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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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我国的社会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又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个重要动力。

在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大城市里，“根在农村、漂在城市”的年轻打工者，被贴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标签。

这个称谓始于2010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的“一号文件”中首次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新统计，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4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到70%。

这群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他们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撑，支持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大局。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已不仅仅为了挣钱，而更加重视自身发展的发展，尤其职业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在劳动关系领域，职工的文化素质、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需求正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实现体面劳动和生活正成为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集体意识。

而目前相当一部分企业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要素投入来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经营模式往往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其特点是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这在客观上压缩了企业提升员工工资和职业发展的空间，同时，企业更不可能自觉地提高员工薪酬水平，这就使得劳动者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获取更高劳动报酬、实现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愿望较难实现。

因此，当用工企业无法为农民工提供高收入和向上的发展空间时，他们开始“用脚投票”选择跳槽。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而且这种非稳态的就业状况已经演变成一种常态。

据全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

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差。

团浙江省委的调查也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的压力小，他们凭兴趣选工作，对工作比较挑剔，希望得到工作轻松、收入多、社会地位高、有趣的岗位。

也因此，年轻一代跳槽的频率颇高，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流动的占到35.75%。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应该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基于市场条件下的个人理性行为选择，但是频繁离职的的背后除了个人原因外，还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因是什么？

什么因素会影响他们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的方向是什么？

职业流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

通过职业流动是否会给他们打通向上的职业通道？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尝试着回答以上问题，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的现状和趋势，流动的外因和内因，对今后国家在农民工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调查现状

（一）农民工就业基本特征

1.农民工群体以年轻未婚男性为主

在珠三角地区调查的589名农民工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60.85%和39.14%。

按年龄分类，25岁以下农民工占43.16%，26-30岁的农民工占29.82%，新生代农民工（80、90后）占大多数；31-35岁、36-40岁和41岁以上的农民工分别占10%、10.18%和6.84%。

按婚姻状况分类，未婚、已婚有子女、已婚无子女和离异的分别占55.03%、37.11%、5.85%和2.01%，未婚的农民工占大多数。

按户籍分类，来自湖南、广东、湖北、广西、江西和四川的占绝大多数，分别为21.46%、16.86%、12.45%、9.77%、8.81%和6.51%。

外来农民工在职业流动方面一般以地域就近原则为主，从调查数据得知，来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除了广东本地的以外，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周边省份。

另外，还有24.14%的农民工来自河南、安徽、贵州、重庆、陕西、云南和甘肃等广东非周边省市。

2.工作以制造业和技术工种为主

按从事工作的行业分，制造业占58%，建筑业占5.64%，商业占10%，餐馆、娱乐等服务业占11.45%，交通运输占4.55%，其他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占10.36%，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还是以从事制造业行业为主。

按从事的职业分，从事的职业最多的是技术工、普通操作工和管理员，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26.87%、18.84%和17.16%。

和过去比较，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由以普通操作工为主转变为技术工为主，随着农民工受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国家对职业技术院校的政策倾斜与支持，可以预测未来几年从事技术类工作的农民工数量和比重还将增加。

图1农民工从事职业分布

3.月收入在2200元左右，月支出在1200元以下

在月收入（包括加班工资）方面（见图2），农民工月工资平均在2200-2700元和1700-2200元之间的，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22.63%和21.75%，还有部分农民工月收入在3200元以上，占24.39%，在1200元以下的还有3.51%。

总的来说，农民工月收入在包括加班工资的情况下还是比较低的，基本上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徘徊，但跟以前相比仍然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这可能与最近珠三角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有关，但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实际月收入可能并没有提高。

在月支出方面（见图2），绝大数农民工消费支出和他们的收入成正比，月支出大多数保持在1200-1700元和1200元以下，分别占29.87%和46.86%，收入越高相应的支出也越高，总的来说，大多数农民工不会超前消费，而且还比较节俭，只有个别农民工存在超前消费现象。

对这类农民工个体的年龄观察发现，他们都在27岁左右，正处在建立家庭的黄金年龄，因此可能较大的家庭支出其出现月支出超过月收入的情形。

图2农民工月收入和月支出分布

4.培训以工作技能培训为主

被调查农民工群体中，65.74%的农民工获得了企业提供的培训，但还有34.26%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企业培训。

