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原因分析》之点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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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原因分析》之点评
·论文点评·
在“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学术研讨会上
对《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原因分析》之点评
蒋文祥
〔2014年8月20日〕
刚刚听了辽师大刘贵福教授的论文介绍，个人有这么几点直接的感觉。
从题目看，这篇论文给我的第一个直觉，选题属于另辟蹊径。
“物稀为贵”，人所共知。
刘教授的这篇大作，和我们大多人选择规定动作的选题不同，属于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的自选动作，因而在这次入选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并不多见。
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应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主题研讨会上，就显得论文选题有些偏冷。
而且，冷题要想炒热，具有很大难度。
但是，这恰恰说明刘教授在论文选题上是花了很大心思，下了很大功夫的。
刘教授的这篇大作，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从1931年底满洲省委提出争取对义勇军的领导开始，中共积极声援义勇军，派出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到义勇军中工作，协助义勇军抗战，但在实现领导权方面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部分分析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力量弱小并缺乏经验，而面对的实际情况又复杂多变，是党难以实现对义勇军运动实现领导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当时没能提出适合东北抗战实际的思想和理论来领导义勇军运动。
仍将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抗日的前提，甚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显然脱离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实际而失去号召力。
第四部分分析了当时的路线斗争更是加剧了已有的困难。
“左”倾思想往往把党内认识上的不同和差异，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得正确思想不能发抒，而错误则愈演愈烈。
北方会议后，错误思想也借着路线斗争在东北得以扩展蔓延，影响极大。
从内容看，论文分析给我的第二个直觉，原因剖析偏于内部。
既然是满洲省委争取对义勇军的领导权，那么，在分析了内部原因之后，应该要有外部原因的分析。
就是你共产党满洲省委要想对义勇军实行领导，那么，义勇军是不是愿意接受你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
领导权的本质特征，一个是依附性，一个是利益性。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要想领导他，一个要问问他是不是愿意依附于你？
再一个要问问你是不是能够给他带来实际利益？
手中无米，唤鸡不灵，何况是人？
你满洲省委自身尚且难保，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钱没钱，凭什么义勇军就接受你满洲省委的领导？
还有一个问题是，满洲省委跟谁争夺领导权？
当然是跟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具体说，就是跟蒋介石在东北的代理人张学良争夺领导权，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
张学良暗中派人委以重任、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义勇军当然愿意接受张学良的领导。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一百零八将”纪念碑可以看出，至少有二十位是来自东北讲武堂毕业，更多的则是张学良当年的东北军部下。
比较著名的将领有被称为东北义勇军发起者和组织者的黄显声、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邓铁梅、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马占山、吉林自卫军司令冯占海等。
正如作者文中所言，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1932年7月20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几个月来蓬蓬勃勃的发展着的满洲义勇军，与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数月的拼死血战，获得了许多荣耀的胜利。
但是这一战争的领导，直到现在主要仍是在国民党军官的手中，党不仅没有独立领导的队伍〔不管大小〕，就是在任何部队中的工作和影响都是万分的微弱。
”王明于1932年11月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中也谈到，“有一些共产党员在王德林、马占山的部队里工作。
但是，我们的基层支部和政治机关至今还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在南满和马占山等部队中的大多数士兵至今还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省委书记、军委书记都叛变投降了的满洲省委，能够取得争取义勇军领导权的胜利。
我查了一下有关满洲省委的资料，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中共满洲委员会”简称“满洲省委”，成立于1931年2月，省委书记张应龙后来叛变；军委书记廖如愿后来也叛变。
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能够指导满洲省委取得争取义勇军领导权的胜利。
我们知道，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正是王明“左”倾在党内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央指导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假设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明确，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
”这些错误，表现于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年6月24日〕等文件中。
“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最终归于失败。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17-923页。
〕
这就说明，中共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的失败是必然的。
刘教授的论文，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张学良才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织者、领导者、指挥者。
可以说，与我们其他大多数作者的论文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
从标题和篇幅看，这篇论文给我的第三点直觉，就是文字偏长。
主标题“实际困难、思想局限与路线斗争”之后，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共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的原因”。
倒不如直接就用副标题，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原因分析》，反而简洁明快、一目了然。
另外，这篇大作全文超过12000字，与主办方要求严格控制在6000字以内，相去甚远。
附：
实际困难、思想局限与路线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初期争取义勇军领导权失败的原因
