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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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
《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传达出浓郁的本土气息的莫过于沈从文的作品。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当我们试图回眸寻找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历史叙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
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是一块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
沈从文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那个世界，实现着他作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
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姿态执迷地创造了乡土景观，"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
"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1。
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但是，这个本土形象在沈从文研究界却渐渐成为一个本质化的唯一形象。
研究者们只偏重于把沈从文看成一个地域作家，在强调沈从文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时候，往往又漠视了他的复杂性。
尤其到了40年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沈从文，一个现代想像和国家想像的建构者。
但是这个与历史、文化甚至政治语境绞结纠缠的沈从文，这个在地域叙事中热切思考和回应现代性和民族国家问题的沈从文却更容易被我们忽略。
而这个有文化关怀和政治热情的沈从文，集中映现在充斥着传媒符码的《长河》中。
沈从文创作于四十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长河》2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频繁出现了报刊的字样，既有如《创造》、《解放》、《申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等一些现代报刊史上重要的报刊，也涉及到省报、沅陵县报等地方性报纸。
这些传媒字眼的大量出现或许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能不能把它们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符码来把握？
在一部描写湘西少数民族地域史的追求"江河小说"模式的创作中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大众传媒符码？
沈从文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中运用这些传媒符码的？
通过传媒符码的运用，沈从文在建构什么样的想像？
这些符码又是怎样以一种小说文本内的结构性因素参与了小说叙事意义的生成，从而成为小说文化幻景的一部分？
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长河》中复现次数最多的是《申报》3的字样，一共出现了十六次。
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湘西辰河中部的小口岸吕家坪，《申报》的读者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读者群，主要是地方行政人员和民间的士绅阶层。
小说中士绅的代表，是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商会会长和橘子园主人滕长顺，他们都是《申报》的二十多年的读者，是直接阅读《申报》的主体，《申报》既是他们从中了解天下大事的途径，又是一种身份、阶层乃至权力资本的象征4。
吕家坪还有另一类《申报》的间接读者，代表人物就是小说的贯穿性的主人公老水手的形象，他是枫树坳的祠堂看守人，看守的就是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的祠堂。
小说中两次写到他是"老《申报》间接读者，用耳朵从会长一类人口中读消息"，证明《申报》已经从士绅阶层辐射到平民百姓，构成了整个湘西社会获得消息的重要来源。
但是，由此而过高估计《申报》所表征的大众传媒在《长河》时代的湘西所产生的作用，则会陷入过度阐释的陷阱。
湘西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公共舆论空间，而且是占据更主导地位的空间，这就是湘西大众口耳相递的传闻和道听途说的消息，构成了老中国更具普遍性的乡土口头传闻空间。
老水手正是这一口头传闻舆论空间中的真正主角甚至是明星。
他可谓是传统传媒方式--乡土传闻的化身，其本人就是一个微型的消息与新闻的集散地。
沈从文动用了很大气力写老水手对消息的汇集与传播：
"老水手到了吕家坪镇上，向商会会长转达橘子园主人的话语，在会长家同样听到了下面在调兵遣将的消息……还可从那些船老板和水手方面，打听出一些下河新闻。
他还希望听些新闻，明天可过河到长顺家去报告。
"因此橘子园主人滕长顺见到他总是会问：
"有新闻没有？
"小说叙事者接下来的干预性解释是：
"话中实有点说笑意思，因为村子里唯有老水手爱打听消息，新闻格外多。
"5
"消息"和"新闻"是小说《长河》的关键词。
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一边摆摊子，一边听各路人谈各路消息：
祠堂既临官道，并且滨河，来往人多，过路人和弄船人经过坳上时，必坐下来歇歇脚，吸一口烟，松松肩上负担……听生意人谈谈各样行市，听弄船人谈谈下河新闻，以及农产物下运水脚行情，一条辰河水面上船家得失气运。
遇到县里跑公事人，还可知道最近城里衙门的功令，及保安队调动消息。
祠堂"既临官道，并且滨河"，而官道与河流，在湘西都是传播资讯的最重要的渠道。
