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史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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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史略
钧瓷史略（创烧时期）
禹州市有发展陶瓷的天然资源。
远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人已从事陶器生产。
境内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出土大量古陶器。
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先人们的不断创造，在陶器的基础上，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
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连乡岗胡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了早期青瓷残器。
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杨庄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两件完整的青瓷罐。
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禹州的陶瓷业到了唐代，发展更加迅速，不仅窑场增多，而且瓷器质量提高，釉色品种也显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国占重要地位。
目前已发现唐代古窑址4处，其中苌庄乡3处，神垕镇1处。
苌庄乡的3处古窑址分布在苌庄村、玩花台村和磨河村。
这里西接登封市，北连新密市，陶瓷原料丰富，交通比较发达，3处古窑址，相距不到4华里，是唐代禹州的一个陶瓷集中产区，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层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窑具、瓷器残片等遗物。
器物有碗、罐、壶、盆等。
釉色有黑、黄、褐、白四种。
器物造型丰满、平底。
在装饰艺主上，有白釉饰绿色彩斑，有黑、褐釉饰蓝斑或白斑。
磨河西岸的窑址内涵丰富，瓷片、窑具俯拾皆是，有黄釉阔腹平底钵，有平底淘澄器。
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蓝斑残片。
1984年5月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心家冯先铭等鉴一，确认系唐代烧制。
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的赵家发现1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
该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区内有很多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
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
靠近窑炉旁泥池内的泥料为浅黄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种罐、盘、碗、钵等，胎骨较厚。
碗、钵、罐均为平底。
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釉。
由于受窑温的影响，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
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潇洒自然，有烟云变化之美感。
也有的蓝白相间，莹润典雅，耐人寻味。
在堆积层内，发现有窑具、瓷器残片和木炭灰，没有煤碴，也没有匣钵，系用木柴烧制。
这一窑址的发现，使陶瓷介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曾亲临现场考察，都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
这个窑口的产品，质地优良，和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属同一类型，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
如《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内记有：
“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
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班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
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
”
唐代南卓《羯鼓录》前录成书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录成书于唐太宗四年（630年）。
由于禹州唐代花瓷窑址发现较晚，古书无记载，但其生产时间并不晚于河南其它唐代瓷区。
建国后，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区内征集收藏较完整的唐代花瓷10余件，其中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的8件。
70年代在苌庄乡龙福寺和火龙乡瓦店村出土的两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鲁山文化馆、郏县文化馆收藏的注子形质基本一致，都是我国唐代花瓷的典型作品，也是国家的稀有珍品。
1988年5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唐代阳翟镇遏兵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瓷双系罐3件，造型古朴高雅，彩斑挥洒淋漓，分别定为一级和二级文物。
据该墓出土的墓志记载，郭超岩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证实了禹州生产唐代花瓷的时间下限。
唐元和五年属唐代中晚期，这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可证唐代花瓷的始烧时间应在唐代中期或早期。
