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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教学课件

《黄鹤楼》教学课件

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大家都是很熟悉了,早就是中学语文课本里要求必背的诗。

最近看柏桦的《另类说唐诗》,看到他说崔颢这首诗,说要是评分他顶多只能给七十分,他认为这首诗一直能够享有大名只不过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神话,他还找到一个同盟军研究唐诗的著名学者施蛰存,施先生是说:

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

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

因而成为名作。

(施蛰存《唐诗百话》)我看施先生的意见,并不是准备只给七十分,只是说它优点不多,并且不是唐诗中深刻的作品,不深刻,这显然不能算很大的缺点。

我觉得施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要给打个七十五分,中等靠上。

当然这打分的问题实际算不上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首诗到底是不是唐诗里一首杰作?

我想说,它肯定是,不过绝大多数人包括持有施先生一类意见的人,都没有看出这首诗真正最好的地方。

从现在辑录到一起的古人对这首诗的评论来看,没有看出这首诗的最好之处的人一直就不少,而能够看出的很少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评论又往往说得太简略。

这样的简略,这是中国古代诗文评中常有的一个形式上最大的缺点。

这样做的结果经常是:

说得对的,人们不容易知道他对在哪里;说得不对的,人们也不容易知道他究竟是错是对。

这些古诗文评的作者往往想把话说得很有艺术性、甚至很有诗意,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做得好的仍然能够同时把意思说得很清楚明白,可问题是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这样好。

把诗学理论说得很有诗意,这种倾向性的极致的代表是后人伪托唐代司空图之名写的《二十四诗品》。

这部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就是作为诗它也几乎能算得上相当成功了,可是作为诗歌理论作品,它的缺点不算大却也是有的,有人一针见血地说它这类的诗评的缺点是以镜照镜,也许像它这样的一类的诗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它们诗意的语言形式上。

还有一点也很耐人寻味,就是古人还是有一些的评论大致上正确理解了崔颢这首诗,而当代人的评论却基本上没有不犯根本性的错误的。

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

可能当代学者对产生这首诗的具体情境大都多少有些忽视,而古人对古代诗歌的熟悉和理解也还是有他们的优长。

还有一个原因是,明清以来的初学者都普遍先接触到这首诗,在当代尤其如此,从循序渐进的角度来说,这是肯定不合理的,而初学者一般又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去了解这首诗的正确释义,结果是这首诗在被普及的同时,也普遍造成一些负面的作用,因为通常见到的对它的解释里有很多不够正确的东西。

事实上这首诗是属于理解起来极困难的那类作品,就连诗学造诣极渊深的王夫之在其《唐诗评选》中既对此诗有很准确的一些理解,也有一些严重的误读,并且他有可能也是相信李白要和崔颢此诗一较短长的故事,他是这样说:

鹏飞象行,惊人以远大。

竟从怀古起,是题楼诗,非登楼。

结自不如《凤凰台》,以意多碍气也。

(《唐诗评选》)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皇台》)我以为王夫之对崔颢此诗的最后一联是根本误读的。

要正确理解崔颢此诗的蕴意,对他当时的心绪和情境必须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崔颢(约704754年),是盛唐时期极著名的诗人,当时是和王维王昌龄齐名,在有唐一代诗名极盛。

从现存的唐人选唐诗的那些选本来看,他在唐代的不少时候诗名之盛、广泛流传的诗歌之多,甚至超过王维李白王昌龄杜甫等人,这一点恐怕是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想象不到的。

今天的绝大多数读者知道的崔颢的诗,一般来说也就这一首,对于崔颢其人,可能也就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是一个比王维孟浩然岑参等人低一个档次的唐代诗人吧。

