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docx
《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蔡翔后革命时代的危机
蔡翔：
“后革命时代”的危机
我一直用“革命”这个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革命中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或比喻性的说法。
如果我们把革命解释成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一种群众运动（或者政治实践）的话，那么在1949年以后，这一“革命”则暂时告一段落。
当然，不是说“革命”这个概念停止了运转，而是它仍然在运转，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
因此，1949年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革命之后”的语境。
1990年代以后，按照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叫做“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历史语境。
但是，我愿意把1949年到1980年代——也就是20世纪的后半个时期——称之为“革命之后”的时代。
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强调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
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延安，因为延安时期包含了1949年以后这一建设的某些理念甚至制度设计在内，在这个意义上延安特别重要。
第二，这个“革命之后”，除了建设以外，它还强调了治理，也就是说，它明显突出了国家的重要性。
原来的革命是挑战和颠覆原有的国家形式，但是1949年之后，一个建设的社会必定需要治理，因此“治理”这个概念，构成了“革命之后”的第二个特征。
要谈到“治理”，就会突出国家的重要性。
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治理。
这些问题，都和列宁主义，尤其是“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关。
可是，革命的理念并没有消失。
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这个矛盾怎样来解决？
有没有能力来解决？
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构成一种危机性的形态，就会生产出这个社会内部的危机因素。
因此，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简单地概括为五个范畴：
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2.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4.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
当然还有很多的矛盾范畴。
但是即使通过这五个矛盾范畴的分析，我们也将会看到，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一）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
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包含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因此它一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乃至所有权的革命性的改变。
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却为现代性所无法容忍。
因此，即使在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度”中，仍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别，也就是王实味当年所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理念，当时激进的“文学青年”就不会对这一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是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一方面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一部分高级的知识人才。
因此，它实际上包含了1949年之后的两个根本性的现代特征：
即专业化和分工化。
而这一现代性特征必然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而我们所熟悉的，就是1950年代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
而这一转变也实际预示了社会重新分层的可能性。
所以，“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对社会重新分层。
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
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这一差别被无限制地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仅可能生产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也有可能生产一个新的中产阶级。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文学方面，后两类矛盾（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实际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或者说表达得不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经常会通过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些定义，来掩饰或遮蔽这些矛盾。
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比如《千万不要忘记》，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丁少纯的批评来进行掩饰——丁少纯对皮夹克和西装的追求，本身已经呈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地位差别。
但是为了克服这个差别，仅仅把它定义为“个人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
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则被另一种叙述力图克服，比如《艳阳天》里面强调“丰收不忘国家”，在这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遮蔽了这一矛盾的实际存在。
这一被压抑或遮蔽的矛盾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但是这一“报复性”的叙述不仅没有制止社会分层的趋势，反而使得这一分层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支持。
但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则成为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矛盾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象征。
这样一个格局——差距的扩大，新官僚阶级的产生——必然会导致对平等主义这一重要的革命理念的挑战。
因此，“反官僚、反特权”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
这一叙事主题在政治的干预中顽强地延续下来，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怎样千变万化，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一主题的存在。
而且，这一主题始终得到的恰恰是平等主义这一革命理念的支持。
这一支持构成的是一种内在的叙述动力，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深刻思考。
比如，土改过程中，一部分干部利用权力在资源分配的时候获得了比一般农民更多的胜利果实——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财产。
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历史，往往是从历史已经形成的结果来讨论，比如合作化带来的问题。
但是，如果当时不搞合作化的话，当年在土改中间获得相当多的资源的这些干部中间，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压迫阶级。
