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知青返乡的台湾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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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知青返乡的台湾经验

农民和知青返乡的台湾经验

钟永丰

1990年代开始，台湾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运动。

而之前在日本时代，甚至是1980年代的运动，基本上农民是作为一个生产者去争取他们该有的福利，该有的生产所得，可是还没有归依到农业上。

19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青年的返乡，人们意识到农业不仅是有生产、农业不仅是为人服务，农业还要为土地、为文化、为生态服务，农业还要向下一代负责，农业还要跟我们的祖先对话。

谈台湾的三农问题，不得不谈国民党1949年之后在台湾推动的土地改革。

台湾的土改有三个步骤，首先是三七五减租。

清朝和日治时期，一般台湾佃农地租高达六七成，国民党到台湾之后，首先将地租降到大概三成左右，也就是说佃农上交给地主的收成不能够超过37.5%，这是上限。

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农民掌握在手里的生产所得增加了。

其次是公地放领，原本属于官地的邻近农村可耕地，比如说河边的地，或者比较低缓的山坡地，放给附近的农民来种。

第三是耕者有其田，规定每个地主最高只能够拥有三公顷的土地，这三公顷的土地之外必须让政府来收购，政府当然没有那么多钱，政府的收购方式是国民党将台湾在日本人时代所兴建的大企业，像糖厂、水泥厂等大企业的股票发给地主，也就是说政府用股票换地，再分期付款卖给农民。

农民因为之前的三七五减租，每年的盈余增加了，于是佃农可以用自己辛苦耕作的所得去购买土地。

在1950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内，因为这样的土地改革，台湾迅速从原来主要是佃农的农村形态，转变为以小农为主的社会形态，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转变。

两年前有一个菲律宾NGO组织的代表到台湾演讲，开始之前我跟他聊天，他说非常羡慕台湾。

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在台湾支持土地改革，但在菲律宾没有支持土改，在拉美也没有。

言下之意是如果当时美国支持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可能菲律宾现在不会这么糟糕。

我就奇怪为什么在当时，全世界有些地方有土地改革，有些地方没有？

我翻了很多史料，发现当时全世界，的确只有德国、埃及、印度、台湾及日本这五个地区在联合国及美国支持下进行了土地改革。

当时美国控制的范围不仅仅是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只有它们可以进行土地改革？

我觉得这可能与当时美国跟共产主义世界的矛盾有关系，比如说德国有东德问题，比如埃及国内的左派主要是跟苏联进行连接，印度也有非常大的共产党势力，而台湾不用说了，对岸是大陆，日本国内也有共产党势力。

因此台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历史偶然，大家本来没有要求这个，但因为当时台湾和其他几个国家是在冷战交锋的前沿地带，因此台湾不得不进行土地改革。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如果不进行土改，台湾本岛台湾共产党的势力还在，同时大陆则不断说要解放台湾。

国民党是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土地改革，因此台湾的土地改革表现出由上而下的性格。

为什么说台湾土改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土地改革对台湾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改变，也使得台湾的政经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样的改革，短短时间内让台湾的农业、农民、农村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

小时候我印象非常清楚，翻开报纸，几乎每年都在说台湾的农产品生产量又翻了几番，整个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

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

但我们必须留意，土改这些东西不是平民百姓争来的，让人家拿去也非常简单。

195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从农村将大量资源输造到工业部门与都市部门。

首先是肥料换谷，当时肥料由政府控制，政府从外国进口肥料，比如说每个单位100块钱，卖给农民可能是700块钱，中间有大量价差。

还有，农民种地要田赋，农民引水要交水租；政府用各种方式将农村的生产剩余抽到工业部门。

因此1960年代台湾的工业开始起来，早期是进口替代，台湾整个的工业产值，到1960年代初时已经远远超过了农业。

到1960年代末期，台湾靠这两个东西，将工业水平拉了上来。

当时台湾农村还提供了大量的工人。

台湾第一批的工人，比如说政府在高雄所设立的加工出口区第一代女工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农村还提供了廉价的粮食，政府通过压抑农产品，让都市人口可以在很低的工资之下过起码的生活。