刘贵福
1931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一时人数到达30多万人，成为东北抗日最主要的力量。
从义勇军兴起伊始，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就力图实现对这一武装力量的领导并且为之做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实际困难、思想局限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困扰，直到“一二六指示信”前，满洲省委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本文拟结合满洲省委争取实现义勇军领导权的历史过程，讨论“一二六指示信”前满洲省委在争取义勇军领导权问题上的失败原因，俾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满省委的义勇军政策，乃至中共中央相关政策的理解。
[1]
一
1931年底，义勇军运动兴起。
地处抗战一线的中共满洲省委马上认识到义勇军抗战的意义，“锦州与各地广阔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队抗日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的英勇行动，驱逐了日军出义县、白旗堡，新立屯、打虎山等地方，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滚出辽西占据地。
”[2]其后，满洲省委对义勇军状况做了具体的分析，明确提出要争取义勇军运动领导权。
满洲省委认为，“义勇军的数量仅在辽西一带只〔至〕少亦在五万以上，社会成分虽然包含着胡子、溃兵、但基本群众则多为农民，至于义勇军的领导则为胡子头、奉系残余的军官及一部分学生，完全缺乏正确的党的领导。
因此，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一面积极调动大军来消灭义勇军主力；一面则又积极采用收买别离政策来破坏这一组织。
义勇军目前显然的有两个前途，一个则在胡子头、军官、豪绅地主的领导下，走到一时的挫折失败；一个则是党能够打入义勇军中去树立党的领导，开始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军与树立义勇军占领地，以及满洲的苏维埃政权。
”[3]因此，满洲省委提出，“努力发展反日斗争，尤其是要设法打入与领导农民义勇军的反日革命战争。
”[4]
1932年1月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针对日本侵略，中共中央于2月15日给各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信。
指示信肯定了上海军民的抗战和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意义，批评了把上海抗战和东北义勇军简单地视为帝国主义和军阀间的反革命战争的做法，“不管这一战争的领导者是如何混蛋与反革命的军阀，然而这一战争的主要动力不是这些军阀，而是士兵与反日民众，这一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侵掠，而是要为了反对侵掠。
所以这一战争虽不过还限制在上海等处，然而它很明显的带有民族革命的意义。
”指示信提出“我们党的任务，不是抵抗这一战争，而是积极的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在战争中加紧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煽动，大规模的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来推翻国民党，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以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5]在此，中共中央也明确地提出了对义勇军的领导权问题。
满洲省委在收到中央的指示信后，经过讨论认为中央对满洲地区士兵与农民的反日战争的估计是正确的。
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总结了自己的义勇军工作，指出将义勇军斗争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争夺地盘，或谓胡匪行动”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而奉天党组织提出“真正的游击战争”也是右倾时机主义的消极空谈，实际上对这一战争是消极态度。
省委表示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积极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权”的指示，并提出要“揭破国民党军阀们〔如丁超、李杜、王之佑等〕胡匪首子富农地主嘴上喊着‘反日爱国’、‘收复失地’、‘抵抗自卫”来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反日战争，压迫民众反日运动的一切阴谋”，[6]“大规模地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发动广阔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7]做好“争取反日士兵的工作”等具体工作部署。
[8]接着，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告满洲各地义勇军书》。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
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分析了义勇军运动状况，提出党义勇军工作还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调了对义勇军的领导权问题。
《决议》写道，“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与轰炸屠杀，及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的斗争过程中，澎湃汹涌的开展着义勇军运动。
由于广阔劳苦民众民族觉醒及其斗争要求的迫切，满洲许多很小很小的义勇军部队，异常迅速的汇合着自动武装起来的广阔工人与农民及哗变过来的士兵警丁而发展成为极大的力量。
目前义勇军的领导最大部分还落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富农胡子土匪手中。
……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一面认为义勇军是胡子土匪而消极不理，或企图以上层的勾结利用来代替真正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则空喊组织‘真正的土地革命的反帝游击战争’与‘变义勇军运动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却拒绝广阔群众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与放弃利用一切可能打入已有的义勇军中去，树立我们的革命工作，以致至今荣耀的义勇军运动尚缺乏正确的领导，不能彻底实行反帝纲领与土地革命。
……直到今天在满洲尚没有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任何部队，就在我们工作最有基础的区域，同样的也没有显著的成绩。
”[9]《决议》要求开展义勇军运动，树立党的领导，并提出在义勇军活动的区域的党，在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应努力发动广阔群众斗争，应该有计划的选派干部及赤色群众打入义勇军中去；组织义勇军委员会或反日会，揭发上层反动领袖欺骗，以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以实际行动帮助义勇军作战；在能领导的义勇军中，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能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开展援助义勇军的运动。
[10]北方会议强调强调党要对义勇军进行领导，并强调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
北方会议后，中央于12月又给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满洲省委“加紧义勇军的运动，省委必须以战斗的发动来进行这一运动，坚决反对对于义勇军工作的右倾时机主义的动摇、投降，做国民党地主豪绅的俘虏〔如磐石、庆城及马占山、唐聚五的队伍，珠河等处〕，同时必须反对‘左’的空谈，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
