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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一

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康德

(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不仅对近代哲学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引发了蔚为壮观的德国古典哲****动,而且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出生在德国普鲁士王国东部的边陲城市哥尼斯贝格,父亲是马鞍匠,他的家庭属于被称为“新教中的新教”的虔敬派,这对于他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康德成年之后几乎没有进过教堂。

从1740年开始,康德在哥尼斯贝格大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就离开学校到家乡附近做家庭教师。

1755年6月,康德以一篇拉丁语论文《论火》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9月,第二篇拉丁语论文《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了答辩,康德由此而成为哥尼斯贝格大学哲学系的编外(无薪)讲师,开始了长达41年之久的教学生涯。

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先后讲授过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神学、教育学等课程,甚至开设过要塞建筑术和烟火制造术。

经过多次申请,康德终于在1770年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在他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常人们以此作为标志,将康德哲学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不过这一划分并不十分准确。

实际上,康德的哲学思想经过了一个长期艰苦的探索过程,直到12年后《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时,他的批判哲学才真正达到了成熟。

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休谟,一个是卢梭。

康德在他们的启发下,形成了后来批判哲学的两大主题,这就是自然和自由。

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是“非批判的”,属于唯理论的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1755年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在这部著作中,康德运用牛顿力学的成果研究太阳系的起源,首次提出了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史称“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被恩格斯誉为打开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上的第一个缺口。

在深入研读了休谟的著作之后,康德受到很大启发,开始走上了批判哲学之路。

他曾经说:

“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3]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使康德深入到了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那么可以说卢梭对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则使康德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局限和自由问题的重要意义。

为了阅读卢梭的著作,他甚至打破了多年以来由于体弱多病而为自己制订的严格的生活规律,放弃了一向准时得可以让人们据此对表的下午散步,而且从此在康德的书房里多了一幅卢梭的肖像。

康德终生独身,一生活了80岁。

 

    从1781年开始,康德陆续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一版,1787年第二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年)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等著作。

 

 

    一、哥白尼式的****

 

    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

康德批判地继承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将启蒙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康德哲学被誉为哲学史上的一场****,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哥白尼式的****”。

哲学上的****意味着哲学方向的转变,而康德的确扭转了哲学的方向。

    

(一)康德哲学的问题

    康德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其实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了他的全部哲学思考。

    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

西方哲学从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对它来说,我们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活动,对自然万物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能通达事实的真相,这种观念在近代哲学中终于演变成为一种科学主义精神,并且极大地推进了认识论的发展。

认识论要解决的是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由此而形成的知识其普遍必然性或真理性从何而来,以及它所适用的范围等等问题。

应该说,只要我们追求知识,这些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对于古代哲学家们来说,这些问题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

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逐渐深入,认识论问题越来越成了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近代哲学那里终于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早期近代哲学家们为了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确定性和范围等认识论问题而分成了两大派别,这就是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

    经验论从实验科学出发,主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并且以经验为基础,它试图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出自然法则来。

唯理论则从理论科学出发,认为感觉经验归根结底是个别、相对和偶然的,因而不足以充当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所以知识乃是由一些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推演出来的,非如此不能说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于是在认识论问题上,这两派哲学家各执一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他们的片面性则决定了谁也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休谟的怀疑论就是近代哲学陷入困境的最好写照。

他的怀疑论不仅使经验论企图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归纳获得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这一理想最终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陷入了困境。

休谟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一类是关于外在事实的知识。

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与外在事物没有关系,只要符合自己的法则而不矛盾就一定是普遍必然的。

关于事实的知识就不同了。

由于关于事实的知识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类知识只能是或然的。

由此可见,经验论的理想固然破灭了,唯理论的理想也一样陷入了困境:

唯理论试图从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赋观念推演出人类的全部知识,而休谟却证明理性所固有的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在事物没有任何关系。

    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使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近代哲学的启蒙主义以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和推进知识为己任,然而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却使这些理想出现了落空的危险。

