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云从《庄子》看儒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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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云从《庄子》看儒学
陈启云从《庄子》看儒学
一 《庄子》中有关儒家的文字
《庄子》一书内容庞杂，似非一人一时
之作，这是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
[1]书中除了混溶了儒家思想的很多文字之外，还有直接提名“仲尼”及孔门弟子如颜回、子贡、子张等，并且引述他们言行的
文字，约五十三节（包括《盗跖》、《渔父》两篇的全部或大部分），占了《庄子》一书全部篇幅大约三分之一。
这些文字大约分成三种类型：
（1）
极力攻击和丑化儒家思想：
如《盗跖》篇（pp.606—616）；此外《胠箧》篇（pp.329—338）及《马蹄》篇的下半（pp.326—328）虽
未指名攻击孔子或孔门弟子，但极力诋讦圣人的德行言语和治术；《在宥》篇（p.344）和《列御寇》篇中（p.644）则连带批评儒墨。
（2）借“仲尼”之口宣扬道家思想：
如《人间世》篇第一节颜回见仲尼的一大段对话，里面由孔子口中提出道家“心斋”的观点（pp.251—258）。
用俗语来说，这是挂仲尼的羊头，卖庄子的狗肉。
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从道家的立场，修改和美化了儒家的思想。
（3）
比较公允客观地引述了儒家和道家双方各抒己见，发挥本门思想精义，往返诘难的辩论；忠实地引述了儒家思想，不加以丑化，也不加以“道家化”：
如《德充符》
篇中子贡和仲尼关于“方外”“方内”的对话（pp.298—301）颜回和仲尼关于“梦”“觉”二境界的对话（pp.301—303），孔子告子贡所谓道
家者是“识其一，不识其二”之结语（p.370），《秋水》篇孔子畏于匡而自述怀抱的话（pp.433—435），颜渊问仲尼关于操舟忘水的对话
（pp.455—456）。
以上只是概略的分类，确切地说，《庄子》书中提到“仲尼”的文字，大部分是介于三者之间，如《渔父》篇就是明显
的例子。
《渔父》篇开章和结尾都保持了孔子正确的立场，属于上面的（3）；中间渔父和孔门弟子的对话，则发挥了道家的思想，而且借渔父和孔门弟子之口暴露
出儒家思想浅薄的地方，属于上列
（1）、
（2）类型。
这些文字，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很值得注意。
它的重要性可分为下列几点：
第
一，在研究儒家思想史上说，这些文字保存了由战国晚年至秦汉初年（《庄子》成书定本年代的下限），非儒家和与儒家敌对的思想家对儒学的看法和批评。
这些观
点和批评，比较儒学之士对本身儒家思想的看法为客观。
其中还可能保存了一些儒家思想本来的精义，这些精义，随着儒学的正统化，而为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讳言和
扬弃。
例如《庄子·人间世》篇，颜回对孔子说的一段话：
回尝闻之夫子曰：
“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
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
这
充分表现了早期儒家与世忧患，在政治上积极入世的改革思想和使命感。
比较起来，《论语》里面“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话
句，就显得消极和缺乏牺牲自我，勇往直前的精神。
“乱国就之”的态度，和《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公山弗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的作风相似。
《墨子·非儒》下篇更引了晏子和齐景公对答的几段话说：
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
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
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
婴闻贤人……教行下必于上……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
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行也。
又述孔丘因为这原故恚怒于齐景公与
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之所欲为”，结果“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
