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我要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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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我要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

王树增：

我要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

63岁的王树增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完成了他的非虚构作品《抗日战争》。

这位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的军旅作家此前已经完成了长篇战争非虚构作品《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等。

7月2日，《抗日战争》（第一卷）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在发布会上，王树增说他写这部作品是为了给中华民族精神补钙，同时也是为了向在抗战中牺牲的先辈致敬。

6月20日，还在校对《抗日战争》第二卷的王树增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作家王树增

光头、红色T恤、老北京布鞋，王树增还没有从其三卷一百八十万字的《抗日战争》中走出来。

军人出身的王树增声音洪亮，讲话掷地有声，讲到动情处却又放缓语速。

为了写《抗日战争》，王树增前前后后花了八年多时间。

为了找到第一手资料，他东渡日本，赴台湾，走访大陆各个战场。

他的书房中堆满各种资料，写书时一个月不下楼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参加社会活动，回家后进入不了创作状态，他只能等着。

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写这套书是为了“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寻找民族心理发展历程”，“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梳理民族的心灵史。

”

在访谈中，王树增直接、主动，不回避任何问题。

在他看来，抗日战争时期最高的意识形态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所谓的国共党派之争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抗战大局。

王树增既在书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也详细记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30余场战争。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王树增坚持唯物史观，并不惮与台湾中研院的历史学者辩论，尽管因为各自秉持不同的史观而导致辩论并没有结果。

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像。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时委员合影。

前排：

左一为黎樾廷（共产党员），左三为何香凝，左四为彭湃（共产党员）；后排：

左四为杨匏安（共产党员）。

中共党史网图

“中国共产党人是全民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

澎湃新闻：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评价你的《解放战争》时，曾说：

“当代以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安放这样的作品”。

你如何给《抗日战争》归类？

王树增：

我觉得它还是属于非虚构文学范畴的。

实际上我从近代史系列和战争系列都用的是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

非虚构写作主要依靠各方的档案和史料。

所以我的著作注释是大量的，是有来源的。

我认为注释是必要地，一是要给读者交代，二是加强非虚构的感觉。

我个人认为离开注释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小说了。

我一开始写这类作品时就立下规矩，一定要按照非虚构的规矩来写，不然读者不会信任你。

现在看来至少大部分读者还是认可的。

比如我最早写的《朝鲜战争》，要写一场小小的战斗，那么我必须知道对方美军那个排的排长叫什么，黑人白人，什么时候进入朝鲜战场，是哪里人，尽可能查到他的家庭背景。

这就是我为什么花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写的原因。

这也是非虚构的魅力。

第二，它是文学，不是史书。

它和军史、战史是不一样的。

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以历史事件为依托解读出当时人的精神状况。

文学是人学，军史是以时间为轴的，我写的时候是以人的精神状态为轴的，更多关注人的命运。

同时，文字上它是文学的风格。

历史学家和作家叙述一个事件，文字表情是不一样的，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

第三，作家要在作品中给读者提供具有个性的历史认知，没有这个你的作品不值钱、没有意义。

这牵涉到作品的质量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像。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

共产党人邓中夏（前排左一）、向警予（前排左十）、毛泽东（后排左二）、沈泽民（后排左四）、罗章龙（后排左七）、恽代英（后排左八）等参加合影。

前排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

中共党史网图

澎湃新闻：

创作《抗日战争》的缘由是什么？

王树增：

我从技术角度来讲，我的战争系列这是最后一部，之所以搁在最后是因为最难。

我想有生之年写完它。

第二我还有一个动机，我也非常关注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这个纪念日。

作为一个军人，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解读得不够，尤其是我们对抗日战争关注得不够。

抗日战争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次反抗侵略胜利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充满屈辱，这渗透到当代中国的不安、焦躁、容易冲动、极端的自傲和自卑的混杂，以及民族主义的情绪永远都在内心激荡，其实都和百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屈辱有关。

我认为这种特征是近代以来屈辱历史造成的。

我们今天还在质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腰杆儿硬起来没有，我们的头颅到底昂起来没有。

一个民族只要自信确立了，他们就会勇敢、坚强、宽容、理性。

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诘问，当代中国人是否达已经达到这样的要求？

我想还没有。

那么怎么培养我们民族这种较为理性的心理特征的？

只有从本民族的历史当中找理由。

我觉得抗战八年的历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更理性的历史之一。

如果算上九一八以后就十四年。

十四年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一个民族要熬过多少时光啊。

作为后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够忘掉这段时光。

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

1937年5月，毛泽东（右二）、朱德（右四）、叶剑英（右六）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成员萧致平（右一）、涂思宗（右三）、邵华（右五）在延安合影。

中共党史网图

澎湃新闻：

以上是关于书的形式的问题，接下来讨论书里的内容。

书涉及到的史实和史观的问题。

王树增：

关于史实，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两点，抗日战争的爆发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突发战争，那是既定国策，只是迟早而已，今天的日本右翼政客依旧沿袭着这样的政策。

这也就能解释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不同的原因。

日本制定的国策，对国民灌输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不要对日本军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

此外，还有一个观点我希望传达给读者。

我非常鲜明地认为，党派之争绝不是这场战争的主流。

事实也证明，党派之争或者说党派摩擦在这场战争中属于非常边缘化的支流，它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抗战大局。

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

“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我认可这句话。

我书里用大量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艰苦的时候，我们的抗战大业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

我们为什么发动百团打仗，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打这一仗。

不光有军事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共产党用决死的决心来遏制投降的风潮，这些东西我的书中都有描写。

抗日的历史非常复杂，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所谓党派摩擦不是抗日战争的主流

澎湃新闻：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呢？

王树增：

我书中记述了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的战役，一场都没有落下，而且我高度评价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英勇不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作战精神，我动用了所有的档案提出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往往很多章节读出来让我们潸然泪下。

