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实用主义者从佩恩基金研究谈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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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实用主义者从佩恩基金研究谈起
两代实用主义者从佩恩基金研究谈起
[关键词]实用主义佩恩基金研究学术工业
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众多学者中，赫伯特·布鲁默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他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第一代核心人物帕克和米德的学术传统，又开启了以戈夫曼为代表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传统。
更重要的是通过他和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清晰地阅读到美国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的重大转型。
在布鲁默的有生之年，他亲眼目睹了滚滚而来的结构功能主义与抽象经验主义，淹没了芝加哥社会学传统及其意识形态，将很多重要的理论，包括他本人所创立的符号互动论，迅速地边缘化。
在布鲁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其学术角色的，不是他众多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而是一项传播研究——佩恩基金会研究。
这项研究浩若烟海的数据价值有限，也未必如德弗勒所说的那样经典，但却标志着美国社会科学的范式转型，而布鲁默作为一个亲历者目睹了这一切。
这项研究到底标志着美国社会科学的何种转型，美国社会科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型，都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即使在今天，这种追问也极具现实意义。
1928年，美国电影研究评议会主席肖特在佩恩基金会的资助下，邀请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W·W·蔡特金主持一项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
蔡特金在构建研究团队时，首先想到的是邀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帕克。
帕克当时正要赴中国讲学，于是就推荐了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赫伯特.布鲁默。
这是一项兴师动众的浩大工程，耗时三年，分成13个子课题，分析了1500部影片，调查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最后形成了10部著作。
罗杰斯评价说：
“佩恩基金会研究代表了至那时为止的关于媒介效果的最大的科学项目之一，并且还是迄今所从事的关于电影在美国社会的作用及其对儿童的影响的最广泛的研究。
”其基本结论就是电影确实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都有影响，而且可能有不少负面影响。
而帕克的推荐显然得到各方的称赞。
他的高足布鲁默并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
在10部出版的著作中，布鲁默完成了两部：
《电影与行为》和《电影与犯罪》。
《电影与行为》还得到了很高评价，无论是出的理论还是研究方法都获得称道：
“布鲁默的研究成果《电影与行为》之所以是佩恩基金会研究中最具价值者，实由于他在早期便能考虑两个近年来成为研究重点的理论。
意义理论和模仿理论是当前研究媒介内容对人类行为的长期效果之重要理论……布鲁默的‘探测性’研究所采用较详尽、主观、分析取向的方法，与其他的‘科学’研究相较之下，的确能获得更丰富和透彻的结果。
”
主流学术史对佩恩基金会研究的评价非常高。
德弗勒将其列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13项里程碑之首，理由是：
“佩恩基金研究的每一项研究均具规模。
直到40年后联邦政府出资协助电影暴力与儿童的研究外，无一研究计划可与之相比拟。
因此，佩恩基金研究一直是研究传播媒介效果的少数伟大研究之一。
”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布鲁默参加这个课题所采用的行为主义研究方式是布鲁默的老师米德和布鲁默本人都特别反对的一种研究视角，所以布鲁默的认识论与整个课题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
以瑟斯顿为代表的心理学家，都是华生的忠实门徒，他们将电影作为刺激变量来测试儿童的反应，其中包括情绪的激发、态度的转变、认知和记忆的加深等，完全是刺激反应理论的路径。
在他们看来，心理的内容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可以被测量的心理指标。
早在布鲁默还在芝大社会学系读书时，米德就在社会心理学课上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与华生心理学的相似与差异，他把自己的心理学称之为社会行为主义，并强调不能忽视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先在的意识不可替代的存在性。
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和心灵均先于反应。
20世纪50年代，布鲁默为自己老师所开创的这种心理学理路命名为符号互动论，以彻底划清与行为主义的界限。
然而就在佩恩基金会研究中，布鲁默确实与自己敌对的认识论在同一课题中共事。
另外，布鲁默在他主持的两项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
在《电影与行为》中，布鲁默采用了质化研究方法，并着力于考察儿童日常生活和各种观念与电影收看之间是如何互相建构的。
他收集青少年日记并加以分析的方法让人立刻想起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的巨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而在《电影与犯罪》中，布鲁默与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豪瑟却将着力点放在问卷调查，指出电影与青少年犯罪之间在数据上存在关联。
这实在令人费解。
布鲁默的学术生涯是以与量化研究做战而闻名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离开芝大去伯克利任教后，仍然在撰写论著批判量化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芝大，当以奥格本为首的量化阵营与以帕克为首的质化阵营已经到达不能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的敌对状态时，布鲁默是帕克阵营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而豪瑟则是奥格本的亲炙弟子。
