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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俄罗斯哲学与俄罗斯的社会变革
今日俄罗斯哲学与俄罗斯的社会变革
安启念
2012-9-1415:
25:
16 来源：
《俄罗斯研究》（沪）2005年03期
作者简介：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热爱哲学思维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之一，俄罗斯哲学也有着辉煌的历史。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革使俄罗斯哲学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俄罗斯哲学正处于适应这种变革的全面转型过程。
关键词：
俄罗斯哲学社会变革
一
热爱哲学思维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之一。
俄罗斯哲学自19世纪后半叶诞生以来，有过辉煌的历史。
以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为俄罗斯人赢得了世界声誉；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家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哲学家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陷入困境，但创作热情不减，哲学出版物的数量超过苏联时期。
俄罗斯哲学学会自1997年成立以来会员逐年增加，至2004年年底有注册缴费的会员4785人。
今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有3855人提交论文，4209人申请参加，实际到会2242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掩藏着的却是今日俄罗斯哲学的尴尬：
哲学日益成为哲学家自说自话，它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小，正在受到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和社会上层（政界和企业界的精英）的冷落。
这是因为，今日的俄罗斯哲学脱离了巨变中的俄罗斯社会的需要，正在失去自己的生命力。
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刚刚结束，便有不少哲学家对本次大会和整个俄罗斯哲学的现状提出批评，其中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И.А.高巴佐夫的批评深刻犀利，富有代表性。
他说：
对于大会的内容，我感到失望，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进步，话很多，思想则没有，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普希金。
他写道：
有这样一种废话，它是由于缺少感情和思想造成的，只不过现在这些废话的特点是说得太多了；大多数我国的哲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传染上了后现代主义，因此他们像一切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没有思想，但话多，废话就这样出现了；我是历史哲学方面一个分会场的负责人，许多会议参加者发言文化基础之差令我吃惊；人们完全不再进行自我提高了，他们甚至不能明确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立场；他们是在胡扯，如果是在大学生的考场上这样胡扯，我全给他们不及格；我们现在有可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和写的每一个字都在学术上负有责任。
大会的题目是“哲学与文明的未来”，但是没有一个大会报告是讲文明的未来的。
事实上在大会参加者提交的论文提纲中也见不到关于文明未来的论述。
但是这样一些题目却得到讨论：
“现代生活中游戏着的身体的拓扑学”、“领先者体型发展的实质与可能”。
没有对正处在困难中的社会的分析。
来自彼尔姆的А.А.奥尔洛夫教授想要谈谈这个问题，但被人们从讲台上赶下来了。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П.Л.拉甫罗夫。
他在1860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关于哲学的现代意义的三个谈话》。
他指出，哲学在德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它渗透在小说、诗歌、甚至日常生活中。
在法国，哲学获得了巨大的实践意义，它成了实际斗争的一面旗帜。
用现在的话说，在德国和法国社会需要哲学。
在德国，这种需要具有理论的性质，在法国，具有实践的性质。
至于说到俄罗斯，按照拉甫罗夫的意见，哲学在我们这里既没有实践的意义，也没有理论的意义。
社会不需要它。
因此，俄罗斯有各个西方哲学家的拥护者，但是没有哲学学派和思潮。
……[1]（p62-63）
哲学家И.И.康德拉申批评大会参加者：
“不讨论怎样才能给现在这一代俄罗斯人，以及整个人类，提供帮助。
而在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又确实非常得多：
我国人口正在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减少，人口的智力水平在下降，吸毒，孩子们从10—11岁开始抽烟，还有艾滋病问题、腐败、恐怖主义。
……”[2]（p65）
这些批评矛头所指都是哲学家脱离实际生活的需要。
批评不仅仅来自哲学界。
曾于1998—2004年担任俄罗斯政府总理助理、教育部长的B.M.菲利波夫院士说：
“哲学家们应该给与实用主义和新社会的需要更多的关注。
对与我们过去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传统的喜好现在也有，而对哲学实用主义和我们过去没有的家庭传统、个人传统的喜好，还有待于培养。
中产阶级问题、劳动市场问题、对别人的依赖心理，甚至社会福利的货币化问题，也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都和某种哲学，和某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
你们哲学家应该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向社会，包括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显示出哲学不论对于未来的专家，还是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用，有什么必要。
”[3]（p66）
作为政府官员，菲利波夫对于社会实际需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直接要求哲学家重视实用主义哲学，对哲学家们脱离实际生活需要委婉地提出了批评。
由于社会各界对哲学的不满，第四届俄罗斯哲学大会规模如此庞大，而且就在莫斯科举行，但是俄罗斯官方没有一个代表出席，电视没有报道，到会的媒体很少，哲学家们普遍认为自己受到了冷落。
这里所批评的脱离实际、不考虑社会需要，的确是当今俄罗斯哲学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能适应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以来俄罗斯社会转型的需要。
戈尔巴乔夫改革摧毁了苏联强大的政权体系，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进而引发了叶利钦以美国为模式对俄罗斯的改造。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并不成功：