而在接受的企业培训内容中，农民工获得最多的是工作技能培训，占70.81%，这可能更多的是在农民工刚入职时接受的上岗培训，而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群体综合素质和能力的生活常识培训、文化素质培训等则非常少，分别只有5.59%和10.56%。

总的来说，企业并没有从人力资本角度给予农民工足够的重视和开发。

图3农民工培训内容分布

（二）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

为了能够反映农民工整体职业流动的情况，本文采用职业流动率指标来反映农民工群体平均职业流动频率，公式为：

1.人力资本因素

职业流动率与年龄负相关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计算，可以获得被调查农民工群体每年平均的职业流动次数为0.57次，被调查的农民工群体整体上职业流动频率较是平均2年换1次工作。

这个职业流动率可能和农民工群体年龄有关，由于被调查样本中外出务工年限超过3年的农民工数量占大多数，百分比为66.8%，因此会产生“分母效应”，对整体的职业流动率影响较大。

这也可以通过观察农民工年龄与职业流动率的关系得到印证，从图5可以看出，农民工年龄与其职业流动率是成负相关的，农民工年龄越大其职业流动率则越低，即就业更加稳定。

图5不同年龄农民工职业流动分布

未婚农民工职业流动率大于已婚有子女，但小于已婚无子女

调查发现，未婚农民工群体比已婚有子女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要高，两者分别为0.64和0.62，已婚有子女与其流动倾向呈反向显著关系。

即已婚有子女的农民工其流动倾向较弱。

已婚的农民工，相对于单身的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家庭压力使已婚农民工流动时会更为充分地计算其流动成本与收益，而考虑越周全，其就业流动就越谨慎，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就越加深，因此流动倾向就越弱。

同时，已婚的农民工相对于初入社会的未婚农民工，其思想行为更为成熟，其流动的时间相对较长，已处于流动的沉淀时期，即由于对工作的深入了解与对自我认识的加深，其流动倾向较弱。

但未婚农民工群体职业流动率要低于已婚无子女农民工（0.75），观察已婚无子女的农民工年龄，发现其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年龄正好是生儿育女的时候。

已婚无子女农民工刚刚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为了能够有足够的条件生儿育女和照顾家庭，因此，会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而选择流动，导致职业流动率会表现得比未婚农民工群体要大。

2.工作因素

职业流动率与2700元以下月收入成正相关，与2700元以上月收入成负相关

通过对职业流动率与农民工月收入（包括实际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见图8），发现月收入在2700元以下的农民工职业流动率与月收入成正相关，月收入越高，职业流动率越高；而2700元以上月收入农民工职业流动率与月收入则成负相关，收入越高，职业流动率越低。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月收入在2700元以下的农民工认为收入还比较低，期望能够通过职业流动获取一份更好的工作；另一方面，2700元以上月收入的农民工，故其对自我收入满意度可能较高，流动时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其流动倾向就相对较弱。

另外，3200-3700元月收入的农民工平均职业流动次数为0.5次/年，职业流动率比4200元以上月收入的农民工还要低，可能是由于这样水平的收入对于该群体来说是符合其预期和满意度的，因此，为了稳定的生活保住这样一个好的工作而选择不流动。

图8不同月收入农民工职业流动率

平均日工作时间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率影响不大

被调查的农民工群体中，其职业流动率与平均日工作时间并无多大关系，日平均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内、8-11小时和11-14小时的农民工平均职业流动率分别为：

0.69、0.66和0.73，三类农民工职业流动率并无多大差别，都保持在0.69左右，而且也没有出现递减或递增的趋势，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对其职业流动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大多数从事的行业是制造业（58%），就算是换工作也是在不同的企业之间流动，但其从事的行业基本没有变动，因此，他们的日平均工作时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农民工职业流动率与企业相处融洽负相关

调查发现，认为与企业相处融洽的农民工职业流动率只有0.23，而认为与企业相处不融洽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为0.63。

与企业相处不融洽，农民工会选择通过离职另谋去处，而若农民工认为与所在企业在工作和生活上相处融洽，则会非常愿意继续留在本企业工作和生活，因此，其职业流动率相应的就要比相处不融洽的农民工要低。

农民工职业流动率与工作环境满意度负相关

调查发现，农民工对目前的工作环境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农民工职业流动率分别为0.47、0.58、0.67、0.75和1.13，农民工职业流动率与工作环境满意度负相关（见图9），这也符合现实情况，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如果比较满意的话，还是倾向于留在本企业。

