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历史时期的农业地区的形成和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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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历史时期的农业地区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章历史时期的农业地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约6、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有了原始农业。
农业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有决定意义的产生部门。
”它的出现不仅使原始人群获得了比较可靠的衣食来源，而且随着它的发展，先是导致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分离，继而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分离，为整个人类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物质力量。
同时，农业的产生还使人类对地理环境开始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7、8000年来，随着政治斗争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地区经历了由中心区域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大，以及主要农业地区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江南地区转移的变化。
第一节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地区的基本概况
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群使用着仅经过打制而成的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球形投掷器等较为简单粗糙的工具，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经营原始农牧业。
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即达6、7000处，遍布全国各地区。
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靠近水源的河流阶地及丘陵冈阜上，取水较为方便。
同时，又能避开洪水，具有适宜于进行农耕和畜牧生产的有利条件。
在这些遗址里均发现了有经过磨制的石耜、石斧、石锄、石镰、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石犁等进行农耕生产和谷物加工的工具；在许多遗址里还发现了古代谷物及其它农作物的遗址。
由此可见，凡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在地也就是原始农业（包括原始畜牧业）的分布地区。
一、新石器时代农业地区的分布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地区，其中又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农业兴起最早。
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关中渭河中下游平原、晋西南汾涑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及沿黄河谷地、太行山东南麓的冀西南与豫北黄河下游平原、泰山周围及其以西济水两岸平原。
这些地区先后是裴李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的中心地区。
从上述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在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农作物除谷物外，还有疏菜与麻类，显然比早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已逐步由锄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同时饲养的家畜种类增多，已经是六畜齐全。
在长江中游三峡两岸与江汉平原、长江下游江淮之间与汶泗流域、江南太湖流域与钱塘江口两岸等地区，分别出现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青连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类型的文化遗存。
上述各类遗址中均发现了用于原始农业耕作的工具，以及水稻、粟、芝麻、蚕豆等农作物遗迹，在农业方面也与黄河流域有相似的成就。
在其它的一些地区，即今天的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辽宁等省，都发现有以几何印纹陶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
这类遗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痕迹不甚显著，说明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位于河谷平原地带的遗址附近，才出现了原始农业生产，其发展程度落后于黄河流域、江汉平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口两岸。
从上述可知，在新石器时代，全国各地区先后出现了原始农业。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收获很少，原始人除种植作物、饲养家畜外，还必须进行渔猎采集，方能维持生活。
原始农耕的初起，耕地只在聚落附近。
各个部族为中心的点状开发。
其中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首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
不过比较而言，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更胜一筹。
二、黄河中下游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地区的原因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裴李岗---磁山、仰韶、龙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也是我国原始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这些地区之所以比较发达，除了我国先民们辛勤垦殖外，还与地理环境比较优越有密切关系。
1、地形平坦
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部分都是平原，这就为先民们从事农耕和进行交通联系提供了方便。
如关中地区，向来有八百里秦川之称，海拔300～600米，渭河自西向东从中部穿过，两岸平畴沃野，平原南北两侧为河流阶地和原隰相间的黄土台原。
