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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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造就一个人的成功
主讲人：
朱清时校长
地点：
学校大礼堂时间：
2002年5月18日
谢谢朱灿平部长的介绍。
各位同学，两年前我给刚入学的和已在校的其它同学们做过个报告。
通过回顾我们这代人成长的过程，根据我自己在国内外从事科研工作的阅历，谈谈怎么做才能取得成功。
当时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得到了同学的欢迎。
这两年我继续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最关键的指标是要看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有多大比例取得成功，取得多大的成功，所以如何培养学生取得成功的能力是学校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要在激烈的高科技竞争中取胜，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否在今后各行各业的工作中间取得成功。
国家非常希望你们取得成功，你们的家庭和本人也都希望你们今后取得成功。
所以，这问题非常重要，很值得经常地同和大家讨论。
今天我就再讲这个问题，内容不是上次的重复，而是加入了思考得到的新认识。
我在今年4月18号《参考消息》上同时读到两则消息，很有意思。
第一则消息是记者写的，题目就叫《成功学热中国》，讲现代中国“成功学”是最热的话题。
其根据是现在中国的各个书店中，甚至连机场和地铁车站的小报摊上都摆满了成功秘诀类的书籍。
有的书是外国的译本，比如已经有几十种“卡内基”类书籍，讲如何取得成功；也有中国人写的，比如有一本书叫《哈佛女孩》，讲一个女孩在哈佛如何取得成功。
更多的是美国大公司老板和香港一些大富翁的传记和故事，如比尔·盖茨、李嘉诚、李泽楷等等。
这说明现代各个阶层的人群都非常关注一个人如何才能取得成功。
外国记者把这点作为新闻，说明他们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愿望已经不比其它国家差，甚至已经超过许多国家。
第二则参考消息是《坐头等舱留学移民》，讲的是中国有些家长不忍心自己的小孩坐长途飞机受苦，所以给他们买头等舱，带大笔钱和大批行李去英国留学。
中国在英国留学的学生已有5万，是英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日、澳、新等国也差不多。
其实中国留学生到英国等地付的学费比本地学生可能要高很多，在英国要高一个数量级，接近10倍。
并不是中国的家庭已比这些国家富裕了。
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还差得很远。
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花高价送子女到英、日、澳、新等国留学，反映了望子成龙的典型中国式的心态。
这两则消息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家庭，希望年青一代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
但是许多人的作法很令人担忧。
留学可以为成才创造机遇，这是不错。
但不愿吃苦还想成才就难上难了。
这些书我也买了不少，读过一些。
我觉得每本书都有道理，如果能按照它做，都会有好处。
但这些道理往往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化，所以没有丰富阅历的人看这些书，容易把一个人成功的真正原因误解了。
因为每本书强调的侧面都不一样，特别是这些书的表述方式往往丢掉、或者表达不出来一些成功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原因。
这些书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们用的都是些确定性的语言，我想在座的如果有了解量子力学或复杂性科学的人就会明白我的话，还没学过的不要紧，无论你们的专业是什么，希望你们都能在今后学懂。
过去的自然科学习惯用确定性的语言，就是说只要这样做，再那样做，就肯定得到什么。
这种语言在20世纪后半期发现的复杂系统科学和在20世纪前半期发现的量子力学中，都不实用了。
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找到了一种可以更准确描述自然界本原状态的概率语言。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过去的天气预报说，明天是阴天有雷阵雨，现在改成降雨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
这个改进就是人类认识上一个革命的反映。
造就成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亚于天气预报。
如果用确定性的语言来描述，很难把它的真正原因表达准确。
几千年前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一个人----老子，讲的一句话就已隐含了这个道理。
《老子》开篇时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意思就是说，任何人用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局限，因为语言是拿你已知的东西来类比你未知的东西，这个类比不可能完全准确。