唐代陶瓷手工业“以釉致胜”的独特装饰技术是我国颜色釉陶瓷蓬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这种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为化万千，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面，发展为多样装饰，和宋代钧釉有相似之处，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
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
“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表似无形，妙趣横生，变纪晨测，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
”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持片》一文中也说：
“唐代花瓷出现，为钧窑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无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从上述可知，唐代花瓷与宋代钧窑有渊源关系，是钧窑的前身。
钧瓷始于唐，已得到陶瓷史学界的公认，并载入史册。
钧瓷史略（成熟时期）
神垕唐代花瓷区的下白峪村，地处大刘山下、清龙河之滨，瓷土、釉料储量极其丰富。
这里河水潺潺长流不断，古时山上森林茂密，煤的覆盖层薄，易开采，有发燕尾服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
和此地毗邻的禹州市磨街乡，唐、宋时期冶炼业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砂镇（指铁矿绵延45里长），七十二座分金炉（指炼铁炉之多）”的传说。
至今古冶铁遗址犹存。
碗药山（产釉料的矿山）和产铜矿石的大红寨山都距此地不远。
这里又和烧唐代花瓷的黄道窑、烧青瓷的汝州窑，仅一山之隔，有博采众长的优越条件。
匠师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利用当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铜质，在还原气扮下，成功地烧制成高温窑变钧红釉，可谓“水到渠成”了。
下白峪唐代花瓷窑址周围，宋代早期钧窑遗址很多，又和于沟、上白峪、刘庄等古钧窑遗址连接在一起，成为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的大瓷区。
且唐、宋、金元时连续烧制，产品质精釉美，是钧窑的发祥地，也是民窑的中心。
建国后，研究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把这里作为考察重战火炎。
出土的标本，造型丰富多姿，古朴典雅，胎骨细腻，切削规整，釉色多样，质地莹润，宝光内蕴，工艺精细，达到类翠似玉的程度。
在该遗址中，还发现有薄胎厚釉，晶莹似玉，天青挂红斑，胎体厚度仅2毫米，两面釉比胎厚1/3的钧瓷钱片。
釉色之佳，制做之精，不愧为“雨过天晴泛红霞”之美称。
建国后，这里又出土了完整的带把洗、莲花式大碗、香炉等工艺精细、釉色莹润的珍品。
1988年又在该窑遗址中，发现连座瓶残片，其造型和釉色与传世的宋代连座瓶完全一样。
经过近年来的多次调查，神垕镇的刘庄窑、下白峪窑遗址中，均发现有底刻数码字和“郗”“朱”“李”等标记，釉色和帛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
可证当时钧窑高超的技艺水平已为达官权贵所赏识，为钧窑由民窑升格为官窑铺平了道路。
关于钧窑和柴窑的关系，过去陶瓷专著曾有不少记述。
清朱琰《陶说》中说：
“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
”相传当时督瓷官吏请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
“雨过天青云破处，才（这）般颜色作将来。
”清陈浏《陶雅》云：
“宋钧之无紫而有异我发现者，盖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为悦哉！
今以月白俗名污之，谬亡甚矣。
盖世人俚语，不知世有柴窑者也。
”又云：
“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
”民国许之衡《钦流斋说瓷》中说：
“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
”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陶说注释》中也谈到：
“明已有‘片柴值千金’之谚。
传世品除见于高澹人《宋钧窑瓶歌注》、王淦洋《香祖笔记》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七颂堂识小录》，但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窑的兴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也说：
“柴窑这种精良的瓷片，也为北宋瓷业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上述史料说明，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
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所制器物已较柴窑为优。
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迨赵宋工周，柴窑工匠无所依归，遂群趋颍川经营钧窑是有可能的。
但迄今尚未发现此要窑旧址和器物，尚不能定论。
柴窑的真相，有待考证。
北宋王朝由于采取了宽减赋税，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措施，从而使科技发展，商业繁荣，加之煤炭用于生产和冶炼业的推广，为陶瓷的高温烧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属元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宋代钧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时宋都汴京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场。
随着经济的繁荣，茶馆酒楼急剧增加，一般都使用高档家具和名贵瓷器，以招徕顾客。
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是皇室、贵族、富商大贾装点居室和观赏收藏的陈设用瓷需要量的增多，对陶瓷生产和陶瓷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宋时，禹州称阳翟，属颍昌府，隶京西北路，东近首都开封，西通西京洛阳，钧瓷销售市场极为广阔，这都为钧瓷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禹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
