央决定扩大《解放》编委，人数增加到8人，分别为洛甫（张闻天）、博古、亮平（吴亮平）、伯达（陈伯达）、一民（赵毅敏）、乔木（胡乔木）、蒋南翔，仍由洛甫负总责，亮平为编辑主任。
由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负责一种刊物的编辑出版，这在党内是不多见的。
这表明，从一开始，《解放》周刊就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报刊“党的喉舌”的性质定位和功能发挥。
（二）实施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对报道内容设定、报道频繁程度以及对报道内容重要性的强调程度，影响着民众对关注问题的选择及其关注程度。
大众媒体媒体对某议题报道越多，强调越多，民众就认为该议题越重要。
事实上，延安时期，《解放》周刊曾充分利用媒体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来推动马克思主大众化。
纪念日无疑是设置议程的首选对象。
这是因为，纪念日具有宣传社会意识的重要功能，它常常化约为一种符号，在不同时期被嵌入不同的政治内容，而不同的政党或团体也会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利用纪念日作为合法性资源，并且加以改造，以便更好地塑造人们的记忆。
由此可见，任何纪念日都是重要的时间符号，是可以被借用的合法性资源。
对纪念日的掌控是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具有隐秘传输意识形态的功能。
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由此七七事变周年纪念就成为《解放》周刊一项贯穿始终的设置议程。
每年抗战纪念日，都要出版纪念特辑来动员、鼓励和指导抗战，连续坚持4次，从未间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解放》周刊还将七七事变抗战纪念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纪念结合在一起，以凸显中共在民族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增强全国民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在抗战一周年纪念到来之际，《解放》周刊于第43-44期（合刊）推出《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专刊》。
在《抗战一周年纪念特辑》栏目中，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刘少奇的《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林彪的《论华北正规战的根本教训与游击战争发展的条件》、黎平的《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一年》、洛甫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
在《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纪念特辑》栏目中，则刊发林伯渠的《伟大的七月》、陈伯达的《我们继续历史事业的前进》。
革命领袖诞辰（逝世）纪念日，也是重要的设置议程。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纪念，实际上就是对经典作家的权威的肯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推崇。
它有利于在民众中确立经典作家的权威地位，有利于强化民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恩格斯诞生120诞辰之日，122期特此发表尤中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年鉴》第159-163页翻译而成的《恩格斯传略（1820-1895）》。
编者还配发按语指出:
“恩格斯传略的译文登载于此，以示纪念。
”在列宁逝世17周年纪念日之际，《解放》周刊123期推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专栏，刊发了尤中译的斯大林的《关于列宁的逝世》和实甫的专稿《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不同历史阶段，中共都能够正确处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在坚持“先后有序，高低有别”的原则下，高度评价孙中山革命精神和未竟事业。
抗战时期，孙中山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旗帜。
中共多次举行纪念大会，对孙中山及其新三民主义给予很高评价。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时，《解放》周刊第33期刊发毛泽东的《在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陕甘宁边区各界纪念总理逝世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宣言》。
同时，推出《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刊发陈伯达的《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和艾思奇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等研究成果。
这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理论的影响，推动全民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月革命是国际共运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解放》周刊第56期设立《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刊登徐冰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十一周年》、杨松翻译的《在准备和实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的布尔塞维克党》。
第89期设立《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特辑》，刊发陈伯达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黎平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革命转变问题》、许之桢的《十月革命与苏联底和平政策》、艾思奇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杨松、袁维合译的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等文章。
《解放》周刊还根据需要，围绕国内外重大事件设置不同专题议程。
第57期以专刊形式传播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主要内容，第95期为配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设置《大会文件专辑》，等等。
“议程设置”理论的运用使得《解放》周刊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集中力量围绕特定重点内容来展开传播，从而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解放日报》曾于1943年7月2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并从2日至9日在第4版连续设置8期《七一—中共廿二周年七七——抗战第六周年纪念特刊》，所刊登党的领导群体的纪念文章达17篇之多。
这表明，《解放》周刊议程设置及其具体方法对延安其它报刊产生重要影响。
（三）借助公开发行的传播渠道
与其他历史阶段中共刊物秘密传播不同，《解放》周刊采用全国公开发行的传播渠道。
延安时期报刊发行的政治生态环境与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态度密切关联。
延安时期，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中共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并在局部区域处于执政地位。
抗战初期，日寇加紧进犯，为了联共抗日，国民党在政治上对中共的态度较为宽松。
因此，《解放》周刊大部分时间的发行环境要好于其它刊物。
《解放》周刊除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发行外，还在全国不少各大城市以及港澳地区进行翻印且数量较为可观，可谓影响区域广阔、读者众多。
《解放》周刊出版“未及半载，已获得全国广大抗日读者的支持，各方面要求的数目，亦经突破万数。
读者中不但包括各层人民，而且也有无数的国民党负责人士。
”1938年5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说:
“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
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
”1939年5月17日，张闻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时指出:
共办70余期，发行70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革命时期的《向导》更广。
全国公开发行，使得《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效果远远超过其它历史阶段秘密传播的刊物。
四、错位发展的生态位定位是《解放》周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营销策略生态位是指生物种群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活方式、在时空上所处的位置以及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
不同物种的形态结构和生活方式不同，占有的生物空间不同，其生态位也各不相同。
在传播生态环境中，不同报刊媒体同样应该有着自己的生态位，没有自己的最准确的生态位定位，就会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传播生态竞争中被淘汰。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快速发展，边区创办和建立起近百家报刊和新闻机构及新闻研究机构，形成了从一个中央到西北局、分区、县甚至到乡村、连队的五级报刊宣传网络。
从种类上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以及新闻业务等各方面。
从范围上看，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到边区边缘的陇东、神府、三边、富县等地，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普及化、大众化的新闻宣传网络。
这样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覆盖面广的新闻宣传网络，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动员整个边区争取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
如此众多的传播媒介，很容易引发同位、同质竞争，带来生态位的冲突，致使媒体资源在低层次的重复利用中无谓地内耗。
令人欣慰的是，在传播理论还不发达的延安时期，《解放》周刊有着准确的生态位定位，即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和党中央的机关报:
一是，它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唯一新办的刊物和唯一的党中央机关报。
《解放》周刊于1937年4月24日正式创刊，创刊伊始，即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它是中共长征落脚陕北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中共中央唯一新创办的刊物，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机关报。
从长征落脚陕北到进驻延安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办的报刊《红色中华》（后改为《新中华报》）和《斗争》先后恢复出版，但《斗争》在共出版至127期后于1937年3月19日停刊。
也就是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新创办的刊物则只有《解放》周刊一种。
193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
边区政府成立后，该报改组为边区政府机关报。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组为党中央机关报。
《解放》周刊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接近2年，而且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机关报。
二是，它是唯一政治理论刊物。
与同一时期的刊物不同，《解放》周刊是当时的唯一政治理论刊物。
《新中华报》属于日报的性质，其它刊物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行业、群体），因此当时的唯一政治理论刊物就是《解放》周刊。
这样《解放》周刊与其它刊物之间，错位发展，既分工又合作，成功地规避了媒体市场中往往容易发生的同质竞争的困惑与恶果，优化了新闻生态环境，使抗战艰苦条件下本来就稀缺的媒体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合理配置，产生最佳的政治和社会效益，也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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