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町文化与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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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文化与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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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町文化与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

作者：

未知

　　毋波建立句町国　　毋波受汉武帝威德的影响，于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率部归附了汉朝，句町民众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世居之地亦正式列入了祖国版图。

在壮语中“句町”可作为“大盟”或者“大盟主”之泛称。

史载：

句町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由句町、进桑、漏卧等氏族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古代方国，从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封毋波为王开始，句町王国一直延续到萧齐被梁朝取代之时（公元前81－公元502年）。

历时达583年。

毋波率部从建水、通海北上，进击滇池地区；又从安宁、楚雄西进，攻占大理一带的菜榆、姑缯；通海在句町王毋波统治时代，曾是其控制滇中和滇西地区的行政中心。

　　毋波奉汉昭帝调遣，“率其邑君长人民”参加平息滇中和滇西地区的反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为维护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立了大功；汉昭帝于始元“六年秋七月”，册封毋波为句町王；他晋爵为王以后，曾使句町国盛极一时。

著名历史学家江应探先生在其《中国民族史》中说：

“益州‘大破’之后，滇国的实力下降，滇王的地位亦不复存在了，时距益州郡的设置仅二十七年（公元前109－82年），代之而起者是钩（句）町侯亡（毋）波”，“句町人”在滇的统治持续了54年之久。

　　古句町国的文化遗存

　　百越先民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特征是：

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彩色印纹陶等典型器物。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者梁钊韬教授指出：

“在石器方面，除发现大量双肩石斧外，还发现不少背部隆起作梯形或方形石锛是基本的原始工具。

浙江、福建和粤东，除上述特色外，则以有段石锛为特征……陶器以红色、灰黑色的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为基本的特征，具有这些文化特征的地带就是古代越人活动的地带。

”

　　滇东南地区的遗址，主要有麻栗坡县小和洞遗址、文山灰土寨遗址、广南县龙脖山洞遗址、广南县珠林弄卡遗址、西畴县畴阳河流域遗址。

　　从上述遗址出土的石器看，多为石斧、石锛，其中尤以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有肩石锛为典型器物。

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居多。

纹饰以绳纹为主。

加上以青铜新发现的青铜器物文化特征对比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越人文化，且与滇文化、夜郎文化有着较强的一致性。

其族属当是今天傣族、壮族先民的文化。

　　根据考古发掘，在云南广南县发现沿河的山洞、滩头、山岭，都有居住的遗址遗物。

最具代表性的是距城五公里的冷水沟龙脖山洞，距城八十三公里的八宝镇余家岩洞，均发现旧石器若干件，证明五万年以前就有先人开发着这片南盘江畔的红土地。

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活动已遍及全境，留下的文化遗址达十余处。

平丰铜木犁洞、板幕龙根洞、阿渺布苏洞、上寨飞鸽落洞，遗物有炭屑、烧土、螺壳、稻穗；有通体磨光的石器：

石斧、石锛；有纺轮、骨饰品等。

这些原始人群，既是今境内石山崖洞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后来的“句町文化”的先驱者。

　　1987年，在云南广南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小尖山发掘汉代古墓，从中出土了铜柄铁刃剑、铜针、箭镞、铜驽机等珍贵文物；2007年9月，牡宜村白龙坡木椁墓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带有“王承”字样的竹简，揭开了句町古国考古探索的序幕。

2011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文山州文管所、广南县文管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牡宜坝子南部的几座土堆进行了发掘。

共清理封土堆墓5座，另有2座小型墓葬。

其随葬品之丰富，以铜器、鎏金铜器、漆木器为主，有铁器、金器、玉器等；种类包括了炊器、食器、酒器、礼器、乐器、仪仗器、生活用具、兵器等100余件，既有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形，也有独具地方特色的器形与纹饰。

发掘的同时，对牡宜、阿章等地区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多处遗址，包括营盘、军事哨墙、卉驿道、古窑址、古矿洞等。

　　通过发掘，认为该地区出露地表的封土堆墓葬的规格、级别均较高，尤其是出土的金腰扣，到目前为止云南仅发现两件。

金腰扣的龙虎搭配图案，含蓄地反映了皇权与王权的关系，应为西汉王权赐予地方诸侯的象征身份的信物。

牡宜地区应为句町治所，牡宜坝子的封土堆慕应为句町贵族甚至王族的墓葬。

丰富多彩的句叮文化

　　句町文化的分布区域，北面约在南盘江以北不远的地方，西北与滇池区域的滇文化接壤，东北以夜郎文化为邻，西面大致在元江一线，东而延伸到百色盆地一带，与西瓯和骆越文化交错，南面与文山相连，越南北部边界地区的老街省、河江省的部分地区也属句町文化的范围。