其中的那条辰河，更是沈从文图腾一般的符码，所负载的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乃至主题学方面的语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怎样诠释都是不会过分的。
沈从文的读者都熟悉他的创作谈《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
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
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这篇发表于1934年，与《边城》写作差不多同期的文字强调的尚是"水"对沈从文作品的环境背景、人物性格以及文字风格的影响，但到了《长河》中，"水"尤其负载了在交通和资讯方面的功能。
这对于考察沈从文后期创作视野的变化是有启示性的。
如果说，《边城》中的河流凸显出的主要是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价值，那么，在《长河》中，它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资讯传播方面的作用则被沈从文充分渲染。
老水手坐守的正是水陆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人，经过老水手的祠堂时，"必坐下来歇歇脚"，同时交流各种小道消息。
《长河》故事情节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写传闻与消息的传播。
它塑造的是乡土社会中的典型公众舆论空间，枫树坳祠堂从而与鲁迅的咸亨酒店，老舍的裕泰大茶馆，沙汀的其香居茶馆，一起构成了乡土公共空间的象征。
正是这种由小道消息和口头传闻所构成的乡土舆论空间，构成了《申报》登场的具体语境。
《申报》的地位是在与民间传闻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
这种民间口头传播的消息大都是小道消息，其中又以谣言为主，缺乏可信度。
而湘西人，尤其是那些关心外部世界和国家大事的当地士绅，他们了解到的更"真实可靠"同时也更重要的新闻都来自现代传媒。
比如小说写到商会会长：
"会长原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老《申报》上知道的。
"有人告诉他说老蒋明年要带兵和日本打一仗，他就表示不相信，因为他有更准确的消息来源：
"世界大战要民国三十年发生，现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
天津《大公报》上就说起过！
"
由此可以看出，《申报》和《大公报》一类的现代大众传媒，建构了不同于乡土传闻的另一种话语和舆论空间。
它带给湘西以"天下大事"，带来的是不同于真假难辨的口头传闻的另一种"真实"性的新闻。
当然这个"真实"是要打上引号的，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看来，报纸的真实其实是建构出来的。
但是在当时湘西人眼中，报纸才是真正可信任的资讯途径。
小说中写到：
"老《申报》到地照例要十一二天，会长还是相信国家重要事总会从报上看得出。
报上有的才是真事情，报上不说多半不可靠。
"在今天看来，迟到十一二天的报纸早失掉了时效性6，但是至少它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
这就是现代传媒所塑造的神话之一，即真实性的神话。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长河》的叙事中，湘西这两种舆论空间--乡土传闻与现代传媒--塑造着民众不同的想像方式，从而也决定了湘西民众对外部消息的重述与重塑，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像。
对我的议题来说，被传播的消息是什么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消息在湘西经过了怎样的改造和变形，又怎样介入和影响了湘西民众的生活世界。
这时，我注意到了《长河》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生活"运动。
湘西的两种舆论空间所塑造的不同想像方式，集中表现在贯穿《长河》始终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话题上。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初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所谓"文化复兴运动"。
它所涵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核心是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的总理扩大纪念周集会上做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提出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符合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开始一个新生活运动"，标志着历时十五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的开端。
此后短短几个月里，新生活运动组织迅速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提灯游行、组织检查、发表演说，一时间好不热闹7。
《长河》中就集中描述了湖南的常德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的情形，毗邻的湘西也行将被它波及，这也说明国民党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权，还是有它在行政上的覆盖能力的，连湘西的普通百姓都感觉到"新生活"阴影的笼罩。
"新生活"由此构成了《长河》中的另一重要符码，这一字眼一共出现了整整五十次之多，既表现了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对湘西的影响，又标识着作者潜在的政治关怀。
它显然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符码，它的频繁出现既生成着小说的政治语境，又显示着风格特征，与你读《边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边城》是一个相对自足而纯粹的民俗世界，它拒斥的就是"申报"、"新生活"一类的字眼儿；而当《长河》充斥着关涉外部世界的异质性语汇时，小说所建构的语义空间也显然与《边城》有所不同。
