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如何败于全球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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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国如何败于全球化
明代中国如何败于全球化
2017-04-08作者：
李伯重 来源：
中国经营网
编者按/上周本报以《“沉银”与皇脉》为主题，追溯了十七世纪上半叶，由于白银短缺引起极大的经济及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一段历史，并将这段沉重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十七世纪总危机”大视野下予以观察和剖析。
本周我们将继续刊发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李伯重教授近期的相关研究心得，以求进一步满足对“明清易代”时期史事感兴趣的广大读者的需求，敬请关注。
中国、日本、东南亚和西欧，是15~17世纪东亚世界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输出丝、茶、糖、瓷器等，而输入产于南洋群岛的香料等。
在当时的世界上，上述两大类都属于高价值产品，但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中国货需求有限，而中国对以香料为主的东南亚产品需求虽然很大，可香料进口经过长期增长后，进一步增加的余地已很有限了。
中国与西欧、日本之间的贸易，问题更大。
西欧和日本对中国产品有巨大的需求，却没有多少东西在中国市场上有销路，对华贸易出现巨大逆差不可避免。
如果不能解决，彼此的贸易就无法持续下去。
日本本土的石见银山等银矿开发前，也因为遭遇贸易逆差困扰，越来越多靠外贸为生的日本人只好铤而走险，当起了海盗，此即明代中叶“倭寇”之起源。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初到东亚时也一样，除了干海盗营生，就是充当贸易中间商牟利。
16世纪，情况发生巨变。
日本和西欧忽然拥有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手段，可以大量购买中国产品，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这是什么神奇的手段呢？
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没有它，早期经济全球化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白银。
银以稀为贵
13世纪之前，世界上各个主要文明都拥有自己的货币制度，白银和黄金在其中并不是普遍使用的货币。
13世纪之后，局面发生改变，黄金和白银逐渐成为常用货币。
许多人有一种印象，认为在欧洲和印度洋地区，多以黄金作货币，而中国则更多用白银。
但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简而言之，18世纪之前，白银是欧亚大陆最重要的货币。
到了18世纪，黄金记账单位在西欧才通行起来，到19世纪的“黄金景气”（据估算，1850～1900年50年间全世界大约生产了1万吨黄金，比前5000年生产的黄金总量还要多，而19世纪世界黄金生产总量1.15万吨，是18世纪不足200吨的57倍）之后，黄金的重要性超过了白银，变成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
在近代早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白银越来越成为世界通用货币，这个现象就是国际货币的“白银化”。
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大规模的长途贸易，自此得以在一种相对统一而稳定的货币制度下进行。
白银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它没有早些变成国际上的主要货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了解：
作为货币的白银从何而来？
特别是16世纪之前和之后，白银的来源和产量有何变化？
14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白银产地在欧洲。
到了中世纪（通常指公元476~1453年这段时间）后期，欧洲白银主要产于中欧和东欧。
公元1000~1500年这五个世纪内，欧洲不仅银矿数量增加，采矿和加工技术也开始提高，白银产量在14世纪中期达到了高峰，平均年产白银达50吨，但随后几十年中又出现大幅下降。
亚洲在14世纪中期之前也出产一些白银，不过产量很少，主要产银国是中国。
元朝天历元年（1328年），中国的银产量为775610两，约31吨，其中几乎一半（47.42%）是西南边疆省份云南生产的。
由此可见，中国特别是内地省份的银产量确实很低。
蒙古帝国治下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产银更少，因此还依赖中国输入白银。
也就是说，14世纪中期以前，虽然欧洲白银产量有较大增加，但未能持续下来，而世界其他地方白银产量一直都不高。
到了15世纪，情况依然没有很大改变。
在亚洲，中国的白银产量未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
明朝天顺四年（1460年）的白银产量，仅为一个多世纪前的元朝天历元年产量的一半多一些，而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银产量，更只有天历元年产量的1/7左右。
在欧洲，情况要好一些，随着新的采矿和冶炼技术的发明，到了15世纪中期，白银产量已恢复到14世纪中期的水平。
进入16世纪之后，世界白银生产才发生了巨变，中国、欧洲、日本和美洲相继出现开采银矿的热潮。
巨量白银：
近代资本主义的源头？
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八年（1596~1620年）间，中国各地都在积极寻找银矿。
但这种努力只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
明代后期旅行家王士性的《广志绎》中说：
“采矿事惟滇为善。
……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
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
”
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其名著《天工开物》中，对全国的银矿介绍如下：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指明朝初年）或采或闭。
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
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
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
故禁戒不得不苟。
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
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
凡云南银矿：
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源又次之。
云南的白银产量大多数年份在20万~30万两，不过这只是明代中期的数字。
至于明代全国白银产量，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估计为年产20万~30万两。
虽然多年累计，总数可能达到数百万两，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规模而言，这个产量依然太小。
在欧洲，白银产量随着新矿的开发和技术进步（尤其是汞齐化加工方法的发展）而有很大提高，年产量在1530年前达到90吨的历史高位。
在日本，进入16世纪后，发现了多个银矿，一些年份里开采的银矿多达三十多个。
其中最著名的石见银山，于1526年（日本大永六年）开掘出银矿脉，1533年（日本天文二年），当地统治者通过博多的商人神谷寿贞招徕工匠，采用从中国学来的精炼技术“灰吹法”，大幅提升了白银产能。
石见银山的银产量在17世纪达到顶峰，据推算占当时世界银产量的1/3。
这些银矿的开发，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白银产地之一。
到16世纪末，日本白银已占世界总产量的1/4到1/3，鼎盛时年产量高达200吨。