把孔子说成是专门教人犯上作乱的祸首。
这虽然是
敌对派攻击儒家的说话，不足为信。
但在当时人心目中，孔子及孔门弟子，绝不是一味谦让，与世无争，和粉饰太平的人物。
《墨子》又说：
“孔某所行，心术所至
也。
其徒属皆效孔某：
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虎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乱]莫大焉。
”这倒是言之有据，和上述“乱国就之”的行径相类。
及至
西汉武帝盛世，儒学定为一尊以后，这一态度就为儒者所讳言了。
[2]
第二，从研究道家思想史上看，这些文字占《庄子》全书篇幅三分之一，足
见儒家思想对后期道家思想影响的深巨。
在研究思想史线索上，有所谓“反面影响”的线索。
乙思想家对甲思想家攻击批评得愈多和愈激烈，反映出甲思想对乙思想
的影响愈大愈深，或者甲思想在当时的声势和影响力的巨大，构成对乙思想的严重威胁。
这种影响和威胁，后果很复杂。
有时乙受了甲的影响，有意无意中采纳了甲
思想的一部分或修正了本身的思想；有时乙受了甲的冲击，变成了更激烈和更坚定地维持了本身思想；有时甲乙互相冲击而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思想。
从《庄子》书中
的这些文字上看，儒道二家对于“内外”，“天人”等种种问题的论辩，使儒道二家对“思想”、“行动”、“真理”、“价值”、“意义”的主观和客观、精神和
物质、整体和个别、必然和偶然、是非、成败、得失、善恶的分野，和其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层面，都有进一步的探索。
例如说，儒家既然提出了道家思想中“外内不
相及”（p.299），“识其一，不识其二”（p.370）之类的弱点，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和世传的《淮南子》书中的道家就不能不注重内外兼
修了。
比较起来，《庄子》书中诋讦儒家的文字，最甚者如《盗跖》篇，都不及上引《墨子·非儒》篇那样激烈。
《盗跖》篇中的孔子，还是存心济
世拯人，希望用仁义道德去说服杀人如麻的盗魁。
这也和前述颜回“乱国就之，医门多疾，庶几有瘳”的胸襟前后呼应。
不似《墨子》把孔子说成惟恐天下不乱，是
使齐国和吴国伏尸盈亿的祸首。
墨子的时代紧接孔子，孔子的先代是宋人而后来居鲁，墨翟一说是宋人，一说是鲁人，《淮南子·要略》甚至说：
“墨子学儒者之
业，受孔子之术。
”墨子对儒家攻击得最厉害，但墨子思想受孔子的影响也最大。
《墨子》的“兼爱”是儒家“仁者爱人”说的引申，“非攻”是孔子不谈战阵军旅
说的转化；墨子不反对自卫之战，孔子早说过“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墨子》“尚贤”、“尚同”是把孔子关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有如北辰，众星拱之
”等说法的系统化。
《墨子》节俭是把孔子“节用而爱人”、“礼也与其奢宁俭”等想法极端化和教条化。
比较之下，《庄子》成书离孔子时代较远，《庄子》书中
争辩的主要对手，是注重抽象思维规范的名家，稍后则是注重宇宙自然规律的阴阳五行家，更后则是注重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之约束的荀子和注重政治法度和权术运
作的法家；《庄子》对于以仁心、仁道、仁政济世的早期儒学，反而能作温和的批评和相当程度的采纳。
对老庄很有研究而被讥为“溺好二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语）的苏轼甚至说：
按
《史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此知庄子之粗者。
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故庄子之言，
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
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
（《苏东坡全集》，前集三十二《庄子祠堂记》）
《庄子》里
面有很多说反面话的寓言和游戏文字，但说是有意阳挤而阴助孔子则未必。
不过苏轼这段话，可以和上面提到的几点看法，如
（1）儒家对道家影响的“反面”线
索，
（2）《庄子》文字中保存了若干早期儒家思想的精义，和（3）道家对汉儒把儒家思想的修改和“儒家思想的道家化”的影响，可以互相参照。
苏轼又说：
庄子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
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同上）
这话很有问题。
《天下篇》论的是道术，篇中列举的除墨子和惠施以外都是道家中人（惠施著作已佚，遗说仅存《庄子》书中；《墨子》后来被收入《道藏》原因大概在此），其他先秦思想家不与其列的很多，不能说是极端尊崇孔子。
