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总结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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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总结2
现代文学史总结
一、名词解释：
“激流三部曲”：
1931年巴金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家》，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是巴金前期小说创作的最高代表。
《家》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
按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的书——旧家族的命运以及旧家族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
京派：
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
作为强调宽容、审美、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虽然没有发出左翼文学那样嘹亮的时代音符，但继承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倾向，忠实现实，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于政治与商业的功利之外，不过并没有缺失诚朴、正直和对现实、历史、文化的是非观念，它们描写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描述之中，不断吟唱出民族忧患的凄婉曲调，都是京派文学民族理想的典型表现。
朱光潜、沈从文是他们在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主要创作特点是：
以小说、散文为主，描写中国乡村的风俗人情，针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加强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各种因素整合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独特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形态
海派：
是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有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得先锋意识。
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最具代表性的是“新感觉派”。
海派文学具有世俗化、商品化倾向，性爱的描写是一种主要时尚，注重形式的创新，他们既认同都市，也批判都市造成人的异化，批判机械文明对人性的压制。
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出现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并发展至鼎盛与独立。
“新感觉派”的说法是左翼文人给的：
1931年，楼适夷在对施蛰存的意识流魔幻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提出。
新感觉派较多的受到了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
他们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提倡文学要以快速的节奏，特殊的表现为基础，以理想的感觉出发进行创作。
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过时，强调直觉与主观感受。
但事实上不仅如此，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还多受弗洛伊德与显尼志勒（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影响。
刘呐鸥还受到法国新感觉派保尔·穆杭的影响。
革命文学论争
“两个口号”的论争
按照茅盾的说法，“国防文学”是周扬、夏衍等人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的一些刊物和第三国际代表王明的文章照搬过来的。
在当时情况下，是适应抗日救亡要求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胡风在鲁迅授意下提出，以补充“国防文学”在阶级上的不明确性，但是又在文中没有提及鲁迅的名字和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有意无意的曲解了鲁迅的意思。
两个口号的提出是有必然联系的，也有合理性，其实可以并存，但是阐释得不明晰导致两派互相攻击，加剧了鲁迅胡风和周扬等人的矛盾，也混杂进托派捣乱，使“左联”问题更尖锐。
为挽回影响，鲁迅抱病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
最后，由冯雪峰、茅盾、郑振铎通力协作，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21位主要作家签名，标志两个口号的论争逐渐停止。
“主观战斗精神”
核心是强调创作主体对创作的主导力量。
胡风有意识地把眼光从作品反映的对象转向创作主体，思考的重心由文学-生活的关系向作家-生活的关系倾斜。
在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中，他认为客观对象在创作主体面前，自身只是一种存在，并不具有优与劣的性质，“客观对象在没有进入人底意识之前，是不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存在’，但成了所谓的‘创作对象’的时候，就一定要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创作’”，作家的主观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他提出了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什么都可以丢掉，惟有主观的战斗精神“却是无论冒什么‘危险’也都非保留不可的”。