”[11]满洲省委接受中央的批评，承认在满洲地方党组织在义勇军工作中存在“左”、右倾时机主义，进而在北方会议精神下开展义勇军工作，直到1933年4月“一二六”指示信传到达满洲省委时政策才有所改变。
[12]
从1931年底满洲省委提出争取对义勇军的领导开始，中共积极声援义勇军，派出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到义勇军中工作，协助义勇军抗战，[13]但在实现领导权方面效果却不明显。
1932年7月20日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几月来蓬蓬勃勃的发展着的满洲义勇军，与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数月的拼死血战，获得了许多荣耀的胜利，现在仍在继续的发展与扩大，继续不断的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极残酷的斗争。
但是这一战争的领导一直到现在主要仍是在国民党军官的手中，党不仅没有独立领导的队伍〔不管大小〕，就是在任何部队中的工作和影响都是万分的微弱。
”[14]王明于1932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中也谈到，“有一些共产党员在王〔德林〕、马〔占山〕等的某些部队里工作。
但是，我们的基层支部和政治机关至今还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在南满和马〔占山〕等部队中的大多数士兵至今还处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而这些部队的领导人在相应的条件下往往准备出卖自己的基层部队。
”“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
”[15]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满洲省委曾极力实现对义勇军的领导，但在“一二六指示信”之前，在实践中并没有达成这一目标。
二
东北地方党组织力量弱小并缺乏经验，而面对的实际情况又复杂多变，是党难以实现对义勇军运动实现领导的最重要原因。
据满洲省委统计，1931年底全东北党员团员只有2132人。
[16]从社会成分看，“大约有200名工人，有一部分是士兵和海员，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特别是朝鲜人，还有知识分子。
”[17]九一八发生时，吉林只有中、韩党员30名，且极为困难，因无油印机，很多党员的宣言都无法印发，仅复写给通知与有组织的群众看，能够发给一般群众看的东西只有标语与标语式的短传单。
[18]当时满洲巡视员的报告中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有很具体形象的记载，“吉林党经费已困到万分了，前自杨同志去海龙县的津贴借出来了五元维持工作，早已告尽了，最近又将杨同志所存在这里的衣服当了，还是感到无法维持”。
[19]
不仅数量少，经济困难，而且因为长期处于地下工作，党的干部缺乏领导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经验。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承认这一点，他说，满洲的党员约有1500人到2000人。
但是，这些党员的质量，他们的政治水平很低。
王明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满洲以前没进行过革命，它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磨练，因此满洲的党员不懂得许多最起码的政治问题。
[20]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最后不得不迁入江西苏区，也几乎没有能力领导满洲的工作，而满洲党委则没有能力同其他地方党组织进行联系和对他们进行日常领导。
[21]为此，王明提出需要联共〔布〕在建立联系方面和派遣在远东工作的合适同志方面给予援助。
共产国际曾准备10名工人党员经过培训到东满，但受到莫斯科的禁止作罢。
负责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维金斯基对此也有强烈感受，他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写道，“在整个满洲，仅仅有2000名党员，在奉天这样的大城市里，党员只有几十人，州委〔哈尔滨州委和奉天州委〕都很薄弱。
县委会，即所谓的间岛和满洲东部特别委员会，由于作战行动几乎与州委的领导完全断绝了联系。
”[22]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党的努力，党员数有所增加，但受战争等因素影响，工作仍与许多局限。
维经斯基说，“我们来自满洲东部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出，老吉林部队和游击运动地区成立了的党组织，主要是在中东路铁路干线〔穆棱〕和松花江下游一带。
原有的党组织党员人数增加了，得到了加强，例如在延吉、宁安和珲春。
党委派了一些党员到游击队里去工作，但他们到了那里后，无人领导他们。
根据他们出版的通告和小报可以看出，同志们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观念，他们提出的口号含糊不清，他们几乎不谈争取土地的斗争，不揭露国民党，不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反帝运动联系起来，武装群众的口号也实行的不够大胆和具体。
[23]维经斯基的批评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并不完全正确，但当时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党的上下级的沟通极为困难则是确实的。
东北地方党组织力量弱小，领导经验不足，面临的义勇军却“名称繁多，分子复杂，组织庞大，变化迅速”，[24]更为实现领导增添了困难。
当时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的王化一后来对东北义勇军描述道，“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相互火并。
他们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
”[25]在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中，中共中央将东北游击部队分为四种〔第四种为中共独立领导的〕。
第一种，纯粹由旧吉林军组成，领导权属于张学良部下各将领，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富农，第二类，不是大部分的旧吉林部队，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反日义勇军，国民党影响较小。
第三类是各类农民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因政治不够成熟，军事技术落后，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指挥下，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
[26]这一分析也说明义勇军组织和成分复杂以及义勇军当时大多是在东北地方政府，或者说主要是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方党组织要马上迅速实现对其的领导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如王明所说，建立统一战线是一个“困难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实行像广州时期所实行的那种统一战线策略。
……那时我们在国民政府里工作，我们在军队里工作，我们在政府机关里工作，我们同国民党订立了具体的公开的政治联盟，现在不可能这样做。
我们看到马〔占山〕在自己的部队里取消了政治部。
马〔占山〕和〔李〕杜……在他们的部队里坚决反对工人共产化。
根本谈不上过去通过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政治联盟。
”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在满洲还不具有足够大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农民的组织还不是真正群众性的革命团体。
另一方面，那里的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还控制着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作斗争的途径”。
[27]这些分析都说明了党实现对义勇军领导面临的巨大困难。
