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代际关系的矛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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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代际关系的矛盾

人口老龄化与代际关系的矛盾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

1.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有效实施，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进入老年型。

200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10%和7%左右，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成为人口老年型国家。

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19亿，占总人口比重8.87%，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走势不容乐观。

伴随新中国成立后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期，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2013年，老年人口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4.8%；2025年突破3亿，比例达21.1%；2033年突破4亿，比例达27.7%；2053年前后达到峰值4.87亿，比例达34.8%（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相关课题成果测算）。

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发展趋势，由2013年的2.28亿增长至2023年的2.72亿，此后下降至2050年的2.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6.7%提升至18.8%，然后下降到15.6%。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则呈现单向下降的态势，由2013年的9.36亿下降至2050年的7.1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则由68.5%下降至50.3%。

本世纪后半叶，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共同减少，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稳定，人口老龄化水准水平始终保持在30%以上。

整体看，人口老龄化将贯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2.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负担持续加重老年抚养比，即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是反映代际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

与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13—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23亿，减少近24%。

由此，导致我国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由2013年的21.6∶100，持续攀升到2030年的43.8∶100，2050年的67.8∶100，增长3倍多。

这也意味着从2010年至2050年，我国由近每5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名老年人，转变为每3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2名老年人。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代际矛盾和冲突

代际关系的矛盾具有普遍性，既体现在家庭，也体现在社会，既体现在物质利益方面，也体现在文化价值方面，既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

代际矛盾的核心是代际利益矛盾。

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成为重塑代际利益格局的基础性力量，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代际财富分配格局产生重大调整“每一个人，无论老人或年轻人，都依赖于当前的经济产出来满足当前的消费需要”。

整体上来看，当前的经济产出主要由劳动年龄人口生产和创造，老年人口退出劳动生产领域，是当前经济产出的“净消费人口”。

这意味着，老年人要依赖劳动年龄人口的产出维持生活，而且在经济产出既定的情况下，用于老年人口消费的越多，则用于劳动年龄人口消费的就越少。

发达国家把供养老年人口的各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称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如果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界定为：

养老金成本、医疗费用成本、老年照料成本和老年福利服务设施成本四大方面，那么测算显示，未来的经济成本将逐步加大，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与GDP之比，由2015年的6.77%增长到2050年的23.43%，增加了16.7个百分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相关课题测算结果）。

这预示着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在国家经济产出的分配份额和比例关系，将发生较大的改变。

这一代际财富分配格局的此消彼长，可能引发代际利益矛盾和冲突。

2.家庭代际矛盾逐渐外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家庭养老负担的同时，削弱家庭养老的基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4-2-1”和“4-2-2”家庭。

未来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都不利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

一方面，家庭趋向小型化、少子化，家庭户平均规模将由当前的3人左右持续减少到2030年的2.6人和2050年的2.5人，家庭内部养老的人力资源持续缩减。

另一方面，家庭户结构显著老化。

生活在独居和空巢家庭中的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由当前的5000万左右增加到2050年的近2亿；无子女老年夫妇将从当前的1600多万增加到2050年的近8000万。

独生子女家庭已累计1.5亿户，占家庭户总数的37%，仍将继续增加。

在此背景下，家庭代际矛盾和家庭养老风险将日渐显现。

家庭代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代际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家庭赡养负担增加、发展活力下降，代际资源配置矛盾和冲突显性化，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将从家庭层面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转变为社会代际层面的矛盾和问题，成为老龄社会条件下新的社会矛盾。

3.中青年就业和老年人养老的矛盾显现202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2.8亿，超过少儿人口，进入以抚养老年人为主的时代。

就业和养老同为民生之本，也是中青年人和老年人发生利益冲突的焦点。

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业问题的压力长期存有，缓解养老负担，可以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必然挤占劳动就业岗位，加大中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而要缓解中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维持现行退休制度不变，必将相对应加重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沉重压力下，要保持养老待遇水平和缴费负担的均衡，也必须在中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维持中青年缴费负担不变，意味着养老待遇水平要相对降低，必然引发老年人不满；提升养老待遇，意味着必须提升中青年群体的缴费负担，又会引发中青年群体的不满，而且影响生产积极性，最终降低生产效率。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中，中青年就业群体和退休老年人的利益博弈，甚至发展成为政治动荡。