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的另一个理由是，在他看来，作家所面临的客观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活的人，活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他特别强调要表现对象深层潜伏着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表现出“客观对象的本质的活的内容”，而要把握这种活的生命状态，就要求主观对客观的突入与搏斗，这种搏斗不能是随意的、局部的，对于作家来说，必须以自己的整个身心与客观对象的整体对话，才可保证作品获得应有的“力感”与“活性”。
左联：
课本p403。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
标志着左翼文艺运动称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有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鲁迅、冯乃超、沈端先等七人为常务委员。
以1931年为界，划为前后两期，36年解散
新歌剧
革命浪漫谛克课本p381。
30年代初期，蒋光慈、洪灵菲、阿英等人的文学创作多是由于私人的痛苦而导致抗争的故事。
对具体的革命认识弱，对自我的情感体验深，贯穿着一道诗意的潜流，跟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相通，又受到日本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非常显豁的暴露了特定的社会现实和革命理想之间的裂隙。
革命文学用“想象的逻辑”、“光明的尾巴”使它们介入现实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镜中之行。
32年被瞿秋白批评。
《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体现了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歌剧运动结出的丰硕成果。
是在民间流传的“白毛女”故事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
最初表达破除迷信的主题，后经过“鲁艺”文艺工作者的不断创造，最后集中表现农民和地主阶级斗争，以淳朴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喜儿的命运变化，写出了新旧社会中穷苦人的不同遭遇，揭示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
七月派:
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其理论具有独异的个性。
1937年9月11日，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创刊于上海，七月派正是因《七月》杂志而得名，也是七月派创建的一个标志。
1945年1月胡风主编《希望》杂志。
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流派。
代表作家有：
胡风、艾青、田间、萧军、萧红、丘东平、端木蕻良、绿原、路翎、牛汉等。
七月派最大的理论贡献是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建设以及路翎的小说创作。
七月派理论主张是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总方向）。
要求创作生活与实践生活有机统一，作家和民众广泛结合，这是现实主义的生命所必需的；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
这是七月派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提出高扬作家“主观战斗精神”这一著名口号；审美追求上，充满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
雨巷诗人:
指戴望舒。
1928年8月，《小说月报》发表其成名作《雨巷》一诗，享誉一时，获“雨巷诗人”之称。
第二辑《雨巷》是从新月派诗向现代派诗歌的一个过渡。
《雨巷》诗戴望舒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诗歌描绘了一幅梅雨时节江南小巷的阴沉图景，借此构成了一个富有浓重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
戴望舒在此把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形式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融合在一起,富于音乐性。
“讲话”：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毛泽东在会上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做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发表后，无论在解放区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中央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
《讲话》所代表的文艺路线逐渐取代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成为建国后文学的基本路线。
经过学习贯彻《讲话》和延安文艺整风，促使解放区乃至现代文学思潮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突出的表现是：
进一步批判了“人性论”，促使“人的文学”转变为阶级的文学；进一步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促使“美的文学”转变为政治的文学；批判“暴露黑暗”和“还是杂文的时代”，使得“启蒙的文学”转变为讴歌的文学。
孤岛文学：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但当时日本并未向英法美等国宣战，因此，从1937年2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租界成为日军侵略洪水中的“孤岛”，一些作家在此进行文学活动，史称“上海孤岛文学”。
由于“孤岛”直接处于前线，热烈的抗战宣传和内在的封闭压抑并存，又继承了30年代都市文学的现代主义实验、洋场风貌和讽刺笔调，外部环境受战争破坏较少，所以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其中以戏剧活动最为广泛，小说创作成就最高，散文、杂文创作也有收获。
二、问答题：
1谈谈文学革命论争中太阳社、创造社的错误及其主要原因。
2分析巴金《寒夜》中曾树生的艺术形象
《寒夜》是巴金的一部呕心沥血的充满爱心之作。
巴金因为此书的善于“掘发人性”而深感自豪，在此书中他发掘的人性的秘密。