图9不同工作环境满意度下的农民工职业流动率

3.家庭因素

配偶子女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通过分析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和已婚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配偶一起居住的职业流动率小于没有与配偶一起居住的，职业流动率分别为0.43和0.47；新生代农民工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职业流动率也小于没有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职业流动率分别为0.42和0.47。

配偶和子女一般会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流动，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

因为，农民工一旦有了家庭特别是有了子女，为了家庭稳定、子女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父母一般会选择稳定就业而非进行职业流动。

4.社会融入因素

最亲密的朋友是否是本地城市人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率并不显著

调查发现，农民工联系最亲密的朋友是否是本地人对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影响并不显著。

联系最亲密的朋友是本地人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为0.67，而联系最亲密的朋友是外地人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为0.66，两者并无明显差别。

与同事相处融洽度高则农民工职业流动率越低

调查发现，与同事相处融洽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要比与同事相处不融洽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要低，前者为0.65，后者为0.73。

农民工在企业工作，天天与同事打交道，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是否愉快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报酬和企业工作环境，现代管理学的人际关系学说认为企业员工与同事在工作上相处的融洽对工作效率有显著性的影响，换言之，若与同事相处不融洽则会影响其职业流动率。

总之，在问及农民工转换工作的原因这一问题时，发现农民工进行职业流动的原因是多样的，是多方面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包括：

个人发展、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环境、与领导同事关系以及个人人力素质和能力因素等等。

二、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了了解各影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的数量影响，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计量模型。

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X1、X2、X3分别表示三大类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t表示被调查样本。

将基本模型加上常数项和影响系数即为待进行计量分析的计量模型：

其中，C为常数项，a、b、c分别为影响系数，ut为总体随机误差项。

将具体数据代入此模型，利用STATA计量软件进行OLS分析可获得以下回归结果，见下表。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是将人力资本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单独分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率的数量关系，而模型五是将这三大类因素综合起来分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率的数量关系。

从下表的计量结果看出，年龄、婚姻状况和日平均工作时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率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他因素，如：

行业、工作环境、受教育程度、性别、企业同事相处融洽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著性影响。

年龄因素：

从模型五可知，年龄变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系数为-0.00498，负号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率与年龄负相关，系数值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每增加1岁，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将减少0.00498次/年，年龄的增加将降低他们的职业流动。

婚姻状况因素：

从模型五可知，相对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流动率有显著性的负影响，而且已婚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的职业流动率影响更大。

日平均工作时间因素：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日平均工作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越大，换句话说，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强度越大，进行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被解释变量：