赵树理的《邪不压正》、《三里湾》，以及柳青的《创业史》等等，都已经涉及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阶层比以前的地主阶级更厉害的一点在于，他同时占有政治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
所以，即使在1950年代，文学已经在积极地回应这样一些危机性的因素的出现。
这都是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间产生的新的问题。
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危机。
（二）科层制和群众参与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语境中，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要走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制度上无可避免地要实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
这一管理模式，同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官僚主义。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比较早地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里，一直在强调群众参与。
群众参与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那么，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中，群众还有没有可能参与，怎样参与？
这一矛盾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第一，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高度的专业化；2.大量的合格的现代劳动力。
社会主义同时面临着这两个问题。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描述过“痞子运动”，但是所谓“痞子”从来就没有正面地进入过中国当代的文学描写。
强调合格的现代劳动力，必定要重新强调工匠精神：
即通过自己的产品，表达出一种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
所以，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大都隐含着“生产”的概念。
即使“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
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学实际动用了很多的传统资源。
比如说，赵树理在他的文章里面，会反复使用一个词——“正派”，他一直在说“正派”：
干部要正派，农民要正派。
什么是“正派”？
在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文学中，有大量的老工人或者老农民的形象，这些形象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性的印象。
这一传统资源被“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所吸纳，更多的是因为现代性的需要。
但仅仅抓住这一点，很容易混淆“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边界。
也就是说，高度的专业化到底意味着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
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涉及很多层面，观念、制度、经济，等等。
但是这个高度的抽象系统，必须依靠技术的支持。
没有技术的支持，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实际上是无法建立的。
这也就是所谓专业性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构成现代的专家社会。
但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为了克服这一高风险的危机，必然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这一信任的中介常常由专家（技术或知识）承担。
但是，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一高度的抽象系统未必完全由“专家”构成。
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并无意建立一个专家社会。
但是不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高度的抽象性，它的抽象系统实际上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完成的，尤其是通过政党领袖——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来完成。
史华兹在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是“文革”这么乱，党委实际停止了运转，但中国的社会没有乱，生产没有停止，生活秩序也没有彻底瓦解，因此，他认为，控制中国社会的并不是表层的制度性的东西，他使用了一个概念“德性统治”。
这个“德性统治”实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高度的抽象系统，而且得到了这个社会成员的高度信任。
只有到了1980年代，这一信任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1980年代的“信任危机”。
因此，在中国“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和苏联不一样的即由高度的专家社会所构成的控制模式——因为这一模式首先面临的是“群众参与”的挑战。
显然，如果片面地强调“专家社会”，那么，所谓工农大众就有可能仅仅只是现代性意义上合格的劳动力而已。
这和革命的理念就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而且，“人民”这个概念怎么处理？
所谓的“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民有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已经表示了对这一专家社会的政治忧虑。
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在这样的专家控制下，怎么解决底层人民的“尊严”问题。
因此，在专家社会和群众参与之间，实际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包括必须的制度创新。
第二，中国社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动员结构，尽管它是非制度性的。
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必定要和专家社会产生冲突。
汤森和沃马克曾经在《中国政治》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动员社会”的特点，其中涉及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
他们认为极权主义是不可渗入性的，关键是构成这个极权主义的是官僚的、技术上是有能力的，也就是所谓的高度的专家社会。
而动员社会具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特征，是多样的也是变革的。
这是他们对动员社会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性的一个描述。
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实际很难容忍群众的全面参与。
第三，1949年之后的中国没有可能马上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也和“专家”稀缺，群众识字率低下有很大关系。
既然缺乏专家，那么它就必然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样一种群众参与的方式，通过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普遍、规模也极其庞大的识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或知识的普及运动。
在政治参与的另一面，一定是知识参与，尤其在现代社会。
第二，强调知识参与，就不能让知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是要让知识普及化，就必须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技术革新”实际也是围绕这些问题。
而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挑战的恰恰是所谓“知识产权”这一概念。
在“十七年文学”中，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最严厉的批评往往在于一个人“有技术不肯公开”，所以这一“群众参与”的确有反现代性的一面，即认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依靠的不仅仅是少数的专家，而必须是群众普遍性的参与。