它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

因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产物,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无法被证实,还是理性无法证实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结果是一样的,那意味着理性本身成了问题。

    当然,对于近代哲学来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内部发生了矛盾,这就是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由于近代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这就使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

在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的鼓舞之下,哲学家们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他们相信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人类自己统统服从于统一的法则,那就是自然的因果律,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说明。

因此,人与自然万物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服从于共同的自然法则,他不过是一架更精密更复杂的机器而已。

结果,启蒙主义的两大支柱--理性与自由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当哲学家们把科学理性贯彻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时候,不仅自由而且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都成了问题。

就此而论,法国思想家卢梭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启蒙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

当卢梭试图说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他把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对立起来,认为人类原本生活在无忧无虑、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之中,而当他进入社会状态之时便失去了自由和平等。

这意味着,当启蒙主义者鼓吹文明、科学和进步之时,卢梭则开始了对启蒙主义的深刻反思。

    对康德来说,无论知识问题还是自由问题,其实都与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相关,那就是形而上学问题。

    形而上学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它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统一的基础、本质和根据的问题,因而被人们看作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由于形而上学一向标榜科学,或者说它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因而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如果形而上学不能被证明是科学,那么人类知识的大厦就面临着失去基础的危险,现在哲学家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危险。

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哲学在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几乎变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我们实在无法在它之中找到一丝一毫科学知识的特征。

更严重的是,正是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的理想缔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尽管这种“科学世界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它亦将我们迫入了有可能丧失自由、泯灭人性的困境之中。

    这就是康德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把他的问题概括为“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都与知识有关,所以康德便从知识问题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哥白尼式的****

    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

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

康德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摆了出来:

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4]在康德哲学中,“先天的”(a priori)与“后天的”(a posteriori)是一对基本概念。

“后天的”意即单纯经验的,就知识而言表现为个别、偶然和相对的。

“先天的”意即独立于经验而且是经验的先决条件,就知识而言表现为普遍和必然的,康德因而也称之为“客观的”。

显然,如若我们承认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它就必须同时具有经验和先天这两方面的因素,然而看起来后天的经验与先天的因素却是水火不相容的。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如果按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亦即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知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因为我们既无法说明外部事物及其属性如何能够挪到意识之中来,更不能证明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

[5]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康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念:

既然当年哥白尼可以把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设想不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从而提出了“日心说”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思路考察知识问题呢?

换言之,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妨像哥白尼那样换一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看一看让对象符合知识亦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会有什么结果。

在康德看来,问题由此便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因而便使知识具有了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

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

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证明。

    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哥白尼式的****”的康德哲学****。

    康德的“哥白尼****”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

因为如果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那就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被划分成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的事物,康德称之为事物对我们的“表现(Erscheinungen)”,另一方面是未经认识形式****因而在认识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体”或“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

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虽然构成了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但是亦****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

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要求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认识自然的原则发生了动摇,而且更严重的是,形而上学企图超越自然的****而把握宇宙自然之统一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想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就是说,自然科学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看,“哥白尼式的****”归根结底是对理性认识能力的****,其结果完全是消极的。

    然而在康德看来,这个消极的****完全可以转化为某种积极的成果。

虽然认识形式的****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因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

于是,对理性的认识能力的****就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亦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意志乃是以自由为其根据的。

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不是表现为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认识事物自身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在认识形式的****之下因而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

但是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划分为两个方面,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事物划分为表现和事物自身两个方面,人亦如是。

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服从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在这个领域中他是没有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因而亦具有不受自然法则****的一面。

换句话说,人具有两重性,他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

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张理性的认识能力,其结果势必把一切都变成了必然的东西而使人失去了自由。

而当我们****了理性的认识能力的时候,这就会为自由保留了一片天地。

所以,康德认为我们有必要****知识,以便为道德信仰留地盘。

[6]

    由此可见,康德的哲学****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它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认识能力的****为自由开辟道路,而且这后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

 

    正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最初只是假说一样,康德的“哥白尼式的****”也是一种假说。