从一开始的忻口战役几个军长、师长，包括后来的张自忠，这些人都令我们肃然起敬。

这些不屈的军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

1937年8月，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合影。

左二起：

叶剑英、郭秀仪、黄琪翔、周恩来、朱德。

中共党史网图

澎湃新闻：

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表现给出充分肯定？

王树增：

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是缺一不可的，任何偏废都是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已经倒在战场上的前辈的亵渎。

要正确评价这两个战场。

其实敌后战场共产党打得特别艰苦，没有给养，没有弹药，永远在夹缝中作战，要没有百姓的支持没法作战也没法生存，况且国民党也在遏制他的生存状态。

所以共产党的敌后作战的艰苦程度和日军作战的残酷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同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可以入史书的大战役不下三十次，虽然有很多战役打得不尽如人意。

但是我有一个观点，由于武器装备、军队素质、战争观念等等国民党落后得不止一点点，但是他在战斗。

同样是中国人，在前线作战的这些中国人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前辈。

澎湃新闻：

书中写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每个人的精神汇聚成这个民族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脱党派之争、超越意识形态？

王树增：

如果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绝不是党派之争，那时候最高的意识形态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民族不能亡国亡种，不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就是要保持这个民族的自尊和生存权利。

还有比这个意识形态更高的吗？

任何用党派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的人，都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真正的意义何在。

澎湃新闻：

涉及到史观方面呢？

王树增：

毫无疑问，我是唯物史观。

核心是人民创造历史。

没有全民族的不屈服和全民族的精神不倒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我刚才说有伪军也有投降派，我书中有这样的表述：

连日本人都知道，伪军、投降派和和中华民族的总体比不成比例。

日军打到武汉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我去台湾“中研院”交流，一开始拘束，后来就聊天喝高粱酒，辩论起来，后来对方说咱俩不要辩论了，我们的史观不一样，你是唯物史观，我是唯心史观。

在台湾几个大的书店，我的书都排在显著的位置。

我一个共产党人写的《长征》在台湾卖得很好，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只要站在这个民族的立场上、民族正能量的立场上，凡是中国人都是能够接受的，哪个中国人不想让这个民族兴盛起来。

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中）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右一为美国总统特使、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

中国党史网图

澎湃新闻：

时隔七十年，我们有很多维度看待抗日战争，比如学术上、情感上、政治上的维度，很多时候这三个维度会纠缠在一起。

你在写《抗日战争》时，怎么处理三者的关系？

王树增：

写史无疑要理性为先，但是我又在我的理性中参杂了很多感性成分。

我想这种感性成分是十分珍贵的。

政治上我没有问题，史观上我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年龄在这里，我的世界观已经定了，我的政治立场也很坚定，这没有什么问题。

说到当代中国精神的问题，我说抗战在我心理的一座精神丰碑就是三字——不屈服。

用我的话就是给精神补钙，骨头不能软呀，缺钙可不行。

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这样的追求。

只要精神不倒，这个民族就不会垮

澎湃新闻：

你认为中国八年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王树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有这样的韧性、忍耐力。

其实还可以往前推，从1931年到1940年是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侵略，这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时候，中国是孤立无援的。

历史不能回顾，回顾起来是一个很辛酸的事情。

无论这个民族多么苦难，都不能将这个民族置于死地，这个民族的生存能力极强。

就跟我们的东北抗联一样，我们要记住东北抗联，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在东北老林里怎么活下来的。

澎湃新闻：

作为军人感受更深？

王树增：

作为军人作家，写作过程有两个强烈的信念支持我：

在民族危亡面前，军人赴汤蹈火是天职，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够为当代军人提供一种血性的精神气质。

澎湃新闻：

我看你的书经常被一些细节打动，很悲愤，难过，你在写的过程中有类似体验吗？

王树增：

有一个细节，在西贡，一个华侨办了一个小旅馆，旅馆里住的几个中国妓女和老板商量，一个礼拜选一天房费半价，然后他们把这天赚到的卖身钱和房费八千块钱全部寄到前线。

我写了一句话写不下去了。

我说这些妓女是社会中最卑微的人。

但我紧接着加了一句话，我说最卑微的中国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也卑微。

自尊二字实际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维护住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影像。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张治中（右二）、马歇尔（右一）。

中共党史网图

澎湃新闻：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的投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援助”，你如何看？

王树增：

即使没有原子弹，即使没有苏联对东北出兵，战争可能持续很多年，但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屈服。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反侵略战争赢得胜利是必然的，这一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论述的很清楚了。

十四年或者八年的抗战已经证明这个民族是要抗战到底的。

没有他们的参战，也许会打得更久，但胜利绝对是属于我们的。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你就会认识到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按我们当时对日本的国力分析，能撑两年，到最后日本的丙级军团已经参战了。

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这么大的战争，他真耗不过我们。

澎湃新闻：

写这本书需要准备很多，介绍下去日本、台湾找资料的情况？

王树增：

我去日本外务省查一些最原始的档案，基本想看的我也看了，有的是他们从档案馆拿出小木盒子看的原件。

看档案，主要是为结合日本史了解日本这个民族，你不能简单的说日本侵略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为什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或者需要，他发动二战实际上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想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他和中华民族性格有何不同，其实更深层次的冲突是文化冲突。

这个冲突是怎么形成的，正好我写过近代方面的历史，那我就从明治维新开始梳理。

我觉得研究这个比具体的战役重要。

到台湾的目标就是收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资料，实际上国民党还有海军、空军的资料。

另外，研究一场战争，你还得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工业状况、财政收入状况，这种都是资料，你全得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