一旦你用语言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表达出来了，那么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只能是事情的本原状态的一种片面的简化，就如瞎子摸象的典故所讲的那样。
老子哲学非常聪明。
现在我在讲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时，感触最深的就是老子说得这句话。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把成功的复杂因素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
有的。
这就是刚才说过的自然科学已经确立了的代替确定论的几率描述语言。
人类社会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很多事情不可能用确定论来准确描述。
当我们不用确定论的方法，而是从几率或机遇的角度来描述，就很能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描述出造就一个人成功的本质的因素。
这两年，我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在思考这些问题。
今天的报告就是继上次作的报告之后，搜集材料及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很想有这个机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学校最希望你们取得成功，这是我们学校办好的最大的因素；第二，过去我是直接给学生讲课，现在已没那么多时间，但我觉得我有这个条件从自己的阅历和自己领悟的道理中归纳出一些讲给大家听，以免大家去走弯路，或重犯过去我们犯过的错误。
如果大家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的时候，能很清楚地明白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因素是哪些，自觉地培养或具备这些因素，这样就使你们中间更多的人取得成功，或者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和你们这代人确实有些不同，就是我们具有很丰富的经历。
我并不希望你们也去经历，我们是不得已的。
我63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读了三年书还差一点点，文革就开始了，全部停课了。
68年，我被分配到青海西宁当铸造工人，当时看不到任何今后从事科研的希望，所以很多同时分去的人都放弃了学习。
我出于一种天性，出于对学习的热爱，还整天看数理化和英语书。
74年，中国科学院当时的领导要做一些重大项目，去追赶世界重大科技发展。
青海盐湖所虽然条件不好，但因为内地其它研究单位都瘫痪了，所以也承担了项重大项目“激光分离同位素”。
我自己争取从工厂调到研究所，开始做这个项目，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为什么呢？
后来改革开放了，大家开始重视科研和学习了，我同时代的人才发现，我已早了五年，走在他们前头，这是第一。
第二，在那个地方做科研，前面没有权威，没有比我们更了解项目的人，所以我很快就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成为负责人是个最大的机遇，可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把它做得最好，因此早在79年，我就被科学院选拔为早期出国的人，先后到了美国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布鲁克林实验室，回国到青海盐湖所后转到大连化物所工作十年。
这期间我又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法国格林罗勃大学、第戎大学和巴黎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
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1994年调到科大。
回首这段时光，我才认识到当年我分到青海当工人给了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机遇。
我以前也讲过这段经历，并不是在宣传自己，而是因为一个人的经历是他自己最清楚、最准确的事实，我能用这些数据剖析出准确的道理来。
换种说法，自己的经历就像我亲身做的实验一样，数据最可靠。
如果用别人的事例，是不是讲得最准确，我不知道。
特别是别人写出来的事，书上的东西往往可能都已经简单化或畸变了，把它作为实验数据来，可能就会得出偏离真理的结论。
还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有自信把它描述得准确真实。
因此就这点来说，我们很幸运地具有这些丰富的经历，它们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我从当工人到从事科研，然后到世界上许多一流的机构工作，认识了不少在科研事业取得成功的人，也认识了更多从事科研后来没有取得成功的人。
这些阅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也许比我个人从事科学研究取得那点成功还重要。