与伯吉斯不同，布鲁默一直在捍卫着托马斯、帕克和米德所坚持的方法论。
1939年.布鲁默受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委托撰文评价《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他给予该书极高的评价，并坚定地认为不应将这本书视为一本有关波兰农民的专题著作，应当将其看作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真正的科学宣言。
所以，布鲁默确实与自己并不支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在同一子课题中合作，
从上面对佩恩基金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不仅课题内部存在着路径上的分歧及研究设计上的逻辑矛盾，同一子课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异。
在同一个课题下，有两类采用完全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家在研究同一研究对象。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到底是说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可以并存于同一课题，还是说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范式的更替即将来临？
1928年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仍然如日中天，然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即将衰落似乎已经可以从佩恩基金研究中看出端倪。
不管德弗勒和后世的学者如何评价布鲁默成果的重要意义，最终退出学术舞台的是以布鲁默为继承者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范式，取而代之的恰恰是在德弗勒等人看来学术价值不高，充满缺陷的瑟斯顿及其继承者所开创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
此后不久，巨型的行为主义学术工厂，如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逐渐崛起，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主导范式，从而将布鲁默及布鲁默的老师们——美国的第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直接送进了历史。
由此可见，佩恩基金研究诉说的不是多种范式的共荣，尤其不是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合，而是一个新旧范式更替的过渡时代。
解剖这一研究，可以看到历史断裂之处生成的风景。
如果打个不确切的比方，佩恩基金研究对于传播学术史的意义就好比是始祖鸟化石对于古生物学的意义一样，窥一斑而见全豹。
不过，布鲁默的研究获得了传播学术史的好评，却成为芝加哥学派在传播研究项目中的绝唱，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芝加哥学派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尤其是移民，他们的研究问题和理论成就基于这些边缘群体。
“美国社会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如社会解体、境况界定、边缘性、文化适应等等，无疑归功于它对移民同化问题的关注。
”这一传统可能来自于帕克的老师齐美尔，后者对城市边缘人的研究兴趣开创了城市社会学中的一项伟大传统。
托马斯、帕克及其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还有帕克所指导的许多博士研究生，均以贫民窟、有色人种、妓女、秘密组织成员、青少年亚文化、犯罪分子这些与社会主流群体存在较大距离的社会群体——其中多是移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他们的研究问题基本围绕着如何能让这些团体真正平等地融入美国社会，实现社会同化。
以布鲁默为例，他所做的两项研究.无论是电影与行为还是电影与犯罪，其问题的起点都是秉承着边缘人研究的传统，尤其是芝加哥学派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传统。
特别是第二项研究，调查对象都是劳改犯、少年犯、不良少女、高犯罪率地区的少年儿童等，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去探索如何让这些越轨者真正融入美国社会。
然而从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开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科学的服务对象变成了政治与商业精英，而议题也变成了如何帮助权力精英操控权力。
社会科学家应当为国家或政府效力，帮助他们解决社会控制方面的难题。
即使需要研究公众，其提问方式也站在国家精英控制的立场上，即如何控制公众身上不可驾驭的神秘力量。
因此，如何理解公众并帮助政府控制他们成为行为主义社会科学家的首要任务。
芝加哥学派的知识生产以个体的深入调查和思考分析为主，即使有一些团队合作，也通常是少数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参与到整个研究的所有环节之中。
这样的生产方式当然确保了一些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能够产生一些经典和传世的学术作品，但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效率一般。
有的学者比如米德或托马斯可能一辈子就只能写出一两本书，十来篇文章。
帕克和布鲁默虽然文章写得不少，但著作也谈不上等身。
然而，行为主义的研究则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生产方式。
他们将工业生产中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运用到了课题研究中，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出产各种对策性知识，以便于课题委托方的决策。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将知识的生产划分为各种环节，然后根据研究者的专长和学科领域进行分工，比如瑟斯顿是专门设计量表和统计方案的，而彼德森可能是专门设计心理实验进程的，每个人只从事自己擅长的那一块，然后进行组装和拼接。
