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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径角度看中国OEM企业升级的技术策略
从路径角度看中国OEM企业升级的技术策略
摘要：
OEM企业转型升级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的内在要求。
OEM企业应当合理制定技术升级策略，为技术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
技术变迁具有路径演化特征，原有技术为企业带来稳定收益但面临路径“锁定”风险；具有更高增值的新技术长期来看会奠定企业的竞争优势，但其研发商业化的时机及其与原技术的初始关系决定着两类技术的路径演化形态。
文章以路径依赖、路径创造理论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观察原技术面临潜在或现实路径锁定威胁、原技术与新技术互补或相斥等情境下，两类技术的路径演化形态，进一步丰富路径理论的实践应用，为OEM企业升级过程中的技术策略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OEM升级；路径依赖；路径创造；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
F272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2009011
党的十八大和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思路。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依靠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ing，原始设备制造，即贴牌或代工生产）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及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加剧，依赖跨国公司委托制造得以成长的OEM企业长期受价值链领导企业的束缚，面对全球经济动荡更显脆弱，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转型与升级是中国改革与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1]。
有学者认为从OEM到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ing，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OwnBranding&Manufacturing，自有品牌生产）是OEM企业升级的有效路径[2-3]。
ODM企业具备一定的研发设计能力和技术水平，因此新技术的获取与利用是OEM升级的基础。
然而，OEM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机会窗口下的技术升级策略存在差异[4]，如果忽视这种影响，就有可能陷入“成功陷阱”或“失败陷阱”[5]。
现有文献虽早已对OEM企业升级的必要性、路径及影响因素做了深入探讨[6-9]，但很少从技术的微观层面讨论升级的可行性和策略，尤其是以升级过程中技术演进特点为基础开展的研究较为鲜见。
本文考虑存在于OEM升级情境中的两类技术：
原有技术和待开发或商业化的新技术。
原技术为OEM企业带来稳定收益，然而企业升级需要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新技术适应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但其进入的时机影响企业升级的稳定性。
文章以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观点为理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方法观察不同情境下这两类技术的演化趋向。
具体而言，考虑技术所处的生命周期和两类技术的关系性质，以此作为初始条件，讨论两类技术互斥关系或互补关系、面临潜在威胁或现实威胁等不同情境下的路径形态，为OEM企业在不同技术情境下制定升级策略提供参考。
本文运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观点研究OEM企业升级中的技术策略问题，进一步深化了OEM升级的理论内涵，延伸了路径理论的具体应用。
同时，关于原路径和新路径关系形态的探讨，为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实践应用方面，为企业根据不同技术情境判断技术发展趋势、探寻技术升级的最佳时机和方式提供了参考借鉴。
一、文献回顾
（一）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理论
1972年，美国古生物学家Eldredge和Gould发现物种进化往往以跳跃方式而非渐变方式进行，偶然的随机突变因素会影响物种进化路径，基于此提出了“路径依赖”概念。
David[10]描绘了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过程，认为最终结果会被久前的偶然因素影响，这也是首次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社会科学中。
技术经济系统具有动态性和非规则性[11]，技术变迁具有自强化和路径依赖特点[12]，系统受初始条件影响并沿一定路径演化，经过自强化过程，形态很难自动改变。
而在递增报酬、自增强机制和群体博弈的综合影响下，演化会进入一种次优状态即路径“锁定”[13]。
技术锁定形成后，一种解决方案就难以退出，其有硬件锁定、软件锁定、信息格式锁定、供应链锁定等形式[14]。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只有外部震动的强行干预才能改变路径的锁定状态，却忽视了改变路径的主观因素。
Garud和Karne[15]通过对3M公司发明易事贴（PostitNotes）的叙事分析提出了路径创造的概念。
该理论认为，企业家本身就是路径演化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有意识的偏离策略，采取主动措施推动新兴社会实践和人工物的塑造，来创造新的路径，促成新技术领域的形成。
Pham[16]提出了路径创造的五原则，其中技术决定原则、有意识的偏离原则是最重要的两大原则。
Sydow等[17]认为路径演化可分为生成、延续和终结三个阶段，他们将这个过程分作两个不同的类型，即自然形成的路径和有意塑造的路径，更加强调路径成长过程中的人为力量。
Garud等[18]进一步阐释路径创造，说明其“初始条件”是未被给定的，“自强化机制”是战略调整，“锁定”则如同暂时性的稳定状态，是新路径的有意识形成。
国内也有学者从制度、技术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以摆脱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创造的可能性[19-21]。
不少学者也意识到，新技术创新路径优于原路径[22]，需要通过“实时影响”和“留心偏差”破除路径依赖中的历史影响[23]。
要探究技术路径的变迁和创新，就要从微观角度理解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规律。
Redding[24]认为技术发展中的历史事件对未来的技术变迁起决定性作用，且技术进步是基础性创新和二次创新的协同结果，源于某基础性技术的二次积累常常限制新一代基础技术的形成。
因此，基础性技术和新技术的互动关系就有理由成为研究的出发点。
而突破既有知识和技术的限制，解除路径锁定，实现新技术的更替，就要遵循“有意识偏离”的原则开展路径创造活动[16]，开创新的技术路径。
综上所述，路径依赖强调偶然因素在自强化机制下被“锁定”的过程，而路径创造则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新路径演化中发挥的内生作用。
路径依赖长期被国内外学者讨论，并应用于技术、制度、组织等具体实践问题的分析。