对"新生活"运动的描述在《长河》中是以两种形态表现的，一是通过民间传闻和小道消息的固有的乡土传播途径，二是以商会会长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读《申报》所得到的印象。
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听几个过路的乡下人谈新生活运动，这就是"新生活"在湘西民间口头传闻中的最初呈现，被渲染成一副凶神恶煞般的模样，使乡下人感到的是大难临头般的忧虑和恐慌，比如小说这样写一个背着猪笼的妇人的反应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又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
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二十四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
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接受了点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长河》接下来花费了许多笔墨写水手们谈论在常德所见到的"新生活"实施情形，写吕家坪人对"新生活"的传闻和议论，"新生活"在小说中演化成滑稽可笑的面目。
小说中有一段写湘西人对"新生活"的嘲弄
譬如走路要靠左，衣扣得扣好，不许赤脚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洁……如此或如彼，这些事由水手说来，不觉得危险可怕，倒是麻烦可笑。
请想想，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
走路必靠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处赶场？
不许脱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
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
船上滩下滩，不碰撞打架吗？
事事物物要清洁，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酱？
浇菜用不用大粪？
过日子要卫生，乡下人从哪里来卫生丸子？
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痧？
类似的段落在小说中集中出现过四、五处之多，可见沈从文非常重视"新生活"所指称的政治话语空间8。
但沈从文所关心的并不是新生活运动的本意，他描述的其实是乡下人对"新生活"自己的观感和想像，是乡土舆论空间对国家大事件的态度和重塑，是民间话语以狂欢节的方式对官方话语的改造9。
沈从文的策略是回避自己对"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判断，而是让湘西世界的公共舆论空间自行呈现对"新生活"的认知和想像。
但是小说中叙事者讽喻的口吻却还是透露了作者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与嘲弄的态度。
沈从文的政治关怀通过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得到了充分的传达。
小说自然夸张了乡下百姓对"新生活"的惊恐与调侃。
但"新生活"之所以让乡下人感到可笑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它以一种夸张变形的不真实的方式在民间流传。
而与传播小道消息的弄船人、老水手乃至背猪笼的妇人不同，税局中人、会长们是《申报》的读者，"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早从报纸看到了"10。
因此，对于"新生活"即将来到湘西的传言，会长就有了自己的"权威"判断：
"会长以为这是全国都要办的事情，一时间可上不来。
纵上河要办，一定是大城里先办，乡下暂时不用办……他的推测是根据老《申报》的小社评表示的意见。
"
会长的权威性其实来自于现代传媒的权威性。
现代大众传媒正是以其"真实性"与权威性的幻觉实行对社会舆论空间的宰控。
它也正是如此介入了湘西这样看似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在民间固有的新闻传播途径和舆论导向方式之外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
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建构湘西人对外部世界和所谓"现代"的具体想像。
对湘西这样的偏僻的乡土，现代大众传媒是展现"现代"视野的最佳途径。
二是塑造国民现代素质和民主法制公正等现代意识11。
三是辅助集权国家在具体的行政权力之外实施新闻与舆论的控制，传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种对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对国家想像的建构，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重要的功能。
沈从文的《长河》显示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过程，与现代大众传媒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与国家机器有形的管制不同，大众传媒在无形中建构着一种统一的"民族国家"想像性图景，并塑造着国民对于"国家"的信仰。
《长河》中的湘西士绅和普通百姓就每每流露出相信国家的朴素情感：
长顺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
对于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
这点信仰和爱，和他的家业性情相称，且和二十年来所得的社会经验相称。
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不打仗，能统一，究竟好多了。
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
会长说：
"亲家，树大就经得起攀摇。
中国在进步，《申报》上说得好，国家慢慢的有了中心，什么事都容易办。
要改良，会慢慢改良的！
"
长顺的想法恐怕是有代表性的，中国的相当一部分老百姓也是这样，"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