不仅政治上长期动荡，1994年在车臣爆发了内战，至今没有结束，而且经济上一落千丈，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减少了一半，广大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也步步倒退，直到2000年普京上台，不少方面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俄罗斯必须改革，必须突破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局限，建立市场经济，扩大社会民主。
这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在俄罗斯蓄意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而是历史的必然。
这种必然性，我们只要看看中国的改革就可以明白。
中国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同样在进行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在探索扩大社会民主的途径。
因此，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是俄罗斯社会变革的实质。
俄罗斯哲学界应该适应社会需要，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就像中国哲学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弘扬人的主体性，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一样。
然而俄罗斯哲学界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基本思想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完全抵触的。
首先，他们否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正当的。
哲学家梅茹耶夫说：
“今天，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合理性而建立起来的。
俄罗斯是作为一种重大的文化、文明的思想而存在着。
19世纪的人对此有极好的理解。
……仅仅依照纯粹的经济合目的性生活的俄罗斯，世界上谁都不需要，包括俄罗斯自己。
”[4]这种对物质利益、物质生活的轻视是俄罗斯哲学界的普遍观点。
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斯焦宾院士说：
“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当下的东西的价值，‘在这里和在现在的存在’的价值，传统上就在价值体系中不占有什么重要的位置。
作为补偿，总是存有关于‘光明未来’的幻想，这种幻想往往被认为是最高的价值和目标。
”[5]（p18）
不仅如此.他们提出了所谓“东正教伦理”以抗拒和取代导致西方工业文明的成功的“新教伦理”。
梅茹耶夫说：
俄罗斯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与‘新教伦理’完全不同的集体拯救的伦理观念，也即每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而且关心他人，认为自己的拯救有赖于拯救一切人和每一个人。
这样的观念可以被称为‘东正教伦理’，俄罗斯思想想要以此作为建构世界性社会的‘精神’。
”[6]哲学家用来教导俄罗斯人的是：
不仅要为自己生活，而且要为他人生活，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摆脱个人在物质上的自私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自由，作为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哲学家们还提出，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入死胡同，只有具有明显前现代性、反对工业文明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可以拯救西方，拯救人类。
这些思想听起来很高尚：
鄙视物质享受，注重精神生活，用爱的原则取代竞争，建立和谐友爱的集体。
但问题在于它和俄罗斯转向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需要，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现实，格格不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别人的观点，而是俄罗斯哲学界的主流思想。
可以说从1985年苏联改革开始，20年来，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相关的说教不绝于耳。
俗话说：
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推翻。
这样的哲学不可能不引起多数人的不满。
它不但受到政府的冷落，在民众中也曲高和寡。
俄罗斯人，尤其是年轻人，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也由于市场经济的培养，苏联解体后告别形而上学，越来越务实。
就精神实质而言，今日俄罗斯哲学不是俄罗斯社会变革前进的推动力量，而是它的阻碍力量。
二
为什么今日俄罗斯哲学会有这样的特点？
对此我们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
这首先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有关。
拒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俄罗斯的文化传统。
俄罗斯文化史东正教文化，东正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俄国，到19世纪已经深入俄罗斯人的灵魂，根深蒂固。
在很长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只能在教会接受教育，以东正教的读物为教材，一生的精神生活离不开圣经。
18世纪初，沙皇彼得大帝运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发动改革，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以便俄国拥有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坚船利炮，打开出海口。
此后俄罗斯开始建大学，建图书馆，成立科学院，开始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
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是农民，生活在封建农奴制之下，以教会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而俄罗斯的东正教相对而言更为保守，更为正统，没有受过西方国家那样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冲击，反对人道主义，拒斥科学理性，与西方国家的天主教、新教严重对立。
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以及资本主义在俄国国内的发展使一些俄罗斯人看到了自己的落后，引发了对现实的不满。
最早是“十二月党人”，一批打败拿破仑以后进驻巴黎的青年贵族军官，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宣传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成立革命组织，举行武装起义。