我自己在学术上虽然只是“小有成功”，但像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一问题，比一帆风顺获得重大成功的人亲身体验更丰富，理解得可能更深刻些。
当然，我也将用语言来表达。
不过我将放弃确定性的语言，而改用几率描述，从机遇的角度来研究造就一个人成功的原因。
这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深入、更全面，正如量子论用几率描述微观世界那样，也许这样更接近事物的本原状态。
这就是：
机遇是造就一个人成功的首要因素。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许多机遇，但机遇往往是突然地和不知不觉地出现的。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善于抓住机遇并且充分利用它们；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更善于创造机遇。
一．机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下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机遇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这点，我想市面流行的书中也都说了，但没说得很透很清楚。
其实，每个人五六十岁后，阅历多了，回首往事，不管从事科学、经商还是管理工作，不管哪个行业，都会发现很多机遇在造就一个人成功的例子。
有个笑话叫《连升三级》。
故事大意是，明代有个财主独生子张好古，从小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有一天算命的告诉他：
“你赶快进京赶考，我担保你拿前三。
”他就把玩笑当真了。
到北京时，考试已开始，魏忠贤正带人马在外巡夜，一下子撞到魏忠贤的马头边上。
魏忠贤是当时的宦官，权力很大,问他干什么，他就说我来赶考，可稳拿前三。
魏忠贤一听这小子口气很大，前三名你怎么能稳拿，现在你连考场都进不了。
张好古就说，我要没真本事怎么敢千里迢迢跑来！
魏忠贤想，这人说大话，我要给他戳穿。
就拿了名片叫人把他送到考场。
主考官以为魏忠贤半夜三更送来一人，肯定不是亲戚就是心腹，一定要他考上。
发榜时，考官商量了，发第一名太显眼，就定为第二。
第二名得了后，他就买厚礼送给魏忠贤。
魏忠贤心想，这个人真厉害，果然前三，是个有用之人，干脆留下来请他喝酒吃饭，然后把他送出去。
文武百官吃了一惊，心想魏忠贤还亲自请吃饭，这种面子是很少，于是朝廷的官就保举他进翰林院。
到翰林院，大家都清楚他是个什么都不知的白痴，但也不敢不买帐。
后来魏忠贤生日到了，别人送礼，他也想送，送什么呢？
最雅就是对联，他就请人帮他写。
翰林都不愿意帮。
有人故意要看他的好笑，就来帮了，写的是骂魏忠贤要篡权的话。
张好古也不识，就高兴地送去，魏忠贤一看是对联，就吩咐挂起来。
他很忙也没看，别的官员一看，吓得脸色发白，但都不敢说。
结果，魏忠贤把对联收下来后，都放库房里，自己没看。
不久，崇祯帝继位，魏忠贤谋权篡位被告，死了，党朋都杀光了。
有人说张好古也是党羽。
这时好多人给他说好话，说前年魏忠贤过寿，他送对联骂魏忠贤，这种人是很忠的，很正直，皇帝一想，正是用人之时，就把他招来，再连升三级。
这个笑话把封建王朝吏治的弊病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它也用无奈和幽默表达出人们对无法予测的机遇在造就一个人成功上的作用的认识。
我来讲正经的，不是笑话，是我亲身经历。
我是中国科大63年4系的。
班上25个同学68年毕业，文革中由工宣队组织分配。
10来个同学按照当时的价值观，条件最好。
他们三代清白，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成绩也好，表现也好，就分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大家都很羡慕。
我条件中下，所以先内定分到天津的塘洁盐厂当工人。
宣布前，内定分到青海去当工人的同学是南方人，害怕寒冷。
工宣部跟我商量，我就从天津换到青海。
青海在古人眼中是常覆三军、马革裹尸的战场，在近代人心目中是劳改犯人去的地方。
而且我是当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人。
所以在大家心目中，我是分得最差的同学之一。
大学同学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朋友，因为大学时是最纯洁、最富朝气、最有理想的，那时的朋友往往是一生中最珍惜的，所以我们同班同学现在都还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我们30年后重逢过，大家就常感叹命运和机遇的难测。
像分到青海，其实从现在看来，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机遇，我如果不到青海就不可能比一般人提前五年从事科研，不可能一从事科研就成为项目负责人，可能被资格老的同事压住，要很长时间才能主持研究工作，发挥才能。
青海文革间闹得并不厉害，还能正常运转，所以能承担重大项目，在74年底75年初，我就开始从事科研，半年后就成为项目负责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91年评院士时，在同时代人中，像我这样75年在学术界就有成绩的不多，搞科研的人很少，搞重大项目的更少，科学院只有几个指头数得过来的人；后来又最早到美国一流学府学习和工作，有点成绩就在同代人中显得突出，于是就得到老前辈们的爱护，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那些分配时令大家羡慕的到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的同学，大多数已退休。
