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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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

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闲局为什么与怎么办

主持人语：

临近2007年岁尾，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携手，在深圳开了一个“三十而立：

中国传播学之未来”的学术圆桌会议，就中国传播学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邀请一批学者说短论长，互为切磋。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圆桌讨论气氛热烈收获丰丰。

其中有拍案而起，有娓娓道来；有辩驳相争，也不乏会心一笑，不过所有与会者对于中国传播学进一步提高发展之殷切期待与拳拳之心，却是一致的。

也正是应了这样的一种愿望和追求，学者们才会暂时搁置自己手头的要务，从四面八方急急赶到深圳，齐齐聚集一起，畅所己见，奉献智慧和思想，谁能说这不是我国传播学未来兴旺的基础和标志？

为了不埋没与会学者的心血，同时也为了能够促动对于中国传播学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经与《新闻大学》编辑部商量，从2008年第一期开始，开辟“三十而立：

中国传播学未来”之笔谈，陆续编发一些学者的稿子，还请大家留意。

当然，犹如圆桌讨论意见纷呈一样，这些笔谈也都是一家之言，不必都同意。

学术讨论不求整齐划一，更不可能有雷鸣般的掌声，惟不能缺的是思考与反省。

所以，假若这些笔谈能触发灵机，鼓荡思绪，使得更多人按耐不住披挂上阵，参与到这个笔谈中来，则正是我们所求之不得的。

很感谢《新闻大学》，去年组织了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状况的讨论，今年又为这个笔谈慷慨提供版面，这种为推动学术不遗馀力之举，必定能为同仁们铭感在心。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算传统上认为是属于意识形态敏感领域的新闻传播学，事实上也产生了颇大的变化，最明显不过的是相关教研机构的飞快发展。

单是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点，已从1980年代初的十数个跳升至2006年的661个［2］。

学刊论文发表量更是惊人，由1979年的358篇猛增到2006年21410篇［3］，而新闻与传播的书籍也充斥市场，跟以前无书可看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研究社群的主体教授及研究生均大幅增长，据学界人士估计，2005年老师队伍约有1万多人，而在校研究生也数以千计。

从上述数字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无疑十分兴

旺发达，使人雀跃，怛从研究的质量观之，反差却是极大。

所谓质量，可以有不同的指标，我这里主要是指研究对传播理论贡献的大小。

对我们分析、解析和预测传播与社会关系愈是有效的概念、学说和系统知识，其理论意义愈大。

这里所说的理论是跟现实有所呼应和对话的，不是指脱离实际的空谈、理想国的想象，或是政策的演绎。

我写本文的0的，主要在于探讨如何可以促使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不过，在提出建议之前，首先要考察一下现状。

我对中国传播研究的评价一方面是源于个人长期的观察，包括历年的阅读、评点、审稿和研究院教学的经验，同时也是与国内外学者就中国研究情况交换意见的结果。

有人或许认为我的评价过于苛刻，忽略了一些出类拔萃的成果，不过，我这里要论及的是大多数的情况，焦点不在于少数杰出的研究。

传播研究现状评估

在进入问题之前，也许值得我们简单概括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一些进展。

约略言之，有下列几方面：

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

方经典引进和译介亦开始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但此中亦有不少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本文要强调的。

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盛行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规范差不多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

格式的规范和方法的规范近年虽然已有好转，但是离理想的境地仍有显着的差距。

不少研究是以政策的诠释为关注焦点，这种研究往往因形势或需要的改变而转向，三数年前盛极一时的热门题目，忽而无人问津，正是绝佳的写照。

与此等注脚式研究相辉映的是论文评论化的倾向。

所谓评论化是指就一现象提出个人的意见，从形式到内容更像感言或杂文，亦即是国内学者所指的“拍脑袋”式的文章。

与政策研究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

这些报告在西方是咨询公司为顾客所作的报告，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

无论是政策研究或是业务的咨询报告，里面都有不少可观的资料，但是如何把它们提炼为理论研究则有待研究者努力。

近年有些学者喜欢套用外来理论分析中国现象，有些是从抽象到抽象，不知所指，有些则牵强附会，对现实强行分析。

无论是上述哪一类型的研究，缺乏思想独立性是它们的共通点。

试问缺乏独立思考的研究如何能够称为学术，如何能够累积成为知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播研究近年较大的改进是对资料的重视，实证意识比任何时候都要强。

可惜的是，不少论文仍然停留在资料陈述的层次，方法不够严谨，更缺乏理论的探讨。

综合而言，充斥坊间较多是资料性的研究、

失范之作和低水平的高度重复性研究。

至于个中原因，则是由于传播研究的师生众多，有发表论文的体制性压力，而且奖惩制度重量不重质，学刊本身对研究质量的划分标准也模糊不清，学界对失范现象习而为常。

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研究生是师资的来源，也是研究的生力军，任何

能够提高他们素质的方法就是促使传播研究大步向前的方法。

过去好一些年，我有幸接触过不少大陆研究生，他们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好学和有很强的上进心，

有一些更是相当聪明。

从他们的研究观之，他们如今对资料比较重视，掌握不少实际的情况。

不过，正如上面所言，这些研究是描述居多，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欠周详，缺乏总体的说服力，离理论创新还有好一段

差距。

研究生的状态反映出师资、课程和训练的不足，如要较快提升研究生的质素，必须大幅提升训练的广度、深度和质量。

事实上，不少到香港和海外念研究生的大陆同学，纵使是国内一流的学生，都要花上好一段口子才能适应新的课程要求，这当中除了语言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闲难外，更严重的是学术取向差异所产生的问题。

