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意象论文开题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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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意象论文开题综述

BIYELUNWEN

论文题目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意象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院系

专业班级

汉语言文学

导师姓名职称

完成日期

[摘要]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丰产的小说家之一，历来拥有众多的读者。

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开始转向以城市题材为重心，她选择写上海故事。

在她关于上海写作的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了“弄堂”这一意象，这决定了王安忆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是些普通的平凡人。

王安忆试图利用“弄堂”意象，将六七十年代的旧上海的传统生活风貌重新拉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来。

透过上海声色繁华的表象，着力突显日常生活以及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意识。

她试图在文字中营建一个理想的都市民间形态。

[Abstract]:

WangAnyiisoneofthemosthighyieldofthenovelists,alwayshasalargenumberofreaders.90yearslater,WangAnyi'snovelsbegantoshifttoafocusonurbanthemes,shechosetowriteShanghaistory.WritinginhernovelsaboutShanghai,therepeatedemergenceofthe"longtang"oftheimage,whichdeterminestheworkofWangAnyi'scharactersaremostlyplainandordinarypeople.Wangtriedtouse"longtang"image,pullingthesixtiesandseventiesthetraditionallifeofoldShanghaistylebacktopublicviewagain.BytheappearanceofdowntownShanghai,tohighlightthedailylifeandthesenseofdailylifeinthepublic’smind.Shetriedtobuildanidealformofurbanfolkinthetext.

[关键词]：

王安忆；弄堂；日常生活；怀旧

[Keywords]：

WangAnyi;Longtang;Dailylife;Reminiscence

引言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程光炜曾经这样评价：

“对一个像王安忆这样的作家，什么样的质疑都无法难倒她。

中国一百年的小说基本分两类：

乡土与都市。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茅盾和老舍，是一南一北写都市的两大高手，王安忆丰富了这个都市创作的空间。

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上海的资料都会觉得非常‘隔’，无法感知真正的老上海，王安忆的《长恨歌》为我们复活了一个老上海”。

［1］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关于上海的资料和文本我们也看过不少，尤其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作品最为受追捧。

但是在这一类作品里，读者们津津乐道的是作品中上海这个大世界的浮华和艳异，以及人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小资情调。

这样的人物通常出入于舞场、影院，住的是花园洋房，在靓丽摩登的男女之间周旋。

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却和这些都要不同，她想展现的是上海的另一面，主角是上海最普遍的小市民，所关注的是最为寻常的日常生活，她的笔尖触及到的是逼仄混乱，曲折深长的弄堂底部。

她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上海最嘈杂拥挤的街市巷内，但他们拥有奇异的生活智慧，日子就算再枯燥再苛刻也依然坚强面对。

王安忆自己也曾说：

“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

”[2]然而到目前为止，她讲的最多的也是上海故事。

对于这个城市，她有着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

王安忆关于老上海为题材的创作有《长恨歌》、《桃之夭夭》、《富萍》、《妹头》、《纪实与虚构》、《黑弄堂》等多部作品，但无一例外地都将故事的场景设置在“弄堂”里。

王安忆认为小市民是上海生活的代表，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她试图通过历史和虚构，塑造并还原一个真实生活着的老上海。

论文将重点分析“弄堂”这一意象在小说中所蕴含的独特意义，从而揭示其重要性以及王安忆如此安排的用心。

一、弄堂的起源

弄堂，又称“里弄”，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

有人这样解释形容它：

“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一层楼的，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

可是，那座小城的围墙，同封建的城垣不一样，而是一些朝着马路开门的市房。

”[3]但即便是这样，不身临其境，也可能很难让外乡人领会弄堂生活的奥秘。

上海的弄堂其实是这个城市背景一样的存在。

无数条向南北和向东西方向延伸的弄堂房子相互交错、纠缠在一起，盘踞了大半个上海。

在这样一个浮华绚丽的都市里，它们虽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建筑群体，但常常轻易被人忽视，它们只是静静地沉默，用沉默去衬托这个城市的浮躁和喧闹。

弄堂这种建筑形式的出现，与19世纪中期上海的政治运动有关。

上海的租界原本只是外国人的居留地。

但1853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上海城厢以及苏南、浙北的百姓大量逃入租借躲避战乱。

避难者其中不乏江南一带的富商豪绅，他们为租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于是，租界的中外房地产商开始营建住宅提供租售。

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增加土地使用面积，一方面模仿了欧式住宅的联排建筑结构，同时结合了江南民居中三合院的空间结构和文化韵味。

唇齿相依的联排式布局，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也为居民提供了守望相助的安全感，形成了广受上海市民欢迎的石库门里弄建筑。

自此，石库门里弄在上海普及，逐渐占据了上海大半个城区，成为最主要的住宅建筑。

上海弄堂的住房形式上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挤聚而居”。

弄堂建筑出现不久很快成为一种多种居民杂糅，各式人等分租合用的房屋形式。

走进弄堂就像走进一个被放大的鸽笼，抬眼45度角才能看得见天空。

但在这样狭小逼仄的环境里，上海人吃饭、洗衣、捡菜、倒马桶等日常生活之事都是在弄堂里进行的，袜子、上衣、被单、尿布等衣物横挂在弄堂上空，形成一种特有的“万国旗”景观。

1958年的时候曾出了一部红极一时的喜剧，叫《七十二家房客》，专门讽刺了上海小市民的住房问题。

里面有这样一段场景：

一座弄堂房子的后客堂租给一个算命瞎子，后客堂没有窗户，终日暗淡无关，对瞎子来说正合适。

瞎子做二房东，想把楼梯下的小隔间出租出去，来了一个木匠，木匠总是坐着干活，干完活倒头就睡，也不碍事。

这部戏上演后非常叫座，因为它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人捉襟见肘的住房问题，对住房的利用率发挥到了极致。