总之,崔颢一般给人们的感觉是和唐代著名诗人对不上的。

不过,当你真正懂得他的这首《黄鹤楼》之后,就会知道他的盛名之下却也是洵非虚誉。

崔颢大概是二十岁左右中进士,那个时代二十岁中进士是极其不容易的,所以他绝对算是年少成名。

关于崔颢其人其事,现在能够看到的记载并不多,《旧唐书》有两处比较重要的记载,一处是:

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

另一处是:

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

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

累官司勋员外郎。

天宝十三年卒。

《新唐书》也有两处关于崔颢的记载:

开元、天宝间,(与孟浩然)同知名者王昌龄、崔颢,皆位不显。

崔颢者,亦擢进士第,有文无行。

好蒱博,嗜酒。

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

终司勋员外郎。

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

十五嫁王昌。

邕叱曰:

小儿无礼!

不与接而去。

对于正史中这样的一类记载其实是不能简单地予以相信的,编撰史书的人已经是唐朝以后的朝代的人,他们能够掌握的可靠的资料大都是少的可怜。

《旧唐书》和《新唐书》第一处记载纯属简单客观的判断,应当是源于比较可靠的资料。

它们的第二处记载就难说得很,我们看崔颢的诗以及关于他后来的一些记述,就不能不怀疑,一个人考取进士了,也有很优秀的文才或者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才干,怎么就会在这时候好蒱博、嗜酒?

联系到崔颢后来的情形,这地方的一些记载还是可能出现些问题的。

大概他那时年轻,也不大管得住自己,赌博、饮酒也就常常为之,盛唐时的诗人有些嗜酒可能也算不了什么事情,有时去赌钱,只要不很过分,可能在那个时代也不算是大的事情。

问题是崔颢的赌钱嗜酒究竟到什么程度,而这些记述我们是不能够很相信的。

至于他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关于他的这方面的家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因为什么,外人往往也很难知道清楚。

我以为一是传言不可尽信,有可能著史者依据的只是一两份不确实的材料,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中发现的这类错误是很多的,《旧唐书》和《旧唐书》对唐代有些诗人的记载,不少地方都已被后来的学者考证出是错误的或者可疑的。

二,还是应该谨慎对待他这方面的事情,不知道原因就不轻下断语。

关于崔颢和李邕的那段故事如果比较真实可靠的话,那也是比较有趣的事情。

有人说这可见其性格放浪不羁,但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妥的,崔颢的性格大概的确有豪放不羁的成分,比如作为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留存仅四十二首,量不能算多,应该大部分作品都佚失了。

十五嫁王昌这首诗如下:

王家少妇(一作古意)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

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

舞爱前谿绿,歌怜子夜长。

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

这只不过是前朝乐府的风格,并非艳诗,古人已经言之。

清代纪晓岚亦云:

司勋(崔颢)以此诗为北海(李邕)所叱,然自不恶。

那么李邕为什么看到这首诗就怒,以至于喝斥崔颢呢?

根据有的学者的考证,很可能是李邕误会了这首诗的意思,在崔颢自己大概是认为这是自己一首很好的诗,写一个幸运而幸福的年轻女子而写得优美传神,要知道写这类内容一般都是很难写得好的。

而李邕却以为有其它的什么意思在其中,是对自己的大不尊重,是触犯了长者的尊严。

李邕李北海,也是少年成名,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在盛唐时代以擅长文章和王维之弟王缙齐名,是个性极强性格豪放的人。

这一次比他小二十几岁的崔颢去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名满天下的文坛大家,官也做得不小。

据有的记载说,他曾娶中宗的韦后的妹妹为妻,因此被封为汴王,后来韦氏政治集团失败,他手刃其妻。

虽然其中很可能有些不为外人知道的缘故,但这件事多少也能够看出其为人,大概也是属于中了儒家等思想一些毒的人士,而性格又强。

所以我以为这件事倒是说明崔颢虽然很有文才,在为人处世上面却是并不算聪明的一种,是常常有些陋于知人心,是带着些年轻不知世事的书生意气,结果就无意中大大拂逆了主动要见他的李邕的志意,不欢而散。