属北宋早期的有：
神垕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共12处。
属北宋中晚期的有：
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共28处。
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清龙河、潘家河、驺虞河之滨，以神垕镇的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
如禹州现存最早的《钧瓷志》中说：
“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
“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
”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
随着时代的推移，钧瓷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
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
在考察中发现，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种最多的是神垕镇的刘庄窑。
如叶哲民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
“刘家门（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器物中尤以带把洗、菊花盘、折沿碟、盖盒等最为出色，真正估重叠了“葱倩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
这个窑址内的窑炉非常密集，从残留的遗迹看，其形体多为馒头式，高度已看不出来，直径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
1982年以后，钧瓷研究者又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
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炉、洗、盘、碗、碟、罐、盒等九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
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85年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
这里古窑址很多，以群众俗称“七么地”的地段内最为密集，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有2米多厚，釉多天蓝，和其他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
同时发现的还有1个钧瓷小碗和一些古钱币，有开元通宝和大观钱、崇宁钱等。
和刘家沟相连的有一个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钧瓷窑区，据传为了存放钧瓷，开挖土窑洞作为仓库，俗称该村为货垌，后易称“霍垌”（此村无一霍姓者）。
足见这一窑区时代之早，范围之大，窑炉之多，产量之高。
1988年在神垕镇北大办事处的王家门又新发现1处北宋钧窑遗址，这处古窑址，是群众烧砖现的。
出土器物、残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釉色鑫豆绿色，且匀净纯正，釉、胎都较薄，匣钵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除烧钧瓷外，还烧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早期宋钧釉色是以蛋白石光泽青釉为基调，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焙烧而成，呈现出天青、天蓝、月白、葱翠青等色。
同时当时匠师们的在红色上很下功夫，经过千锤百炼，烧出深浅不同的红色或紫色窑变彩斑。
钧红釉的创烧成功，一方面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同时也为陶瓷辟了新的境界。
正如《中国陶瓷史》所说：
“宋瓷所创造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
钧瓷……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
钧瓷史略（鼎盛时期）
钧瓷在宋初已负盛名，宋代中期得到很大发展，很快饮誉全国，声震京都，进入了名窑的行列，被喜文弄墨、善诗长画、喜爱花石的徽宗皇帝赵佶所看中。
为了满足宫廷建造园林和美化生活的需要，选派职官，集中民窑优秀工匠，在阳翟县（今禹州市）钧台附近设立官窑，为宫廷烧造贡瓷。
建国前，有关史料对钧窑的记述不详，见解各异。
建国后，古陶瓷专家、学者，对钧窑遗址曾进行过数次调查，但都未得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
如1964年3月，故宫博物院叶哲民，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记述他在神垕镇西刘家门一带发现的早期钧瓷残片，“但大都为盘、碗之类，而传世的许多号称宋钧，特别是刻有数码的盆、奁等残片，迄无所获。
”陶瓷介对钧窑的起始年代，因何命名，窑变技术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为了继承和发展古钧艺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河南省政府指示禹县组织力量，进行全面调查，要求3年内写出一部完整的《钧瓷史》。
1964年8月，中共禹县委员会、禹县人民政府抽调干部，组成“钧瓷史考察组”。
他们是焦俊昌、王熙兆、谢相林、田松山。
调查组成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而搁浅。
他们的工作虽历时不足半年，却收获很大，共发现古钧窑遗址110处，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瓷片、窑具标本，写出了《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为恢复和发展钧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和文字资料。
特别是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了钧台窑，引起了陶瓷界的关注，为研究钧瓷展史和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并为“钧官窑”的全面发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考察组于1964年11月和省文物工作队共同进行考察定点，为全面发掘做准备。