长顺和会长代表的湘西士绅，就有这样一种相信国家的意识，而且这种国家意识是与《申报》的灌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有意忽略了《申报》在中国现代传媒史中的特殊位置和具体特点，如办报方针及其演变、不同历史阶段所选择的意识形态策略以及与政权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复杂绞结的关系等等12，沈从文更是把《申报》笼统地看成现代传媒的象征和标识，所以它更是一个符码。
但正是作为大众传媒符码的《申报》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国家"意识，传播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13。
无论是橘园主人，还是商会会长，其对"国家"的意识和"信仰"，都得益于《申报》二十多年潜移默化的熏陶。
至于老水手这类"老《申报》的间接读者"，则更加迷信传媒的权威性，并且更其天真地相信报纸是上传下达的最好方式，甚至于相信蒋委员长也能通过《申报》了解到湘西一隅发生的事情14。
从某种意义上说，《申报》所代表的现代传媒已经构成了《长河》所描绘的湘西社会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公共空间"15。
湘西人最早读《申报》的时间暂时无法考察。
但沈从文至少在尚未离乡的青年时代，就已是《申报》等报刊的忠实读者16。
据《从文自传》，在一、二十年代之交，"军阀间暂时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的极响，‘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京、沪及各省报纸上讨论"。
沈从文或许还没有能力在报纸上参与这样的讨论，但当时地方为了"促进乡治的实现与实施，还筹办了个地方刊物，置办了一部大印报机，设立了一个报馆"。
沈从文则临时调到新报馆作了校对。
不知这是否可以看成沈从文后来踏上文学之旅，进而经常与现代传媒打交道的一个开始。
但影响了沈从文一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毕竟在进入报馆后来临了。
与他同住一间房子的一个印刷工人，"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影响，成了个进步工人"，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读的已经是五四时期的《改造》、《超人》、《创造周报》。
这种新的阅读视野迅速征服了沈从文，"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
沈从文还把现代传媒带给他的影响诉诸行动17，直至他从湘西走出来，成为现代传媒的一个主角18。
这种受新书报和新思想的感召而迎来人生转捩点的伟人"创始"神话在现代人物传记中司空见惯，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意味可言了。
但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长河》中如此频繁地出现传媒符码。
它的功能是有多重性的。
现代传媒既展示着一个崭新的现代视野，也意味着沟通湘西与外部世界的具体途径，同时建构着湘西人对于天下和国家的具体想像。
有研究者通过对邸报的研究指出
明清时期的邸报能够跨越地域隔阂，造成知识分子与朝廷、天下的联系，建立他们对天下国家的具体感。
它的媒介功能构成了一个个人参与、观看公共事物的场域。
当邸报透过行政系统或商品行销由权力中心向外扩散，以至于构成传播网络时，它也就成为一个"天下"人共同观看的"舞台"……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公共场域"19。
现代大众传媒类似的功用则更明显。
它一方面提供着民众辨识、想像"天下国家"的具体化的情境，另一方面，传媒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场域，聚焦着民众的目光，充当着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权威解释者和无冕发言人，同时也是现代生活和民族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具体建构者。
我们往往忽略了大众传媒的这种建构的作用，以为传媒只是在客观报道和纪录天下的事情，其实传媒不仅在具体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且在具体建构着我们的生活，甚至传媒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所以阿尔都塞早就指出：
媒介看起来似乎在反映现实，"而实际上是构建现实"20。
《申报》作为现代传媒作用于湘西世界，也有一种构建现实的作用。
体现在《长河》中，则是对"国家"想像的建构。
而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则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以及国家权力与统治对湘西宰控手段的一种既具体而又无形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进入现代以后，湘西社会就不再具有维持世外桃源之纯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21。
考察《长河》中的传媒符码的意义正在这里。
传媒符码的存在揭示了湘西社会的历史性，揭示湘西与天下国家的一体化的图景。
正是《申报》这类现代传媒持续地作用于湘西关于外部世界以及"国家"的具体想像，同时也构成了建构湘西社会关于"国家"意识和想像的重要环节，使湘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角隅得以把自己与民族国家这一想像的共同体联系起来，把自己想像为民族国家中的一部分22。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传媒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国家主义话语在《长河》中的介入，也同时复杂化了这部文本的政治倾向。
以往的某些研究有可能过度地强调了沈从文的少数民族立场，过度强调了沈从文的"力争湘西自治"的政治理想，可能是把西方语境中对中国地方性以及差异性问题的关注过多地带入了沈从文研究。
尽管在沈从文那里，对湘西自治的主张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之间可能没有矛盾，但是研究者们过于强调其自治理想这一维度，则可能会忽略沈从文对于民族国家在心理和情感意义上的认同的一面。