如果我们要证明它是正确的,那就必须考察理性本身,证明人类理性的确具有一些先天的认识形式,而且这些认识形式在认识中具有法则的作用。

康德把这项分析考察理性的工作称之为“批判”。

 

    (三)批判哲学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康德解释了“批判”的含义:

所谓“批判”不是对书本或者理论学说的批评或驳斥,而是对理性之认识能力的“分析”。

亦即根据理性具有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例如数学和物理学--这是康德时代公认的两门科学,对理性的一般认识能力进行分析,其目的是最终确定形而上学的命运。

[7]因此,所谓“批判”也就是对理性的分析和考察。

在康德看来,以往的形而上学错就错在它们通常只是武断地论定,当它们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教条时,没有去考察一下我们的理性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能力。

与这种“独断论”不同,康德主张在对事物下判断之前,先来分析我们的认识能力。

 

    显然,表面上看康德直接的分析对象是我们的科学知识和认识能力,而实际上其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康德像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相信数学和物理学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

尽管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最终没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科学知识是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只是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罢了,因此根本问题还是形而上学问题。

康德的意图是通过对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来源的分析确立一种衡量知识是否是科学知识的一般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形而上学,看一看它究竟有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科学。

    康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对理性的全部领域进行了考察,从而形成了由三大批判组成的“批判哲学”:

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考察理性的认识能力,康德称之为“理论理性”;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考察理性的实践能力或者说意志能力,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考察的“判断力”则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中间环节。

 

 

    二、理论理性

 

    在我们分析批判理性的认识能力即理论理性之前,先来看一看知识。

知识的基本单位不是概念而是判断,因为单个概念不能构成知识。

我们可以把判断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分析判断,一类是综合判断。

所谓“分析判断”指的这样一类判断,在它之中判断的宾词原本就蕴含于主词之中,实际上是从主词中抽出来的,例如“物体是有广延的”。

在17、18世纪的自然哲学中,物体的定义就是广延,所以当我们说“物体是有广延的”时候,“广延”原本就蕴含在“物体”之中。

显然,这类判断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是先天的,但是由于宾词本来就在主词之中,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

所谓“综合判断”就不同了。

综合判断指的是宾词是后来通过我们的经验加在主词之上的,例如“物体是热胀冷缩的”,其中的“热胀冷缩”并不是从“物体”中抽出来的,而是我们经验的结果。

由于这种判断为我们的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只有综合判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

但是,综合判断虽然是知识,却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添加的新内容,而且还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

因此“综合判断”还可以划分为“后天的综合判断”与“先天的综合判断”,唯有“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成科学知识。

    那么,科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知识可以分为质料与形式两个方面。

质料是通过后天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内容,使这些经验质料构成知识则是主体认识能力的工作,因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就构成了知识的形式。

如果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普遍必然性就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

    因此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理性的确具有先天的认识形式。

康德把专门研究主体之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称为“先验哲学”。

在康德哲学中,所谓“先验”(transzendentale)与“超验”(transzendent)是相对的:

 “先验”指的是关于先天的,关于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体系就是“先验哲学”;而“超验”指的则是超出认识形式之外的形而上学对象,那是不可知的领域。

    先验哲学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它具体分为“纯粹数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和“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三个问题。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考察理性认识能力的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先验感性论”,它研究的是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另一方面是“先验逻辑”,它又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先验分析论”,讨论的是“真理的逻辑”,研究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立法作用;其二是“先验辩证论”,讨论的是“幻相的逻辑”,研究理性之理念超越经验的界限所造成的先验幻相。

    

(一)先验感性论

    康德把研究感性先天直观形式的理论称为“先验感性论”。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但是如果没有接受感觉经验并对之进行综合统一的认识形式,知识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主体的感性直观能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经验直观,一是纯直观,前者是后天的质料,后者则是先天的形式。

那么,感性的直观形式是什么呢?