接着“四清”运动开始，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之久。
197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钧台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以后又不断配合基建施工前的勘探发掘，对该窑址的范围和文化内涵已得出初步的结论。
该窑址位于城关镇北门内的钧台周围，东起城墙，西至十三帮会馆，南起老县衙（今人民武装部）前东西大道，北至城墙，东西长达1100余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
整个遗址分为官用和民用两大烧造区域，东部以烧钧瓷为主，西部以烧民用瓷为主。
遗址内除发掘出窑炉、作坊、泥池、灰坑等遗迹外，还发现大量的窑具、工具、瓷器残片、瓷土、泥料、石英、釉药、彩绘料等。
瓷器品种，以钧瓷为主，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
此后又在今人民武装部院内发现7座窑炉遗址，有较完整的窑炉4座，残窑3座，均埋入地下2米以下。
这里的窑炉一般都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除了烧造天目瓷的窑炉门向西外，其余均坐南向北。
窑炉挖筑比较集中，有的呈一线排列，有的三窑鼎立，中间充作坊，并与各窑相通。
窑炉有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
发掘时保留了两座窑炉供研究和参观之用，按发掘编号为一号窑炉与七号窑炉。
经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测试，断定为北宋所烧。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发掘出的标本看，宋徽宗在位25年间，是钧瓷生产的鼎盛时期。
这个时期盛烧的钧瓷是在民窑天青釉和紫红斑釉的基础上，成功地创烧了蓝、红、紫、青诸色错综掩映的窑变釉，由北宋早期的青一色发展到“官钧”青紫并重的基本格调。
青蓝釉施于器内，红紫釉多施器外，即清代陈浏《陶雅》所说“内青外紫”，也有少数是内外皆施青蓝釉的。
但官钧青蓝釉不像早期宋钧那样纯粹单一，而是在一个较深的蓝色背景上布满带月白汗珠状的流纹（泪痕纹），少数烧制工艺水平高的则遍布蟠回曲折的蚯蚓走泥纹，或在一个紫色背景上遍布蓝白色流纹，此即一些文献所称的“宋钧之紫汗漫全体，青葱紫倩蜡泪之成堆”。
从釉的艺术风格看，官钧和早期宋钧也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模仿花玛瑙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
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官钧瓷片和残器标本看，釉色极为丰富，大体分红、青两大类十余种窑变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天蓝、葱绿、米黄；红者如茄皮紫、海棠红、玫瑰紫、胭脂红、葡萄紫、鸡血红、丁香紫、火焰红等。
此时钧窑釉那种莹光般含蓄的乳光状态和绚丽多姿的窑变艺术效果臻于完美，构成钧瓷独特风采和巧夺天工的精湛艺术效果，为世人所倾倒，故获得“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为、意境无穷”，和“钧与玉比，钧比玉美，似玉非玉胜似玉”的美称。
这个时期的钧窑作品形制繁多，工艺规整，端庄浑厚，胎厚釉活，精美绝伦。
具有代表性的是尊、炉、鼎、洗、盆、奁、杯、盏、瓶、钵、盘、碗、盒、枕、座墩等十余种。
尤以花盆为多，如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主角式、方形和长方形等。
器底呈芝麻酱色，器表有片纹，莹润浑厚，绚丽夺目。
官钧的上制品入选后，其残次品全部销毁，不准在民间流传和收藏，故钧台窑作品传世极少而声价也极高。
钧台窑遗址出土之器物比民窑品种和釉色要多，不仅为禹境诸窑之冠，即在整个钧窑系中亦为首屈一指。
这说明“钧台窑”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属于非商品性烧造。
钧台窑烧造规模大，产品质量好，艺术水平高，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艺术宝库。
对它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在它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很多珍贵的实物资料，解决了多年来钧瓷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杂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
（一）解决了钧瓷始烧年代的争议
对钧窑的始烧年代曾有几种说法。
一说在宋初，（清）《景德镇陶录》中说：
“钧窑亦宋初所烧……”一说在北宋，（清）《中国青瓷史略》中说：
“所谓钧瓷，在北宋时候只是紧临汝州阳翟县所烧的一种青釉器而已，还没有钧窑这个名称。
而在南宋的记载里也没有提及过钧窑。
它的兴起与临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临汝窑到北宋末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临着临汝东北乡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
镇10公里属郏县辖区），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瓷器。
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一百余年间的产物。
”又说：
“钧窑之继汝窑而起，是在金人统治时代，那时是钧器的黄金时代。
”关松房在《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一文中也说：
“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丰三年阳翟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窑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
”一说始于元，如有人认为，钧窑器在大量宋代墓葬中不曾发现，而多出于元代墓和遗址中，因而宋无钧窑，钧窑创烧于元代。
在钧台窑的发掘中，出土大量的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底刻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奉华”字样的器皿。
据考证，宋有“奉华”殿名，这些器皿都是为宫廷需要而烧制的。