进入30年代，俄罗斯出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奥卡廖夫。
他们所宣传的已经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社会主义理论。
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了它的《哲学书简》，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提出激烈批评。
此后不久，俄罗斯出现了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争论，争论直接涉及到对俄罗斯与西欧的比较和评价。
正是在与西方的冲突、碰撞中，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思考自己不同于西方民族的特点。
在多数人那里，思考的结果是开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自觉批判。
这是因为，正当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冲突、碰撞一些俄罗斯人主张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时，西方社会本身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冲突，陷入了危机。
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失败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使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从西方化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赫尔岑等人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
他得出的新结论是：
俄罗斯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溃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整个社会的灾难；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人与人的互助友爱为特征，而这些东西在俄国不是理想，是现实，它们就存在于俄罗斯的农民村社之中。
赫尔岑说：
“俄国是不是应该重复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
或者它应该走一条不同的革命性的道路？
我坚决反对重复欧洲人的老路。
”[7]（p136）他还说：
“西方世界正在走近自己的极限，它自己向我们指出，它遇到了阻碍，否定了自己的理想。
”[7]（p140）
19世纪是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俄罗斯第一批知识分子和俄罗斯世俗文化的形成时期。
正当俄罗斯人向西方学习时，西方国家自己陷入了困境，似乎走投无路了。
这种情况使得批判拒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大特点。
它在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都有反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二二得四这样体现西方科学理性的数学常识都要批，因为它妨碍了人的自由。
他借《地下室手记》主人公之口说：
“先生们，须知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了。
……二二得四毕竟是很讨厌的东西。
二二得四——依我看来，那只不过是耍无赖。
二二得四它横眉竖目、双手叉腰站着挡住了你们的去路并吐着唾沫。
我同意二二得四是很高超的东西；可是既然一切都得称赞一番，那么二二得五在有的时候也就是非常可爱的东西啦。
”[8]（p65-66）“我的老天爷，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对于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并不喜欢的时候，自然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喽，假如我真的没有力气用脑袋撞开这堵墙，我就不去撞它，可是我也不会跟它妥协，那仅仅是因为我面前有一堵石墙，而我的力气还不够碰它罢了。
”[8]（p25）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号召民众推翻封建沙皇制度，但坚决反对俄罗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主张依靠俄罗斯特有的农民村社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拒斥，与俄罗斯自身充满前现代色彩的东正教文化发生共鸣。
就像带有原始社会遗迹的农民村社，相对于个人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优势，代表了人类未来一样，具有中世纪色彩的俄罗斯东正教被赋予了把人类从资本主义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使命。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救世主义在俄罗斯开始流行，知识分子鄙视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习气，热衷于上帝的存在、人类的命运等等重大问题。
19世纪40年代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经常辩论。
“每当争论激烈而有人提议吃东西时，别林斯基就高声说：
‘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的存在问题，可您倒想吃饭！
’”[9]（p38）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哲学以1874年索洛维约夫的硕士论文答辩为标志宣告诞生，这篇论文的标题就是《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
对西方哲学中重物质轻精神，一味推崇科技理性使人沦为工具的做法加以批判，成为俄罗斯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迅速传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成功。
如果说以往只是理论的批判，那末从1917年到1991年则是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
74年的苏联历史延续并发扬光大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对资本主义的拒斥。
在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家队伍庞大，但严重老化，绝大多数人是在苏联时期接受的哲学教育。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科西切夫教授，前苏联《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主编，已是92岁高龄，仍在讲课。
哲学界拒绝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在情理之中。