因为那些工厂里人才济济，留苏回来的一大批，资格老的很多，我们这几届毕业分去的只能长时间当基层工人。
而且那地方产品的型号是定了的，任何一点小革新都要层层审批。
不仅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发挥才能，而且那些地方往往偏僻，子女上学难、就业难，为子女就业，他们就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
这些同学中有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现在还密切联系，经常通话，他常有些情绪，我都在安慰他。
他的一个亲属是革命烈士，出身相当好。
初中学习成绩非常好，就进了一所有名的全国重点高中，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系。
这都是当时的年青人羡慕不已的，只有顶尖的人才能做到。
毕业后分到二机部的一个工厂。
在工厂他没机会发挥才能，爱人又不能调去，那是非常保密的工厂，于是他就只好千方百计地调回老家，现在还在老家的一个县里工作。
他感慨什么呢？
他中学有些同学，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现在却已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大的事业成就。
我常劝他要以平和心态面对机遇，机遇不是人总能预测的。
我想，同学们到我这个年龄时，肯定也会有类似感受。
在座的同学在中学都是公认的佼佼者，但大家只是在学业方面比其他同学好，很多其他方面的素质还未经过考验、锻炼和发展。
所以，经过二三十年，也许在座同学中的一部分会不如那些没考上大学的，这个差别就是因为成功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各人的机遇不同和抓住机遇和创造机遇的能力不同。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他们抓住了商机，取得了成功。
比尔·盖茨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现已为世界首富。
李嘉诚只有小学文化，也在商业上取得很大成功。
那么，学术界的情况怎样呢？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加州理工学院有个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是同学的教授，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自己的经历。
他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化学系读研究生，当时分子光谱学很看好，他就选了这个领域。
以后的研究学习都很成功，但却无缘诺贝尔奖，相反因为服兵役比他晚三年去哈佛的那位同学，正遇上分子束实验，在导师指导下作得很成功，获得诺贝尔奖。
这位老教授风趣地慨叹自己“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干错误的事情”。
当然，我并不是说未得诺贝尔奖就不算成功，反之，科学史上有许多事后确认的重大成就并未得诺贝尔奖。
我国物理学家、中科大物理系的奠基人和老主任赵忠尧教授早在29年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观测到直接由反物质（正电子）湮灭产生的现象。
两年后他所在实验室的一位研究生安德孙受他的实验启发又观察到了宇宙线中的反物质（正电子）。
可是后来诺贝尔物理奖只给了安德孙一人。
几年前瑞典皇家学会的Ekspong教授察阅了当时的文件，得知当时瑞典皇家学会曾认真考虑过授于赵忠尧诺贝尔物理奖，不幸有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在杂志上报告她的结果与赵忠尧的不同，提出疑问。
瑞典皇家学会以慎重为主，就放弃了授于赵忠尧诺贝尔物理奖。
现在已定论，赵忠尧是对的，质疑者自己错了。
赵忠尧的成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已确立，有无诺贝尔物理奖已不重要。
赵忠尧的成功，究其原因，也是“在正确的时间（1929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加州理工），做了正确的事（观察硬g辐射在铅中引起的一种特殊辐射）”。
他得到了机遇，抓住了机遇。
就科学而言，一个学科领域中大的机遇几百年一遇，中等机遇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一遇，人的一生中小机遇不断。
对于这点要有清醒的认识。
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都与这类大机遇有关。
如果牛顿早生200年，他不可能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因为加利略和第谷等人的观察数据还没有出来；他晚生100年，别人可能把这个发现做出来了。
爱因斯坦能够发现相对论也是如此。
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困扰人们很多年，他生逢其时，非欧几何已经建立，发现光速不变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刚完成，这些使发明相对论成为可能。