这些台原阶地顶部宽平，既有利于农耕，又可免遭洪水的淹没，也是生产和生活的理想之地。
此外，晋西南汾涑河下游与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地区也类似这样。
太行山及嵩山以东、河济之间这一地区，地势开阔，平原坦荡，大部分地区海拔不及百米。
在这广阔的平原之上，分布着许多名为“丘”的略微高起的平缓台地，如商丘、帝丘、陶丘、顿丘等等，这种地形对于先民们避水患及进行农业生产同样也是十分有利的。
2、河湖众多
在古代，这里河水充沛，湖泊众多，除提供水产等自然资源外，还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灌溉与舟楫之利。
同时能蓄容洪水、减少水患等。
西部关中地区为黄河中游几条重要支流——泾、渭、北洛河交汇的地方。
东部除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汾河、伊洛河、沁河外，还有古代四大河流之一——济水。
这些河流不仅塑造成了坦荡肥美的冲积平原，而且还以丰沛的水流滋润着两岸的农田。
另外，这里的湖泊也很多。
据《禹贡》记载，较大的湖泊有大陆泽（今河北省束鹿、巨鹿等县境）、大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北）、菏泽（今山东省定陶县境）、孟诸泽（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荥泽（今河南荥阳市境）、雷夏泽（今山东省河泽县境）等。
3、气候湿润
在距今5、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至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呈现亚热带气候特色。
例如，在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西安半坡遗址（C14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6080年）里，就出土有獐、竹鼠、貉等野生动物骨骼，而这些动物都是亚热带动物。
獐现在分布于长江流域沼泽地带；竹鼠以食竹笋、竹根为生，其活动区域已经移到秦岭以南；貉喜栖与河湖附近。
同样，在商代后期国都—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中，除发现有獐、竹鼠外，还有貘、水牛、野猪，甚至象等亚热带、热带动物骨骼。
这充分说明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一直延续殷周之际，长达两千多年。
除古代动物方面的证据外，在古代植物方面1930～1931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曾在一个灰坑中找到一个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的器形也类似竹节。
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曾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而现在大面积具有经济意义的竹林，其分布界线已移至秦岭淮河一线以南。
这也是当时黄河流域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的一个证据。
4、土壤肥沃
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土壤肥沃，优于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禹贡》一书中，把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壤称为“上上田”（共分九等），这说明这一地区的土壤是相当肥沃的。
5、林草繁茂
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这里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和草原。
也正是因为具有这样良好的条件，才为原始人群提供了丰富的采集、狞猎的动植物资源，也为先民们驯化培育作物及家畜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
由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具有地形平坦、河湖众多、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草木繁茂等优越的自然条件，才使得原始农业首先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发展起来。
这不仅推动了原始社会的进步，而且还孕育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国家，以及秦、西汉、隋、唐等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
第二节先秦时期主要农业区的发展与扩大
由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原始农业兴起很早，因而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国家。
在这期间，随着奴隶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农业地区也不断扩大。
一、夏商周时期的农业地区
在夏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始终是主要的农业地区，是王朝赖以生存和进行政治统治的基础。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原始，人口稀少，经过耕垦的大面积的熟田，都集中在奴隶主贵族聚居的都邑附近。
就是在都邑附近，开垦的范围与规模也很有限；至于山林、薮泽、丘陵山地及滨临河湖易受水淹的低地更无力进行垦殖。
而且，就连这些邦畿之地，也还是华戎杂居的局面，甚至晚至春秋时期，洛邑附近尚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陆浑之戎。
所以从土地利用状况来看，也还是农牧错杂相间，中间分布着许多未经垦殖利用的“隙地”，农田大多数是围绕着都邑呈斑块状分布。
夏商时期，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完全利用土地的自然肥力从事种植，所以一块土地不能长期耕种，必须经常更换，以保证获得一定的粮食产量。
当一个地方及其附近的土地都已轮流耕种一遍，土地肥力仍未得到恢复时，便不得不举族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新的都邑，开垦新的荒地。
这种现象被称为游农或游耕。
史称，夏后氏先后10次迁都（邑）；商自契至成汤8次迁都，而自汤至盘庚6次迁都，盘庚之后至纣王又2次迁都，前后有史籍可考者凡16次迁都；周人在文王之前也多次举族迁徙，其主要原因似乎就在于此。
西周之后，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中原地区定耕成份逐渐加多，游耕现象渐趋消失。
二、春秋时期的农业地区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渐趋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孕育的阶段。
促成这一巨大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铁制农具和牛耕开始用于农业生产，以及小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发展。