这两个基础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也因为政府不断压低农产品价格，同时又不断将农村的资源和人力挤压到都市和工业部门，导致1970年代开始，台湾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快速被引到都市里。

当时的情况是，农村里不管你识字不识字，留在农村里几乎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必须到临近的工厂里打工。

1970年代，台湾的农业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70年代的调查，一般农民的家庭收入构成中，所谓非农业收入从1970年开始已经超过了农业收入。

这说明农民家庭的维持，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靠农业了，必须靠出去打工的孩子从都市寄钱回来，农村的家庭才有办法维持。

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的都市和工业快速的发展，使都市和工厂里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在都市和工厂工作的薪水寄回家里，才可以稳定农村家庭的生活。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的农村虽然是越来越没有活力，人也变得很少，整个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农业收入没有办法维持，但是农村还是很安逸，就是因为从都市、工业寄回来的钱反哺。

1987转折点

1980年代，台湾已经有连续接近二十年的工业增长，所以台湾外汇储备越来越高，当时已经追到日本之后了。

1980年代开始，台湾进入泡沫经济。

国际的热钱开始大量涌入台湾，因为它期待着台币升值，当时台币对美金大概是40：

1，我只要赚三四块钱的价差就够本了。

整个都市表面上欣欣向荣，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操作开始出现，尤其是台北和高雄，用俗话来说就是大家乐的时代，农村的钱非常多，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公司、各种各样的股票上市，开始炒作，台湾在1980年代，大概有十年是处于这样非常虚幻的假象里。

1980年代台湾农村青年基本上对乡村地区已经不抱有任何人生的期待，一股脑都想去都市。

从1986年开始到1989年这四年时间里，是台湾变化最激烈的四年。

台湾整个结构还是以制造业为主，台湾必须在国际市场寻找新的出路。

1980年开始台湾试图加入国际经贸体系，当时还没有WTO，当时WTO还在谈判的阶段，那个时候有一些以关税为主轴的国际组织和谈判开始进行，就是所谓的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台湾在1980年代开始想通过GATT谈判加入国际组织，最大的门槛是美国同意不同意。

为了美国能支持加入国际经贸组织，台湾跟美国在1986年签约，将台湾的两个市场开放给美国，第一个是酒，第二是烟。

这个背景下，1987年台湾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回应1920年代农民运动的新运动。

1987年台湾出现所谓的三一六大游行，农民上街反对台湾开放农产品市场给美国，首当其冲就是中部种葡萄的农民，还有南部种烟草的农民。

但这个运动的规模没有很大。

原因在于，都市里的孩子稳定地将钱汇到农村，虽说农民有人上街，但是农民已对农业没有什么期待，当时农民普遍有一种意识——我是最后一代农民，就是说我们家从大陆迁到台湾，到我这一代，可能我们家再没有人种田了。

1987年，台湾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农民运动，除了三一六，之后有五二○农民游行，五二○游行规模更大，是民进党主导的，因为运动政治的引导，所以冲撞更激烈，因此也引起了整个台湾社会的注意，台湾社会开始反省台湾的农民、农村、农业发生什么问题。

但五二○运动无法给台湾运动带来新的可能性，因为它基本上是救济型的诉求，要求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第二个是要求开办农民保险，农民种了田一辈子，工人也在工厂里做了一辈子，但是为什么工人有保险，农民没有？

当时农民保险就成为民进党针对国民党非常重要的诉求，可基本上这都不是结构性的诉求，而是福利性的诉求。

失败的二次土改

1980年代台湾其实有很多运动汇集，包括在经济上，都市里的中产阶级和企业经营层要求台湾的经济应该更自由，所以不仅仅是台湾应该将市场开放给国际，而且也主张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应该松绑，可以让私人加入变成股东，各种各样经济自由化的要求。