要普遍参与的话，就必须是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因此，它才会涉及到“红”与“专”之间的冲突。
但是，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在制度层面上，它力图解决的，正是科层制和民主化，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在1960年代，通过著名的《鞍钢宪法》被相对地表现出来。
当然，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
比如，在1980年代，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对所谓的“单位”有过批评和分析，认为中国原来的“单位”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
这种批评完全建立在高度分工化和专业化的现代性的基础上。
但是反过来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单位承担了那么多的社会功能，甚至承担了很多的家庭功能——比如单位的浴室向职工家属开放——但是这样一种“单位”模式，对职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很强的，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类似于血缘的关系，这是无法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进行解释的。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抑制了专家—精英集团的产生，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许多失误。
（三）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
1940年4月第6期的《共产党人》发表了谢觉哉的文章《民主政治的实际》，在文章的第四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谢觉哉着重讨论了列宁有关民主的定义：
“列宁的苏维埃定义上说，‘他（指苏维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部分的组织形式，因为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过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
’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
《查路条》剧里的刘妈妈，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居然负起政治责任来：
‘朱总司令路过，也要路条子！
’‘谁告示你的？
’‘就是朱总司令告示的。
’我们如尚不能把所有像刘妈妈这类的人都过问政治，那民主工作还没到家。
真正像刘妈妈一样的人都参加了政治，那力量尚可以计量吗？
这是民主的效果。
”在延安政治的设想中，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
因此，在延安民主问题的辩论上，谢觉哉着重指出的是：
“有些同志，以为民主只是官吏由人民选举。
当然，这是民主的主要现象。
但如没有别的东西，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施行选举吗？
人民仍脱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
”把民主仅仅解释为某种“选举”制度，王绍光曾经戏称为“选主”。
显然，延安政治对民主的解释更强调：
“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
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
这是民主的实质。
”因此，《查路条》中的刘妈妈才会引起谢觉哉（也包括延安政治）的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之为“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的高度典型化的戏剧人物。
这样一种群众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谢觉哉认为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实际”。
这一民主的“实际”正是政治，而所谓“历史”也就是“政治生活”的时间表现形式。
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感觉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某些理念或者社会设想已经酝酿在延安1940年代有关“民主”的辩论之中。
这一设想我将其称之为某种“政治社会”的结构形态，这一结构形态通过“政治”这一公共领域将“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到“政治生活及历史”之中，从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形态，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群众“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
因此，一方面是经由政党政治的教育，从而确立一种“大者、远者”的乌托邦图景；另一方面，这一“大者、远者”又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即“切身的事”，只有如此，才可能构成一种人人参与的“政治社会”，这一政治社会显然并不等同于查特吉基于印度经验所阐释的“政治社会”的理念。
显然，在这一“政治社会”的结构模式中，一方面突出了政党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政党政治才可能使那些“‘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政治社会”的形成显然和当时的战争环境——“例外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问题显然在于，在进入“革命之后”也就是“常态”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语境的时候，这一“政治社会”和民众（尤其是城市）的“生活世界”构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政治社会”的可能性之一即是政治空间的无限扩大，并且导致它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
我并不认可那种把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完全对立的叙事模式——这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历史描述。
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个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容侵犯的，同时也是绝对自足的。
因此，它强调了对公权力的警惕和拒绝。
生活世界的确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和政治的密切关联，不仅政治渗透和控制着人的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也会积极地影响政治。
但是生活世界又的确有着相对独立的一面，因此，一旦政治空间无限扩大，就会引起这一世界的反感和不满，包括个人的利益、欲望甚至趣味，等等。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生活世界不是完全独立和自足的，但是它始终有一个自足性的愿望存在，并相应形成一种叙事幻觉。
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一幻觉的重要性。
这一幻觉隐含了种种反抗的可能性，尤其在文学中间。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需要处理的正是这样一种幻觉，包括这一幻觉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960年代前期，这一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冲突，变得再度激烈起来。
再度激烈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个人的欲望、时间、趣味、生活方式等等，在这一时间／空间之中，通过种种方式被表征出来，并相应形成一种分散化的趋向。
显然，如何面对城市以及城市生产出来的此类问题，恰恰构成了对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最大的挑战之一。
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革命实际上一直没有处理好它和“市民”经验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最终趋于破裂，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积极回应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内在化和对象化