1560~1644年的80多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总计多达25429万两（约1万吨）。
最重大的变化，是美洲白银的生产。
赫赫有名的波托西银矿（今玻利维亚西南部）从1545年开始开采，墨西哥的撒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银矿，则分别在1548年和1558年开始开采。
这些银矿的产量迅速增加。
1581~1600年，仅波多西银矿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
由于以上变化，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货币白银的供应量，在16世纪忽然大幅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学者将这个时期贵金属货币的流通，看作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源头。
巨量的白银，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大活力，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日本、西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由于拥有足够的硬通货，1615~1625年日本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期。
在此期间，每年经日本船、中国船、荷兰船、葡萄牙船和其他船只运出的日本白银，估计有130~160吨，相当于当时日本以外的世界白银总产量的30%~40%。
日本所产的白银，大部分用来采买中国商品，所以日本也成为中国在东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据估计，葡萄牙人每年将从中国丝绸贩卖于日本的生意中获得的235万两白银，作为他们购买回欧洲的中国货物的资本。
日本从外贸中获得的财富急剧膨胀，也使得统治者有更大能力参与国际事务。
著名的石见银山，由毛利家与丰臣家两大名藩各派出家臣共管，其收入成为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的关键资金来源。
中国皇帝进口“白银宫殿”
西欧一些国家也因拥有大量的美洲白银，可以大批购买中国商品，成为中国新的主要贸易伙伴。
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舰队抵达菲律宾宿务岛，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殖民据点。
1571年他们又攻占马尼拉，三年后在该地开始正式的殖民统治，并展开与中国商人的直接贸易。
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开辟了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港城）航线，通过“大帆船贸易”（Galleon），连接东亚与美洲的贸易市场。
西班牙人从阿卡普尔科港运送大量银元到马尼拉，再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购买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经马尼拉运返阿卡普尔科港。
这些丝货约有一半再运往欧州，其余在西属美洲销售。
由于中国的“银荒”，福建海商携中国商品蜂拥至马尼拉，交换墨西哥白银。
于是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滚滚流入中国。
明代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究竟有多少？
因为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的通商，大部分属非法经营，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从留下的史料记载中，还是可以略窥一斑。
1602年，美洲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给马德里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万比索（一种在前西班牙殖民地国家通用的货币单位），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
在初期贸易高峰已过的1632年，马尼拉的天主教会向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通报，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达240万比索。
对当时马尼拉的商业活动，有人这样描写道：
“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这些白银的运出都没有登记，也未向西班牙国王缴税。
”
晚近一些学者则对此给出了不同的估计。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明史学者万明认为，1570~1644年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620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历史系教授万志英（RichardVonGlanhn）则估计，1550~1645年通过菲律宾进入中国的白银约2309吨，其中中国船运送了1204吨，葡萄牙船运送了75吨，走私船运送了1030吨。
另一位学者斯卢伊特尔（EngelSluiter）则估计，1576~1664年西班牙殖民地生产的白银中，有5620万比索（约合2023吨）经过阿卡普尔科运到了马尼拉，其中绝大部分流入中国。
这样，西欧和日本商人用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瓷器、茶叶、蔗糖，西欧商人还把东南亚香料等产品输往中国，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上一种主要国际贸易模式。
1628年，一度称雄东亚海域的大海商郑芝龙（郑成功之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商馆签订的三年贸易协定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情况。
根据该协定，郑芝龙每年为该公司提供1400担生丝，定价为银140两一担；5000担糖，价为3里耳（当时东亚国际贸易通用的一种银币）一担；1000担蜜姜，约4两一担；4000件白色吉朗绸，约14钱一件；1000件红色吉朗绸，约19钱一件，价值总计300000里银耳。
郑芝龙将得到3000担的胡椒供货，价格约1里耳一担，余下的以现金支付；如果荷兰人率船到漳州港装运，则将每担价格降低10两银子。
据此，郑氏集团售予荷兰人的货物，是中国生产的丝、绸、糖和糖制品；而荷兰人售予郑氏的是东南亚出产的胡椒，贸易逆差则用白银支付。
这种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地表现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展。
这样，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借助白银的注入而急剧扩大起来。
因此我们可以说，白银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剂。
歧路徘徊的晚明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
因此如同整个世界一样，东亚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沌天地。
在这个混沌天地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
“丛林法则”得以盛行于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究其原因，是当时这一区域最主要的国家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建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无从发挥积极作用。
相反，面对蓬勃发展中的国际贸易以及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明朝反应迟缓，行动不力，不仅未能充分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新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走向灭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说法。
