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论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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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世界论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和谐世界”论：

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2003-2005年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相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战略以及“共建和谐世界”的发展主张。

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都既是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又是中国式政治思维的当代成果。

这些新命题的提出，一方面标志我们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也标志新世纪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

　　一、中国式政治思维与“和谐世界”价值取向

　　政治思维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思考政治问题所使用的典型的概念体系、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稳定的核心观念结构体。

中国式政治思维就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政治观念上的集中表现。

它是随着人们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和政治实践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化发展逐步积淀和凝结起来，具有巨大自发性、稳定性和潜在性的政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和核心价值的有机整体。

尽管政治思维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等文化传统，仍以其潜在、自发和稳定的形式，制约和影响着个人、群体和社会整体的政治思维，从而决定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变革模式。

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思想连同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思想一起都是形成具有内在同一性、一贯性和稳定性的中国式政治思维的重要因素，也将以文化背景、文化传统的形式规定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风格和发展路径①。

政治思维的内容和结构，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策主张的性质直接相关。

政治思维的方法对政治思维的各种结果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策主张都是对客观的政治现实的反映。

而政治思维是政治方面的精神产品和政治现实两者之间的一个中介环节，它对作为思维对象的政治现象的抽象分析、加工、改造、组合和综合过程中的差别，以及在思维水平、深度方面的不同情况，必然会对政治思维的结果带来重大影响。

　　总体看来，中国式政治思维的目标在于维持全体社会成员的和谐统一，以“中和”之道为根本途径。

但建国后的中国曾经是在战争与斗争的余悸中摸索前进的，革命的政治思维依然习惯性地制约着国家在外交领域的战略选择，时过境迁，当这种激进的政治思维在遭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之后，便开始在较高的政治发展水平上转向一种理性的治理型思维。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在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正式全面地阐述了和谐世界思想，主张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②。

　　“和谐世界”是中国政治外交的新理念。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③。

其基本内涵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官方文书的形式，系统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和原则，阐述“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内涵，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国家意志，丰富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对21世纪的中国外交具有长期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谐世界就其内涵而言，在安全观上，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在发展观上，发展优先，重点是最不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强调发达国家的责任问题；在外交上，经济优先，在政治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在全球设计上，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在价值取向上，是求同存异、大道包容，尊重各种文明、各种制度的共同发展。

　　二、“和谐世界”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和谐世界”思维的提出，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构成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深厚文化底蕴。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的民族，历来崇尚“讲信修睦”、“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美好信念。

“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早在西周时期，太史史伯就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

儒家学说则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

孔子特别推崇王道，反对霸道，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老子则把中华民族的和平思想推向了极致。

老子从无为哲学出发，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以“道”治天下，大国与小国应各安其位，和平相处。

墨家也大力倡导“非攻”，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

中华民族不仅自身追求和平，反对战争，还秉承“天下为公”的精神，把实现“大同世界”作为己任而为之不懈奋斗。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中华民族追求和谐、追求大同的传统思想，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时所采取的天下主义文化融合模式就包含和谐的要素。

中国先哲提出的和谐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特定内涵。

从中国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到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及“睦邻、交邻、富邻”的政策，从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和谐的理念。

　　中国古代哲学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和”而不是“同”，因为“和”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

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主张按“和”的要求办事，认为不这样就会伤“和气”，导致不良后果。

这种对“和”的尊崇和敬畏意识表明：

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认知不仅表现在理性的层面，而且还逐渐地内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支配着中华民族在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时的行为习惯。

而且，中华民族还重视并强调对立面的和谐、平衡以及互助、互济，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和谐世界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主张各国以包容精神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共创人类新的文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至高状态的强烈渴求，也为治国安邦、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乃至今天我们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温家宝总理说：

“‘和而不同’是中国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

用‘和而不同’的理念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和而不同”主张用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合理性，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用“和而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就是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允许多种声音而不只是强调一种声音，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合”思想显得更为重要。

今天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理论精华，彰显了当代中国政府和人民新的世界发展观，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与交往提示了一个祥和美好的范式。

”④和谐世界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是中国政府执政哲学在外交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双赢观的结合”⑤。

　　三、“和谐世界”理念与现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反思

　　“和谐世界”的政治诉求、“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不仅在价值层面上为国际社会勾画了蓝图，力图引导国际关系的走向，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回应。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求和平、谋发展是当代人类的共同呼声与愿望，然而当代国际社会并非太平盛世，战争的阴云始终存在，局部冲突更是从未间断，南北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

　　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源于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

二战以来，世界的分裂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两种社会制度，两个经济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大社会阵营和军事集团，两个超级大国。

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谈及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战略正是源于此种背景，并由此决定了其对抗性、排斥性、封闭性。

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反映到国际关系上，就是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斗争其乐无穷，世界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生存发展，这种斗争哲学必然导致我们用对抗性思维与政策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是世界分裂性的接受者和受害者，又是世界分裂性的坚持者和中坚力量。

今天，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对抗、斗争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对话合作是更适宜的途径，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共存共荣是最理性、最现实的选择，因此，必须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学会合作政治、共处政治。

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世界越来越瞩目中国。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崛起将为世界带来什么，成为事关国际秩序走向的重大问题。

对话与合作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最佳手段。

面对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只有坦诚的对话和有效的合作，才能找到共同利益与要求，实现各国、各民族的独立发展和人类的整体性进步。

没有对话与合作的意愿，不学习对话与合作的艺术，这个世界就无法和谐，也不能发展。

　　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源于中国对当前国际失序的反应。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化、人口爆炸、资源匮乏、有组织犯罪、经济危机、毒品走私、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这种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各国都在寻求应对之策，探索新时期的国际秩序。

区域治理、全球治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国际理念与实践。

不少国家重视一定区域内及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间相互依存，推动多国共同克服全球化弊病、共享全球化的好处；各种区域合作组织方兴未艾，形成地区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联合国在促进全球平衡发展、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问题上作出了艰苦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中国从国际秩序的演进过程得到启示，强调以全球视野观察国际政治，以对话合作化解分歧、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游戏，愿以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和实践改善世界的矛盾紧张局势，推动国际秩序健康稳定地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

　　四、“和谐世界”的现实与未来

　　这里必须明确，“和谐世界”只是一种可能趋势，而不是目前的一种必然。

当前国际社会并不和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与主张，既然是我们努力追求和有待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