王安忆的父母都是南下干部。

她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的序言中提到，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我）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

[4]一岁时便和父母在上海淮海路上的一条弄堂里定居。

再到十六岁的时候去安徽淮北的农村插队。

十五年来的弄堂生活记忆对于她写作城市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素材和灵感的来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开始转向以城市题材为重心，她选择写上海故事。

在她关于上海写作的小说文本中，“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解放后人民政权下政治运动频现的上海，都仅仅成了文本中的远景。

她着力凸显的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生活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意识，在她的眼中都市的历史不是舞厅酒吧浮光掠影的夜生活”[5]。

她将历史的记忆回顾到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目光也从花园洋房、咖啡馆、舞厅以及洋装店转移到了阴暗逼仄的里弄之间。

二、弄堂意象的特征

意象，简单说来，就是寓“意”之“象”，是融入了作者思想情感的“物象”。

王安忆写上海小说，惯用“弄堂”意象，足见她对“弄堂”的喜爱。

上海的弄堂是最富有生活气息和市井气息的。

作为住房建筑，它无形中影响了居住其间的市民。

本文将以以下几点来阐述弄堂意象在王安忆小说中被赋予的特殊内涵和意蕴。

（一）温馨的家园气息

王安忆在上海题材的城市小说中，写尽了各式各样的弄堂，有西式洋房弄堂，公寓式的弄堂，石库门的弄堂，还有闸北的棚户区弄堂。

写的最多的还是位于上海繁华街市——淮海路上的石库门弄堂。

王安忆作为弄堂的女儿，弄堂在她笔下是“家”的象征，是可以安心停靠的避难所，也更是给予生活其中的人以勇气和依靠的精神家园。

《长恨歌》里的弄堂是温情体贴的，有“家”的气质。

作者开篇不惜笔墨，洋洋洒洒地用了三四千字对弄堂的细致描摹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从日出时分开始，写晨曦里乖巧精致的老虎窗，写屋披上细致排列的青瓦，窗台上细心侍弄的月季，然后写到阳台上隔夜晾晒的衣衫，水泥脱落而显露出来的锈红色砖墙，甚至是点点青苔，山墙缝隙里倒长的青草、水泥和石卵拼凑铺盖的弄底。

繁复得近乎絮叨，也因此可以看出王安忆对弄堂是喜爱的，喜爱弄堂深处的静谧和荫凉。

但天生的敏锐和细致，让王安忆的笔致混合了欣赏与挑剔，她有意地捎上一笔，指出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阴沟是溢水的，浮着鱼鳞和老菜叶。

但是这样的烟火气恰恰是实实在在过生活的家所该有的。

王琦瑶就是从这样的弄堂里走出的，或者说是逃离，少女时候的她心底里多少是有一些排斥弄堂的，向往大上海，大世界。

她在成为“沪上淑媛”后，走进了李主任为她精心打造的“爱丽丝公寓”。

这一场精致、华丽的海上旧梦却很快因为李主任的失势而破碎。

倦鸟归巢，当她再一次回到弄堂，“平安里”以家的姿态，毫无芥蒂地重新接纳了她。

从弄堂里出走，最后回到弄堂，奇妙的轮回，却也是最终的归宿。

《富萍》和《桃之夭夭》里的弄堂代表的是家的庇护和包容。

60年代初的上海就像是东方世界的一个“大熔炉”，吸纳来自各方的移民。

富萍因婚约关系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最初借住于在淮海路上做保姆的“奶奶”东家家，后来负气离开，找到在闸北棚户区做船工的舅舅，最后在更偏远的梅家桥，被一对贫寒母子的安然和自尊吸引，选择留了下来。

在小说中，不管什么样的人，保姆也好，垃圾船的船工也好，拾荒者也好，懂得勤劳、朴素、不卑不亢地去生活，都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闸北的棚户区弄堂，其实是上海的贫民窟，是浮华都市里黯淡、破败的的底层，而梅家桥却是连闸北区都不及的。

这里的人都是靠拾荒为生的，还难免总给人以肮脏的印象，但富萍最终却选择了梅家桥，她渴望独立自主的人生。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她意识到劳动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哪里都不会活不下去。

奶奶、舅舅还有富萍是同一类型的三个人，他们都是这个城市外来的移民，两手空空来到上海，但也住了下来，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在上海芜杂交错的弄堂里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小家，而有了这样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们就觉得有了依靠，弄堂给予了他们家的庇护。

靠劳动吃饭的生活虽然常常让人疲惫，但回到弄堂，回到家，却总是让人感到温馨和释然。

另一方面，《桃之夭夭》里的主人公郁晓秋的身世复杂多疑，弄堂里有许多关于她的流言。

她的母亲是个文明戏演员，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前的一年半就入狱了。

这些为她的身世增添了几分暧昧。

而且她发育早熟，充满青春气息的身体，在人们眼中毫无理由地被认为是不安分的特征。

弄堂里的居民凡事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与窥私欲，但是看得多了，便也是见怪不怪的。

郁晓秋的童年依然是在愉快的游戏中度过的，弄堂是孩子们欢闹的乐园。

她这个上海弄堂里的异数少女，最终出人意料地走出了一条艰难却纯净的人生道路，以泼辣而旺盛的生命力，从容面对多舛的生活和变幻无端的命运，顽强地“灼灼其华”。

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弄堂更强的包容性和容忍力。

（二）诗意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曾经说过：

“有人说我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

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在我看来，历史不是由事件连成的，事件只是当演变完成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