尤其《长河》时期更表现出这种认同感23。
因此，对《长河》的概括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长河》是一部试图以江河小说的形式写湘西地方史的地域主义小说24，另一方面，《长河》中建构的对"国家"以及"现代"范畴的想像，则使小说表现出超越湘西一隅的更广阔的政治与文化的包容性视野。
这就涉及到了沈从文一贯坚持的表述策略，即"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举。
沈从文常常自称是乡下人，他在小说中经常建构的也是"乡下人"与"城里人"的二元格局。
这种二元格局背后隐含的语义并非是少数民族和现代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是乡土与都市的对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小说中叙述者有这样的声音：
"虽说民国来五族共和，城里人，城里事情，总之和乡下人都太隔远了。
"作者在肯定和认同"五族共和"的前提下把问题转化为"乡下人"与"城里人"的距离。
这种"乡下人"与"城里人"的距离，也许揭示的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更本质的问题。
对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始终如一的关注，使沈从文成为自觉思索现代性问题的作家。
而在《长河》中，沈从文比在其它文本中更集中建构的正是关于"现代"的想像。
正像他在《长河》题记中指出的那样：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那么，在小说文本中，"现代"究竟是如何被具体感知的？
又是经由何种途径和方式被获得理解的？
沈从文建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想像？
美国一学者指出：
"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
他们的理解是通过建构社会不同阶层的形象来进行的；这些形象总是从主导阶级的视角来界定的。
"25尽管《长河》所描述的湘西世界关于"城里人"的想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众传媒的塑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并没有通过所谓"主导阶级的视角"来理解城市，相反，他却是站在"乡下人"的立场来建构对"城里人"以及都市生活的想像：
城里大学堂教书的，一个时刻拿的薪水，抵得过家中长工一年收入！
花两块钱买一个小纸条，走进一个黑暗暗大厅子里去，冬暖夏凉。
坐下来不多一会儿，就可看台上的影子戏，真刀真枪打仗杀人，一死几百几千，死去的都可活回来，坐在柜台边用小麦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全苏州到处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里。
杭州有个西湖，大水塘子种荷花养鱼，四面山上全是庙宇，和尚尼姑都穿绸缎袍子，每早上敲木鱼铙钹，沿湖唱歌。
……总之，如此或如彼，这些事述说到乡下人印象中时，完全如哈哈镜一样，因为曲度不同，必然都成为不可思议的惊奇动人场面。
声音是叙事者的，但模仿的是乡下人的口吻，给人的感觉就像中国人看西洋景一样，都市生活在乡下人的叙述中就有一种奇观效应。
当然细细分辨，叙事者的口吻中还有一种嘲笑，又譬如下面一段：
顶可笑的还是城里人把橘子当补药，价钱贵得和燕窝高丽参差不多，还是从外洋用船运回来的。
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纸包了，纸上也有字，说明补什么，应当怎么吃。
若买回来依照方法挤水吃，就补人；不依照方法，不算数。
说来竟千真万确，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觉好笑。
这种嘲笑是沈从文的，还是乡下人的，也许是难以分辨的。
但这种观照都市的视角，却是典型的乡下人视角。
沈从文在都市辗转了近二十年，但是对"乡下人"的那份自我体认仍没有舍弃，或许在自我期许之外更构成了文本写作的表义策略26。
在《长河》中，"乡下人"则成为一种视角，传达着湘西人对"城里人"的想像。
尽管沈从文早期小说中丑化城里人的描写策略有所改变，但那份"如哈哈镜一样"的夸张和变形却一如既往。
而背后，则是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表达的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的忧虑：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这是对现代冲击下乡土生存方式的隐忧，也是对"现代"本身的反思。
沈从文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环27。
与那些处处强调革新与改造的激进主义者不同，沈从文更看重传统与乡土生存方式及观念形态，如正直朴素人情美、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甚至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等等。
换句话说，这些传统的存在是不能被一下子抛弃的，即使被替代，也要看看替代物好不好，不是一提到"现代"，就都是好的。
"现代"在沈从文那里，不是一个"进步"的代名词，它必须在中国语境中检验，在乡土语境中检验，在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中检验28。
因此，沈从文对现代的反思就提供了中国现代作家认知"现代性"的别一种视野。
它与鲁迅的现代或者李金发的现代，与胡适的现代或者吴宓的现代都有些不同，它复杂化了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从而有助于把一个非同质化的"现代"范畴引入到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使"现代"自身成为一个蕴涵着多维的甚至悖反的内容的存在。
因此，沈从文通过"乡下人"的视角对"现代"的想像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性语境的丰富性。
德里克认为，"对现代性体验的结果却是历史的丧失以及和过去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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