职业流动率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行业

（虚拟变量：

其他行业=0）

制造业

-0.0730

-0.0000818

0.0261

（0.107）

（0.107）

（0.108）

建筑业

-0.0318

-0.00286

0.00109

（0.0875）

（0.0894）

（0.0898）

商业

0.0330

0.0829

0.0931

（0.0795）

（0.0837）

（0.0846）

服务业

0.193

0.259*

0.265*

（0.149）

（0.151）

（0.152）

交通运输业

-0.0476

-0.0655

-0.0623

（0.0968）

（0.0964）

（0.0967）

平均日工作时间

（虚拟变量：

14小时以上=0）

8小时以内

0.108*

0.147**

0.134**

（0.0617）

（0.0623）

（0.0632）

8-11小时

0.135

0.214**

0.202*

（0.104）

（0.106）

（0.108）

11-14小时

0.0984

0.284

0.272

（0.206）

（0.210）

（0.211）

工作环境满意度

（虚拟变量：

很不满意=0）

非常满意

-0.0508

-0.0527

-0.0604

（0.0892）

（0.0884）

（0.0894）

比较满意

-0.0242

-0.0241

-0.0386

（0.0731）

（0.0731）

（0.0751）

一般

-0.0918

-0.0726

-0.107

（0.0974）

（0.0976）

（0.101）

不太满意

0.110

0.138

0.0991

（0.185）

（0.181）

（0.202）

性别

（虚拟变量：

女=0）

0.0286

-0.00164

-0.00651

（0.0522）

（0.0572）

（0.0577）

年龄

-0.00480**

-0.00491**

-0.00498**

（0.00191）

（0.00194）

（0.00195）

受教育程度

（虚拟变量：

小学及以下=0）

初中

-0.00270

0.0295

0.0263

（0.145）

（0.152）

（0.152）

高中

0.0186

0.0609

0.0676

（0.146）

（0.156）

（0.157）

中专、技校

0.0345

0.0923

0.0886

（0.149）

（0.160）

（0.161）

大专

0.0477

0.115

0.125

（0.143）

（0.154）

（0.155）

本科及以上

0.0361

0.0944

0.110

（0.157）

（0.169）

（0.171）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未婚=0）

已婚有子女

-0.185***

-0.212***

-0.210***

（0.0573）

（0.0586）

（0.0590）

已婚无子女

-0.203**

-0.218**

-0.211**

（0.0984）

（0.0990）

（0.0993）

离异

-0.249

-0.314*

-0.249

（0.173）

（0.178）

（0.188）

与企业相处融洽度

（虚拟变量：

否=0）

0.0281

-0.0157

（0.0571）

（0.0586）

与同事相处融洽度

（虚拟变量：

否=0）

-0.138*

-0.123

（0.0761）

（0.0811）

常数项

0.727***

0.479***

0.598***

0.612***

0.638***

（0.154）

（0.0836）

（0.114）

（0.188）

（0.230）

有效样本数

340

346

343

340

338

R-squared

0.083

0.023

0.010

0.121

0.126

注：

*、**、***分别代表在0.01水平、0.05水平和0.1水平显著。

三．农民工职业流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通过本次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调查，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及影响他们进行职业流动的因素，从中暴露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上面临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

（一）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1.农民工职业流动仍显盲目

由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明显，农民工就业并没有实现劳动力市场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工外出找工作多靠“血缘、人缘和地缘”关系，招聘会效果欠佳，此种情况导致农民外出的随意性、自发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就业的盲目性。

农民工由于搜集到有效信息比较困难，一般都是进入企业后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够了解企业的整体环境，当农民工发现企业的整体环境不适合自己时，就会选择辞职进入其他企业工作，这种频繁的流动不仅会增加农民工找工作的搜寻成本，也会打乱企业的生产计划，不利于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调查得知，农民工群体以年轻、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80、90后）为主体，社会阅历的相对缺乏以及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的相对简单，他们在选择迁移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婚姻配偶和自身家庭的关系，在职业流动上仍显盲目，缺乏对职业的长远规划。

尽管通过访谈调查发现，当问到“您对您的同事换工作的态度及原因”时，绝大数比例的农民工持支持态度，认为换工作进行职业流动是为了个人发展的需要，但调查数据统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将职业流动付诸行动时主要是由于待遇不好、工作环境差、与同事关系不融洽导致的，而非为了个人将来更好的发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上仍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调查中发现，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形下辞去工作，又盲目地从事一份新的工作，而通常情况下新的工作和以前的工作性质相似，有的待遇反而更低。

2.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

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技能掌握情况等综合素质普遍偏低，而如今已经占据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虽然有所提高，但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需要来看，其素质仍属偏低：

初中、高中文化的农民工群体仍然占大多数，这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未来发展和职业向上合理流动。

具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未来10年至20年宝贵的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撑。

他们规模大，是产业大军的主体力量；他们年轻力壮、文化程度高、学习能力强、应变能力强，更能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对人力资源的新要求，尤其是其中掌握一定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在劳动市场缺乏竞争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因此，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流动就业的瓶颈之一。

3.工作时间不稳定诱发了农民工职业无序流动

调查得知，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对其职业流动没有显著性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长期的不稳定使农民工自身产生了惯性和适应性，换言之，农民工认为工作时间不稳定是属正常情形，因此农民工在考虑职业流动时不会将工作时间不稳定纳入考虑因素之内。

多数招收农民工的企业正是利用农民工这一心理，成为经常解雇和重新雇佣农民工的理由，使得农民工职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被动性而非主动向上流动。

其实，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就造成了他们工作时间的不稳定。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占了58%。

制造业的工作往往并不需要较高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而偏重于体力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他们工作岗位的替代性较强，雇主可能会在忙时招他们做事，而闲时就解雇他们。

4.企业基本技能培训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

本次调查发现，在接受的企业培训内容中，农民工获得最多的是工作技能培训，占70.81%，这其中可能更多的是在农民工刚入职时接受的上岗培训，而而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群体综合素质和能力的生活常识培训、文化素质培训等则非常少，分别只有5.59%和10.56%。

总的来说，企业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