这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知识生产的速度，与此同时又形成了参与者的群体认同。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单单就数量而言，就可以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容易满足课题委托方的需要，并获得更多的资源。
以佩恩基金研究为例，在短短3年时间内，就形成了十卷本的研究成果，这在芝加哥学派最繁盛的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知识生产能力。
在此基础上，以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为代表的美国学术工业就此崛起。
而佩恩基金研究就是这种学术工业的第一次预演。
这两种研究方式还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社会，主要是为了推动美国社会的进步和改善。
准确地说美国的第一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广泛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将社会进步看作是衡量真理的标准。
尽管这种想法也很容易被美国的统治阶级所利用，就像布鲁默关于电影的研究或帕克关于移民的研究一样，但自由、分权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芝加哥学派与美国的统治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而行为主义的研究者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家理所应当为“国”效力，而所谓的“国”也就是主宰国家的各种权力精英。
因此，他们应当无条件地为权力精英阶层的利益而服务，为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出谋划策。
世界其他国家民众的福祉和美国民众的自由，在很多情况下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行为研究目标的对立面。
所以，研究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在瑟斯顿等人看来，其意义并不在于如何更好地帮助儿童进步，而是讨论电影是否会危及现有的社会秩序。
至此，二元对立的差异性已经显露无余。
如果以精神气质作为划分的依据，那么美国100年的社会科学史上出现过两代完全不同的学者。
首先，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
有用和务实，这是美国学术从未动摇过的气质，实用主义，也是公认的美国的国家哲学。
在美国，无论什么时代，社会科学为国家的国际国内政策服务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务实的哲学。
但他们确实是两代实用主义者。
在包括芝加哥学派成员在内的第一代实用主义学者看来，有用和务实是以民治、民本和社会进步为旨归的，他们仍然将自己看作社会底层民众的代言者。
而后来的第二代实用主义者则强调有用与务实是以治民和国家利益为旨归的，因此他们自己成为了权力的组成部分。
绝非笔者一人看到了这一景象。
在第二代实用主义学者刚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时代，米尔斯就敏锐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极有想象力地指出：
然而，这也并非米尔斯一个人观察到的结果。
站在民主的角度，威斯布鲁克指出，以梅里亚姆、拉斯韦尔、古斯内尔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与第一代实用主义者杜威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些学术精英化的民主现实主义者，打着民主的旗号，走到了第一代实用主义者关于民治主义理想的反面：
“在杜威看来，这些‘民主主义精英’所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精英们的模式使民主迷失了本质。
在20年代末，在民主主义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当中，有许多人在交口称赞民主与‘组织化信息’之间的结合，这也正是杜威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所一贯称道的，但杜威发现自己不得不指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词同曲不同。
”
对于布鲁默而言，面对如此复杂的知识生态，同样作为目击者的他并不具有米尔斯式的洞见。
他的行为显得相当矛盾：
一方面他确实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学术工业化的知识生产，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大规模量化的实证研究深感不满，写了大量的文章对其批判。
他就这样挣扎在两代实用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出现两代实用主义者，而第二代实用主义者又为美国社会科学带来了什么？
原因与后果，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学术界总是倾向于夸大学术的独立性，然而在美国这一个案中，这种想象被击得粉碎。
两种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学术的支配性影响。
第一代实用主义者的出现，历史似乎早有定论，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
美国的历史，大抵可以将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两个分水岭。
经过南北战争，美国从一个地方社区式的农业国家渐渐转向中央集权的工业化国家。
“美国内战既是政治事件也是经济事件，其带来的社会巨变既不难发现也不难解释……战时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主动的一届国会，它支持科学教育与研究；它建立第一个全国税收体制，发行第一套影响深远的国家通货；它创办公立大学，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它促进联邦政府出台种种政策，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它帮助北方赢得内战……此后30多年，强大的中央政府保护并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我们称为‘现代’的生活方式。
”这种走向现代的巨变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也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旧有的社区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却没有什么先例可循。