把事情做成像这样的人往往都是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者,而作为盛唐时代和王昌龄孟浩然齐名的诗人崔颢看来肯定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他仕途很久的时间里一直并不得意,而之后到了边地的时候,能够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成为了盛唐时代又一位优秀的边塞诗人。

至于《河岳英灵集》说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从现存的诗作中看不出这一点,不过考虑到崔颢很多诗作都已亡佚,或者也有可能崔颢年轻时确实写了不少轻飘流丽的作品,但是这些究竟可不可以算作浮艳轻薄的作品,也还是存疑为好。

不过据《唐才子传》,崔颢写作诗歌是相当刻苦的,是苦吟咏。

也许主要就因为年轻的崔颢在为人处世上面并不聪明,他在仕途上是不顺利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不成功的。

开元十一年(723年)登进士第后,他没有能够在京城谋得什么官职。

只好离开京城,在各地漂游。

期间或者做一些小官或者担任一些幕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时间达二十年之久,《黄鹤楼》这首诗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中后期的作品。

一直到天宝初年,崔颢才回到京城任职,任太仆寺丞,后为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754年)卒于官。

崔颢在京城为官这段时间正是李林甫执政时期,政治日趋黑暗,官也没有能做大,想来崔颢也不会怎么得意。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评价崔颢这首《黄鹤楼》诗说:

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严羽是一位诗歌理论家,也是以为诗人。

钱钟书《宋诗选注》云:

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在明清时期影响很大,像诗集一样地有人笺注。

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

钱钟书自己对《沧浪诗话》的评价是议论痛快而富于含蓄,醒人耳目而又耐人思索。

看来,严羽是宋代一位非常优秀的诗歌理论家。

他既然如此推崇崔颢的这首作品,绝不会是人云亦云,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见解。

可惜,他除了这句话外就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沧浪诗话》极力推举盛唐之诗,言其中高明者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我相信这些评语肯定有一半以上是能够用于崔颢这首《黄鹤楼》的。

严羽这样称赏崔颢此诗,我们既应当相信他的眼光,却也要看到说出这观点的严羽总还是带有他的个人性。

严羽是生活于南宋末期的文人和诗歌理论家,作为诗人他虽然不算出色,却也总还是个诗人,他对诗歌的评论自然有时就会带些诗人的激情。

据有的学者考证,他游历颇多,去过不少地方。

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有理性的士人,南宋末期的时代氛围是常常不能不令人感到些寂寞幻灭和忧思迷惘的。

这就在某种程度贴合了崔颢这首诗的情绪,或者严羽就是因此才会这样地赞扬这首诗。

崔颢的这首诗是唐人七律中的杰作是无疑的,但我们也不必非如严羽所说称它是唐人七律的第一,只要知道它属于唐代最好的几首七律也就足够了。

那句说书艺人常常说到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俗语,也许包含着深刻的道理。

想把唐代最好的几首七律排出正确的高低次序,这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费力而不容易讨好的事情,虽然它常常也是很有些趣味的事情。

关于崔颢这首诗还有一个传说,说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欲赋诗,却看见此诗,于是叹说: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这个传说据有的学者考证,现存唐人文献不载,宋人及以后的记述又显得纷乱而颇为可疑,多数是出于后人附会。

至于一些人再由这个故事生发,说什么李白后来又写诗要和崔颢这首诗争个高低上下,他们忘了很明显的一点,李白的诗名在当时亦是极盛,他会和崔颢为了一首律诗而争来争去?

人们往往忘记了,大诗人都是有伟大的襟怀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大诗人,他们怎么会把这种琐屑平常几乎有些俗气的事情老是放在心上?