义勇军兴起后，不仅中共试图领导义勇军，当时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也都介入其中，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组派、中国青年党，以及国民党西南胡汉民派等都积极争取影响义勇军。
当“一二六指示信”传到达东北时，第一种游击队已经失败了，在中共认为国民党影响较小的王德林的部队中，根据1934年东满特委的分析，南京国民党、国民党西南胡汉民派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王德林逃走后，其主要领导孔宪荣“现受国民党的领导，”“柴及其司令部，对国民党虽无有关系之证据，然执行国民党之某些纲领，反对共产党，剥削与压迫群众等等，吴义成对广东国民党政府抱极大的梦想，如宣传广东政府等，然而他对共产党态度则较好，其余长官，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未完全打破梦想，有些以疑虑的态度对国民党，然而有些长官则完全谩骂国民党，较之春天及去年则减少梦想很多”。
[28]当时，王德林部已经溃败分散，王德林逃走，国民党的影响虽有所减弱，但依然有很强的存在。
可见，中共想实现对其的领导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困难。
三
在具体的组织行为上中共没有实现对义勇军的领导，在思想理论上，中共中央和东北地方党组织虽然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但受“左”倾思想影响，当时也没有能提出完全适合东北抗战实际情况的思想和理论来领导义勇军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中央都发出声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9月19日，满洲省委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满洲省委团省委发出告民众书，9月21日，满洲省委做出《中共满洲省委决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
在这些文件中，满洲省委揭露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阴谋“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
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至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的政策，是不然美帝国主义者染指满蒙的政策”。
[29]满洲省委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
”[30]满洲省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驱逐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海陆军，推翻国民党统治，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等口号。
[31]中共中央在9月22日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3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0月12日，中央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
12月1日发出《中共满洲省委宣言》。
在这些文件中，中共中央对日本侵华性质进行分了析，认为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和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预中国革命的战争。
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几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党的中心任务是：
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
抓住广阔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
”[32]“要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必须打倒出卖满洲请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国民党”。
[33]
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发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武装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及中国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
要号召推翻背叛民族和使民族蒙受耻辱的国民党政府。
民众推翻国民党的革命行动是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要说明，只有苏维埃中国和中国红军才能保证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及中国统一。
”[34]这一提法，后来被王明称之为党的三位一体口号。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些宣言和声明中也含有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
第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开始之际，党没有转变思想，仍将主要斗争矛头放在国内，将反国民党政权和反日并提，甚至将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抗日的前提，尽管这里有国民党坚持反共，党的政策难以迅速转变的原因，但将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的前提，却没有估计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
第二，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开始之际，却将武装保卫苏联作为重要，甚至是第一位的任务，没有充分看到日本灭亡中国危机，而是将其视为进攻苏联的开始。
北方会议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满洲省委提出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35]这显然脱离了东北抗战的实际，脱离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流而失去号召力。
第三，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开始之际，无视东北各阶层奋起抗战的事实，而主张在东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就难以争取各阶层抗战而使自己陷入孤立。
关于在东北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不同意，认为对满洲政权的性质没有足够的认识，是错误策略。
[36]总之，中国共产党虽然主张坚决抗日，但却没有认识到日本侵华灭亡中国，民族矛盾上升的现实，将保卫苏联、推翻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作为重要任务，这样在争取义勇军领导的斗争中，党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动权和影响力。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1931年底，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义勇军运动兴起时，中国共产党看到“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后，所掀起的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的游击运动，目前正再接再厉的进行民族战争，在中国游击运动中开展了一个新形势。
”但在反对国民党为首要任务的前提下，中共一边呼吁抗战，一边但却完全否认马占山抗战的意义，“马占山早已说明他是地主绅商的代表，他的宗旨是维持‘奴婢制度’，中国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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