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曾树生是小说中刻划的最有深度的人物，性格复杂，争议较多。
她虽已34岁了，但看起来依旧年青。
新婚不久，她和丈夫在上海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迁居重庆后，情况逐渐恶化。
1944年是最糟的一年，日军猛攻湘、桂两省，逼近重庆。
树生在一家银行当秘书，薪水比丈夫高，社交生活也比较活跃。
她思想开放，有充沛的活力与汪文宣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追求生活中的享乐、自由和幸福。
她爱汪文宣，却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机的生活方式。
丈夫的贫病懦弱，婆母的恶语中伤，儿子早熟与沉默寡言，使这个家时时笼罩着令人窒息的衰败死亡气息，使她内心充满压抑与恐惧。
在年轻富有健康的陈主任的诱惑面前，面临感情和道德的折磨，出于求生的本能，最终还是无法抗拒的选择了个人意义上的幸福。
巴金在这里继续了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的话题，使曾树生的形象带上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
曾树生的选择没有恪守传统道德对妇女的规定与束缚，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一同殉葬，做无谓的牺牲品。
因此她的出走也与“娜拉的出走”不同：
“娜拉的出走”所承担的是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功能。
而树生的出走是一个深处囹圄的女性对自己的理性解救，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尽管这种选择包含着无穷的辛酸与痛苦。
巴金笔下的曾树生形象不同于他早期的那些女性（梅小姐、瑞珏、鸣凤等），他一反过去那种古典主义的女性观，在曾树生身上表现出一种反传统反道德、重自我的现代女性道德特征。
从整部小说的阴霾的氛围中看，曾树生是带给这个漫漫的漆黑长夜的唯一一线光亮。
▪4简析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的艺术特色。
《月牙儿》的人物形象：
小说以“我”的独白的方式进行叙事，写出了母女两代人相继沦为暗娼的悲剧。
A散文式的笔法。
将母女命运悲剧的主要枝叶省去了，节取了一些事实。
省去生活的细节，戏剧冲突激烈的情节。
注重心理的精细刻化。
以主人公“我”的眼来观察，以“我”的心去体味，注重人物内心感受。
B歌哭般的调子，总体格调是抒情性的，带有倾诉的抒情，低徊，沉郁，压抑的感觉。
优势不在于性格分析与叙事，缺少细节描述。
C（3浅析老舍的《月牙儿》中“月牙儿”这一意象在小说中的运用及其审美意蕴。
）残月，悲凉的意境，无满月、暖月，弱小冰凉，渲染气氛，“月”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物的命运遭际，痛苦、凄冷、死亡、孤独相连，将审美情感物化，成为抒情寄托的象征物与凝聚点。
5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上看，老舍的《月牙儿》与《骆驼祥子》有着怎样的内在精神联系？
《月牙儿》在反映底层人物的挣扎与沉沦上与《骆驼祥子》的人物精神内核一脉相承。
纵观老舍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可见其创作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传统文化的反思。
老舍拒斥与嘲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却颂扬和眷念传统文化的优质，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方式具有现代眼光和超前意识。
在小说中，老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濡染而成的、体现于小市民身上的老大中国的种种劣根性予以了批判，显示出一种叛逆儒学传统的姿态。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坚持不懈反思民族传统、以文化批判意识著称的杰出作家。
（二）乡土气息的弥漫。
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以北京市民社会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被称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
他的小说世界虽不乏济南等其他地域民俗风情的穿插，但“京味儿”却是老舍小说的特色所在。
对传统礼仪民俗的关注和思考，是老舍怀乡恋土的重要内容。
虽然对传统礼仪文明中销蚀民族性格的面子观念、排场心理、繁褥礼节和忍让哲学等不无抨击，但却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又把北平淳朴的人情礼仪呈现得诗意葱笼摇曳多姿。
（三）幽默风格的凸现。
老舍是现代小说史上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在老舍的小说中，很容易找到狄更斯似的俏皮、讽刺和康拉德似的新奇叙述方式，而果戈理、契诃夫那“含泪的笑”的讽刺艺术和福楼拜、莫泊桑小说的悲剧味亦有影响。
老舍的幽默以悲喜剧交融的形式、讽刺与抒情渗透的方式，取得了“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的艺术魅力。
《骆驼祥子》的悲剧意蕴：
社会悲剧：
造成祥子悲剧的主要原因正是把“人”变成“鬼”的社会。
精神悲剧：
这部小说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刻性，它表现在对祥子自身悲剧命运主观因素的发掘，揭示了祥子的思想局限与心理弱点。
性格悲剧：
祥子善良正直，乐于助人，自信自尊，鄙弃一班洋车夫的沦落，而与虎妞的婚姻、小福子的恋爱却映现了性格的软弱无力。
祥子的悲剧植根于中国市民文化的土壤，他的种种信念、行为都触及到了国民性的弱点，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这是作品在艺术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6论述萧红《呼兰河传》的文体特色。
《呼兰河传》活画出一个地道的北方封建乡镇：
沉滞保守、男尊女卑，人们精神麻木、愚昧残忍。
1、诗化的小说文本
几乎从一开始，萧红就突破了小说环境、情节、人物的常规模式，以不拘格套的才气创造了她自己独特的文体：
诗化小说。
2、情节上，打破传统小说的格式，不集中描写一个人物，不讲究情节的连续完整，采用散文化的艺术结构。