况且李白还是那种性格非常洒脱开朗豪放的大诗人。

李白这样的诗人写诗,我觉得应该一般是心中先有了诗情诗意,然后才去写。

能够出现上述那种情形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李白心中此时的情思恰好和崔颢差不多,可是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很小的,李白的身世经历、思想性格与崔颢还是很有些不一样的,本文后面对崔颢这首诗诗义的阐释将会证明,崔颢这首诗表现的情思是很有些特别的,李白这样经历的诗人不大可能会有。

退一步讲,就算这种很小的可能性出现了,崔颢也是盛唐时期和王维王昌龄等人差不多的著名的诗人,这首诗又是他平生的杰作,李白看到之后就不再动笔,其实本也没有什么高低胜负之分,大家一般也只会称赞李白的风度,李白又怎么还会再想着要写这么一首诗,好和崔颢此诗比一比高下?

就是要写,也应该是写黄鹤楼这里,又怎么会去写江南金陵的凤凰台。

这应当是好事者看到两首诗后,故意附会出来的事情。

这首《黄鹤楼》的前半首非常地好,用张中行的话来说,就是他写这几句诗时,几乎不是在作诗,就是说作诗对于他的当时的心灵来说,是他几乎不在意的事情,他只是自然而然地抒写,是以才写出这样的神品。

当然这也是就崔颢这样很优秀的诗人来说,如果是我辈只能写几首打油诗的,就是再无意于作而写出的诗,也决计不会有多么像是诗,更别说会有多好了。

李白如果也是和崔颢差不多的情思,那就是连作诗的意思都没有了,又怎么会为这个题材的诗谁作得好而去争强斗胜呢?

又怎么会事后还不忘记,非要写诗和崔颢这首诗一较短长?

而不是当时大起知音知己之感,深感慰藉?

所以即使有这件李白登黄鹤楼见到崔颢诗就自己不再作的事情,他们两人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无与伦比,会一样的淡然、一样地笑看人间世俗的那些攘攘扰扰。

至于后人有的以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二诗是有不少学习模仿崔诗的成分,可能不过是误会而已,纵然李白这两首诗和崔诗有些近似的地方,也并不能够证明李诗是有学习模仿崔诗的成分,要知道他们两人都是处于学习模仿大致同一个文学传统的环境中,所以这样匆匆下断语也许是很久以来在诗歌评析中人常犯的逻辑错误。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李白《鹦鹉洲》)古人对《黄鹤楼》这首诗可能正确和接近正确的评论是:

《批点唐诗正声》:

气格音调,千载独步。

《唐诗镜》:

此诗气格高迥,浑若天成。

《唐诗归》:

此诗妙在宽然有馀,无所不写。

使他人以歌行为之,犹觉不舒,宜尔太白起敬也。

《历代诗法》云:

此如十九首《古诗》,乃太空元气,忽然逗入笔下,作者初不自知,观者叹为绝作,亦相赏于意言工拙之外耳。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李梦阳云:

一气浑成,净亮奇瑰,太白所以见屈。

周敬曰:

通篇疏越,煞处悲壮,奇妙天成。

《春酒堂诗话》:

独喜谭友夏宽然有馀四字,不特尽崔诗之境,且可推之以悟诗道。

非学问博大,性情深厚,《删订唐诗解》:

千秋绝唱,何独李唐?

《唐七律选》:

此律法之最变者,然系意兴所至、信笔抒写而得之,如神驹出水,任其踸踔,无行步工拙,裁摩拟便恶劣矣。

前人品此为唐律第一,或未必然,然安可有二也。

《历代诗法》:

此如十九首《古诗》,乃太空元气,忽然逗入笔下,作者初不自知,观者叹为绝作,亦相赏于意言工拙之外耳。

《唐诗别裁》:

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

《诗境浅说》:

此诗向推绝唱,而未言其故,读者欲索其佳处而无从。

评此诗者,谓其意得象先,神行语外,崔诗诚足当之,然读者仍未喻其妙也。

余谓其佳处有二:

