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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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史
第五章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近代教育的起步与新式学堂的出现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
中国的教育也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中国教育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一、近代教育的起步
1840年前后，中国教育的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三种新教育，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是在这几种教育的相互影响下开始的。
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老的封建帝国，教育仍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各种矛盾加深。
主要表现在：
1、科举制度腐败。
清末科举流弊百出。
“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于是便硬编出很多偏题、怪题，甚至把经书上毫无相关的词拼在一起命题作文，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
士子即使是刻苦读经，考上了进士，亦多无真才实学；
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
清末在教育制度上，中央设国子监，国家设立了官学，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还有义学、社学、私塾。
但这些学校，大多徒具其名。
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私塾，虽是士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地方，但教育内容仍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士子苦读多年，同样无真才实学；
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
在学术上，极力推崇义理学，考据学、辞章学，把这些定为学术正统，其他黜为异端。
清末的教育制度、文化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等都表现了非常空疏腐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阻碍，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二是外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
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
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掠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特权的同时，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在华办教育的特权。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
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
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
另外，各派教会还利用出版机构，扩大影响。
如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墨海书馆，出版《数学启蒙》，介绍算术、代数知识。
1855年刊行《博物新编》，介绍西洋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知识。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美华书馆，编译了早期的教科书如《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代形合参》。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杂志，在教育上影响较大的有《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中外新闻》、《上海新闻》等。
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育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农民阶级反清反封建的斗争，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曾波及大半个中国，持续15年之久。
太平天国革命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对封建主义教育展开了斗争，实行了一系列的文教改革。
主要表现在：
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对封建主义教育进行了冲击与批判。
如宣布皇帝、孔子都属于“邪神”，捣毁过孔子牌位；在教育内容上宣布孔、孟的书都是“妖书”，要“一概毁化”，同时编了自己的官书，主要有《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干字诏》等；改革考试制度，废除了封建门第出身；妇女同样可以参加考试；进行文风与文字改革等。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虽然在这个时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尚未实际启动，但近代教育发生的条件已初步形成，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
二、创办新式学堂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中国新式学堂的萌芽始自教会学校。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学校。
1839年11月，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小学叫玛利逊学堂。
1842年，该校由澳门迁至香港，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学校。
后来，教会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多，并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中国正式创办新式学堂始自洋务教育。
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一步侵略和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两派——顽固派和洋务派。
顽固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昏愦、僵化的大贵族官僚结成的政治集团，他们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输入。
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向买办转化的军阀官僚集团。
代表人物有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
他们主张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一些枝节性的改革，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以便提高攘外安内的能力，适应发生巨变的新形势，拯救其垂危的统治。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举办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教育是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仍以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主体，但在传统教育中萌发了近代新教育的因素。
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中心，当时，清政府由于外交事务的增加，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急需办理对外事务人员和翻译人员。
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了京师同文馆，培养外国语人才。
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洋务学堂，也是中国新式学堂的开端。
以后，洋务学堂不断开设。
在洋务运动中设立的洋务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
第二类是军事学堂，第三类是技术学堂。
后两类亦可合称军事技术学堂。
外国语性质的学堂主要有：
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转为综合性学校），1863年上海设广方言馆，1864年设立的广州同文馆，1887年新疆俄文馆，1888年台湾西学馆，1893年开设的湖北自强学堂等。
这种学校主要培养翻译人员。
军事学校主要有：
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训练水师人才，1874年设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81年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设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江南水师学堂，1896年湖北设立武备学堂等。
这种学校主要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
技术学堂有：
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训练制造及驾驶轮船人才，1881年天津设立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设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省矿务局附设采矿工程学堂，1893年创办天津西医学堂等。
办这些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等。
在上述学堂中，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15岁以下的少年。
初创时只有英文馆，学生10人。
后来陆续增加了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东文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
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自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渐规范化的发展过程。
成立初，课程只有外文和汉文。
后来，陆续开设了一些“西艺”课程，当然外文始终居于首位，如算学馆设外语、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
此外，汉文经学要贯穿始终。
在学校管理上，管理大权逐步落入外国人手中，受外国列强控制。
如学校经费多由海关拨款，而海关则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掌管，同文馆从学校经费到聘请校长、教员都由赫德一手包办。
1889年，清朝政府任命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法教员丁韪良任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直到1894年。
以后，继任总教习的仍为洋教习。
从办学成效而言，京师同文馆不能列入洋务学堂的前列，也没表现出比其他学堂更鲜明的特点。
从性质上看，他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地性，是清朝政府和外国资本主义在教育上相互结合的产物。
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在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学校管理等方面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京师同文馆和它以后出现的一批洋务学堂，（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被并称为新式学堂）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在封建势力的摧残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缓慢地发展着。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和商人中转化出民族资产阶级，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
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
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
另一手抓教育，通过组织学会、兴办学校、设立报馆、著书、翻译等办法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
1、百日维新前维新性质的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
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
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1）万木草堂：
是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宣传变法思想，形成变法理论，培养变法人才的重要学校。
开始时学生只有20多人，后来达100多人。
1998年戊戌变法后自行解散，并被清政府查抄。
万木草堂在课程上中、西兼学，又分内课、外课。
内课学科有：
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
外课学科分校中、校外两种，校中有演说，札记；校外有体操，游历。
除上述课程外，还有音乐和体育。
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康有为具有“循循善诱”、“至诚恳恳”、“诲人不倦”的特点，讲课十分生动。
同时他强调关心时事，独立思考，互相启发，注重比较研究法。
梁启超曾说：
“先生讲学粤中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
”（转引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254页）因此，康有为讲课效果显著，他讲的道理，学生心悦诚服。
在教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康有为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还在学生中选3至6人为学长（陈千秋、梁启超），分别在各科协助他教学。
图书、仪器也由学生自己管理。