这不仅促进了主要农业地区的发展，而且也使农业地区不断扩大，形成新的农业地区。
1、齐、鲁等国对山东半岛农业地区的开发
春秋前期，齐国在发展海产和手工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齐桓公（前685～前643年）亲政时，重用管仲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不仅使齐国成为“膏壤千里，宜桑麻”的农业地区，而且还使齐国的农业地区扩大到山东半岛的北部和东部，远远超过齐国原来的封疆。
与此同时，鲁国也越过济水向山东半岛南部扩展。
春秋以后，还在洙水、沂水及泗水流域发展水利灌溉，不仅种麦，还种植水稻。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邹鲁濒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可见这一带农业已很发达。
2、晋国对山西北部农业地区的开发
当晋国初封时，今山西省中北部及东部还是戎狄族杂居的地区。
后来，晋国采取武力征伐和分化、安抚等政策，不断兼并这些戎狄方国的土地，随即垦为农业地区。
其中霍山以北的太原、雁门地区，经过长期开发，也成为农业生产比较先进的地区。
春秋晚期，晋国六卿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先后废除“百步为亩”的井田制，推行封建的田亩制和地税制，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除了上述齐、鲁、晋等国农业地区的不断扩大外，位于南方的楚、吴等国在兴修水利、开辟农田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
如楚相孙叔敖就在今安徽寿县以南的淠水（淮水支流，在今河南省境内）流域修建了芍陂，灌溉稻田万顷、吴王夫差执政时期开挖的邗沟等，上述这些水利设施，使江淮流域的农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春秋时期农业地区开发的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是开发的范围仍然很小。
农业相对发达的，只有秦、晋、齐、鲁、宋、卫、郑、许、陈、蔡诸国，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
淮河以南及长江中下游一带，仅有少数几个地区农田垦殖较为集中，农业生产较为发达。
第三节战国、秦、西汉时期主要农业
地区的巩固与扩大
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铁制农具与牛耕的普遍使用，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原有的农业地区更加巩固，新的农业地区也不断地出现。
一、战国时期的农业地区
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开始代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相当一部分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使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由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确立，使黄河中下游农业地区的地位得到巩固，并以此为中心，又不断向四周扩展。
战国七雄为了争霸中原，先后进行了变法，推行富国强兵的“农战”政策，加之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垦田的效率；打井和修建堤防技术的推广，使一些离河湖较远的山地及河滨、湖滨下湿低地也可以开辟为农田，加速了农田的垦殖，扩大了农业地区的范围。
另外，灌溉农业的出现，也加速了农业地区的发展。
例如，魏国先后修建的引漳十二渠及鸿沟等大型水利工程，使太行山东麓的河内地区由盐卤之地变为膏腴之地，成为富饶的农业地区。
秦国在巴蜀与关中地区修建的著名的都江堰与郑国渠等灌溉工程，推动了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
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
郑国渠修成后，使渭河以北，原来“不可以稼”的贫瘠土壤也得到改良，“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与此同时，江淮之间的农业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秦、西汉时期的农业地区
1、主要农业地区
关中平原：
秦与西汉时，关中为帝都所在，又先后修建了六辅渠（泾河下游）、白渠（泾河下游）、漕渠（自长安引渭穿渠）、龙首渠（北洛河下游）、成国渠（从眉县引渭水，至咸阳复入渭）、灵轵渠（在周至）、沣渠（引沣水灌溉）等一系列农田灌溉工程，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使关中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关东地区：
包括伊洛水流域、汾涑河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一部分。
这一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而面积远远大于关中，非常适于农业生产。
西汉时期，由于国都长安人口的急骤增加，关中的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都要从关东地区漕运粮食达400万左右。
这说明关东地区农业经济相当繁荣，齐、鲁一带的富庶程度可与关中相媲美。
成都平原：
自都江堰修成后，成都平原已成为“天府之国”。
秦朝建立以后，曾将一批六国的奴隶主贵族迁入巴蜀，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西汉时期，除进一步完善都江堰工程，充分发挥灌溉效益，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外，还使农业开垦的范围扩大到了周围的山地丘陵区。
据《汉书·食货志》、《汉书·武帝纪》记载，巴蜀地区的粮食，不仅支持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政权，而且在有汉一代，还曾多次解救了全国性的灾荒，其产粮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2、新扩大的农业地区
秦汉政权为了加强边防，加速边疆地区的开发，都曾先后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大力进行屯垦，使我国西北、江南与西南一些地区的农业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
其中，西北黄土高原、内蒙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地区、宁夏银川平原以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发展成为新的农业地区。
第四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
农业地区的缩小与江淮流域农业的发展
一、西北黄土高原与河套地区由农变牧
东汉初年，匈奴族趁中原战乱之机，不仅控制了西域，而且还经常深入到河套与西北黄土高原进行骚扰，致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