3、叙述方式上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重点运用与儿童视角使叙事更显透明澄澈，不受羁绊的率性表达带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4、语言的陌生化。
套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5、作者还善于风俗画和自然风光的描摹。
写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宛如在读者眼前展开一幅幅关于北方乡镇的凄清婉丽的风俗画，极富乡土气息。
写北方的大风雪，天寒地冻的景象，火烧云的变幻多姿，生动有趣，鲜明的地方色彩也为小说增添了不少诗意。
7简析《边城》中翠翠的人物形象。
边城人性美理想：
翠翠，是全书之魂，大自然的女儿。
她天真纯洁，毫无心机，追求毫无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
翠翠是老船夫心中的一个“太阳”，“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很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
翠翠是一个自然之子。
代表着天地自然之精华，是青山绿水养出来的，她的眼睛像水晶，非常透明，清澈，没有一点杂质、邪念。
她象一只小兽物，一头黄麂，以小动物的眼睛来看世界的，这个生命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似乎与人事没有一点关系。
翠翠的形象不仅提供给读者一种典型的湘西生活样式，更是作者一向所崇尚的那种美丽的让人忧愁的境界的营造。
同时，翠翠是作者美的理想的化身：
从外表到内心皆美好无比，她恬静、温柔、纯净、忠贞，简单而执着，充满古朴之美。
女性形象的柔美无比，映照了湘西边城的恬淡自守的生命样式。
8简析《边城》中男性形象的特点及其内涵。
唤起民族的血性：
《边城》中的男性美书写以天保、傩送为代表。
男性身上要体现作者赋予人物的湘西精神，雄强进取，诚实、勇武，不驯服，有血性，表现了原始的蛮力。
苏雪林说：
这种湘西精神的书写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
”
9论述新感觉派的艺术特征。
作为独立、成熟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作家在思想、艺术追求上显示出一些共性化的特征。
但他们在艺术上的探索更为引人注目。
其一,他们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
都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史的重大事件，中国现代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都市既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所，因而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同时又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方翻版，成为罪恶与堕落的渊薮。
新感觉派的小说更多地依托都市作为商贸金融重镇的特征来写作，充分展示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一面，以及陷身其中的人们的躁动与迷茫。
作品流露出浓郁的人生的漂泊感、厌倦感和无奈的叹息。
作家通过小说人物悲剧性的都市生活感受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群对于都市生存的焦虑体验。
其二,着力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集中揭示人物精神状态的复杂性，刻划双重性格。
新感觉派作家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波动，从无意识的角度去剖析人物，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性欲本能的角度为人物的行为寻求深层心理学解释。
他们还通过描写人物的变态心理与变态行为，展示其心理性格的矛盾冲突，从而塑造具有双重性格特征的复杂形象。
施蛰存的《将军的头》、《鸠摩罗什》、《石秀》将对人性的探究推进到隐秘幽僻的潜意识、无意识的生命本能层次，不无新意颇有深度。
其三,新感觉派小说在表现形式技巧方面也有不少新奇巧妙之处。
心理——感觉化的叙事方式：
在他们的小说中，对人的心理透析和感觉临摹代替了经典现实主义艺术对典型环境的刻划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让人物心理感觉的变幻和意识绵延取代情节故事的展开，打破现实时空的界限，实现现实与幻觉、过去与未来的叠合交融。
开放式的叙事结构：
新感觉派小说常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来结构小说，使其组织构造更多地呈现为横向组合的形态而非纵向连缀的形式。
新奇的语言形式：
他们强调语言对感觉印象世界的再造功能，要以出人意料的组合方式和技巧来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造成新颖不俗的艺术效应。
为此他们发挥奇异的想象，对客体对象实施大胆改造，使之具有人的生命感觉。
新感觉派小说语言辞格丰富，讲求修辞的美学效果，通感与比喻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法。
10谈谈戴望舒的现代诗在五四以来的诗歌史上的地位与成就。
戴望舒被称为“现代派”诗人的“诗坛的领袖”。
著有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等。
从历史考察可知，五四以来的新诗是相对于旧诗而言的，旧诗在内容、格律、形式、用典等方面都有着苛刻的要求。
五四时期胡适率先倡导新诗的创作，他在《论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
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作诗如作文”。
一是打破诗歌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
二是以白话写诗。
提倡“诗体解放”及“诗歌的散文化”。
创造社的大师郭沫若的自由体诗，《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彻底冲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束缚，在胡适新诗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和成功实践。
但后来的诗人的追随与模仿，使新诗的创作过渡散文化，使诗歌失去了为诗的特质与美质，损伤了诗美。