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主人，用谢觉哉的话，就是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
因此，社会主义概念里面隐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尊严政治。
一个社会重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同时还包含这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尊严。
“主人”这个概念所生产出来的巨大的政治能量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已经无需多说。
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这个概念面临的理论乃至实践过程的挑战。
在我看来，所谓“主人”同时意味着的就是一种内在化的实践过程。
比如说，机器原来是工人的对象，现在，不仅机器不是对象，工厂也不是对象，一切都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且在表述上也被身体化——1955年，国家正式发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中，除了再次强调国家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同时细致地规定了每一个劳动者所必须具有的劳动品质：
“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都充分地、有效地用在五年计划的建设事业上！
厉行节约，人人有责！
我们必须节约原材料，降低产品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必须爱护机器、工具，延长机器和工具的寿命；在基本建设中必须降低工程造价。
保证工程质量。
贯彻‘好、快、省、安全’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遵守各种规程，经常地、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
每一个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和各种浪费现象作斗争。
”显然，支持这一现代工匠精神的，并不全部来自现代化的理念，而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主人翁”的政治态度。
但是，“异化”的问题是否会因为这一内化的过程就此消失呢？
不仅是机器，国家、制度、官员等等，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被对象化出来，甚至异化？
因此，讨论社会主义，更重要的可能是要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
但是，这一“异化”在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深刻解释。
相反，在“主人”的内化过程中，主体无限膨胀。
主体的无限膨胀带来的叙事问题是：
通过什么语言来表达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
豪言壮语因此产生！
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恰恰可能削弱的正是阶级意识。
而且，这一内化不可能彻底，总是有一部分东西、一部分人无法被内在化。
内在化的过程必然要生产出它的剩余物，并且重新的对象化。
比如，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强调的是群众参与，并激发参与的积极性，这一积极性通过“荣誉”而被形式化，但是荣誉的形式必然会区分出先进和落后，先进又必然构成对落后的压抑。
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存在压抑，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一压抑性，当然，压抑的本质也各有不同。
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仅这两类矛盾实际上的边界有时会变得相对模糊，而且，即使在人民内部，经常使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时时导致面对面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社会主义在生产自己的支持者的时候，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反对者，一旦这种“反对”被“命名”——比如“自由”，“反对”就会被意识形态化，这正是1980年代挑战传统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阶级社会，如何处理“主／奴”关系。
在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则具体表现为“阶级出身”的问题。
因此，它又和权利的平等性产生了冲突。
这就是遇罗克《出身论》的重要意义。
遇罗克当年写《出身论》，不是要求承认出身不好的人怎么样，而是要求出身不好的人也有参加革命的权利。
这一持续存在的强大的阶级压抑的记忆，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构成中国后三十年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的。
因此，存在的悖论反而是，一方面是这一被压抑的阶级记忆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在前三十年中，尽管在强调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反而在“主人”的概念中逐渐消失。
（五）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
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处理成一种内部充满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那么这一运动可能导致的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当中国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也就是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就必然强调治理、强调规范、强调生产、强调秩序的整顿和建设——这一秩序同时包括道德和伦理秩序。
在这一意义上，它就必然肯定“现实”，并且强调这一“现实”正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因此，所谓继承、所谓接班人，都和这一“维持现实”相关。
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中，却始终存在着“面向未来”的根本态度，这一态度可能由两方面组成：
1.所谓“现实”必是某种意义上妥协的结果，因此，如何打破这一妥协的局面，便始终是重新解放“未来”的中心话题；2.“未来”或者说“共产主义的设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始终停留或安心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中。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激进主义的政治或文化观念的产生，这一激进主义的倾向不仅可能存在于高层，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形成对现实批判的激进的反体制力量。
而在这一“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青年”就始终是一个被反复争夺和重新叙述的符号。
如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青年”曾经是“面向未来”的象征（“少年中国”）以及一种激情的生产装置——由此导致的叙述模式就是“青年教育老年”，那么，在“革命之后”，“青年”却置于“被教育”的叙事模式之中——在1960年代前期，这一模式终于被固定化。
当然，这一“青年”在更具体的意义上，更多地带有“文学青年”的意味。
但是，一旦中国革命重新启动“未来”，这一“文学青年”就会立刻成为重新征用的叙事对象——这一重新征用在196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成为主要的反体制力量，同时引申出“造反”和“保守”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自我否定的历史运动过程，由此波及的是社会的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一旦这一状态越出必要的边界，就会导致现实人心的激烈反抗。
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1980年代的“安定团结”的口号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召唤力量。
上述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主要的矛盾范畴——这些范畴的核心就是现代性问题——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性因素。
当它无法被克服的时候，就会爆发社会危机，并通过种种方式来克服这一危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