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寻访心中的桃花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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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寻访心中的桃花源
逃离寻访心中的桃花源
还记得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描写吗?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
《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安乐美好的社会,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家园。
对桃花源的渴望,作为一种永远的精神情愫,拨动着无数人的心弦。
千百年来,在尘世喧嚣中奔波劳碌的人们,都想找寻到桃花源去“独善其身”。
时至今日,它仍然符合人们崇尚自然,追求田园牧歌式生活与追寻理想栖息地的观念。
桃花源,或许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
本期请跟我们一起,去寻访世外桃源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心情,那些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隐着是谁向往的生活
在中国古代,士人与隐者总是纠缠不清,士人可以超凡成为隐者,隐者也以入仕个官吏。
那时,入仕是实现人价的唯途径,以隐求仕,才有了“终南捷径”。
如今,们的自我意识慢觉醒,遵从心灵的安排成了很多人向往的境界。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他们的一生:
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多,
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
他们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脱节;他们弃平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志存高远,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中最尊人。
人们称他们为隐士。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
隐士就那么存在了:
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
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最早的隐士大约出现在公元前2300年的尧时代。
尧跳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于是遁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
”不仅如此,许由认为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又跑到颖水河边洗自己的耳朵。
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去游说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
舜接受了尧的禅让,
“天下之人,不归尧之子而归舜”。
后来,舜也想找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
“舜以天下让善卷”,没想到,善卷也跑了,“入深山莫知其处”。
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
这些久远的历史听起来更像传说,但是它们不仅仅是传说:
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
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
家国天下,隐逸只是一种方法
中国人最熟悉的“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一语出于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口。
他当时接受了司马氏政权的拉拢,出仕做官,被人讥讽,但他对此不以为然,说了这句话来为自己辩解。
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对这句话颇以为然。
儒家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为行为的根本,其隐逸观念与仕宦观念是相辅相成的。
儒家“仕”与“隐”的界限在于邦有道还是无道,入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所谓行义济世是儒家的根本,隐逸对于儒家而言只是权宜之计,是积极入仕的功能性环节,入仕才是其最终目的。
在古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一直都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入仕就意味着做官,仕途无疑是文人义士的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用桃花源记为世人刻画了一个没有战乱,么有纷争的世外桃源的东晋诗人陶渊明也不例外。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
但到了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在他的诗中颇能读到他曾急于用世的心情:
《杂诗·其五》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写出少年陶渊明对建功立业的渴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写出了风云际会将有所作为的决心。
但乱世并没有给他兼济天下的机会。
东晋末年,政权更递频繁,宗室夺权激烈,一不小心就“站错队”,儒家的忠君思想和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
正如他的诗中所说,他只不过是“误入尘网”,而“性本爱丘山”的他最后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归隐田园。
但因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社会理想的实现还抱有一丝希望,于是才有了他的第二次出仕。
在对当权者彻底失望后,他再次归隐,而且再也没有出来过。
看来,“大隐隐于朝”无非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走上尔虞我诈、利害分明的仕宦之路后,怎么可能超然于物外?
真实的世界容不下“云深不知处”,无奈之下,只能一走了之,避祸全身。
“隐”“仕”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
他隐居会稽东山近20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
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
谢安“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
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使得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
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
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
在他主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
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
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
不过这是特例,中国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
但凡做隐士的男人当初么有不想出仕做官的,因为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提个鱼竿到渭水边琢磨事,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
道法自然,都在深山更深处
与儒家的“修齐治平”不同,我过古代还有一种思想绵延几千年,那就是道家的隐逸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庄子。
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
《庄子》与儒家从社会仁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不同,它强调“重生”、“贵生”的生命个体意义,注重高度自主、自由的精神生存状态。
如何摆脱外物所役是道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庄子认为,名利、仁义等对生命本体的危害尤为严重。
因此,逃避名利、不愿为外物所累则成为道家不愿出仕的理论基点。
江苏省江阴县南阳岐村南至今仍有一座石桥,上面镌刻着一组对联,“曾有霞仙居北坨,依然虹影卧南旸”,赞的就是明末奇人徐霞客,世人称为“霞仙”。
1587年,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
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
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他喜欢读地理、历史和探险方面的书籍,向往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游历生活。
1609年,徐霞客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
在明末天下鼎沸,赋敛之毒横行天下之时,徐霞客没有依靠来自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捐助,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6个省。
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徐霞客并不是盲目地游山玩水、寻奇访胜,大自然的奥秘深深吸引着他,寻找自然规律才是他终极的目的。
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源头在哪里,很长时间都是个谜。
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1000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
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直到1978年,我国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沱沱河。
在车载马驮、交通不便的400年前,徐霞客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
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
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
他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有人劝徐霞客不如回去,但他却坚定地说:
“我带着一把铁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
”
从22岁离家远游,至56岁去世,这位“霞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他留下了240万字的旅游笔记,虽然大多失散,但保留下来的仅4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在世界地理史上都具有绝无仅有的地位。
他这样特殊的人生,甚至使新中国一度踌躇,无法给这位千古奇人盖棺定论,最后名之“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
而其实,他本就是个隐者。
如果不是他那从240多万字的游记中散存下的小部分片段,我们至今无法得知,在400多年前的中国,有一位世外奇人走进自然那么深,那么远……
方外哲人,为人之本性而活
不啻中国,外国也有隐者,美利坚合众国的梭罗就是一位。
梭罗的生平简单安静又耐人寻味。
1817年,梭罗生于美国康科德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他没有选择经商或者从政,而是选择了心灵的自由和闲适。
1841年,当了两年老师的梭罗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爱默生的家里,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
1845年3月,他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就孤身一人,跑进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自生活。
瓦尔登湖附近是爱默生拥有的私人土地,就在康科德城边上。
梭罗自己砍材,在湖畔建造了一个14平方米的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
来到瓦尔登湖畔之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在此期间,那部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问世。
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
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单调生活相反,梭罗常常进城,也经常邀请朋友到他的小屋中参观做客,他甚至还举办过一次大型野餐会以倡导废奴运动。
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伏案读书,笔耕不辍。
1847年,梭罗回到康科德城。
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
此后他患了肺病,于1862年病逝于康科德城,未满45岁。
在梭罗短暂的一生中,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
他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生活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纷繁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他认为: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
梭罗曾向美国读者介绍过孔子和《四书》,认为儒家思想对当时的美国大有裨益。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写道:
“古代的哲学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他们是最贫穷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最丰富的。
”他认为,人不是为了国家而活,不是为了天神或社会而活,也不是为了指导现代生活的历史而活,人是为了其本性、为了人本身而活的。
但这并不能与自私混为一谈。
为人的本性而活并非终点,而是一种省察生活的起点。
在中国,《瓦尔登湖》的读者并不多,但自有一批忠实拥趸,“在夜深人静时捧着它,像是找回生命最本真的意义。
”正如译者徐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
或许,我们无法像梭罗那样身体力行,但我们起码可以通过他的甘醇、悠扬的文辞重返自然,进入澄明自省之境。
心之归隐,遵从内心的安排
隐者,多么让人着迷的那一群人。
隐着,又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
遁避红尘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都是赞赏的,但起码并不排斥。
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其笔下15部小说,就有9部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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