今日俄罗斯哲学与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变化脱节，除了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还和其他一些因素有关。
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正当俄罗斯大张旗鼓地建设市场经济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齐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起，工业文明的扩张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环境恶化、资源紧张、人的异化空前加剧。
人们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合理性，对人类的未来，普遍产生怀疑，不少人认为人类文明已经因工业文明的扩张而陷入危机。
其次，所谓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张，使国际冲突日益加剧，再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于是，今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正处于与其前辈在一百多年前相似的处境，即：
正当俄罗斯想要以西方为师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时，西方文明本身陷入危机。
同样的处境产生同样的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拒斥，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今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日益抬头。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至今，国家解体、经济倒退、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社会矛盾加深，内战（车臣战争）未能结束，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自身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工业生产竞争力全面提升，而是几乎全靠国际市场石油天然气涨价。
俄罗斯已经沦为主要靠出口自然资源生存的国家，食品有60％依靠进口。
自苏联解体以来，人口逐年下降，2004年减少170万人。
俄罗斯人真正产生了危机感，拯救俄罗斯成为今天俄罗斯十分响亮的口号。
同时，一些昔日的落后国家，例如中国，迅速崛起，国势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这些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几百年来以作为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而感到自豪、傲视四邻的俄罗斯人，引发了不少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除此而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乘俄罗斯陷入困难之机，步步进逼，先是北约东扩，然后是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颜色革命”，对俄罗斯实行战略包围，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人的危机感，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也和俄罗斯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除了上述种种危机之外，还存在着严重的精神危机。
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是东正教，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东正教的位置。
不论是东正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给俄罗斯人确立了明确的精神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第一次陷入精神空虚，各个社会领域出现危机都与此相关。
俄罗斯政府曾把实现民族团结的希望寄托在东正教教会的身上，1996年又要求哲学家在一年之内制定出“俄罗斯思想”，但是都没有成功。
2001年2月，俄罗斯联邦政府作出决议，2001—2005年要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提高民众的民族自信，增强凝聚力。
在这样的时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刺激了许多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种情绪与拒斥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以及西方国家近年来对俄罗斯利益和尊严的伤害相结合，进一步助长了俄罗斯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许多知识分子回到了赫尔岑、民粹派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认为西方文化已经没落，俄罗斯文化承担着拯救人类的历史重任。
与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社会转型的需要相脱节，不仅仅是今日俄罗斯哲学中存在的问题，整个俄罗斯社会的知识精英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今天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大多数对于在俄罗斯建设市场经济持批评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民主政治也提出否定。
威望如日中天影响巨大被人称为“俄罗斯的骄傲”的画家伊里亚•格拉祖诺夫，坚决主张在俄罗斯恢复沙皇制度。
他说：
所谓西方的民主国家，那里没有真正的文化，它早就被平面化的文明、被技术成就取代了。
“我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而不是民主派，而且我认为君主制是理想的治理形式。
这对我而言，意味着关心一切公民，关心国家的繁荣，当然意味着有一个民族的父亲。
他保护自己的孩子，给他们一座牢固的房子，而不是破败不堪的房子。
”[10]（p63）
三
对于今日俄罗斯哲学脱离社会需要这一特点，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解读。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叙述了一个“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传说”精心设计了耶稣基督与中世纪西班牙某地宗教裁判所一位宗教大法官的对话。
耶稣基督把自由给了人，认为自由高于一切；宗教大法官则为了人们的所谓幸福而剥夺了人的自由，强迫他们按照他设计的方式生活。
宗教大法官对基督说：
“你看见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上的石头么？
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尽管因为生怕你收回你的手，你的面包会马上消失而永远在胆战心惊。
”[11]（p378）他还说：
“我们会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有在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并且服从我们的时候，才能成为自由的人。
