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床头捉刀人看魏晋风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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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床头捉刀人看魏晋风度

从“床头捉刀人”看魏晋风度

　　[摘要]从“床头捉刀人”典故可以看出魏晋风度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基于形超于形的人格审美。

魏晋风度人格美直接影响、决定、培养了当时文学和绘画、雕塑、书法等其它所有艺术的审美走向；人格之美正式开始成为当时的审美核心。

魏晋风度的人格之美，并非仅仅是美的一种，并非是与艺术美、自然美等等并列的美的一种。

与其是说是“人格之美”，不如说是“唯有人格才有美”。

魏晋时期的审美中心，就在人格，而其它审美不过是人格审美的推演。

　　[关键词]魏晋风度形神人格审美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15.052

　　“风度”这个词，是从人格意义上说的。

对人格之美的向往、追求和评定，在历史上数魏晋最突出。

“魏晋风度”，几乎成为人格之美的代名词。

后人曰“宋人之道学人品，晋人之风流才情”[1]，魏晋风度是与宋明理学相提并论的。

后人讲人格之美，无不以魏晋风度为宗；后人之人格之美，也没有再超出魏晋风度。

本文试从“床头捉刀人”典故说起，分析魏晋风度，以及魏晋风度和当时其他艺术的关系。

　　《世说新语•容止》14（以下凡书用《世说新语》，只标品目，不标书名）：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

既毕，令间谍问曰：

‘魏王何如？

’匈奴使答曰：

‘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2]

　　此即“床头捉刀人”典故。

曹操要见匈奴使者，想在政治上达到震慑匈奴人的目的，但自以为外形鄙陋，便请仪容清雅的崔琰冒充自己，自己则假扮侍卫，捉刀立于旁。

然而，捉刀当侍卫的曹操却掩盖不住一股英雄气，被匈奴使者品定为真正的英雄。

曹操雄霸一方，魏晋的基业由他开创。

匈奴使者见曹操的时候，曹操已从一般的诸侯，做到大汉的丞相和魏公，最后被封为魏王，这时的他，功成业就，自然有一股掩盖不住的英雄气。

匈奴使者来此，当然也知道魏王是当世英雄。

然而，匈奴使者并不认识曹操，他评眼前的这位“魏王”雅望，评“床头捉刀人”英雄。

他所依据的只是人的外貌形象。

　　从这里可以看出：

　　第一，“风度”首先是指一个人可以被他人所观所感所闻所对话的外貌言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举手投足。

它是他人能够直接感受和接触得到的具体的“身体”外形，而非抽象的学问、道德、功名、成就、思想、艺术、作品，这是它的最大特点。

匈奴使见魏王曹操，是面见，他所能直接感受的，是这个“魏王”和捉刀者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而非他们的功业地位、思想学问、文学修养。

而他品定这两人分别属于何种风度，正是凭借这两人能被他直接所观所感所闻所对话的外貌言行。

在这里，品评英雄的基础，并非魏王的身份，并非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功业，并非横扫天下的军事才华，只能是直接一面的所见。

　　其次，“风度”，又绝对不能仅仅是直接可观可感可闻可对话的外貌言行，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可以直接感受的“身体”外形里所透出来的“格”、所透出来的“气”、所透出来的“韵”、所透出来的“神”、所透出来的“度”、所透出来的“风”、所透出来的“味”，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最为抽象、最不可捉摸、最不可言说、最无章法可循的人的精神，才是风度的真正意义。

人物品定，就是通过直接面对和感受被品者的外貌言行，从外貌言行中品味出这些抽象的“神”“气”、“韵”“味”、“风”“度”，从而品评出人物精神属于何种风度。

“风度”并非是指外在的身体形态，但又离不开身体形态。

　　可见，魏晋风度的本体由两个要素组成：

一是个人的外貌言行；二是通过外貌言行所透出来的“神”“气”、“韵”“味”、“风”“度”。

二者不可分割，“神”“气”、“韵”“味”、“风”“度”基于外貌言行而又超于外貌言行。

这就是风度的“形神关系”。

从表现上来说，“风度”的中心就是“神”，“神”似乎就是风度的目标。

但是，这种“神”不是可以离开“形”而单独存在的“神”，而是形本身带来的神。

形并不是神的手段，而是神的本体。

神不是随意栖息的灵魂，而是形本身所具有的。

先有形，再有神。

神超于形但基于形，离开“形”单独存在的“神”，并非魏晋风度追求的。

因此，确切地说，“神”本身并不是目标；“以形传神”才是目标，才是魏晋风度的真正核心。

　　一般都认为，魏晋风度是“人的觉醒”或者“人的自觉”。

这里的人应是指人之个体。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象征和代表。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说：