4.社会代际关系调节制度难以持续社会保障制度所要处理的实质问题就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代际关系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社会财富和资源在代际之间进行转移和分配的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我国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面临难以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面临难以为继的压力。

目前，我国平均5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个老人，2050年将面临1.5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个老人的严峻形势，养老保险基金潜在缴费者越来越少，领取者越来越多，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退休年龄低、缴费时间短、养老金替代率高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二是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基金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个人账户空账运转和基金保值增值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

同时，个人账户基金支付办法存有制度性缺陷，面临长寿风险。

2010年，全国零岁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3.5岁，而60岁年龄组“平均余寿”为男18岁，女21岁，超过平均预期寿命的老年人达5220万，占比为29.2%。

如果个人账户“根据平均预期寿命发放年限和金额”的规定不做调整，将来每年都有30%左右的老年人（高峰期将达到1亿多老年人）提前领完了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的隐形债务越来越大，入不敷出几成定局。

而这些隐形债务最终还要靠届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和社保缴费来弥补。

三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压力加大。

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退休后的参保者及其原单位不再缴纳医疗保险费。

在基金收入方面，人口老龄化提升了制度抚养比，缴费人群相对缩小，导致现收现付为主要筹资模式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筹资能力下降。

在基金支出方面，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是国民平均医疗费用的2-3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医疗费用压力巨大，必将导致基金支出加速增长。

这两方面影响将造成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面临基金收支失衡的危险。

代际关系协调制度难以可持续的结果，必然是代际利益双方共输的局面。

5.代际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张力增大伴随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必然产生大量的公共服务需求，挤占劳动年龄人口的公共服务份额，可能造成公共服务资源使用的紧张和不平等。

以医疗服务为例，老年人患病率、失能率、死亡率高，患病后的治疗、失能后的照护以及死亡前的临终关怀等费用开支大，人均医疗费是国民平均医疗费用的2-3倍。

据测算，未来40年，我国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例数将由当前的1.1亿例，增长到2050年的3亿例；就诊老年人次数由当前的13.5亿人次，增长到2050年的36.8亿人次；老年人口疾病经济负担占GDP的比重，将由当前的2%提升到2050年的5%。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还相对紧张，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拥有量，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基本排名靠后。

老年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多要求，必然挤占劳动年龄人口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

以教育服务资源分配为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就是各级各类教育的适龄人口的增减，这同时意味着相对应层次教育需求的增减。

青少年人口比重的相对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增加，引发教育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育供给结构做出适应性调整，继续教育、退前教育和老年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应当相对应加大。

如果未来按照这一客观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将产生两种效应：

对比重和数量均出现下降的青少年人口而言，人均教育资源和投入增加，教育普及水准上升，出现“聚集”效应，而对比重和数量均出现增长的老年人口而言，人均教育资源和投入减少，教育普及程序下降，出现“稀释”效应，教育资源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分配的不公平性将增加。

6.代际价值观冲突可能加剧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加剧代际文化观念冲突。

一方面，因为时代和环境条件的快速变化，基本社会化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改变等原因，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社会拥有和生活方式、价值观、行为取向的选择等方面将产生差异、冲突、隔阂等现象，即代沟现象。

老年群体和中青年群体之间通常存有深刻的代沟，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这些差异将持续扩大，不利于老少共融、代际和顺，将会成为实现社会代际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文化难题。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家庭急剧小型化相交织，动摇了传统文化赖以存有的基础，调节代际关系的传统孝道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老年人为本位的孝道文化逐步衰落，边缘化为亚文化，而以青年崇拜为指向的青春文化逐步占据强势地位。

不过伴随老年人口群体大幅增加，老年群体亚文化有主流化的诉求，和中青年群体争夺社会主导价值话语权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可能诱发代际价值观碰撞和冲突，加深代际文化断裂。

7.代际利益诉求的碰撞可能显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

在我国，社会代际关系也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关于退休年龄的争论、关于养老金负担水平和给付水平的争论、关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关于涉老资源的分配、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资源危机等，都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未来4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逐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家庭依附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转变为重要的社会利益群体，整个社会的利益诉求格局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权益维护、平等参与、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参与社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在此背景下，代际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均衡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提升，通过政治途径提出利益诉求可能性增加，同劳动年龄群体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和政治话语权的碰撞现象也随之增加。

这在客观上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形成有效的代际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