到东汉后期，由于内政外敌的困扰，对西北地区已无法控制，今黄土高原与河套地区，汉民几乎逃亡一空，居住的居民几乎全是匈奴与羌、胡等游牧民族，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大致以山西吕梁山与关中的北山为界，农耕区域退缩到该线以南，以北则基本上是游牧区。
北魏逐步统一北方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在黄土高原上，农牧界线又逐步向北推移，但推移的速度十分缓慢，远不如秦、汉时那样迅速而彻底。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今陕西省富县至甘肃省庆阳一线以南的渭北高原、陇东高原及山西省离石以南地区，成为半农半牧区，而此线以北地区基本上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
二、黄河中下游平原农业区的破坏
关中地区：
由于东汉中叶和羌人的战争连年不息，以及后来的董卓之乱，十六国的连年混战，加之氐、羌等游牧民族的内迁，致使关中地区沦为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混杂的地区。
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才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恢复。
关东地区的农业，主要是依靠黄河水的滋润灌溉发展起来的，但两汉之际黄河却不断决堤泛滥，造成极其严重的灾患，致使农业经济一蹶不振。
不过，对这一地区破坏更为严重的还是连年不断的战争。
经过长期的血腥战争，遂使这里城邑虚空，农田荒芜，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
曹操就曾在他早年写的《蒿里行》一诗中感叹道：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到了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的整个十六国时期，严重的破坏更是接踵不断。
广大群众为避战祸，求生存，遂向四方流徙，其中以向江南流徙的人数最多，其数量竟占到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原有人口数的十分之六、七。
人口与劳动力的大量减少，自然是对农业生产的致命打击。
此外，一些游牧民族的统治集团基于旧习，不重视农业，肆意扩大游牧地区，以及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也是造成农业地区急剧缩小的原因之一。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直到北魏时，还将太行山东南麓，即今河南省延津县与沁阳县之间的河阳地区改作牧场，饲养战马十万匹，以供战争需要。
三、长江淮河流域农业的发展
在北方黄河流域农业地区不断缩小，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下，南方江淮流域的农业生产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其原因是，社会局势比北方安定；加之北方移居人数不断增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添了劳动力。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口的增减，可以反映出当地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的程度。
东汉时期，南方江淮流域的人口大幅度增长，使南方农业生产较前期有了更快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黄河流域的农耕者，由于不堪忍受战乱之苦，大举南徙。
人口之多，地域之广，是空前的。
其中，以太湖流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成都平原，即当时的扬州、荆州和益州接纳的人口数量最多。
因而在北方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南方的农业地区则继续扩大。
另外，南方江淮流域农业地区的扩大，还同农田水利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如东汉王景任庐江太守时，率众修复了芍陂、蒲阳陂，引水灌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到三国曹魏时期，江淮、江汉地区的垦田数目日渐增多，一些权势之家往往在山谷修建“私家小陂”以浇灌稻田。
这些小陂大者可灌田数百顷，小者亦可灌数十亩。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粮食富足，邻近郡县也可以数年忘饥；而且桑麻遍野，丝绵布帛享有“复衣天下”的称誉。
尽管南方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济基础不如北方，所以就南北比较而言，南方经济仍显得落后。
第五节隋唐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区
的恢复与南方农业区的迅速发展
隋唐时期，不仅黄河流域古老的农业区得到恢复，而且长江流域的农业区也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使我国封建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一、北方农业地区的恢复与发展
隋唐两朝都建都长安，因而对关中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特别重视。
除推行均田制与租佣调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外，从农业生产本身来看，主要的措施是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据统计，唐朝时期，陕西共兴修水利工程32项，居全国第二位。
这些水利工程大部分集中在关中地区，从而形成了以国都长安为中心的水利灌溉网。
在关东地区，隋代在黄河两岸修建了通济渠和永济渠，同时，在淮河下游及其支流以及永济渠沿岸还修建了不少小型水利工程。
这些水利工程既沟通了交通运输，又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唐朝前期，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直到安史之乱以前，主要农业地区仍在北方。
此时的主要农业区有：
关中平原；
晋西南汾涑河下游平原；
郑州以东直至海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河北保定以南、黄河以北地区。
除了关中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外，唐初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曾在天山南北、河西走廊、银川平原及河套平原等地派驻重兵。
唐朝为了减少军粮转输上的困难，唐朝政府很重视发展西北边地的农业生产，并大力进行屯田。
据《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河套、青海东部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的屯田，获得数年丰收，获得的粮食竟可使当地军粮支持数十年。