“在墓室的砖画上，‘竹林七贤’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

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胜利表现。

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

人们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顶礼。

是人和人格本身，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3]从这里可以看出，个人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才构成魏晋风度，而人的功业、节操、学问，不构成魏晋风度。

因为才情、性貌、品格、风神，是在对人之个体的直接观感中得出的，而功业、节操、学问是在当世社会的价值体系中体现出来的。

在魏晋人看来，不需要通过当世任何社会价值体系，完全通过对个人的直接的观感得出的，才是个人的内在的精神，才构成风度；需要通过当世社会价值体系评判得出的，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构成不了风度。

功业、节操、学问这些价值，魏晋时代的人并不否定它们，只是在它们都是外在的普世的价值，入不了风度。

所以，魏晋风度“人的觉醒”、“人的自觉”是人之个体的自觉，人之个体的觉醒，。

　　魏晋风度这种对个人人格的审美对当时艺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点上：

一形神关系成为艺术审美原则。

二、追求艺术的自觉。

　　首先从文学来看。

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必然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但文学的目的并不是仅限于理解语言本身，是依于语言而又超于语言。

这就是文学中的“言意”关系。

在这里，语言是形，文学所要表达的目的是神，言意关系其实就是“形神关系”。

而“形神关系”状态所达到的“风度”，就是文学上“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境界。

其次是，绘画、书法和雕塑（雕塑艺术主要集中于北朝，故本文这里不论）。

这些都是造型艺术，其“形”就是笔法、色彩、墨色、布局、走势等等我们直接可观可感的外形。

而造型艺术的目的是以形写神，达到“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于造型艺术，就如“风度”于人。

　　可见，“风度”也罢，“言不尽意”也罢，“气韵生动”也罢，都是一样的，都是形神关系所达到的一种状态。

人物也罢，艺术也罢，其核心就是“以形传神”。

　　当文学艺术的原则要求为“以形传神”，也就是“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气韵生动”的时候，如何做到“以形传神”，如何做到“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如何做到“气韵生动”，就成为一种自觉的探索。

这种探索是对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自觉探索，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文的自觉。

”这是魏晋风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之二。

　　魏晋被称为“文的自觉”的年代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关于这个“文的自觉”，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说过：

“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

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

”[4]但是“文的自觉”最早是就文学方面提出来的，首发者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提出“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同，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提到的“气”是天赋的才性，人所禀的才性不同，所表现出的文学创作个性也不同，譬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琳、?

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应?

`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

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5]同时文学文体自身的特点也得到关注，“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6]。

文学的地位也得到极大推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使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7]由重人而把文学推到不朽的位置，这是前所未有的。

　　《典论》中出现的对文学创作个性的探讨，对文体自身特点的探讨，对文学地位的探讨，都是对文艺自身规律的自觉探讨。

　　其次从绘画和书法来看。

绘画和书法的“形”，集中于线条上。

“以形传神”，重点在于线条的运用。

南京西善桥出土的东晋墓室砖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图》就通过优美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人物飘逸宽大的服饰、洒脱不拘的举止、恬静清逸的相貌。

而作为纯粹线条的文字，就是在魏晋才真正自觉成为书法艺术的。

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所说：

“魏晋的真、行、草、楷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上多种多样，错综而又富于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诸帖在今天看来，都是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8]魏晋书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在同一书体几乎是后世不可超越的。

魏晋时期的书法名家，是后世的永远宗师。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魏晋风度人格审美并非一般性地影响了其它艺术审美；魏晋风度人格美直接影响、决定、培养了当时文学和绘画、雕塑、书法等其它所有艺术的审美走向；人格之美正式开始成为当时的审美核心。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从人格审美对这些艺术审美的决定性影响可以看出，严格来说，魏晋风度的人格之美，并非仅仅是美的一种，并非是与艺术美、自然美等等并列的美的一种。

与其是说是“人格之美”，不如说是“唯有人格才有美”。

魏晋时期的审美中心，就在人格，而其它审美不过是人格审美的推演。

　　当然，这一切都因为魏晋风度神超于形而离不开形的形神关系本体。

这形神关系就是魏晋风度人格之美的本体。

　　注释

　　[1]吴从先：

《小窗自纪》，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P20

　　[2]徐震?

瘢骸妒浪敌掠镄＜恪罚?

中华书局，1984。

P333

　　[3]李泽厚：

《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P93

　　[4]李泽厚：

《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P101

　　[5]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P60

　　[6]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P60

　　[7]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文学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P60

　　[8]李泽厚：

《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P106

　　作者简介

　　刘晶，女，1984.9出生，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

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训诂学方向。