不过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也很多，他执着地考虑这个问题，有超人的天才，成功地抓住了这个重大机遇。
去年杨振宁先生在我校作报告，讲到现在频繁庆祝理论物理学大师诞生百年，就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物理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逢物理学领域发现“金矿”----出现大机遇的时代。
到五十年代杨先生开始做理论物理研究时，他认为只剩下“银矿”了。
杨先生认为，现在做理论物理，可能只有“铜矿”，也许在应用科学和交叉科学领域可能出“金矿”。
我同意这个看法。
要想在科研上有大作为，一定要善于省时度势，看清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有良好的洞察力去感知那里有“金矿”。
不能怪父母把你生得不是时候，没有遇到机遇。
还有种机遇是社会造成的。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为什么呢？
就是在我30岁左右时，精力最充沛时，正逢改革开放。
比我们大二十岁的一代，在五六十年代精力充佩，然而当时国内“运动”不断，根本无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
在改革开放时，他们已经老了，不能像我们这样，到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闯荡，去工作，去增长阅历。
这是时代、社会的大背景造成的。
你们这代人的机遇比我们更好了。
从你们中学时开始，国家对科技教育就非常重视，现在对人才的渴求比我们那个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
我们那时，大学生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当工人和农民去了。
现在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国家是非常重视，非常需要的。
所以你们逢上了大机遇了，是个好时候，但是，能不能成功？
不一定。
有机遇，不一定能成功，关键在于，要能够抓住机遇。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谈机遇对成功的重要性。
每年总有一些鱼从海洋回游到江河上游产卵。
一只大鱼产的卵可以孵化成数万只小鱼，它们顺流而下，回归大海。
刚到海口，大部分小鱼就会被守候在那里的成群大鱼吃掉。
剩下的继续不断地为生存奋斗，但一年后还存活并再回到江河上游去产卵的可能只有一、二只。
事实上，这正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结果。
若存活较多，这种鱼总数就会增多；若存活较少，这种鱼总数就会减少。
什么原因使这一、二只鱼能逃过那么多劫难而存活下来？
一是它们总侥幸“在正确的时候，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从未成为大鱼扑食的对象；二是每当遇到大鱼扑食时，它们总能逃脱，即“作了正确的事”。
前者是不能预见、无法控制的机遇；后者与小鱼的素质有关，体力更强壮、感觉更敏锐、反应更灵活，即“基因”更优良的小鱼，更易存活。
但是，如果这种小鱼遇到一条大鱼追扑，它们一般都难逃厄运。
能逃脱者，也是三分靠素质，七分靠运气。
因此，几万分之一的小鱼能幸运地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机遇。
然而，机遇对所有鱼都等几率，因此从长远和大尺度来看，“基因”更优良的鱼更容易存活，即“物竞天择”。
因为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同样的人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机遇，有些人得不到？
他们无法解释，就认为有种超自然的能力在支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人信宗教。
我们科学工作者是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神力的。
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上，并未出现宗教文化。
中华文化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庄子、孙子，他们的学说的聚焦点，就是探索如何去抓住机遇，创造机遇，改变命运。
其实，人的命运与动物相似而又不同。
相似的是它们都既取决于机遇，也取决于自身因素，不同的是人类自身因素起的作用大大增加。
人类文化的原动力和聚焦点就是力求理解影响命运的因素和寻找机遇、抓住机遇、创造机遇以便改变命运的方法。
旧石器时期的人类学会了制作石器工具和掌握了取火技术，提高了生存能力。
新石器时期的人类学会了耕种和饲养家畜，发明了制陶技术，提高了生活质量，创造了农业文化。
大约五千年前，人类进入了青铜和铁器时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文明开始步入快车道。
因此，人类活动的另一面，就像高水平足球赛。
两队水平相当时，在比赛的多数时间里双方都在控球和传带，似乎难有建树，双方都在耐心地等待机遇和创造机遇。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在机遇突然出现时，看球员能否抓住机遇进球。