30年代的现代诗派在戴望舒的倡导下，1927年所写的《雨巷》已经显示了由新月诗派向现代派的过渡，被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的首领”。
戴望舒的诗歌继承了五四白话新诗的优点――自由，与格律诗的长处――诗美，提出诗的韵律是内在的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而不在字词之间，以诗的情绪的节奏完全代替了字句的节奏。
这就既避免了五四新诗的过渡散文话，又避免了新月诗派对于诗歌韵律的近于苛刻的要求，是对新月诗派格律诗的扬弃。
并开启了后来以艾青为代表的散文入诗的先河，40年代，艾青将散文入诗发展到了极至。
后来的诗集《望舒草》更是确立了以散文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诗体。
11谈谈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思想成就。
在题材选择和主题的开掘上相当深刻。
揭露了典妻制度给女性（母亲）带来的严重精神戕害。
小说不仅描写了农民物质生活的贫困无告，丈夫与孩子的苦难生活，更着力于描写女主人公的心灵痛苦（精神痛苦），悲剧的女主人公被典当至李秀才家，物质生活比往昔多有改善，但精神上却在忍受着苦刑。
小说贵在抓住了一个母亲对有着两个不同父亲的孩子的爱（春宝、秋宝）来开掘主题。
神圣的母爱被两个不同姓的男人肢解成了两半，在春宝与秋宝之间不能两全，每一半都使她绝望，她是连奴隶都不如的奴隶。
如果说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是怀着被阎王锯成两半的恐惧而死的话，可以说，春宝娘是在有生之年于精神上已被一贫一富两个男人执行着惨不忍睹的锯刑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继鲁迅的《祝福》之后的反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血泪生活的又一力作。
柔石把他的叙事触角伸展到个人命运的内核，触摸到生命内质中最脆弱的部位。
男主人公：
那个既没有力量活又没有勇气死的男人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
每一次出现,都给他的妻带来痛苦和屈辱。
这男人在贫穷中放纵自己的堕落，他在堕落中获取快感，转嫁生活的负担，忘却人生的苦难。
“典妻”是为了拯救谁?
“典妻”是自愿的还是被强制的?
他为自己对妻子的冷漠和绝情有过负疚吗?
这一系列关涉到个人伦理道德的问题才是柔石想要探讨的关键问题。
女主人公：
春宝娘的情感归属何在?
在小说的题目中，作者强调了“母亲”。
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引发女人痛苦的不是“性爱”，而是“母爱”：
这里,女人想留在秀才家的情感前提，既非生存的需要，也非性爱的渴求，而是对两个儿子难以舍弃的母爱。
但是，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愿望，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愿望（作者也没有让她把这种生命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生命愿望中），柔石在这里探讨了个体生命怎样在自身的欠缺与生命愿望的不平衡中受难。
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而言，柔石创作的意义在于：
当“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叙事成为时尚时，革命的主题实际上遮蔽了对人本体的关注柔石小说叙事的难能可贵就在于：
柔石更深切注目着的是个人命运的处境、个体在现实重重围击下的伦理困境。
他听从了自我生命的本真感受，关注人的生命深处的呼唤，使得小说叙事真正成为作家内在生命经验的提取。
12艾芜《南行记》写了些什么人物，这些人物有什么特点？
《南行记》写了一群商贩、流浪者、强盗、小偷、走私犯等底层人物，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江湖世界。
以独特的眼光在这些人物野兽般的人生外壳中，剥出珍珠一样的内核，也因此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
归纳起来，小说集《南行记》中的人物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其一、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可靠收入而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下层劳动者。
其二、被生活重压挤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
其三、流浪者。
其四、那些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蹂躏、敲诈勒索之下默默地承受命运摆布的人。
艾芜真实地描绘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内心，从深深的同情出发，写出了他们的豪爽和善良，也写出了他们的落后思想。
如《松岭上》的白发老人，当然值得同情，然而他却把烂布扯成线，充好货卖给乡民。
即使写美好的一面，也只是一种自然的秉性，而非有什么高尚哲理的支配。
写出人物心灵的复杂性，这是艾芜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然。
艾芜笔下的人物是一种位于历史边缘的非存在。
他们丧失了现实社会世界中文明人的身份系统，是一种对一切身份、文明体系所发出的独立宣言。
没有什么法律是神圣的，神圣的东西就是个体存在的本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江湖世界的存在,就是对正常的社会及其秩序的挑战。
强大的生命力。
江湖需要勇气作支撑，他们笑傲江湖，视凶险为常事，视痛苦为快乐。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也许不过走到底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却不改初衷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追求存在之为存在的不可动摇、无畏前行的力量,使艾芜的《南行记》中洋溢着一股不惜一切的赌徒式的激情。
这种“赌徒式的激情”，使生命在与他者搏斗、抗争的过程中彰显出“不顾性质”的飞扬恣肆、热情动荡的强大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中,有的只是一律平等的江湖人。
杨大哥、寸大哥、老朱、老三等人之所以宁做飘泊、流浪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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