　　稻作文化

　　广南和广西西部的一部分地区有数以百计的“那”地名村落，是世界上“那”地名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那”是壮语“稻田”的意思，这是稻作文明类型最典型的历史印记，它表明早在古老的句町时代，这里的人们就是以稻作农业为其经济基础的。

除水稻外，古句町人还种植粟米和甘薯，并善用董棕树心做桄榔面。

　　为有效进行“那”的耕作，保证稻谷丰收，壮族人民发明了天车、龙骨车等提水工具，兴修了许多水坝、水塘、沟渠。

这些古老的工具和水利设施至今仍为“那”供水使用，保证了稻谷的稳产高产。

　　名闻遐迩的广南八宝米是清朝“岁贡百担”的贡米。

l942年国民革命军第52军第14师师长阙汉骞将军为抗日巡防八宝，品尝到八宝米后，盛赞“八宝米是米中之花”。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国庆，曾奉调五万公斤到北京款待四海宾客。

　　在稻作生产基础上产生的糯食文化，如香粽、糍粑、饵块、竹筒饭和使用红、黄、蓝、紫、绿、黑等天然植物色素加工制作的七彩花饭等主食，风味独特的“岜夯”菜肴，那榔酒等系列美食、句町御膳盛宴、姑娘茶茶艺表演、唢呐敬酒以及扁米节等，构成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

　　青铜文化

　　云南的青铜文化，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云南以铜鼓为代表的古老而众多的青铜器文化，是推动云南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文化。

　　广南青铜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滇东南片所罕见的。

到目前为止，在广南境内出土和发现的铜鼓已达38面，从早期万家坝型至晚期麻江型等类型铜鼓，数量多，分布广，时间跨度大，是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铜鼓群。

广南少数民族自古就有使用铜鼓的习俗，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载，至今铜鼓仍流传在壮、彝民族中。

广南“竞渡鼓”于1919年在黑支果阿章村发现，属石寨山型，该鼓以其精美的铸造工艺，丰富、繁褥的纹饰闻名于海内外，被称为云南铜鼓之冠（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属镇馆之宝），历来被研究铜鼓者所重视。

另一面出土鼓是那洒镇者克村的麻江型鼓。

　　广南铜鼓文化在我国铜鼓林中是一个独特的“部落族群”，以浓烈的地方性、民族性，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鼓文化。

云南壮族至今仍在使用铜鼓，他们把铜鼓当成祖宗基业的标志及后代命脉所出、精神所在的心灵圣殿，在铜鼓上寄托了他们的感情、愿望，虽经千古沧桑，至今仍然世代承传。

　　干栏建筑文化

　　《隋书?

南蛮传》云：

古代南蛮“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

《太平御览》卷78引项峻《始学篇》：

“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遗俗也。

”这里所说的“巢居”，实际上已指竹楼式的干栏了。

干栏是云南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剑川海门遗址中，就留下了干栏建筑的遗迹。

　　关于干栏的史料记载甚多，《韩非子?

五囊》云：

“构木为巢以避群（兽）害”。

《魏书?

僚》曰：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

后世称“干栏”为“竹楼”。

　　在云南，除傣族世居干栏式竹楼外，尚有布朗、佤、基诺、独龙等民族皆居干栏式房屋。

广南者兔、底圩、者太有成乡连片的干栏建筑；广西西林那岩等地的干栏更具特色。

所谓干栏，就是“上人下畜”的木制楼房，它是壮族先民为适应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和对付毒蛇猛兽侵害而创造的，魏、晋时代以前就有，应该源自句町。

干栏建筑的突出特点是铆隼结构，这是世界著名的一种民族传统建筑文化。

现今干栏民居随着国家富强，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消失。

在国内，成乡连片的干栏建筑已经寥寥无几，因而句町故地广南的干栏建筑显得弥足珍贵。

　　古道文化

　　公元前4世纪，修筑了四川到云南的“五尺道”，还修通了著名的“蜀身毒道”，即“西南丝绸之路”。

广南城从云南古代至清末，在滇越铁路修通前，是通往两广沿海地区重要古驿道的必经之一，“源源不断的滇铜外运，粤盐入滇”多经广南城。

云南对外交流的另一条古老通道，是顺着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水系进行的。

远古时代原始人群和原始民族的自然迁徙大多也是沿着江河通道的。

随着民族的迁徙，必然把云南众多的民族文化流传到四面八方。

　　酒文化

　　壮族生活中随处可以找到酒的踪影。

诸如农事节庆、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生日满月、庆功祭奠、迎送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成为中心物质。