不过《庄子·天下篇》前面的一段文字说：
古
之所谓道术者……古之人其备乎……和天下，泽及百姓。
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
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
长，时有所用。
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
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
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pp.655—657）
这种说法，认为古代有一个完整的“政教合一”的思想学术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所谓“王官
之学”，亦即是“六艺之学”，后来靠写在六经中保存下来（这就是章学诚说的“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见《文史通义》首章）。
后来“政教分离”，天
下大乱，由统一完整的“王官之学”，分裂流散变为“诸子百家之学”。
这种说法，把“大一统”的理想托升到古代。
此思想趋向，从李斯“焚书”的奏议，经过西
汉“春秋公羊学”，到刘向《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发展到最高峰。
不过晚周数百年，人心厌乱思治，“太平”、“大同”的思想酝酿弥漫了很长时间。
由孔子
的讴歌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墨子上下一体的“尚同”和不分亲疏的“兼爱”，到庄子齐生死同物我总于自然的想法，和庄子借惠施之口所说的“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都有这思想的影子。
《庄子·天下篇》首有此思想，并不足怪，也不一定证明其为西汉大一统政局的产品。
二 《庄子》中这些文字的归属和时限
《庄
子》书中这些文字既然标明出于仲尼及其门下之口，而且其中若干文字对儒家思想的精义和本来心态有相当公允确切的引述，它们应该算是道家的作品，或儒家的作
品，抑或是儒道混杂的作品?
在研究道家思想上，对此等文字应如何看待?
个人以为这些文字应该是属于道家思想的重要作品。
把先秦诸子重要的思
想和作品分门别类，把《庄子》成书归入道家，把上述那些文字归入《庄子》书中，都是西汉时期学者对古代思想整理出来的系统。
在这以前，先秦各大思想家除了
墨家的门派色彩和组织比较显明以外，其余的大师大多是创造性地发挥了个人的思想，对他人的思想，或者接纳了加以改造宣扬，或互相辩难、批评和排拒。
如上所
述，即使在辩难、批评和排拒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反面影响”的作用。
如孔子注重“仁”，墨子接受了过去，加以普遍化而成为“兼爱”；孟子反对“兼爱”，提
出了特殊性的“亲亲之义”，但孟子的“性善”、“浩然之气”、“仁政”论都接受了这“普遍化”的倾向，而作为“仁”性第一善端的“恻隐之心”，就和“兼爱
”的倾向很接近。
孟子和中期墨学以及老庄，都注重抽象纯理的“名辩”，比较接近名家，而和后期的墨学、荀子、邹衍和韩非等注重客观现象和实质世界的条理和
法则的倾向很不同。
至于孟子、荀子同属儒家，而有“性善”、“性恶”的不同论点，荀子门下又产生了韩非和李斯两个法家的代表人物，更是先秦思想家不分门
派，互相影响的著名例子。
[3]
上面提到苏轼认为“庄子实助孔子”的意见，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出于田子方之门。
章太炎和郭沫若主张庄子是
从孔门颜氏之儒出来的（见注②，《十批判书》，页190—197）。
这都表现出当时的各大思想家并没有很明显的门派观念。
因此直到战国末年，对于诸子门派
流别的划分都比较混乱，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对各家各派的划分，都是自说自话，非公允之见，不能成为定论。
从西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
要旨》和《淮南子·要略》篇，到刘向刘歆的《七略》，再由班氏删定纳入《汉书·艺文志》时，先秦诸子学派的分划才有定论；而各家著作也在这时期编定成书，
这是汉儒的重要贡献。
从另一角度来看，要把一个大时代的思想分门别类，和把一个大思想家的著作编成定本，都不是容易的事。
其中会有若干错
误，或牺牲了多少精义。
把整个思想硬性地套入一个系统，写成一定论，对人的思想发展的活泼性和创造性反而是有害的。
因此有人认为汉儒的工作扼杀了先秦思想
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完全是在替大一统的汉政权服务。
不过先秦的思想，发展到了邹衍的“自然历史观”，荀子的“社会文化观”，韩非的“政治权势观”，以及