……那时我们将给予他们平静而温顺的幸福，软弱无力的生物的幸福，——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那样的生物。
……他们会胆小起来，望着我们，害怕地紧偎在我们的身边，就像鸡雏紧偎着母鸡。
他们会对我们惊讶，惧怕，而且还为了我们这样强大、聪明，竟能制服住有亿万头羊的骚乱羊群而自豪。
他们对于我们的震怒将软弱地怕得发抖，他们的思想会变得胆小畏缩，他们的眼睛会像妇人小孩那样容易落泪，但是只要我们一挥手，他们也会同样容易地转为快乐而欢笑，变得兴高采烈，像小孩子似的嬉笑歌唱。
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像小孩子游戏一样，……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隐瞒我们。
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
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而他们会欣然信赖我们的决定，因为这能使他们摆脱极大的烦恼，和目前他们要由自己自由地作出决定时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
”[11]（p388）他向基督指出：
普通民众“没有我们是永远永远不能喂饱自己的！
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
‘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
’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因为他们永远永远也不善于在自己之间好好地进行分配！
他们也将深信，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
”[11]（p378-379）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提出了“自由还是面包？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
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整个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历史，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帝赋予人自由，但是人为了生存，必须有面包，为了获取面包，又必须服从各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则，也就是说必须交出自己的自由。
人类迄今为止都未能实现自由和面包的结合。
在历史上，为了获得面包，人类不得不经历了野蛮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则正在经历日益难以忍受的异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味追求物质财富，要面包不要自由，导致社会分化、阶级斗争、人成为工具，受物质世界的奴役。
人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受到外部规律和需要的支配，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按照生产力的需要组织起了有效的物质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
面包高于自由，这正是“宗教大法官”那一套理论的事实依据。
从19世纪俄罗斯人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起，“扼杀了人的自由”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指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科技理性和物质欲望扼杀了人的精神自由，布尔什维克更多的是指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和农民在物质生产和政治生活中受到资产阶级的残酷奴役，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家用来批判市场经济的理由也是它有悖于俄罗斯人的自由本性。
很显然，在宗教大法官对耶稣基督的批评中，他们是站在基督一边的。
在他们看来，自由高于面包。
由此可见，一百多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与抗拒，正是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自由还是面包？
”两个基本原则的冲突。
问题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以自由原则否定面包原则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自由和面包的冲突贯穿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中。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类摆脱了物质生产对自己的支配，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时人类将同时享有自由和面包。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面包不是对立的。
它们都是人的本质需要，在两者之中，面包更为基本。
一方面，这是说如果没有面包人类就无法生存，自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只有面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得到保证，人类才能真正享有自由。
面包决定自由，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虽然激烈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但从来都把它看作人类解放道路上的必经阶段，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一向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只有它，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人类创造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承认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这样的物质基础。
苏联74年的社会主义试验有过辉煌的成功，但最终证明还是必须回到脚踏实地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来，因此才有了改革，才有了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
当今俄罗斯哲学对市场经济的拒斥，实质上是对唯物史观的否定，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抗拒。
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一切空想都将被客观规律撞得粉碎。
因此，今天的俄罗斯哲学不可能不受到冷落，不可能不处于尴尬的境地，它迟早要改变自己服务于俄罗斯的社会变革。
如果我们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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