与旧有生活方式相匹配的观念和社会秩序正在衰落，美国人的观念和精神需要重塑。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实用主义思潮在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含混和多元的哲学思想，注重的并非形而上学，而是经验事实层面的最后结果和效果。
它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强调对人类共同利益有正面效果的观念才是真理。
这种哲学之所以被快速变化的美国所接受，是因为它让美国人在一个不断变动并充满社会问题的社会变迁时期寻找到了行动的方向：
即只要有益于社会进步，便可以大胆尝试。
这便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立场：
以解决问题、重建社会秩序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以自由、宽容和协商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手段，以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第二代实用主义者兴起的原因，似乎还没有定论。
两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的冷战彻底改变了美国的职能。
美国由一个地区性的富裕大国逐渐迈向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
战争中的社会动员成功地化解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国际社会的竞争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
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阵营的老大.美国的主要任务从稳定国内社会秩序转向了操控国际格局。
1945年开始的冷战把思想和符号作为武器.加剧了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对抗。
第一代实用主义者主张通过包容、人道主义与协商去理解和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而此时他们发现，美国的任务是通过武力、宣传和渗透捍卫国家利益。
“冷战是原则之战。
……因此，主张妥协高于对抗的思维方式不能获得广泛认可。
”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变成了对国家利益的捍卫，而学术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出谋划策，第二代实用主义者因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按照雷迅马的说法，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美国争夺世界意识形态的霸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里，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其学术研究和为解决战略问题而创造知识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他们寻求自己的学科获得更精确、更科学的地位，这可以与遏制共产主义——它在地缘政治和道义方面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努力并行不悖。
”于是，学术的立场从独立思考转向了依附权力精英，做学问变成了做课题和做项目，发文章只是为了引起上层的重视或者为政治决策提供建议，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知识生产模式就此终结。
这是美国为世界做出的“独特”贡献，它导演了一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当第二代实用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后，以拉扎斯菲尔德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为代表的学术工业的战车便高速开动了。
从数据上看，社会科学在二战以后的繁荣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科学几乎成了一种可以用量化指标进行绩效管理的研究领域。
从扩张速度上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工业模式在美国各大学以及当今的世界各地迅速扩散，成为许多国家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主导模式。
在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之后，拉扎斯菲尔德曾宣称，如果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也有一个像应用社会研究局那样的研究机构，它们的辉煌还能延续。
这种宣称很好地代表了第二代实用主义者的志得意满。
然而，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就此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各个学科在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在理论创新方面基本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大量经验研究报告只是些琐碎数据的堆砌。
而更可怕的是社会科学家主体性的沦丧。
他们中有不少人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缺乏对学术的任何兴趣。
正如米尔斯所形容的：
“我几乎从未见在他们中发现有谁真正渲染于学术痴迷状态
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任何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他们将社会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他们过早地进行过细的专门分工，他们对‘社会哲学’漠不关心甚或有些蔑视，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意味着‘从书本到书本地撰写’或‘一味地深思’。
听一听他们的谈话，努力揣度一下他们好奇心的品质，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智具有致命的局限性。
许多学者感到尚不了解的社会世界一点儿也不能使这些人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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