黄老学派的“内外兼修观”，步步着实，在思想史上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和尽头，自由发挥和创造的空间已经不大。
先秦诸子伟大思想发展的终结，有其内在和外在的
因素，不能归咎于汉儒《七略》的分类系统和《别录》成书定论的工作。
这种工作，是一个时代思想发展结束所形成的后果，不是一时代思想发展终结的原因。
当一
个大思想家在生的时候，和当一种思想在奔腾迈进的阶段，是很难作出定型定本的。
很多时候连这些思想家自己都不自知属于哪一学派（近代西方很多存在主义思想
家本身就不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存在主义构成一个学派，就是例子）。
上面一大堆话，主要在说明：
（甲）包括道家在内，先秦诸子
思想的发展，在西汉已经进入“盖棺论定”的阶段。
汉儒思想在哲学上的价值，不如先秦诸子；但汉儒对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贡献却远胜先秦（后来清朝的“考据
学”和西洋的“中国学”都称为“汉学”，就是这个原因）。
汉儒把上述《庄子》书中这些文字编入《庄子》，和把《庄子》归入道家，一定有其客观全面性的理
由。
其中理由，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乙）真理愈辩愈明，道家思想本身有很高明的地方，但是一种思想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敌对思想的
批评冲击，才能显露出其客观的价值。
上述《庄子》书中儒道往返辩难，对双方思想都有澄清的作用。
西汉中叶以后，儒学定于一尊，趋向形式化和教条化。
反而是
若干批评攻击儒学的文字，和不属于正统派而近于道家或杂家的著作，如古文经学、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崔实的《政论》、王符的《潜夫论》、荀悦
的《申鉴》等，比较能够推陈出新。
上面的看法，已经不限于对道家思想的研究，而牵涉到整个思想史的复杂性了。
《庄子》书中上
述的那些文字，在研究《庄子》各篇写成年代的问题上，也是值得注意的材料。
一般看法，这些文字，大概是在战国末年和西汉早年写成。
详细分析，这些文字写成
时间的划定，应该偏早（战国末）或偏晚（西汉中），与这些文字的思想内涵和所反映的时代，息息相关，值得作进一步的商榷。
这些文字占了《庄
子》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足见儒学在当时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和儒学对道家思想的冲击力。
这些文字，内容很复杂，立论也不一致，似乎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产
生出来。
进一步地说，在这些文字中，道家的言论要借孔子和孔门弟子的口来抒发；道家思想的若干缺点，如知其内不知其外，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有天（自
然），不知有人（人事，有为），只知无为不知有为等等，受到儒家抨击后，要作重要修正；而道家在儒家思想、声势和政治立场威胁之下，亦引起激烈的反击。
这
反映出当时儒家发展的多面性，在思想、学术、文化、社会和政治上，有近乎全面性的弥漫影响。
反过来说，《庄子》中这些文字，虽然由汉儒分类划入道家（见
前），而且都是属于批评和反对儒家的著作，本身却缺乏一致的立场，显得支离破碎，步伐零乱（详论见后第四节）。
这说明了当时儒家的发展是在多方面积极主动
的，而道家则是分别各自在单方面被动地应付。
上面说过，《庄子》中的文字，有些中允地叙述儒家思想，有些温和地批评儒家的学说，有些激烈地
攻击儒家的立场。
一般地说，这些文字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批评比较温和，对儒家思想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和影响的批评比较严厉。
这和儒学在各方面不同层次的发
展，有密切的关系，在下节进一步讨论。
三 儒家“显学”的意义和层面
儒家和道家思想本身的
精义，是哲学性的问题。
儒家和道家在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各层面的发展是历史性的问题。
儒家在历史上是“显学”，发展迹象比较清楚，有关史料比较详细。
道家是“隐学”，史迹史料比较晦涩。
历史学家从《庄子》中这些文字看出它所反映的儒家“显学”，再从儒家发展成为“显学”的史迹为根据，回过来探讨《庄
子》这些文字写成的时代，是比较着实的途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家成为“显学”，是由于西汉武帝开始把儒家定为一尊，朝廷大力支持的结果：
西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因此儒家成为“显学”。
这
