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的起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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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起源

∙犬儒主义的起源 

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

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

“犬儒主义”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

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

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

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经常到雅典的一个被人们叫做“快犬”的体育场去和人们谈话、辩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的最初的追随者队伍，因而被称作“犬儒派”。

“犬儒主义”则由这一学派的观点理念和生活行为演化而来。

“犬儒主义”的称呼无论是怎样的由来，这一主义信奉者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反正是挺歪的”。

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

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结婚，则夫妻同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

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犬儒夫妇。

他们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

照理讲，古希腊的文明是产生理性智者的环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类人物呢？

综合来看，犬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

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希腊城邦制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萌芽，到公元前6世纪时基本形成。

城邦制度在古希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有的城邦如斯巴达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也仅仅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权，国家大事仍由公民大会于公民选出的监察官、长老会来决定。

公民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权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的手中。

公民是政治动物，使潜在的政治家。

只要有可能的闲暇，有兴趣。

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城邦也会为他们的参与给与一定的公职津贴，作为生活的必需。

在这样的城邦中，就公民的集体而言，其中只有被选举的管理者，而无世袭的专制君主与寄生的官僚，只有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利的公民，而无俯首听命的臣民。

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邦的公民制度也具有二重性，既把城邦看得高于一切，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十分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

事物的发展总会出现极端化，城邦制度也不例外。

城邦制度在保证公民的个性发展的同时，公民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张扬与发展也越来越走向了极端。

各个城邦中充满了党派间的斗争，公民大会感情用事议而不决。

城邦事务动荡不安，政客间相互攻击、斗争、诽谤甚至是谩骂。

理想化的民主的弊端暴露了出来，人类幼年时期的理想受到了挑战。

这种弊端和挑战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几乎到达了极点。

人们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害及柏拉图的出走西西里等事件中，感受到了这种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对人们心灵的冲击，简单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公民权利受到了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

并且认为使众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头把社会、城邦搞糟了，他们行为上以怪异和反常的行为向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精神上则躲进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求宁静和快乐。

犬儒主义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的产生了。

因此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义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回顾人类的历史，每一种新生的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的东西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每一种传统的主流地位的丧失都意味着像僵尸样被逐进垃圾场

参考资料：

作者：

千里夫

09-01-09 | 添加评论

∙0

海洋守望者

可以理解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之类的意思吧！

其实我是听原来新东方老师罗永浩的讲课录音知道的，说我们都是犬儒主义者，听的多了，感觉大概就这个意思！

09-01-09 | 添加评论

∙0

言十计

犬儒主义精神分裂

   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

“大娘出门儿啦？

哈……买佛龛啦？

”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

能说买吗？

这得说请！

”“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

”“咳！

就^_^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征：

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

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

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

当然，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

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分裂。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

当然，千万不要把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等同于古希腊的犬儒派，两者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

西方传统的犬儒派是指这样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嘲弄人类的生活习惯，否定人类的精神价值，渴望把自己从道德、宗教和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嵇康那样过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

因为主张不拘形迹、倜傥不羁，所以他们又像中国的老庄那样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古希腊犬儒派的鼻祖第奥根尼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但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据说他的死与生吃章鱼有关，一个人独自大快朵颐，虽然有违中国人“有饭大家吃”的处世原则，倒也无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与狗争食，结果被狗咬死。

不知道美国知名报人约翰?

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是否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灵感？

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与此有关。

 　　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论者所谓的犬儒主义。

在其他论者那里，犬儒主义成了万恶之源：

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极端利己、不择手段、醉生梦死、蛇鼠两端。

犬儒主义成了市井无赖、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会渣滓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予以开脱的理论。

它使得人类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使得社会的道德感归于泯灭。

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窃以为，倒是可以当作“骂街指南”。

看谁不顺眼，立即给它贴上“犬儒主义”的标签，既轻松简便，又一举两得：

既批判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认为当代犬儒主义要“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体上被贬低的价值”，总之是要“颠覆价值、削平差异性”2。

有人把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新哲学”，所谓“新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说辞：

“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

”这实际上指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

“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

”3以上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是把犬儒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绝不是犬儒主义的全部内容；拈出相对主义一词，无法概括、把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质。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4。

在这里，犬儒主义成了被极端泛化的名词，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不过，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常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直观的“反比关系”：

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内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

一个外延无限大的概念，其内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如前所述，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分裂。

当代西方的犬儒主义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代意识是“烦恼的、内在分裂的意识”。

这时候，“烦恼意识”处于自身之内，它缘于“知”与“行”之间的裂变：

它知道，“原则”属于亘古不变的彼岸世界，但“原则”又来自流动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阴阳两隔，势如水火。

“烦恼意识”将自身置于“此岸世界”，但从来没有忘记它对“彼岸世界”的承诺。

“烦恼意识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凝视，而它本身就是双重的。

”5换言之“烦恼意识”是被撕裂了的主体的意识。

在那里，“知”与“行”的分裂是必然的：

“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与“行”无法统一。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对犬儒主义的考察源于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精辟见解。

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

马克思是在“知”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的，他没有注意到“行”的层面；不过他也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因为在那时，意识形态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

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识上遭受的蒙蔽，然后万事大吉。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层面上，是无法认清意识形态的本性的，更无法理解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

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消费主义”，更不是令某些人兴奋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知”与“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

说归说，做归做；说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

它传统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因为传统上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有意为之，还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此遭受良知的谴责。

犬儒主义则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

令齐泽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义使人对“意识形态幻象”在构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这时候，“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

”6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对权力的创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话语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权力的源泉），还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把个人“询唤”成了主体）。

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中，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广泛地引用着，比如詹姆斯?

柏林（JamesBerlin）与迈克尔?

维维翁（MichaelVivion）就认为，眼下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与话语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阐释文本，都成了话语分析行为和话语协商行为”7。

但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把意识形态设想成不同实践（包括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

齐泽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他既没有停留马克思的“知”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也没有停留在“行”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各种实践之间的对抗。

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拒绝被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

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

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

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

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