足球可以令人疯狂的魅力就在于此。
每次看这种高水平的足球赛，我都在想，人生成功之道，正浓缩在此。
二．如何抓住机遇
机遇往往是突然地、或不知不觉地出现的，有时甚至永远不为人所知、或只是回首往事时才认识到过去的那件事是个机遇。
因此，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素质。
第一，随时做好准备。
不要机遇来时临时抱佛脚，随时做好准备，包括年青时尽可能获取广搏知识，按知识结构给自己创造机遇；而且从学生时代就要尽可能锻炼出很强的创新能力。
我一生经历的两个机遇的例子终身难忘。
一是在78年，当时我已在盐湖所研究用激光分离同位素，已是负责人，做得不错，科学院就把我送去学外语准备出国进修。
因为我已做了几年科研，天天都在看英文。
当时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都在基层，很多人的英语早忘了。
为什么呢？
他（她）在当工人、农民时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何必辛辛苦苦去学？
还不如有时间就去打扑克、钻桌子、喝酒，然后发牢骚，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事。
谁都没想到，78年中国会突然来次全国英语统考，及格的人全都公派出国了。
那时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
我记得那次英语考试题目极简单。
我当时已在英语训练班学了两个多月，而且几年都这样，所以考得不错。
我们大学里同班同学中有个也考得不错。
他中学和大学都学英语，也是因为条件不好，被分到西南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不久又派他去附中当教师。
多年一直在学英语，也考得好，不久就去欧州读博士。
好多人参加考试，考不好，后悔也来不及。
机遇出现就是这样突然，只有准备好的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
第二个例子，是我74年在西宁当工人，突然听说科学院要搞重大项目，一个是“激光分离同位素”，被青海盐湖所承担了。
青海盐湖所人才都是搞无机化学和化工的，没有从事激光分离同位素的专业人才。
怎么办？
那时候也敢干，他们就敢接重大项目，然后再到处找人才。
我是学核物理的，激光分离同位素虽然不是本专业，但却相通。
而且我在工厂这五年，晚上没事，我从来不打扑克，迄今还不会打，也不下棋。
我业余除了看新闻联播就是看书。
当初调到盐湖所搞激光分离同位素有一二十个大学生，我是科大68届的，还有北大66届的，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是去后干了半年，就发现我业务没丢，而且我很快就适应了科研，文献看得很快，综述也写得快，方案也提得很清楚，就采纳了我的方案，于是我就成了项目负责人。
那次机遇出现时，很多人都遇到了，但只有准备得好的，平时坚持学习的人能够抓住。
举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因为机遇出现往往是突然、不知不觉的，只有随时做好准备，从年青时代开始就尽可能学习广搏的知识，锻炼创新能力的人才可能抓住机遇。
当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创新能力。
我们现在的科研，以后要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关键要有创新能力，而不是光有读书能力。
我一生中间遇到好多同事，有些同事非常刻苦，很爱学习，一天到晚都在学习，但遇到新问题总是一筹莫展。
这就是过去教育的弊病----就是只重视传授知识，没有重视培养创新能力。
几个月前，杨振宁先生在这里做报告时，主张要快乐地学习。
这很像现在的足球，米卢就提出“快乐足球”。
米卢觉得中国的足球过去都是要完成任务，压力太大，那样的足球是打不好的。
米卢的格言是“态度决定一切！
”所以米卢主张快乐足球。
我发现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
杨振宁主张的是“快乐地学习”。
他觉得如果你学习一个东西不快乐，必须硬着头皮“头悬梁，锥刺股”，那就说明这个学习内容不适应你。
所以选择那种真正感兴趣的，学习起来有趣的东西，这样的学习，你不觉得是负担，不知不觉地你就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
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硬着头皮去读书，当工人的时读书有什么用，读书都是自个儿偷偷摸摸地在家里读，你要是在公开场合读，人家说你白专，想复辟？
所以只有快乐的人才能读得好。
希望大家今后学习，不仅要学习广搏的知识，还应该快乐地学习。
如果你发现你读什么东西都不快乐，你就要好好地衡量一下你所选择的内容是否很适合你。
第二，要从小事做起，认真地做好每件事。
道理很简单，机遇总是突然地、不知不觉地出现，有时你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哪个是机遇。
这里我要从读过的书中举几个例子（未能核对）。
我在很早以前看过鲍威尔的传记，那是在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写的。
他是牙买加黑人，在美国其实是受歧视的。
他第一个工作是进大公司当清洁工，他做每件事都很认真，很快找到一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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