看法背后有一假定，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儒学，几乎完全由于朝廷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操纵；因此所谓学术思想，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甚至只是政治权
力的装饰品。
这种看法大有问题。
因为根据这种看法，《庄子》书中那些文字的写成既然是在儒家成为“显学”以后，便应该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之后。
但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已说及
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这三篇攻击儒
家最激烈的文字，写成时代不能后于《史记》，而且应该远在司马迁生年之前。
因为假如这三篇文字，出于与司马迁同时稍前的人之手，司马迁不会连当世的文字创
作都弄不清楚，而误以为是原出庄子之手。
这是史料上的反证。
另外从理论上分析，假如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真的完全受到朝廷政治力量的操纵，这些诋訿儒家离经
叛道的文字，便不可能出现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之后。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诋訿儒学的文字能够出现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亦可说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相当
的独立性，不是完全由于朝廷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操纵。
儒家成为“显学”和汉朝“崇儒”，以及“儒家定为一尊”的史实，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儒家“显学”是一个笼统的观念，分析起来，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和层面：
（甲）儒家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贡献和影响；
（乙）儒家和政治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笼统的观念，分析起来，“儒家”包括“儒家人物”和“儒家学术思想的积累和结晶”两大点，“政治”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几方面；
（丙）儒家和社会的关系——这更是笼统的观念，分析起来“社会”的架构和横剖面都比（乙）项“政治”较为庞大复杂；其条理和作用，也不如“政治”明显、清晰。
在这里要补充说明几点：
（1）上面（甲）、（乙）、（丙）几项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属于理想典型（ideal-type）。
实际上史事的发展，是很难分析得很清晰，而且分析下去，愈分愈细，了无止境。
实事求是，应作界限，不能完全不加分析，也不能全靠分析，只能取其大者，求得中允。
（2）
历史研究受到史料的限制，古代传统史料（包括一切文字记载，不只限于史书），大多注意政事，对与政治有关的叙述比较清楚详细，对于社会形状的观念和叙述比
较笼统和简略。
这是史料上的缺点。
梁启超批评廿四史是一部人与人间的“相斩书”，法国汉学家Etienne
Balazs说中国传统史籍是“官僚辈为官僚辈而作的官书”，国内把历史看做“统治阶级的治术史”，都指出了这一缺点。
不过这一缺点的形成，也有其本身的
因素。
比如说，上面（丙）项“社会”比（乙）项“政治”内涵较为庞杂，不容易确定其条理，而且“政治”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也的确比“社会”对“政治”的
影响作用较为明显。
史家叙述，便不免注重在“政治”方面着笔着实了。
进一步地说，假如古代中国的确有“政治”力量作用过于强大和明显的迹象，史家叙事偏重
“政治”，也是实事求是，从重点着眼的笔法。
下面考证和分析儒家发展成为显学的过程，亦只能就比较明显的迹象着眼。
（3）社会的纵剖面，粗
略可分为高层次和低层次。
前面（甲）项，儒家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近于高层次；儒家的贡献和影响，则高低层次都有。
政治结构上的高低层次更为显明。
传统史学
叙事比较注重高层次，而忽略了低层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原因是发生在高层次的事件，大多具有全面性的重大和长远的影响；发生在低层次的事件，往往只有局
部性的作用。