表现在文化上，各种各样的文化运动开始起来，要求得到社会的正视，要求反歧视。

然而，表现在农村方面，反而比较弱，因为当时农村的条件都还非常的虚弱。

1986年到1989年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

以台北市的房价来说，1986年台北市的房价平均一坪（约3.3平方米），大概是7万多台币，1989年时一坪变成了28万多，四年间涨了3倍。

同时台湾人均生产总值大概从15万涨到19万，也就是说人均所得增长远远落后于房价增加。

于是，台湾人民要求政府压抑房价，禁止土地炒作。

这就构成了第二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土地改革是1950年代在农村，这一次，政府想要推动的是都市的土地改革，但都市土地改革越来越不可能。

国民党1949年到台湾，统治的合法性随着政治要人的年龄增加而逐年递减，国民党统治合法性越来越差，因此国民党必须要跟本土的力量结合，跟各地的地主，和企业代表合作，也就是必须通过分资源给各个地方势力，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这种政商结盟还没有成立，加上当时的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因此没有任何有权有势的阶级敢反对。

可在之后，这种结盟越来越深，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从“副总统”被扶为“总统”，他开始意识到他在国民党里的地位极端不稳，国民党里从大陆过来的政治精英对李登辉充满不信任。

李登辉当时必须做一个选择，与更大量的台湾所谓的本土力量结合，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1986年到1989年之间，土地价格快速上扬，台湾社会开始对统治集团不满，当时的“财政部长”王建煊，也就是现在的台湾的“监察院长”，提出了第二次土地改革方案，希望政府在课税时是通过实际的交易价格，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卖一千万，没有关系你尽量炒作吧，我就按实际的交易价格课重税，这样的话你就不敢再炒作房地产了。

王建煊提出这样的土地改革措施之后，当然会引起很多都市房地产业者、地主阶级的不满，当时李登辉又非常仰赖他们的支持，所以土地改革在1989年之后无疾而终。

在当时台北市最繁华的忠孝东路，曾经有一万多市民睡在那里，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无法实现孙中山提出的都市平均地权的理想。

农村青年返乡与社区营造

由此产生的影响很多。

比如，台湾的出生率开始直线下降，都市里的年轻人即便敢结婚也不敢生孩子，因为房子买不起。

都市周围的小工厂或者是制造业大量的外移，因为一块土地交易出去之后，可能抵得过10年的生产。

第三个影响是，因为都市房地产的上扬，使得从农村到都市里工作的年轻人，在都市里既没有办法生产，工作量减少，房价又上升，因此他们在都市里生存不下去，于是很多人选择在1990年代回到农村。

同时还有第四个很重大的影响，此前工业和都市可以对农村进行反哺，但是在1990年断掉了，因为没有办法有那么高的收入，而且在都市里维持基本生活都已经不够了，哪儿还有钱寄回到农村里？

1990年代开始，台湾都市里大规模的农村青年开始重返农村。

当时在都市里的农村青年，他已经幻灭了，无法在都市里生存下去，必须返回农村，可是在回到农村的过程中，首先要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是整个生存方式要改变，原本在都市里可能从事服务业，或者是在工厂里进行生产，可是回到农村，必须从事农业，生产技术必须要调整。

第二，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之前台湾一般年轻人的价值观是朝着都市、朝着工业、朝着现代化，现在我们要倒着走，回到农村与农业，这在价值观上是非常严重的冲撞。

而且农村人会觉得说你一定是在都市里混不下来才回到农村，这种价值和心理焦虑非常普遍、严重。

从1990年之后大量的农村青年开始回到农村，其中有非常多的知识青年也回到农村，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也回到农村。

在台湾1990年代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运动，官方叫社区营造，事实上这就是农村运动。

为什么是农村运动，而不是农业或者是农民运动？

因为这些青年人回到农村，开始进入农业工作，政府也注意到有这么大规模的农业青年回到农村，再加上1990年之后，这些青年回到农村之后，娶老婆也成为问题，所以在1990年之后大量东南亚国家外地新娘嫁到台湾，因此政府意识到如果农村没有稳固好，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因此在1990年代开始，官方和民间开始推动社区营造。