经过努力，不少同学不但适应下来，还发展得不错，这说明师资、课程和训练的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大陆同学聪明有余，但是训练不足，提升训练水平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中国大陆的学术发展有规划的传统，加上如今资

源较为充裕，中央有关部门可以调动资源，实行对一些问题的攻坚式安排，试图在不同领域作出突破性研究。

如果主事者和研究者皆是有识之士，有效运用资源，这未尝不是快速提升学术水平的良好机制。

不过，从结果来看，实际效用跟预期尚有不小差距。

为什么会如此？

这或许是由于好一些学者杂务太多，没能专注做好研究，又或者知识准备不足，缺乏理论问题意识。

有时，这些攻坚项目因人员与资源的错配及其它各种原因而导致资源浪费，无法产生具有标志性或突

破性的研究成果。

攻坚项目尚且如此，能成为典范的一般研究更属罕有。

无论是攻坚或是一般研究，基本需要的无非是独立思考、强烈的理论问题意识、相应的解答方法和锲而不舍的专注力。

有了这些，标志性研究才有可能产生。

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传统中，学科的门户森严、边界僵化，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相关学科的观念甚为狭窄，对跨学科的想象空间相当微小。

但是，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及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狭窄的取向无疑为学科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设置了人为障碍。

跟学科内在封闭性一脉相承的是学科对全球学术发展缺乏真诚的兴趣，这从重要院校图书馆到目前仍然未能有系统及大量购存海外传播书刊的事实中可见一斑。

研究生的研究报告反映出他们与全球学术有一定的对话，但多是浅尝即止，或是聊备一格，装饰的效用大于实质。

西方的学术不一定高超到哪里，但别人的成就至少可以是我们起步和赶超的参考根据。

概括言之，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队伍庞大，教研机构发展迅速，伹是研究多不符合研究逻辑的规范，甚至未能摆脱唯上主义，仍然以套语及感言代替独立

观点和资料，或沉湎于业界具体营运问题而不能自拔，或生硬套用外来抽象理论，又或以粗糙的实证方法进行调查，只作资料铺陈，堆砌数字，对理论诉求不大闻问。

不少研究论文论着的学理性思考不足，缺乏学术独立思考的精祌，陷于意识形态自我审查的无奈，满足于在新闻传播学的所谓“一级学科”内的学术繁衍，缺少多学科的学术视野。

结果，在盲目追逐成果的数量、篇幅、规模等统计值的大潮下，研究质量被忽略，大量的论文是低质量的高度重复，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

上述对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总体评价，也侧面反映在新闻与传播学刊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中远远落后于其它学刊的事实。

［4］如何可以以较快的速度改变当前的困局，使中国传播研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以改革提升研究的建议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

研究生是师资的来源和研究社群的生力军，其素质的

高低决定未来是否有希望。

课程和招生办法的改革就是为了提高研究生素质而提出的。

提高研究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也牵涉到研究体系的奖惩和资源分配制度等多方面的配合，是以我的建议也包括研究体制的改革。

课程和招生的改革

现存研究生的招生和训练强调师徒制，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并不适合较大规模的学生训练和变速较快的学科需求。

相对之下，以修课为基础，辅以指导老师的制度更切合当前的需要。

课程的设计要合乎知识结构所需，任教的老师最好是通晓该学科的专家，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取其所长，为毕业论文和以后发展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

与师徒制相配合的招生办法十分个人化，容易产生门户之见、偏爱、甚至腐败。

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招生考试还应做多方面的改革考虑，将真正有研究潜力的年轻才俊甄选进来。

如果招生由院系的入学委员会集体负责审核，让学生入学后才按师生的相互意愿定出指导老师，这样便更能起到招生择优取录的原意，同时让同学找到真正适合的指导老师。

至于博导的资格，也应该向年轻学者开放。

现在

有些博导的知识已经老化，脱离学生所思所学，出现颇为严重的“学术代沟”。

事实上，年轻学者所受的训练是属于前沿的，加上思想活跃，完全有能力出任博士指导老师，如果因为传统而剥夺他们充当博导的机会，无论是对他们或是学生都是不公平的。

在北美的重要大学，只要师生有共同意愿，有博士学位的老师皆可以成为指导老师。

开放博导的资格，除了可以促进学生和年轻教授教学相长外，也能加快学术界的新陈代谢，对传播研究的大局有莫大的裨益。

至于原来

意义上作为晋升资历的“博士生导师

称巧

似可以

“讲座教授”、“资深教授”等名义更替，维护既往的人力资源秩序。

如果指导力量有限，可以增加第二导师、第三导师，导师组的建立可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便于给研究生提供充分的培养。

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课程包括什么呢？

不同的专修或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大体上离不开下面几个方面:

实证传播理论、批判传播理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方法、统计学、国际传播（全球与比较传播）。

以上可以看成是博士生的核心必修科，硕士课程可以相应减少。

其中，方法类课程诸多院系通常只由一人开设笼统的传播研究方法课程，课时也大多只有一学期，这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

通行的做法应该是一分为

三，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统计学区分，这样才能完成基本的方法训练。

对某些在本院系由于师资不足、偏废而暂时无力开出的核心课程，可借用外院系及海外的师资解决，嗣后再徐图良策。

除了核心课程外，学生可以选修一些跟他们专修和兴趣有关的课程，譬如广告学、公关学、政治传播、电视学、文化研究、新媒体等。

选修课程也应该是向其它学科开放的，其中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

只有向外开放，真正跨学科的研究才有可能。

为了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