其次，愈是接近高层次的历史事故，在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或社会上各种的成因、属性和影响也比较清楚明显，发生在低层次的事故，则不容易划
分清楚。
例如司马光或朱熹的言行在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或社会上的意义，分析起来相当明显；升斗小民夫妻相骂的意义，分析起来便比较含糊了。
再其次，历
史学本身就是高层次思想学术文化的成果；传统史学家也是高层次中的人物（如上所述，高低层次并非专指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学术是很高层次的活动），对于
发生在高层次的事故，知道、体验和了解得比较详细和清楚，对于低层次的事故便比较模糊。
史学家的第一要素是忠于所知，实事求是；传统史学家叙事对高层次比
较清楚详细，是当时史学的职守。
现代新史学要补救传统史学这些缺点，因此特别注意社会的复杂现象和低层次中众多的事故，这是必须的。
但不宜因噎废食，因而
忽视了本来史籍上比较详细和明确的记述。
下面依照这三点想法，对于儒家成为“显学”的发展，在思想学术，和在政治兼及社会不同层面上的意义略作分析。
四 儒家“显学”的开展和道家的反应
甲、儒家思想学术的“独立发展”阶段和道家的反应
总
括地说，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三世纪末，这三百多年是儒家思想独立发展，在多方面发生影响，而成为“显学”的阶段。
所谓“独立发展”并不是完全脱离现
实，不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或忽视外在情况。
即使是“极端的理想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也不能完全与现实无关。
所谓“独立发展”指的是能够
不被动地依附于现实，而是对客观现实作明智主动的批评，目的在消除现实情况中的弊端，改良客观现实上的条件，和突破外在环境的限制。
在这阶段中，儒家的发
展当然一定受到外在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学术思想的条件和情况的限制和影响。
但早期儒家思想对这些现实的条件和情况，采取的是批评和积极改革的态度，
是针对现实上的问题和弊端而发，而不是附庸于现实力量。
儒家和当时政治力量的关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清楚。
孔子时期
儒家思
想的发展，自孔子开始，由于富有积极入世、与时忧患、改良社会、改革政治的使命精神，与当时政治现实和社会风气，发生明显的冲突。
孔子周游列国受到封建诸
侯时君世主的冷落，受过多少敌对思想的攻讦，甚至被视作洪水猛兽大逆不道（见前）。
中间历尽艰辛曲折，在现实政治上一无所成，终生只能从教育和著述工作中
发展他的思想学术[4]。
这不是说孔子立意要脱离现实政治，故意要在政治现实上一无所成。
只不过如果要维持批评现实和改革的思想，在现实政治上便一无所
成，如果要在政治现实上有所成，便要被动地依附于现实政治；在这二者之间，孔子作了明智的选择。
在现实上，明智地抉择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孔
子最低限度的主动和积极的立场，也是儒家思想独立发展的基点。
在这时期，孔子思想并未系统化成为明显一贯的儒家学说，谈不到这学说对思想文
化或现实政治社会系统一贯的影响，更谈不到对道家的压力。
孔子只是选择了积极入世、与时忧患、改良社会、改革政治的基本立场；孔子从这立场作出发点，以一
生的言行，表明了“有所不为”和“有所必为”的态度，数十年中作出了一个“个人的榜样”。
同时的早期道家和近似道家的人物，如《论语·宪问》所述的“微生
亩”、“辟世贤者”、“荷蒉者”、“原壤”、《论语·微子》章中的“楚狂”、“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等，只是采取了“消极出世”、“与时无干”的
立场，表现出“无可为”的态度，对孔子的“个人榜样”有所批评而已。
（近乎此立场，早于孔子的，有《论语·述而》章中的“老彭”、《论语·先进》章中的“
先进”、《论语·颜渊》章中的“棘子成”、《论语·卫灵公》章中的“蘧伯玉”，和《论语·微子》章中的“逸民”和“少师阳、击磬襄”等。
）
在
乱世中采取消极立场的人，如上所列，可能很多，在当时可能是一比较普遍的风气。
从这点来说，道家立场的渊源可能很早。
孔子的立场可能是针对这立场、这风气
而发。
能入世“有所必为”亦“有所不为”的人比较少，也比较难。
至少可以说，孔子的立场在这种对比之下，显得更鲜明。
旧说道家早于儒家，老子曾为孔子师，
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
在当时，孔子的立场是新兴的、独立的、也是比较孤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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