七律能一气旋转者,五律已难,七律尤难,大历以后,能手无多。

崔诗飘然不群,若仙人行空,趾不履地,足以抗衡李、杜,其佳处在格高而意超也。

其中说得比较详细而又有趣的是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

通解细寻,他何曾是作诗,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于是立起身,提笔濡墨,前向楼头白粉壁上,恣意大书一行。

既已书毕,亦便自看,并不解其好之与否。

单只觉得修已不须修,补已不须补,添已不可添,减已不可减,于是满心满意,即便留却去休回,实不料后来有人看见,已更不能跳出其笼罩也。

且后人之不能跳出,亦只是修补添减俱用不着,于是便复袖手而去,非谓其有字法、句法、章法,都被占尽,遂更不能争夺也。

我以为后人对崔颢的这首诗的误会,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先记得它是一首七律了,而看七律又已经把七律的对偶等严格而成套的格律在自己心中看出了一种欣赏心理的定式。

如果一个人看这首诗之前,先就告诉他,这根本不是一首律诗,我想效果没准会好上不少。

至于后代不少人为因它的格律不如一般七律诗的严谨就替它辩解来辩解去,也是让人有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因为崔颢那个时代本来人们也没有多点七律诗格式的意识,盛唐时代一共也没有产生多少首能被后人称为七律的诗作,唐诗中的七律大多是盛唐之后的作品。

文学里的形式主义或者就像政治中的官僚主义一样,总是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也许文学的形式总是比文学的实质更容易把握。

沈德潜说这首诗是意得象先,神行语外,是说得比较明确的,崔颢此诗开头几句虽是在写什么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什么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其实他的更深的情意既在直接述写的这些意思之前,也在它们之外,这就是沈德潜说的意得象先,神行语外。

我们能够发现,他直接述写的这些意思、这些比较悠远广阔的意象,竟然被完全地包涵在他那些潜在的更深厚更广阔更悠远的情思里,而他直接写出的这些意象情思,竟然一点也不能影响它们继续平稳和均衡的运行,这才是前半首诗最令人赞叹最耐人寻味之处。

这些潜在的、更深更远的、在直接述写出来的意象情思之后的,看到这儿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只知道它们和直接写出的意象情思是有不少联系的,一般不会彼此矛盾冲突,只知道它们正是严羽说盛唐诗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经得起人无尽的思索寻想的。

艾青说,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

刘若愚说,每首诗歌都表现了自己的世界,都是诗人外在环境的折射和一种全部思想的表达。

在刘若愚之前,纳博科夫在他讲论七位杰出小说家的小说《文学讲稿》中则说,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

我们仔细地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会发现它和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神情意度竟然有不少相似之处,只不过陈诗的情绪主要是苍凉悲慨。

然而它们都写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深情,陈诗质直沉厚而崔诗隐曲飘逸。

崔诗中,昔人也好、黄鹤也好,本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意义,这和陈诗里的古人、来者是很有些不同的,陈诗里的古人、来者和陈子昂的心灵密切相关。

所以陈诗发展到最后成为悲怆,而崔诗却并不如此。

《黄鹤楼》的这上半首诗总体上正有《沧浪诗话》说盛唐诗的那些优点:

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似拙而非拙处,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现在我们也就差不多知道,为什么标举盛唐诗、标举诗道主要在于妙悟的严羽会这样地赞美这首诗了,这首诗的前半首确实极富于神韵,确实是已经完全达到严羽所说的入神的诗道的极致了。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惟李、杜得之。

他人得之盖寡也。

(《沧浪诗话》)接下来,我们将证明它的后半首也同样非常优秀,毫不逊色。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就直接述写的情思而言,诗人的思绪是由虚返为实,由动返为静,盖诗人看见感觉到的黄鹤楼不过如此,于是自然向远处望去,这两句的意象比较清晰明朗凝定。