当时为发展这一带的农业，曾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甚至在黄土高原丘陵地区的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还修建了延化渠。
正因如此，到了天宝年间，陇右、河西生产的粮食，不仅能满足边地军民需要，而且还可运至关中供应长安。
二、南方农业区的迅速发展
隋唐两代，虽然北方农业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在粮食、财赋上对南方的依赖与日俱增，加快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
据《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统计，隋朝在全国进行了27项治水活动，北方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合计达17项，约占三分之二，南方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湖南等省合计达10项，可见北方的治水活动仍比南方居多。
但到了唐朝，北方治水活动有103项，而南方却上升到150项，超出了北方。
这不仅表明南北农业地区地位的变化，而且也表明我国经济重心在唐朝已开始向南转移。
长江流域的垸（yuan）田、圩（wei）田的发展，更为南方农业生产的稳步上升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垸田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周围地区；圩田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即太湖流域等地。
这种垸田（围田）和圩田（塘浦圩田）把农田的垦辟、塘浦渠系及闸门的修建，以及河道的治理等紧密结合起来，使江南低洼卑湿的水乡泽国形成互相通连的排灌水系，做到了水旱从人，稳产高产。
由于南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南方人口得到了迅速增加，中唐以后，南方人口逐步赶上并超过了北方地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关东主要的产粮地区----河北、河南、山东一带为安史余党所控制，因而，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就成为了唐朝最主要的粮食与财赋的供应地。
公元756年，第五琦在蜀中拜谒唐玄宗时说：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唐宪宗也认识到“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可见，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已成为了唐朝后期我国主要农业经济地区。
第六节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农业地区
的凋敝与南方农业地区的继续发展
一、北方农业地区的凋敝及其原因
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的自然条件本来很宜于农耕，可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却一再使黄河流域显示出萧条、残破的景象，特别是与江南地区的迅速发展相比较，更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北方农业地区的范围还在扩大，农田面积也不断增加，但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甚至于出现倒退的现象，农村更加贫困。
特别是清代，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农村的日趋贫困化，大批贫穷破产的农民携家带口闯关东，跑西口，在东北、内蒙古东部草原、西北鄂尔多斯高原及阴山南北开荒垦种，使得北方农业地区大大向北推移。
与此同时，劳动生产效率与农作物产量却表现的极低，水旱风雹虫等多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使北方农业地区显示出一片凋敝景象。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战乱频繁，破坏严重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北方农业地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黄河中下游的几个主要农业地区均遭到破坏。
河南一带尤为惨重，千里萧条，人烟几绝。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割据，对中央叛附无常，对地方横征暴敛，使黄河下游的农业地区继续遭到破坏。
五代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军阀混战，终年不息。
北宋时期，北方地区又遭到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府的攻伐，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又成为征战的中心，人口普遍减少。
尤其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引起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徙。
另外，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基于游牧习性，将大片农田改为牧场，或者强占大片土地，逼迫汉人耕种，但又科以重赋，农民无法忍受，只得逃窜山林间，造成大片土地荒芜。
后来的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依然是北方黄河、淮河、海河流域遭受的战乱损失大于南方。
2、滥垦滥伐，耕作粗放
唐朝中期以后，北方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甚至于倒退了。
黄土高原上的滥施耕种，在安史之乱后就日趋严重，而且愈演愈烈。
唐肃宗、唐代宗以后，为了安抚无地少地的分期农民，唐朝政府鼓励他们在高原上垦种“荒闲陂泽山原”，甚至连原来由政府管辖的牧场牧监的土地，也听任百姓垦辟。
并且还明确规定新垦荒地5年之内不征税赋。
农民为了逃避官府征税，就在免税的5年内尽力耕殖，一满5年马上弃耕，另垦新的荒地。
这样，不断弃垦、新垦，使得农耕区域急剧扩大，而农业生产技术却更为粗放落后，产量也越来越低。
宋、明两代，也大抵如此。
为了解决边区军粮问题，在边区进行大力屯田，同时也准许农民开垦，使大片土地无限制地被开垦。
上述这种作法，数百年来，相沿成风，使开荒扩种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高原山地，而广种薄收的陋习也越来越根深蒂固，使当地的农业生产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开荒浪潮在清代才兴起，但很快就达到了高潮。
不过，相对黄土高原来说，其境况要好得多。
3、水利失修，治黄失策
唐朝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原有的农田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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