康德认为是空间与时间。

通过空间,外部事物的经验被给予我们;通过时间,内心的意识活动被我们所经验。

前者是外直观的形式,后者则是内直观的形式。

    通常人们不是把空间与时间看作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牛顿),就是把空间与时间看作是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对关系(莱布尼茨),唯有康德把空间与时间看作是主体自身固有的认识形式。

显然,这种观点与常识大相径庭,需要康德作出合乎逻辑的证明,这种证明包括“形而上学的阐明”和“先验的阐明”两个方面。

    所谓“形而上学的阐明”要说明的是空间与时间不是经验的物理学概念,而是先天的直观形式。

我们以空间为例:

    第一,空间不是由外部经验得来的经验的概念。

因为我们要想感觉外部事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空间表象为前提。

换言之,我们不能想象离开了空间还能经验外部事物。

    第二,空间是一切外部直观之中必然的先天表象,即是说,空间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的。

因为我们可以抽去所有事物而想象一个空无所有的空间,却不可能想象任何没有空间的事物。

所以空间是不能经验的,相反,经验必须以空间为先天的条件。

    第三,空间不是经验的概念而是纯粹的直观。

因为经验概念乃是对于众多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的抽象,而空间却只有一个,并没有许多个空间。

或者说,不同的空间不过是同一个空间的部分,都必须以唯一的空间为其前提。

    第四,空间是一个无限的所予量。

一切概念都有外延与内涵两个方面而不可能包含无限的表象,但是空间却能够包含无限的表象于自身之中。

    上述证明前两个证明说的是空间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的,后两个证明说的则是空间不是概念而是直观,两方面加在一起就证明了空间乃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

康德关于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与此大致相同。

    再让我们看一看康德关于空间与时间的“先验的阐明”。

    

    所谓“先验的阐明”意在证明空间与时间乃是一切经验的先天条件,换言之,离开了空间与时间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感觉经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说明几何学和算术的普遍必然性。

几何学是空间的科学,而算术则是时间的科学。

作为普遍必然的先天综合判断,唯有将空间与时间看作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它们才是可能的。

现在,既然几何学与算术是先天综合判断,那么也就说明空间与时间是先天直观形式了。

    经过这一番证明,康德便得出了结论:

空间与时间不是物自体的存在方式,也不是事物之间的现象关系,而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

由此我们便说明了数学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不过同时也证明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能认识事物自身。

所以,康德主张空间与时间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和“先验的观念性”:

它们是经验的先天条件,因而对于经验具有实在性,不过这种实在性源于观念,而不是事物自身。

    也许我们不能同意康德将空间与时间纯粹主观化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没有意义。

与经验论把感觉看作是消极地接受外部事物刺激的“白板说”不同,康德主张我们的感觉也有自己的形式,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把感觉的形式先天化了,而且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以空间与时间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作为直观形式。

但是康德毕竟说明了即使是在感觉经验之中主体也具有主观能动性。

与那些把感觉看作是无条件地接受外部经验的观点相比,康德的观点一方面说明了主体在感觉经验中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亦说明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性。

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理性只有一种直观形式,这就是感性直观形式--空间与时间,而没有理智直观的能力。

换句话说,离开了感性直观形式就没有经验质料被给予我们,也就没有知识的发生。

所以我们的感性直观形式虽然使进入到其中来的经验质料被安排在空间与时间的秩序之中而不是混沌一团,但是它同时也****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可能认识事物自身。

    

(二)先验分析论

    所谓“先验分析论”亦即研究知性的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它是“先验逻辑”的第一部分。

    对于知识而言,仅仅有感性直观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知性的参与才能构成知识。

感性的作用是接受经验质料,知性的作用则是对这些经验质料进行综合统一以构成知识。

因此感性的特点是接受性,而知性的特点则是构成性。

感性之所司在直观,知性之所司在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对于知识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是空间与时间,知性的先天认识形式就是知性纯概念,亦即“范畴”。

 

    我们的知性有两方面的功能:

一是逻辑功能,一是认识功能。

前者在知识的基础上规定着思维的判断形式,这是形式逻辑的范围;后者则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这是“先验逻辑”的领域。

自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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