其实它很简单，比如我们村子很肮脏，我们这个村子的景观不好看，我们这个村需要能够学到现代技能，就可以以村或小区为单位，向政府申请经费来做。

一直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社区营造项目在进行，比如说生态、景观、环保、老人照顾、青少年教育等等，各种各样的主题在农村进行。

为什么我说这是农村运动，而跟农业、农民没有那么大关系？

因为当时回去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是处于对农业不抱任何期待的背景下，整个台湾农村的运动基本上都是为了改善整个农村的生活条件、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用大陆的话来说就是让农村更文明一些，这是构成台湾社区营造的主题。

农村和农业的价值重建

可是这些青年回到农村后，开始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改善整个生活的背景和条件，真正的核心其实还没有碰触到。

于是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整个农村要继续发展下去，如果不面向农业是没有可能的，因此台湾农村青年和知识青年开始面对农村的农业生产进行反思，于是有了大量关于台湾农业的论述。

这些论述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跳脱了现代主义的框架。

现代主义也就是将农村所有的东西都当做是前现代、当做是不进步的东西来论述，可是大规模的农业知青回到农村之后发现祖先有很多累积的智慧，比如说祖先为什么在这个时节种这个东西、为什么保存这个谷种、为什么进行这样的灌溉设计，还有台湾的原住民关于山地的保护有传统的智慧存在，这些都远远进步于现代化过程里那些技术官僚的措施。

19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运动。

而之前在日本时代，甚至是1980年代的运动，基本上农民是作为一个生产者去争取他们该有的福利，该有的生产所得，可是还没有归依到农业上。

19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青年的返乡，人们意识到农业不仅是有生产、农业不仅是为人服务，农业还要为土地、为文化、为生态服务，农业还要向下一代负责，农业还要跟我们的祖先对话。

199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开始出现整体性的农业运动，看待农业已经不单纯是从产量与产值上了，甚至从生态的眼光开始重新看待农业生产。

例如说我们农民仍然希望都市的朋友可以购买农村的产品，但是你买的东西不是只有一包米，你买的东西不是只有一个农产品而已，你买的东西是我们农村的风景、你买的东西是我们农村的文化，因此通过购买我们的农产品，你是保存了农村作为一个人类的文化整体，从这样的视角上看待你如何支持农村和农民。

1990年代回去的知青对于整个农业的反省，促使了几个事情的转变。

第一，因为他们对农业、农村整体性的反省，所以后来台湾农村的各种运动，都能够跟都市里的各种运动结合，尤其是都市里的环保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结合。

因此1990年代中期之后，虽然台湾农村的面貌不会很快地更新了，但在返乡的青年的脑子和想法产生了巨大改变，不管是回到农村的青年，还是之后回到农村的青年，在自我认识上产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不再认为自己是时代的淘汰者，他们回到农村过农村的生活，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整个生命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对农村和农业的认识从简单的生产经济学上升到哲学的层次。

他们跟自己的父祖辈已经不一样，不再认为自己是对时代没有竞争力的阶级，他们也认为农村是可以容纳一个人完整生活和生命的地方。

最近三四年里，台湾发生了几件大事跟这个变化有关系。

两年前，台湾发生了农民拒绝政府征收土地的一件事，这在1980年代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1980年代土地暴涨，所有农民都希望将土地卖掉，自己能够脱离农业。

可是两年前有农民反对了，农民站出来说我不要你的钱，你只要能够让我在这里种田种菜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之前返乡青年的认同变化，这事情不可能发生。

这几年台湾各种各样的，不管是都市的，还是农村的，在行动上属于这种新农民意义的知识青年，已经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农村和城市不能二分，不管是生产上，还是价值观上。

我们种的东西必须靠都市人来购买，但我不要你们救济我们，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都市人买这些东西是买你们自己的未来。

这也就意味着，农民跟都市里所有的工作者之间，价值上、身份上是齐平的。

台湾农村和农民的这种转变，乃至于可以和全世界新的农民运动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作者系台湾著名诗人、词作家、NGO行动者，现任台湾浩然基金会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