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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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

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再论鲁迅的《祝福》

　在鲁迅的小说中，由于《祝福》被搬上了舞台，使祥林嫂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形象，祥林嫂的悲剧故事引起了诸多观众的同情怜悯，却鲜有观众思考鲁迅提供的祥林嫂文本的内在涵义，那种对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浸淫下奴性性格的批判，那种对于缺少同情与爱的冷漠性格的针砭，那种对于怕承担责任自私性格的反省，都使《祝福》成为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

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是鲁迅长期以来执著思考的问题，成为鲁迅启蒙思想的核心，《祝福》就是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思考的结晶，阅读这篇内涵深邃的作品，读者可以观照反省自我性格上的病态，思考国民性的重大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祝福》作为一篇文学精品，鲁迅以自知旁知的叙事视角、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传神点睛的白描手法、乐景写哀的氛围烘托，建构了这样一面极具艺术光彩的揭示国民性病态的镜子，诱惑读者在这面镜子前徘徊思索。

　　　　　　　　　　　　　　一

　　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以归乡者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写故事，《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

品都以归乡者的叙事视角展开叙写，第一人称的叙写视角与口吻使读者有一种亲切真切的感受，归乡者与故乡人的隔膜又往往成为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要情感基调，往往使作品充满着一种哀婉悲凉的色彩。

《祝福》也以归乡者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写故事，也努力展示归乡者“我”与故乡人的隔膜，小说在自知旁知的叙事视角中叙写归乡者的所见所闻，在归乡者与故乡人的隔膜中，在祥林嫂不幸的人生中，揭示国民性的病态，表达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写归乡者归乡的所见所闻，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结构，叙写“我”与故乡的隔膜就成为小说的情感基调。

小说中的“我”是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然而“我”与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没有共同语言的，鲁四老爷是一个固守着封建礼教封建传统的旧派人物，他大骂新党、大骂康有为；而“我”却是一个受到新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之间“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

“我”去探望几个本家和朋友，他们的“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显然也没有时间聊天叙谈。

“我”邂逅的祥林嫂却询问有无魂灵、地狱这些“说不清”的问题，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中。

“往日同游的朋友.‘已经云散”，“我”唯一牵念的只是“福兴楼的清蒸鱼翅”而已，在与故乡的隔膜中，“我”决计离开故乡鲁镇。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自知视角叙写归乡者“我”归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突出了受到新思想濡染的知识者“我”与故乡的隔膜。

在归乡者归乡经历的叙写中，鲁迅以旁知的视角讲述了祥林嫂的悲剧故事，在作品的结构中以插叙的方式展开叙写。

小说在叙写“我”与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中决计要走时，插叙了昨天遇见祥林嫂而不能安住的心理。

复述了遇到祥林嫂时的情形，祥林嫂头发全白提竹篮拄竹竿纯乎是一个乞丐的情状，她询问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的疑问，“我”疑惑忐忑的回答。

在闻知祥林嫂的死讯后，以“我”的旁知视角插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在插叙中，鲁迅记叙了祥林嫂的坎坷经历：

丈夫死后她逃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鲁四老爷家雇了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女工；她的婆婆将她劫走嫁到深山野去，以收到的聘礼给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被捆到贺家的祥林嫂拼死抗婚；男人病逝儿子被狼咬死后，祥林嫂又来到鲁四老爷家帮佣，鲁家认为祥林嫂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不准她沾手，祥林嫂以历来积存的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鲁家仍然不让她碰祭品，使她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终被鲁家打发走了，成了乞丐死在鲁镇祝福的时候。

小说以旁知的视角以出逃、被劫、捐门槛、问魂灵顺时序地叙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突出了在封建伦理封建思想的浸淫下精神的愚昧与麻木。

小说以自知视角叙写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以旁知视角叙写祥林嫂的悲剧故事，这使小说的结构自然严谨、叙事的语气亲切真挚，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

　　小说必须努力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刻画出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

在《祝福》中，鲁迅刻画出祥林嫂、“我”、鲁四老爷、柳妈等颇具个性的人物，使小说在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中凸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祥林嫂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鲁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十分复杂的情感。

祥林嫂勤劳能干安分耐劳，她模样周正手脚壮大，却不幸死了丈夫，便离开严厉的婆婆逃出来给鲁四老爷家帮佣，“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她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四婶十分满意。

鲁迅细致地写出了祥林嫂性格中的奴性：

“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竞没有添短工。

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鲁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种时代：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努力的时代。

”[1]并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种做稳了奴隶的心态被鲁迅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祥林嫂却被婆婆派人劫了回去，强行将她嫁到深山野，以获得一注财礼为第二个儿子娶亲。

小说描写祥林嫂的抗婚，被捆去嫁人时．“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喉咙已全哑了”，在拜天地时一头撞在香案上碰了个大窟窿，祥林嫂的抗婚其实也是遵循一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

祥林嫂的丈夫却不幸患伤寒而死，儿子阿毛被山里的狼咬死，再度出现在鲁四老爷家中的祥林嫂已经没有原先那样精神了，常常反复向鲁镇的人们讲述她的悲惨故事。

祥林嫂为鲁家祭祀时不准她沾手而感无奈，她为柳妈所说的死后到阴间两个死鬼男人要争她而深感苦闷，她将历年来积存的工钱捐了土地庙的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以赎罪，四婶却仍然不让她碰祭品，这对她的打击很大，她终于被赶出了鲁家，成为了乞丐，她内心仍然想着一些问题：

人死后有无魂灵?