壮族是一个注重礼仪的民族，敬老现象随处可见，在酒文化中也有体现它的可贵之处。

在壮族村寨，酿酒是比较重大的事，酿制酒时，酿酒者大多是家中比较有地位的人，让家中有地位的人酿，一来表明他在家中的地位，二来表示尊重，让他在家酿酒不用上山干活，就表示对他的尊重。

壮族家中酿出好酒来，第一杯敬神，第二杯要敬给家中长辈，晚辈不得先喝。

　　在壮族请客时，只有与客人同辈的人才能与老年客人同坐正席，年轻人须站在客人身旁，给客人斟酒之后才能入座。

主次加菜，都得由陪客的老者先给客人把最好的菜夹到碟中后，其他人才能依老幼之序加菜。

年轻妇女一般不能到正堂屋的宴席上共餐，能饮点酒的老年妇女可以同席而饮。

　　壮族善酿糯米白酒和大米、玉米清酒，逢节庆要饮酒，宴请宾客必须敬酒，送礼以美酒为佳。

热情好客的壮家人向宾客敬酒有敬12杯之俗。

“12”与壮族传统文化有待解之谜。

壮族神话里早期有l2个太阳，古代铸造铜鼓的太阳芒纹有12；活人有12个魂（命）；嫁娶时男方需送女方12块银圆、12斤酒、12个“店乜”（母粑，大糯米粑粑）、送亲人数为12人；祭神供12盅酒；送亡人灵魂归祖要涉12条河、过12座桥、登12唐山、经过12勐（寨）等。

故向宾客敬酒有12杯之俗。

好像以“12”为最高境界，满“12”为荣、为喜、为吉祥……

　　因为饮酒量各有所限，也可根据情况敬双杯、4杯、6杯、8杯或10杯的，但壮家善劝乐饮，能歌善舞。

壮家人敬酒言语委婉、诙谐、幽默，歌韵流畅令客高兴而开怀畅饮。

　　句町古乐文化

　　句町古乐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源远流长，特色各异，流派纷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同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属地方民族音乐与中原洞经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句町古乐古朴、典雅、动听，称得上是广南地方民族音乐的一块“瑰宝”，被有关媒体誉为“化石”音乐，句町古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表现手法和演唱风格上，与中国古代的《诗经》雅乐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曲调旋律古朴，节凑、节拍变化自由，句式不太规则，音程跨度较大，乐曲短小，富于叙述性演唱。

凡遇民间重大节庆或红白喜事，都要组织或邀请演唱，载歌载舞为乐。

流传下来的演唱曲调有《拆桂令》、《老挂调》、《仙家乐》、《清河颂》等五六十个曲调。

　　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

　　布洛陀是壮族先民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人物，是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其功绩主要是开创天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制定伦理等。

“布洛陀”是壮语的译音，布洛陀的“布”是很有威望的老人的尊称，“洛”是知道、知晓的意思，“陀”是很多、很会创造的意思，“布洛陀”就是指“山里的头人”、“山里的老人”或“无事不知晓的老人”等意思。

布洛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创世于圣山敢壮山

　　壮族传说，人类是这样来的：

始祖女神叫乜勒甲，是从花中生出来的；始祖男神叫布洛陀，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他们创造了广西田阳县百育镇六联村那贯屯的敢壮山圣地，在那里他们结合后生出了第二代，但繁殖太慢。

一天，乜勒甲在地上屙了一泡尿，结果大凡被漫湿的泥土都变成了人，但这些人没有性别。

乜勒甲采来辣椒、洋桃撒在地上让人去抢，抢到辣椒的变成男人，抢到洋桃的变成女人，于是有了第三代。

后洪水泛滥，除一对男女外，其余的人都被洪水冲走。

这对男女生下一团肉，以为是怪物，便剁成肉酱撒向四面八方，结果肉丁都变成了人，人烟自此开始。

该神话故事告知，远在洪荒时代，广南地域已有人烟。

广南属喀斯特地貌。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纵横交错，最大的有西洋江，它贯穿全境。