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
（2）时务学堂：
1897年10月，由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办。
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
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
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
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
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
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蔡锷、范源濂（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以后任部长）则出学于时务学堂。
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
主要有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办的中西学堂和1897年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1897年经元善、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的经正女学（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正规女子学校）等。
2、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
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
“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
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
以后，他又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按规定，京师大学堂的任务，不仅在管理自身，还要成为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
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
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
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时期，规定筹办高等、中等、初等各级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
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
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学。
此外，奖励绅民兴学。
在专门学堂方面，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学堂。
建立编译学堂，编译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
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
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
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
同年，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
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
学生分4个班（年级），实行学生自治。
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很快这所学校在全国获得很高声誉，影响很大。
爱国学社的特点是师生在校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学生可以议论时政、演说、集会，宣传群众。
学堂无读经科，课程方面重视精神教育，强调自由独立。
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
为了扩大影响，爱国学社还出版了《童子世界》、《学生世界》等刊物，接管了《苏报》。
这些报刊都经常发表革命文章。
如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
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学潮。
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
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
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
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
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
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
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
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培养小学体育教师的学校，实际是浙江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和训练军事干部的阵地，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第二节近代教会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一、早期的教会学校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
为纪念玛利逊，1839年11月，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在澳门创办了玛利逊学堂。
1842年，该校由澳门迁至香港，校长为布朗，教师除布朗夫妇外，还请了一个中国人教中文。
第一批学生有容闳、黄宽、黄胜等6人。
课程除宗教外，有中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英文、化学等。
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学校。
鸦片战争以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各派教会最初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办学地点集中设在香港和五口通商城市；因招不到学生，一般规模较小，大多附设在教堂里，一般不满10人，有的学校只有2、3个学生；级别比较低，一般为中等以下学校；并且一开始就开办了女学，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如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
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刺绣。
该校是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教会女学。
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在课程上，传播圣经的同时，重视自然科学的传授，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
到1860年，天主教有小学90所，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50所。
（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294页）
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
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二、教会教育的扩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
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
从这时期起，教会教育在办学地点、办学层次、学校数目、学生数目和来源、收费状况、课程等和早期教会学校有显著的差别。
到1876年，办学地点除了香港和五口通商城市外，遍及内地；办学层次上虽仍以小学为主，但已出现了少量的中学（大约占学校总数的7%）；教会学校数量由60年代初的不足200所发展到800所，学生人数达到2万人左右。
（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18页）。
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而是招收富裕家庭的子弟，收取较高的学费；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
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
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
1890年，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将“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声言要以增进中国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工作人员的合作。
会长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会员除极少数的中国教师以外，都是各国传教士。
“中华教育会”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联合机构，后来实际上成为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
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
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并出现了大学；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大学生不到200人（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19页）。
为了完全控制在华的教会学校，1912年，“中华教育会”改组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并将全国分为八个省区，每一区都设立一个教育会。
1915年，“全国基督教教育会”正式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公举传教士贾腓力为正式总干事。
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
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
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
除了办高等教育、吸引留学生以外，其他文化教育侵略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教会学校自成体系，低自幼儿园，高至留学教育，从普通学校到盲聋哑等特殊教育，无所不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更加看重于在华兴办中等以上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以适应“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他们希望以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这些未来的代理人，“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于是，便大力在中国筹办大学。
仅美国1879年到1910年，就在华设大学13所（有的不属于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在中国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根本目的是进行宗教和文化扩张，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殖民性质。
同时，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它在学校教学体制、课程规划、教学方法、考试管理方面，都具有近代教育的特征。
通过教会教育这个渠道，中国人也逐渐开阔了教育的视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
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
而在1921年，我国公立大学仅有3所，私立大学5所，而教会大学却有16所之多。
（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98页）。
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
教会教育不断攫取中国教育特权，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教会教育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
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
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
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
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
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
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
通电中说：
“吾爱国青年之血泪未干，焉能强颜以颂上帝?
”通电发出后，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都参加了在北京发起组织的全国“非宗教大同盟”，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3届年会通过4条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
同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案”和“取缔外人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案”两个提案及具体办法11条。
1925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五卅”运动中达到高潮。
各教会学校爱国师生纷纷罢课游行。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
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
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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