但是,潜隐在这明晰的意象下面的情思,却仍然延续着先前的情形,是不够明确而模糊迷惘的。

晴川历历汉阳树这自然要算美好的风景其实融不进诗人心灵里,事实上诗人写来也没想要赋予它多少美好的神采,而是有些淡然,差不多只是平铺直叙。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不是完全冷静客观的描述,诗人的视线最后落在汉阳晴川的那些树上,是还是带着那么一些柔情的。

芳草萋萋鹦鹉洲,大的风景里没有能够抚慰、能够融入诗人心灵的景致,于是诗人的视界很自然转到一个小的地方一个对于当下诗人富于意味的地方鹦鹉洲芳草萋萋鹦鹉洲,诗人一时出神凝想。

他想起了祢衡,那个也曾长久漂泊异地最后不幸遇害而死、死时还很年轻的汉末名士和文学家,祢衡曾作过《鹦鹉赋》,现在是只能见到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了。

或者这时诗人也在想,一个又一个时代都是这样过去而不留下多点痕迹,只有眼前这样寂寥的情景仿佛永远如是。

这一联诗带着诗人心中的一些柔情,但是只见树、只见草,却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来,除了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祢衡隐约地出现。

诗人的内心仍然是孤独而寂寞的。

于是这样到了日暮时分,很自然的日暮乡关何处是,自己的家园在哪儿呢?

只是到了这一句,诗人才开始直接说出他心中一直内在着的潜隐着的情思意绪:

经过多年漂泊之后,此时不能不感到很多孤独寂寥、怅恨迷惘的他,在想念他的家园了,可是他又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的家园究竟在哪里。

这时候的崔颢大概就像纪伯伦的诗所写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个异乡人。

我是个异乡人,我周游过大地的东方和西方,没有找到自己的故乡,也没碰到认识我的人,更没有人听我诉说衷肠。

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日暮时分,时空的河流全都烟波浩渺,远方的一切都无法看得清楚,漂泊的生命满是迷茫,难掩愁绪。

正如钱钟书所言,登高远望往往是登陟之际,无愁亦愁,况且是这样久久漂泊着的旅人、孤独寂寞思念家园而又不知道家园究竟在哪里的诗人,又怎能不在心中有一段深愁远思?

或者此时的崔颢就如一首歌中所唱,浮云一样的游子,心中充满了乡愁。

这首诗是这样满是孤独寂寞忧思迷惘之情,也许因此倒可以算是盛唐那个时代人们发出的最强固和最坚决的声音之一,诗人纪伯伦笔下的先知不是说,你们内中那看似最微弱和最迷惘的,其实是最强固和最坚决的。

诗人为什么要到处漂泊,为什么此刻当他想要归回家园的时候是发现自己的家园不知道在何处?

当初他投入这漫长的漂泊之时,会不会是这样:

唉,我不能再留在这房子里,这家已不再是我的家,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正沿着道路走来,对我发出了声声呼唤。

他的脚步声敲击着我的胸膛,使我痛苦。

风大起来了,海在呻吟。

我抛开了一切的烦虑忧疑,要去追逐那无家的海流,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沿着道路走来,对我发出了声声呼唤。

泰戈尔《采果集》可是此刻,他的心情却归于孤独寂寞。

明代的《菜根谭》里有云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

写这首诗时的崔颢,岂非正是有些疏狂,也有些淡泊。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诗名黄鹤楼,而开始第一句就是说这声名赫赫的黄鹤楼现在已没有什么意思,岂非正是有些疏狂?

而疏狂之外,却也有一种淡然之意,于俗世间的名利扰攘不怎么留心在意的淡然。

而在此之后,诗人一句句写来,也无不是有些既疏且狂的意致,也总是含有一种淡神远味。

关于崔颢这首诗的文本也有一个争议之处,施蛰存《唐诗百话》云: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

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

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

从此以后。

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

不过这是不是就真地足以证明崔诗原文是昔人已乘白云去?

我以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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