是否有地狱?

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

她终于倒毙在祝福的鞭炮声中。

鲁迅以同情的心情叙写了祥林嫂的不幸人生。

也写出在封建礼教的浸淫下祥林嫂身上的奴性性格。

小说中的归乡者“我”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者，他与讲理学的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他往日同游的朋友已经云散，他在故乡成了一个孤独者，他或者一个人剩在书房里，无聊赖地翻看案头的书籍；或者观看鲁镇的人们准备着祝福，看女人的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

他面对祥林嫂人死了有无魂灵的询问。

揣摩着祥林嫂的内心，他想“人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他回答说“也许有罢”，在祥林嫂追问是否有地狱时，他只得支吾着回答说“论理，就该也有。

——然而也未必”，在祥林嫂再问死掉的一家人，是否能见面时，他胆怯地回答“实在，我说不清”。

在“我”的心中，一方面怕增添末路人的苦恼，另一方面又怕负若干的责任。

在闻知祥林嫂的死讯后，他虽然以自己曾回答“说不清”宽慰自己。

却又偶然之间还有些负疚之感。

他为祥林嫂的死感到愤懑，“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在这愤激之语中见出“我”对于社会的不满、对于祥林嫂的同情。

小说在对于“我”的刻画中突出了知识者的彷徨与无助，也将“五四”新文化阵营溃散后鲁迅自己彷徨孤寂的心态摄人其中。

小说还刻画了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的形象，虽然此时的鲁迅并未以阶级的意识去刻画鲁四老爷，却将他置于封建传统的视角予以勾勒的，勾勒出其顽固保守的封建卫道者的性格。

鲁四老爷大骂新党、大骂康有为，显示出其对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竭力反x,l-的态度。

在他的书房案头所放的《近思录集注》、《四书衬》等理学家编著的书中，也可见出其思想中封建儒家传统意识的根深蒂固。

在鲁四老爷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上，也可以见出其顽固的封建立场。

当了寡妇的祥林嫂到鲁家帮佣，“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他内心认为寡妇是不吉利的。

当祥林嫂再嫁夫死儿逝后再次来到鲁家时，“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这种视祥林嫂为败坏风俗的说法，显然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规范的。

当祥林嫂在祝福的时分倒毙后，鲁四老爷竟然责怪道：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可见鲁四老爷始终将祥林嫂视作一个不吉利有碍封建传统的谬种，其受到封建伦理道德浸淫之深可见之了。

小说中出现的“善女人”柳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物。

她有一张打皱的脸、一双干枯的小眼睛，她是鲁家准备祝福时雇来的帮手，她吃斋念佛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

她询问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她甚至对祥林嫂说：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

.‘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

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

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

阎罗大王只好把你们锯开来，分给他们。

”她让祥林嫂到土地庙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以赎罪。

善女人柳妈似乎以善心劝说祥林嫂，但是却给祥林嫂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她以封建传统的礼教看待祥林嫂的再嫁，她成为祥林嫂悲剧中“无主名无意识”的杀手。

在祥林嫂与柳妈谈天后，“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发生了新趣味。

又老逗她说话了”，所谈的大多是关于她额上的伤疤。

在祥林嫂的悲剧中，实际上柳妈成为了封建礼教摧残祥林嫂的帮凶。

小说还勾勒了冷漠的鲁镇人，当夫死儿逝后的祥林嫂再度来到鲁镇后，在听到祥林嫂呜咽地说出的关于阿毛被狼咬死的故事，“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

显然女人们对于祥林嫂的再嫁和阿毛的死都有鄙视责怪的意思，虽然最初她们会陪着流泪。

当祥林嫂反复向人们诉说她悲惨的故事时，“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在关于祥林嫂额头伤疤的故事被传开了后，鲁镇的人们就开始嘲笑她的这块伤疤。

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却成为鲁镇人嘲笑的对象，国民性的麻木冷漠在鲁镇人对于祥林嫂的哄笑奚落中可见一斑了。

《祝福》以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成为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

三

鲁迅在《祝福》中以传神点睛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使小说在简约的笔触中凸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与心理心态。

鲁迅将白描解释为“和障眼法反一调：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3]。

鲁迅抓住人物性格的特征以简洁的笔触描写人物，这在对祥林嫂性格与神态的刻画中尤其突出。

小说描写祥林嫂初到鲁镇时，勾勒她的衣着和脸色，“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

月白背心。

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小说勾画出虽然当了寡妇，但是其身体、精神还很健康。

当她

被强行嫁到贺家夫逝儿死再回到鲁镇后，小说描写她的神态的变化：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衣饰如旧，神态却大异，以白描的手法写出祥林嫂在不幸人生的磨难中精神的变化。

在祥林嫂捐了门槛鲁家仍然不让她碰祭品后，小说以白描的笔调描写她的神态：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

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

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而已更不济了。

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

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通过对祥林嫂脸色的变黑、失神的状态、眼睛的窈陷、胆怯的情状、果坐的模样、头发的花白、记性的变坏等，写出其心灵上所受到刺激后精神的变异。

鲁迅描写祥林嫂临死前的情状：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只有那眼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