金无此殿名。
且宋金对峙时，禹州在金人统治下，更不能为南宋烧造宫廷用瓷了。
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禹州有一魏姓者，在钧台窑区挖出瓷制方形钱模一个，正面有“宣和无宝”字样。
1964年又发现同样钱模，经河南省文物研究部门鉴定，钱模胎质与钧台窑钧瓷胎质相同。
“宣和”为北宋徽宗年号，这一重要发现为解决钧台窑的断代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佐证。
还可和1962年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今禹州市瓷厂）建电厂时出土的“元七年高天顺制”钧窑碗相互印证。
再据老一代史志、古陶瓷专家傅振伦先生说：
1946年11月8日和李鸿庆同游，在北京古玩铺见一钧窑盘，铭文曰：
“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命望道□敬造社长刘造于钧州高天祥题。
”上述实物都足以说明，北宋中后期是钧窑盛烧之时，始烧是北宋早期。
正如赵青云在《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一文中所说：
“钧台窑创烧于北宋初期，盛烧于北宋中、晚期。
”
（二）解决了钧瓷因何命名的问题
关于钧瓷一名的由来，明以前没见记载，自明以来说法有二。
一说因产于钧州而得名。
如明代屠隆《考磐余事》、高濂《遵五八笺·燕闲清赏笺》、文霞亨《长物志》均称钧窑为“钧州窑”。
（清）《南窑笔记》中也说：
“钧窑北宋钧州所造。
”建国后仍有不少文章中沿用“钧瓷因产于钧州而得名”。
二说因钧台而得名。
如郭葆昌《瓷器概论》中说：
“钧窑建于宋初，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瓷，至今尚存。
”经过对钧台窑的发掘，陶瓷界才统一了认识，钧瓷因钧台而得名。
因为禹州古为夏禹国，禹受封于此为夏伯，境内有钧台，禹之子启大享诸侯于此，表示正式继位。
从此，钧台就成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实物佐证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也成了我国稀有的远古遗迹和历史名胜。
数千年来，禹州人民一直把钧台当作禹州的象征。
北宋时，在禹州城内北门里钧台附近设立官窑，大规模地烧造宫延用瓷，并在艺术上取得杰出的成就，故古人以钧台这一历史名胜命名钧瓷是勿庸置疑的。
正如清《景德镇陶录》所载：
“钧窑宋初所烧，出钧台。
”现代古陶瓷学家安金槐也说：
“禹州夏有古钧台，钧瓷之名由此来。
”赵青云在《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一文中也明确地说：
“若窑以地名，钧窑就当来自钧台，这是和宋钧的产地及其禹县在北宋以前就有闻名于世的古钧台这一历史地名是完全一致的。
”
（三）解决了钧窑编号数码用意的争论
钧瓷底部刻有一到十的数码，对其用意长期以来曾有多种解释。
（明）张应文《南窑笔记》中记有：
“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一副之记号了……”还有的认为红朱色者都用单数，青蓝色者用双数。
从发掘出的大量器皿标本中，经过数码器物对照，弄清了数码的用意，即数目字与器物的尺寸密切相关，数码越小器形越大，数码越大器形越小。
同时也是为了花盆与盆托（即盆奁）同号配套，按照宫廷盆景设计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号码的花盆和盆奁进行批量生产的标记。
现选附《中国陶瓷史》之表于此供参阅。
（四）解决了钧瓷研究者多年来未能解决的技术难题
陶瓷介的专家学者，用现代化的手段，对钧台窑的胎、釉进行了测试和研究，揭示了钧瓷窑变的本质，找出了窑变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在科技方面找到了正确途径。
钧窑匠师在钧台窑出土的实物中学习到了很鑫的高超技艺和宝贵经验，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特别是钧台窑的造型技艺、帛作工艺、釉料配制、烧造技巧，已成为钧窑匠师长期追仿的榜样。
（五）解决了钧、汝两窑谁晚的争议
北宋时期，钧窑已影响到河南省内的郏县、宝丰、鲁山、归汝、登封等较为有名的窑区，正如《中国陶瓷史》中所说：
“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是临近瓷窑的相继仿制。
”尤其是临汝窑与钧窑相互仿制更为突出，在钧、汝两窑址的考察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天青、豆绿等釉色相同的残片，故有“钧、汝不分”和“钧窑继汝窑而起”之说。
建国后，陶瓷界对此曾多次实地调查，发表文章。
如60年代中期，冯先铭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中记有：
“重点复查了11处遗址，就有8处烧造钧瓷（宋代3处，金、元时期5处），可见临汝窑大多数烧造钧瓷。
”冯先铭通过对临汝西南乡严和店与东北乡大峪店两大窑区遗址的多次考察，认为临汝窑烧制的钧釉器，以大峪店东沟窑、陈家庄窑最为精美，既具有临汝窑晶莹似玉、匀净明快的特点，又有钧窑乳光内含、豪放酒脱的窑变特色。
而在钧窑遗址中，特别是钧台窑遗址中，也有专烧汝瓷的瓷窑。
如赵青云在《汝窑的烧造历史及装饰艺术》一文中说：
“然钧台窑除了烧造钧瓷名牌产品，对汝窑印花青瓷的传统工艺也倍加欣赏，所以在钧台窑专设一个生产区烧造汝瓷，其产品除光素无纹者外，也印有各种缠枝、折枝花卉和水波游鱼等文饰，且产品造型却与众不同，圈足较矮，碗盘较浅，临汝窑风格的印花小碗敞口尖底与碗身稍高的特征，在这里几乎绝迹。
”在钧台窑中还发现有与汝窑相同的“奉华”铭文器皿。
都可证两窑系同时烧制，又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禹州市西部的钧窑集中区神垕镇，与汝州的大峪店乡的东沟、碗沟相距很近，而且都有发展陶瓷的天然优越条件。
两地近在咫尺，在陶瓷技艺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很政党。
但两地产品各具特色，如两地釉面，钧窑多光素，而汝窑则多刻、印花纹；釉色，汝窑为显示花纹多薄而透明，而钧窑则多厚而乳浊；胎骨，则是钧窑厚而当窑薄；钧窑釉青中带红斑者居多，而汝窑青中带红者较少。
至于汝官窑和钧官窑的胎骨和釉色更是泾、渭分明，各具千秋了。
综上所述，钧、汝、两窑，关系密切，同属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由于钧釉窑变色彩美妙，汝窑自然要学习其技法，而钧窑对汝窑美丽的釉色，倍加赞赏，也要吸取其技巧。
正如李辉柄在《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一文中所述：
“临汝与禹县近邻，禹县的钧窑影响到临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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