2008年《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
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明确提出“晚明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的观点，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考察了晚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结论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
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用优美的文笔，对晚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做出了如下描写：
在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如果枚举16世纪晚期成就卓越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
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
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已充满危机，实际上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600年以后的中国国势，不仅与之前的繁荣和安定形成鲜明对比，更与西欧一些国家的迅猛发展背道而驰。
正如史景迁所说：
“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
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变？
以往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从万历怠政、魏忠贤专权等传统说法，到在“阶级斗争”史观和“资本主义萌芽”史观下提出的诸多观点，可谓多姿多彩。
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
明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但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著有《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著）指出：
“在探讨帝国兴衰之时，最好能避免受到这样的诱惑，即在知晓帝国终有一日强大的情形下，过早地寻找其强大的征兆，抑或在了解帝国终有一日灭亡的情形下，过早地预测它行将崩溃。
”
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可我们有理由相信：
如果明朝当政者至迟从嘉靖朝（1522~1566年）起就认清新的国际形势，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逐渐走向近代社会。
那么，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
我的答案是：
不仅中国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17世纪大多数国家也如此，因此中国的情况不足为奇。
明清易代：
中国是否走出了“17世纪总危机”？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17世纪总危机”（TheGeneralCrisisoftheSeventeenthCentury）的一个部分。
学界对“17世纪总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
17世纪时，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等。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以及危机的内容、性质、进程、结果等都大不一样。
在荷兰、英国等少数西北欧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胜利，建立起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者。
而其他国家则未能顺利渡过危机，在危机后显然发展迟缓，其中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先前的世界强权更日益衰落，变成国际竞争的失败者。
这次危机也存在于东亚世界。
危机之前，中国、日本等国在经济上似乎都是一片升平气象，而到了17世纪，中国的明朝崩溃了，日本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爆发“宽永大饥荒”（发生于日本宽永十九年即1642年前后）。
17世纪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弃尽财物，逃至他乡，大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绝望之中。
由于白银产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影响。
1635年，德川幕府还严格限制外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许多富商严重受创，有的甚至在债权人高压之下自杀身亡。
经济衰退导致社会动荡，激发了日本有史以来声势最大的一次起义，即1637年的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
幕府费尽周折，使用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幕府实行新政策以改善民生，并颁布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阶层的奢侈行为，以此缓解被幕府视为“走投无路”的农民负担。
就在此时，日本的铜产量大大提高，提高了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使得它可以改善其经济，比中国更快地从“17世纪总危机”中恢复过来。
但这场危机也严重削弱了日本在东亚世界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实力，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17世纪早期崛起的日本德川政权放弃了其前任丰臣秀吉（他死于1598年）的海外扩张野心，而奉行一种闭关自守、“洁身自好”的政策。
由于种种原因，明代中国未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
继之而起的清朝，采取若干措施，缓解了严峻的经济状况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危机得以结束。
进入18世纪，中国从危机中全面走出，出现了新的繁荣。
不过，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也未能像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适合近代经济成长的体制，反而为自身在19世纪的再次失败埋下了伏笔。
如果我们追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或许会得出以下结论：
在晚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跟荷、英等西欧国家一样走上另外一条路。
受到这个选择导致的“途径依赖”拖累，中国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或许是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以上的曲折经历，让我们今天重读三四百年前的这段往事时感叹不已，也令我们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
中国不应该重蹈覆辙，再次失去历史的机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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