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人居住，而且主要是壮族。

　　传说布洛陀是壮民族开天辟地的创世始祖，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是布洛陀生日，历史上壮族群众从这一天开始到农历三月初九，都会自发前往壮族圣山――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祭奉始祖布洛陀。

并形成广西最为古老、盛大的歌圩。

2006年6月国务院把布洛陀文化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根据史料记载，田阳敢壮山歌圩形成于隋唐之前。

现在绝大多数壮学研究者都已认同敢壮山是壮族布洛陀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田阳敢壮山成了壮民族的“圣山”和精神家园。

　　岩壁封洞的故事

　　封洞岩位于敢壮山南面石山与土坡相衔接的山腰，其上部为刀削似的绝壁，相传这是布洛陀初到凡间劈石取火留下的痕迹。

绝壁下是一个岩洞口，但是被封住了，这里是珠江流域原始民族共同体即西瓯骆越民族文化的核心标志，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库。

　　壮学专家潘其旭教授认为：

布洛陀文化，是壮族及其先民崇奉布洛陀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并遵从旨意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性的观念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梁庭望教授，总结“布洛陀文化精神”为“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安排有序，排忧解难”16个字。

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哺育支撑，才能使壮族繁衍至今，成为人口与澳大利亚差不多的中国第二大民族。

随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的逐步形成，古代的句町历史文化、布洛陀文化均是壮傣文化的走廊，必将是壮傣民族“寻根问祖”的首选之地，这里将再次焕发生机，成为一条云集八方游客的黄金旅游线路，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道。

　　句町王国的文化艺术与壮族始祖布洛陀文化的渊源，是同壮傣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互紧密结合的。

传承至今的壮族经诗、歌书、歌圩以及刻有壮族图画文字的骨刻历算器都与之相关。

壮族经诗，包括创世史诗《摩荷泰?

故谷泰》和《麽经布洛陀?

唱罕王》中述及的关于两兄弟为争地盘、池塘、耕牛、奴隶、美女、印权而发生的战争，其背景就是汉成帝河平年间句町与夜郎之间的战争；这两部经诗至今仍在句町故地广为流传，并成了凝结壮民族群体的精神支柱。

创世史诗中关于布洛陀分天地、干旱和洪水的神话，关于人种、谷种、棉种和耕牛、炼铜的起源及婚姻、家庭、乡村和城镇发展的传说，关于偷盗、抢掠、战争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及找官、交租和上税等社会控制机制初步形成的介绍，都是研究句町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壮族经诗绝大部分运用五言四句的涛歌形式，篇幅宠大，内容丰富，比兴诙谐，气势连贯，并且结构严谨、语言朴实，讲究押脚腰韵，对仗重叠，琅琅上口，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2005年在文山州富宁县发现的《坡芽歌书》，是“用图案描画在土布上的歌集”，它集中了句町故地壮族民歌最精华的部份，堪称人类最古朴的音画杰作。

壮族“自幼习歌”，以好歌善唱著称，《史记》谓之“尚越声”。

其著名的“歌圩”，如富宁的珑端街、广南的花街、麻栗坡的风流街、丘北和师宗的三月三歌会等，既是一种带有历史性的民俗活动，更体现其民间文学艺术载体的社会功能，许多壮族民歌便是通过歌圩得以世代承传、不断充实完善、最终成为诗歌文化的主流的。

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写道：

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人生之首要问题。

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择偶的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

学术界还认为，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要素，坡芽歌书上的图画符号，尤如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说明句町文明的古老与博大精深。

　　在文山壮乡还有一种用牛肋骨制成的历算器，壮语称之为“甲巴克”，上面有30个刻度，专门用来推算时间；还有表示农时栽种、起房盖屋和鸡卜卦象三层内容各异的图文符号。

这种古老的骨刻历算器，也应该是句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句町王国发祥自广南县，兴盛于文山州及广西西林、百色等地区。

其自然风光优美，而且人文资源丰富，其文物古迹、句町古乐、摩教文化、布洛陀文化、民族传统节日，以及干栏建筑、壮锦服装、民间铸造铜鼓等传统技艺，都是最具魅力及最具开发价值的。

完全可以结合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其文化精粹用于市镇、新农村、旅游景点建设及旅游商品和时尚生活用品的系列开发上，使其成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为发展滇东南地区和桂西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既彰显句町文化、布洛陀文化的辉煌，提升广大壮族地区的知名度，又让旬町历史文化、布洛陀文化之花，永远在祖国的南部边疆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