然而目前对于路径创造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且更多地局限于定性方法，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规律驱动下不同路径的互动关系也需要深入探讨。
（二）OEM企业升级的技术路径演变
Amsden[2]研究指出，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升级和创新的最佳路径是由简单的委托代工制造（OEM）到自主研发设计（ODM），并最终建立自主品牌（OBM）。
不管企业通过何种路径实现升级，组织技术能力是推动代工企业升级的主要动力[25-26]。
中国OEM企业通过国外技术引进和学习取得了收益的较快增长。
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主观上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造成了重复引进和对国外技术的持续依赖[27]。
代工依赖和同质竞争现象日趋加剧[28]，同时非原始设备制造商（UOEM）的进入使OEM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29]；客观上，涉足设计和营销环节的功能升级容易侵犯跨国采购商的核心能力，购买商会进行抑制和阻碍，使OEM企业在发展功能升级方面有很大顾虑，往往导致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OEM企业被锁定（Lockedin）在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上[30]。
多方面原因造成的OEM低端锁定使代工企业的自主创新十分缺乏[31]，代工企业之间普遍呈现“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的不良行为特征[32]，升级动力不足，阻力较大。
中国企业如果满足于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不主动获取或掌握核心技术，易形成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势必限制将来的升级能力[33]。
对于OEM而言，最大的挑战是避免陷入核心刚性或能力陷阱，通过升级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34]。
而这就要避免路径的锁定，实现路径创造。
技术变迁是企业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通过技术能力提升获得产业升级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完成，应通过企业家精神的驱动[35]，付出特别的“技术努力”[36]，创造新路径。
采取“搜寻”或“创新”手段将更先进的技术引入到企业生产活动中，以实现运营范式的转变，完成OEM的升级。
既有文献已对OEM企业升级的必要性和路径做了深入探讨，也有学者将路径依赖的观点引入这一研究主题。
OEM企业升级的核心是技术创新，创造或引进新技术的时机与方式非常重要。
然而以技术特点及其演进规律为基础，尤其从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互动视角审视OEM升级、制定微观技术策略的研究目前还较少。
新技术与原技术所处生命周期及两者间的关系、新技术的引入时机都将作为本文研究的假设前提，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描绘两类技术演化形态，探讨OEM企业升级的技术可行性策略。
二、OEM升级的技术演变机理
企业内部的技术演化具有反馈效应。
演化经济学认为，当短视的经济主体所作出的不可逆转决策与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不匹配时，创新便会出现。
而技术升级的压力便是这种不匹配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从演化视角看，此时企业会经历技术的变异和重新选择，这将导致原有惯例的改变和新惯例的出现。
在不断的学习、选择过程中，企业的技术能力得到提升，结果便是创新绩效的产生。
然而，若实际创新绩效小于预期，两者的绩效差异又会加大技术升级压力。
另一方面，若技术效率提升带来了实际收益，由技术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正反馈效应会使企业对该技术产生路径依赖，短期来说这种依赖会带来良好的企业绩效并提高技术运营效率，减小技术升级压力。
有学者构建了的组织结构变革系统动力学模型[37]，基于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OEM升级中的技术演变也存在相应的机理过程（图1）。
图1OEM升级中的技术演变机理
上述两方面博弈决定着企业新技术和原技术的微观演变。
在不同技术创新轨道的交替阶段，将出现技术断裂带，这是技术路径更替的关键，此时企业可以选择创造新路径以适应新形势，或是继续维持原有的路径以降低创新成本，获得创新收益[38]。
若要使技术发挥最大运营效率和收益，并保证新、原技术能有序平衡以保持公司持续盈利，就须在长期保持这两个循环的有效进行。
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忽视了新知识创造、技术变迁等重要因素[39]。
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单一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系统会被某一偶然事件影响，并沿此事件决定的固定路径演化，形成不可逆的自我强化倾向[40]，导致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的出现。
因此，OEM企业在选择技术策略、试图创造新路径的时候，应当考虑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
技术的转变形式可以分为跃迁方式（即新技术的产生依托于现有技术）和飞跃方式（即新技术的产生不依托于现有技术）[22]。
也就是说，新路径可能以替代原路径或以与原路径共生的形式存在。
原技术和新技术最终是达到路径共生状态还是单一路径状态，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初始关系特性。
本文考虑两类技术具有互补性或相斥性两种关系状态。
新、原技术互补指新技术的研发商业化会带动原技术的增值，相斥指新技术的研发商业化会对原技术产生有力竞争，加速原技术退出。
同时，技术迭代的紧迫性也将决定路径形态，从路径角度，本文将这种紧迫性定义为潜在路径锁定威胁和现实路径锁定威胁。
本文将在下一节中用演化博弈方法讨论新技术和原技术在市场中的演化形态。
三、不同情境下新原技术演化分析
演化博弈论最早源于遗传生态学家对动植物的冲突和合作方式的博弈分析。
Smith和Price[41]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SS），标志着演化博弈论的诞生。
演化博弈与经典博弈的区别是，经典博弈论强调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而由于信息成本和人的有限认知，绝对理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演化博弈注重给定经济和信息总量下的激进博弈过程，博弈主体通过观察、学习等方式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策略选择，以达到稳定。
Smith和Price认为，ESS表现为对演化压力的较强稳健性：
如果占群体绝大多数的个体选择演化稳定策略，那么小的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这个群体。
系统处于ESS状态时，系统不会轻易偏离此状态，即系统“锁定”于此状态[42]。
演化博弈较好地反映了路径依赖理论强调的自强化特点和“锁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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